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孩子，到我们的孩子们。
1978年，动荡慢慢安静下来，中国的教育也随着恢复整顿和体制改革而进入了启动、更新的阶段。随后40年，成就斐然，批评亦伴随其中。
无论批评声如何尖锐，一个共识从未被挑战——知识改变命运。即使时有“读书无用论”被提及，也只是对于目前教育体制如何衔接就业或发展之间的不认同。关于教育的争议从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教育形式、资源分配等其他。社会各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尤其是父母，几乎都将教育视为“阶层再生产”的最重要工具，有人寄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有人则希望自己或子女不至于“往下掉落”。
抛开功利地将教育视为“工具”不说，的确，教育是最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一个话题。其中争议最大的要数“高考”，和以高考为核心的关于应试教育、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
杨东平曾回顾中国的20年“教改”，认为要从根本上反思义务教育的秩序，才能恢复其公益性、公平性。“义务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基础性、保障性的教育，但我们把它变为具有高度竞争性、筛选性、等级鲜明的制度。这种学校制度和变相的学校制度，延续到今天就变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竞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巨大差距和两极分化，是择校竞争的根本原因。”
不止于此，他还认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近20年来，全世界教育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陷入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价值，教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简单工具，成为高度规划的国家产业。在国家功利主义的架构中，迷失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心。教育的经济功能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尤为重要。”（《杨东平：素质教育为何“麻烦不断”？》）
深刻反思教育问题的，还有秦晖。他认为并不存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绝对冲突和非此即彼，“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甚至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意义。应试从来没有作为教育目的，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
要保护教育所带来的创造力，需要有充分鼓励创新的自由环境，又有良好的创新鉴别机制。前者需要社会提供尽量大的自由空间，例如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思想上的自由争鸣等等；后者需要社会成员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而不是盲目陷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中。（《秦晖：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整体上的反思固然非常重要，但数十年来形成的“旧格局”已然难以撼动，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历史推进中，在以城乡户籍为标准的入学判断中，教育资源的区域分配、城乡分配陷入越来越深的争议——在不同地区，人为划分出的有限学位如何分配？发达地区是否有义务“支援”落后地区？以高考为中心的单一考核中，农村教育以及农村学生是否还有“公平竞争”的可能？……
2018年1月，马云曾呼吁将中国贫困乡村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裁并，取代以符合标准的乡村寄宿学校，因为“小规模学校没有活力，老师没有积极性”。但其实，导致现在农村学校数量减少、教育能力弱小的背景之一还在于曾经浩浩荡荡的“撤点并校”，农村学校和村落布局分离，一部分本可以在家门口读书的学生“无书可读”，在对读书空间的“二次选择”中，部分学童转移到乡镇、县城读书。随后是巨大的惯性，乡村开始“教育移民”，形成了目前中国县域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生态：乡村学校学童迁移至城镇，城镇班额越来越大，寄宿学校渐增，学童寄宿渐趋低龄。
“出不去”的孩子留在了农村，有研究者实地调研后发现，学生的父母和老师在教育上却相互推卸责任，家长认为留在乡村的老师是被选拔机制筛选过后“剩下”的，老师则不满于家长的不配合、不通情理。“在实际的教学中，我所听闻的教师反馈往往伴随了消极策略，他们认为‘做多则错’，事不能做满、话不能多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家长抓住了把柄而通报上级。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早已失去了约束，家长和教师渐渐转变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关系。”
跟着父母“走出去”的孩子却也不得不“再回来”。因为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孩子们变成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即使随父母走出去了，也会因为不同阶段的升学考试而返回家乡就读。中国有2.47亿流动人口，受影响的儿童数量是1.03亿，这其中有的是流动儿童，有的是留守儿童，魏佳羽说：“他们其实是一个群体。（有时候）看起来流动儿童是减少了，其实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大多都回农村，成了留守儿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毫疑问是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的，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了父母的陪伴，他们成年之后相比于由父母亲自抚养的孩子，可能在安全感、社会性发展和习惯养成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一些人将城市问题归咎于“外来人口”，认为是他们抢占了城市资源，带来了拥堵、污染，甚至是暴力。陆铭认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以后，他们的消费和社会保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自己的支出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大城市里，高技能劳动者越多，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是会在新增加的消费里多支出服务消费，而大量的服务恰恰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的。
“如果只是通过减少外来人口来控制城市病，那么它解决的问题恐怕还不如造成的问题更多。而且，如果动用行政的手段来让外来人口离开大城市，这些政策必定伴随着将常住人口区分为不同身份的做法，这些做法在本质上是将同样在为城市发展做贡献的人区分为不同的人群，这样的政策思路是与建设文明的城市和消除由身份带来的歧视这样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外来人口减少，城市病就一定会缓解吗？》、《陆铭：一亿儿童的教育迫在眉睫》）
2018年8月，苏州一所民办学校的校舍租约到期，数百名打工子弟暂时被安置到当地一所公立学校，随后一道“隔离门”竖起，有家长认为接纳随迁子女，“打破了该重点小学之前严格‘按学区招生’的传统，让非学区的学生抢占了公立学校的资源”，“这对我们（买学区房的家长）来说不公平”。
这是对流动儿童的一种偏见，认为他们会影响本地学生的学习，但陈媛媛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同一所学校来说，招收流动儿童的比例增加并不会影响该学校学生的成绩。而能否让流动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能否顺利渡过人口红利下降、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的瓶颈阶段的关键问题。
陈媛媛还认为，人口控制政策本身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未来的老龄化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都需要流动人口来解决。如果人为地控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会导致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劳动力的短缺，提高服务业的价格，增加城市生活的成本，进而削弱城市的竞争力。（《陈媛媛：流动儿童不会拉低教学质量，他们也是国家的未来》）
而在“旧格局”之下，关于教育的创新依然如星火般闪烁，随时可能会带来新的变革。有人在流动人口密集处开办了一个“学前班”，为社区流动人口家庭提供急需的育儿支持，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家庭育儿支援操作手册，支持社区里的家庭，为他们的育儿提供支持。有人想把“全面性教育”纳入到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同时培养孩子们交流、协商、做决定、拒绝、寻求帮助等一系列生活技能，让孩子们学会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底线。有人广泛链接社会资源，在学校中推动减防灾教育，以提升孩子们的减防灾意识，而且借此推及到对家长的教育中，我们的孩子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甚至教育创新也存在争议，当那块“改变命运的屏幕”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曾经坐在屏幕前的学生认为这依然是在外部教育资源倾斜的基础上将内部教育资源倾斜，老师的配置、课程的安排、学校的重视程度无一不是如此，它依然是对“旧格局”的一种修补，而非突破。也有同样身处教育一线的老师支持“这块屏幕”的尝试，认为“对于中国的许多问题，难的并不是喊一些漂亮的口号、唱高调以及坐而论道，而是真正为改变现状付出一点心力，诉诸一点尝试”。（《我也上过成都七中的网班，最后却选择离开》、《作为教师，我支持“这块屏幕”的尝试》）
争论依然存在，但改变也一直存在。当然我们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继续去关注这些议题，并且做些什么。促成一次深入的讨论、去某个地区筹备一场乡村夏令营、成为某个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为某个可能会促成教育公平的创新项目捐款……这些看起来小小的举动，也许就让我们的脚步又向前进了一寸。我们已经慢慢长大成人，一起守护着我们的孩子们。
过去一年，这些是我们对于“教育”的部分观察、反思。我们深知议题之宏大，争议之剧烈，但我们也自信，每一次思索，每一步行动，都会让它往更好的方向走去，哪怕更好的方向上会有新的问题，但那是新的问题，一定会有新的解答。而我们的孩子们，也会继续长大成人，继续守护着我们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