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 200 万，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娃了？
作者：祁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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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比上年减少200万。而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对2018年出生人口的高、中、低预测分别为2294.3万、2188.6万、2082.4万；对不放开二孩假设下2018年出生人口的预测为1724.8万。
这意味着，现在公布的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比卫计委当时最低预测要少559万，比假设不放开二孩条件下的预测出生人口还要少201.8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梁建章教授认为，“可以预料的是，出生人口在2018年减少200万的基础上，在2019年及以后的年份中将继续快速萎缩，虽然下降速度将有所放缓。这不仅体现在二孩人数，也体现在一孩人数的快速萎缩”。
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娃了？
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陷阱”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难题。面对不断走低的生育率，中国政府近些年试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开始施行的全面二孩，生育率数据作为评判生育政策成效的标准以及判断人口形势的重要依据，每次生育率数据的公布，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2018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758万，二孩占比为51%。2016年的《公报》也有与此相关的表述——根据卫生计生住院分娩活产统计，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为1846万人，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与2016年相比，此次公布的数据少了与生育率数据相关的表述。
▲ 6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在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中，这不是第一次生育率数据缺失。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也删除了“孕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相关数据，这两项恰好是计算总和生育率的必要数据。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看出当局对国内人口形势的担忧。但是面对频繁缺失的生育率数据，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二孩政策”的效果可能远不及预期。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
伴随着生育政策的改变，有关人口危机的话题近几年也得到了不少的关注。但是如果往前追溯，在行政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为1.56，2000年就只有1.22了。
▲ 1950年-2015年中国女性总和生育率数据。 © 网易数读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会后国家卫计委几位领导预计，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200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结果，在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的2015年，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一般来讲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但是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不但低于维持人口代际平衡的2.1，还低于世界银行最统计的2014年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在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2017年，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删除了总和生育率数据。
抛开人口统计意义上的宏观数字，从每一个家庭的生育意愿上来看，或许更能感受到中国正在面临的“低生育陷阱”。2016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一孩家庭中只有20.5%有生二孩意愿，有53.3%明确不想生二孩，可以看出一般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高。这组数据也可以作为例证，截止到2016年8月底，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共有1100多万对，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
然而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是两回事，即使是有意愿生二孩的家庭，实际上生育也不一定真的会发生，所以实际上的出生人口低于意愿生育的数字。
▌开放二孩也没用？
全面开放二孩试图拯救生育率，背后传达的信息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生育率断崖式下降是在1979年计生政策出台之前发生的。在计划生育之前总和生育率从1971年的5.426降至1978年的2.726，八年间，总和生育率下降了50%。而1979年到1989年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由2.753变化到2.350。这或许说明了生育率的下降，除了政策干预，还有其他原因。因此，仅靠开放二孩拉升生育率结果并不乐观。
▲ 中国各省份妇女总和生育率及其差异。 © 《从分化到趋同——世界生育率转变及对中国的启示》
另外一个事实，根据卫生健康委员会刚发布的数据，2017年的新生儿中，二孩占比51%。跟2016年相比，二孩占比升高了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一孩出生率在下降。然而一般人口学上认为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呈正相关，所以一孩出生率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靠二孩拉升生育率不过是强弩之末。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也曾有四个试点地区获得允许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特批，这四个试点地区是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山西翼城、甘肃酒泉。以山西翼城为例，2000年翼城的生育率比全国水平高0.3%，当时全国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相比1985年翼城获特批允许实施二孩政策时，当地与全国的生育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只不过对比其他地方，翼城的生育率下降得较慢。翼城的经验表明，全面二孩虽然延缓了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但对于提升生育率并没有明显作用。
生育率迅速下降，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一个人口问题。有研究者分析了世界生育率变动的历史轨迹，发现虽然世界各地生育率发生转变的时间不同，速度不一，但是世界范围内生育率总体处于下降趋势。
全面二孩政策实际上也属于计划生育范畴之内的一种政策安排，在世界生育率总体下降的趋势下，仍旧延续计划生育政策实在是落后与野蛮。而且在计划生育实施之时，总和生育率就已经减半，在此基础上施行计划生育，可能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未能分清人口数量大和人口增长快之间的区别。
从权利的角度来说，生育乃是人的天然权利，本来也没有理由去限制。现在社会上呼唤放开生育的声音也很高，长远看，取消对生育的限制是必然趋势，但官方对此仍表现很犹豫，有人认为是担心过快的转变政策意味着承认过去的生育政策是错误的。
▌为什么不愿意生娃了？
一般而言，生育的过程分为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生育观念决定了生育行为，现代社会普遍不愿意生娃的原因，首先是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观念受经济、社会文化、现实环境多种因素影响，而在中国则多了一条影响因素，强制的行政命令的限制也是导致生育观念转变的重要原因。
在自然生育阶段，每家有5、6个孩子也很正常。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7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基本上为后来几十年的人口政策定下了调子。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当年提出了“晚、稀、少”的宣传口号，也就是提倡晚婚、延长生育间隔时间、减少生育子女数量。
▲ 1997年，中原农村的计划生育标语：“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 马宏杰 / FOTOE
70年代末计划生育开始施行，自此中国就长期坚持一胎化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家庭大多把一胎化看成正常的生育标准，农村也向城市看齐，大多也只要一胎。在整个70年代十年间人口政策的宣传、引导，以及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下，人们已经舍弃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而人口发展趋势具有很大的惯性，所以现在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也很难扭转如今的生育观念。
不愿意生孩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昂的养育成本，这让“生得起、养不起”几乎成了社会共识。根据艾瑞咨询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图谱，经济压力和抚养孩子时间成本是中国家长不考虑要二胎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超三成家庭每年教育支出超过6000元，近两成家庭投入过万。其中，一线城市超三成的家庭每年教育支出超过万元。
可以拿出数据估算的，来自于教育支出的显性成本，对于因为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而造成的隐性成本还无法估算，而为获取教育资源付出的隐性成本或许并不比显性成本少，比如学区房。
根据另一项数据，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5001元到20000元之间的家庭想要二胎的比例最高，达到了47.1%，而平均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家庭，想生二胎的比例则低很多。然而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恐怕是不现实的。
而在“养不起”之前，“婚不起”似乎是更为严重的问题，面对高昂的结婚成本，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对于女性而言，婚育往往在她们工作、升职、加薪等关键时期，这也让她们在婚育的时间选择上多了一层顾虑。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05-2015年，全国结婚年龄呈现推迟趋势，在20-24结婚的群体占比从47%下降至26.3%。这样慢慢就形成了晚婚晚育的局面。
这些高昂的成本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像压在他们肩头的石头，如果不推掉这块石头，婚育对他们来说永远都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于那些因“养不起”而对生育有诸多顾虑的年轻人来说，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医学和社会服务，例如生殖医疗服务、母婴保健、公共保育、托育服务，让他们体面的负担得起养育的职责，这或许是提升生育率更为行之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