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助学、办农场，北川公益组织的十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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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发回忆之前的助学项目，说，“虽然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赋权，但是很少有人感受到什么是赋权。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共事，只是站在一个高地上说，‘咱们要赋权啊，咱们要民主啊’，但是没有和他们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只有我们真正一起做事了，共同去做赋权、做民主的时候，才终于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
高思发还记得雅安地震之后，有公益组织支持当地的居民养了很多鸡，因为没有经验，很多鸡都死了。“在北川（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之一）做过的失败案例，到雅安也一样的失败了。”
2008年汶川地震袭来时，生于1970年代初的高思发在西藏经商。他先是在报纸上看到西藏招募志愿者参与公益歌曲录制的信息，结束了3天的志愿者工作后，偶然的机会又和同伴一起从西藏前往四川，到了北川。地震前，高思发也居住在安县（现在安州区），与北川南北相邻，均属绵阳管辖。
在去往四川的火车上，一行人将团队取名为“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还制定了8条管理规定。5月26日，先遣队第一批共17人开始参与北川漩坪乡安州驾校安置点的1700名灾民的安置工作，月底又前往任家坪参与志愿者服务，发现有些家庭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们在到处都是危房的环境中很危险，于是和村民协商并得到大力支持，共同开始筹备帐篷学校。
6月15日，“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队”更名为“中国心志愿者团队”，这一名称沿用至今。高思发因被选为一线团队负责人，被称为“高队”，直到现在。
紧急救援结束后，救援组织和大量志愿者逐渐撤出，“中国心”的助学活动因为具有持续性，保留了下来，高思发也留了下来。在《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一书中，高思发回忆了自己的生命历程，写道：“现在，大家依然叫我‘高队’。我很为这个称呼感到自豪，因为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 地震后的北川老县城，成为地震遗址。新县城已经迁往南面直线距离二十余公里的永昌镇。
▌做公益做得连饭都吃不起了？
小时候因为父母生病，高思发家里比较贫困，一家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供他和哥哥读完中学。“我非常清楚，读书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读书考上大学从而摆脱命运的羁绊，但至少这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在办帐篷学校的过程中，我对读书在孩子成长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如何维护孩子的权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帐篷学校后期，我们决定将工作重点从原来关注孩子的生存权转向关注孩子的发展权，开始了助学工作。”高思发回忆道。2008年8月15日，灾区各中小学开始全面复课，帐篷学校的使命完成，助学成为“中国心”强力推动的工作。
最早，“中国心”的助学方式是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解决部分生活费和路费，采用“一对一”的经济资助方式。通过“中国心”将有心助学的资助人与贫困家庭的孩子联系起来。
但在资助人和学生家长打交道的时候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语言交流的问题，四川本地方言还是可能造成沟通的障碍。还有汇款的问题，有的乡镇没有信用社，有的家庭离场镇的信用社很远，或是电话、手机因为信号等原因难以联络，有的家长去查一次助学款，摩托车来回的费用要100多元。“这样的问题让资助和受助方之间很难交流，‘中国心’就成为中间方，做平台服务”。
助学的过程还伴随着家访，便又涉及到办公经费。从2009年开始，“中国心”开始收取管理费，作为机构运营成本。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在公益领域全职工作的高思发就有了危机感，“我做全职，我去服务之后，我的费用由谁来出？”
刚开始，有的资助人不愿意交管理费，还希望由自己直接去面对受助的孩子，也因此，“中国心”流失了少量的资助人，但更多的选择了理解与认同。高思发也看到这一过程中的引导意义。收取管理费用反而能体现出一个机构是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中，而不是很艰难地在运营，不能因为“公益”而连饭都吃不起了。
▲ 2015年，“中国心”的志愿者乘摩托车去受助学生家里家访。 © bczgx.org
▌不拍照。孩子们可以打收条，不信你可以去问
2008年，“中国心”还采用非常“古老”的方式发放助学款——孩子手上拿着钱，拍一张照片反馈给资助人，偶尔也会在互联网上公布。十年后，高思发在反思这一行为的时候说：“在打着资助人旗号的志愿者团队面前，儿童的权利荡然无存。谁去聆听他们的声音？一些受资助的孩子读到高中阶段，对‘贫困’二字非常讨厌，甚至是抵触。”
2011年，“中国心”开始纠正这一举动，关注孩子的隐私保护，并开始倡导不要拍摄那些把钱发到孩子手上的照片（有的助学项目会拉一条横幅，把钱发在孩子手上并拍照）。高思发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伤害，“孩子们可以打收条，不信你可以去问”。
高思发还记得地震后的“爱心爆发”。因为父母在地震中双双去世，当时的一位受助学生小叶在地震中备受关注。她成绩优秀，被亲戚短暂照顾过一段时间。但从外地医院回北川接受康复治疗之后，身边就几乎没有人关照她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她自己如何去调试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的心理关怀很匮乏，直到迷失方向。我觉得那个孩子的改变，最重要的原因是‘关怀的不到位’。从被全世界关注的中心，到大家的热情退却，只剩她一个人的世界，落差非常大。”
政府的补贴、来自中国心的经济帮助、社会各界的捐赠，这些物质资源汇聚到小叶的身边。在“中国心”的回访笔记里，记录着小叶的亲戚的失落：“这个孩子已经没读书了。她钱太多，读书干什么呢？她给朋友买烟抽，经常请班上的同学出去吃饭。自己呢，就在街上闲逛，看见什么买什么，也不管贵不贵。”
回访结束的时候，小叶的亲戚说，这些爱心把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2009年秋天，小叶的成绩一落千丈，不得不离开中学的“尖子班”。次年，她转入职业中学，再后来，职中也没有读完，“中国心”终究失去了关于她的所有消息。
▌从夏令营到成长营
2010年，“中国心”开始运营夏令营，从2012年开始定位为“成长营”。招募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为震区儿童提供心理抚慰、课业辅导等帮助。后来逐渐发展为帮助北川儿童拓展视野、提升自信，并促进他们和志愿者共同成长的营地活动。
高思发说：“定位成长营，是在评估中发现学生与志愿者、社工都有成长的需求。在营会中，不只是我们去教孩子。”
▲ 成长营中，志愿者带本地学生在操场跑步。 © yeepay.com
“中国心”的助学部门渐渐独立出来，在2016年蜕变并成立为专注于青年发展和成长的“北川大鱼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成长营的内容涉及素质拓展、艺术课程、影像计划、生存体验等活动和课程设计，以丰富北川儿童的暑期生活，并为北川儿童提供综合素质教育。
志愿者则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2017年，成长营招募了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的155名志愿者。十年来“中国心”招募2000名志愿者，来往交通等费用均是自己筹款，高思发认为志愿者一样需要付出与学习，“志愿者自费参与服务是符合志愿者服务的惯例，自己自费参与服务，自我在服务中改变”。
2013年，“中国心”发起“影像计划”，把从社会各界筹集闲置的相机交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学会用影像说话，通过镜头发现并记录自己生活的变化和自己的成长。在孩子们的镜头中，有家人、朋友等的肖像，有家乡四季变化的风景，还有快乐的游戏……2016年7月，“中国心”将孩子们拍摄的照片结集在一起，于成都宽窄巷子社区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影像展，名字叫“一切都在好起来，希望你也能看到”。
▲ 正在拍摄的孩子们。 © “中国心”品质助学
通过资助学生，“中国心”的服务还辐射到孩子的家长。在“生计助学”的支持中，会帮助有基础生产条件的贫困家庭开展种植、养殖生产，改善家庭单一的收入结构，提高收入水平，从而解决孩子读书和家庭生活的部分收入来源。每一次邀请家长参加工作坊，家长们都在五六点早早起床，骑摩托车、乘客车到培训地点。
有的村子里也有其他的学习机会，但是一些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教学的内容很难听得懂，村民回村之后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学习，往往是一知半解。“大鱼公益”2016年年年报里，村民杨姐说，那些大棚的知识她不想学，就想学些露天的、接地气的知识。
高思发说：“家庭的教育很重要，家庭的改变会影响孩子，家长是孩子的榜样。”未来“中国心”还计划倡导学生及家长制定、修改家规。
▌“妈妈上班之后，家庭关系完全改变了”
2018年春节后，“中国心”租下北川东升镇一村子里有两栋房的大院子，也租下了周边近7亩的土地，作为“妈妈农场”的办公和实践地点，在这里请本地困境家庭的家长参与运营和劳作，面向城市的孩子开展自然教育。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设计的。无论农场还是成长营，都需要足够的空间。为了一处合适的地点，“中国心”花了半年时间在北川四处寻找。一开始的目标在山区，北川山区大多风景好、土地便宜，甚至有一个受助家庭主动提出在自己那里设点，单家独户，面积又大。但是山区雨季多暴雨，也担心山体滑坡，被否定了。
春节后，团队终于定下了东升镇的这个点，高思发又请了几个有农场经营经验的人来评估，却被告知土地面积不大，更适合做自然教育。但是团队成员讨论后又担心因为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无法承担自然教育的工作。
场地已经租下来了，总要做些什么。几番讨论，方向又变成了经营青旅，“把房子装修起来，做成年轻人想来的地方”。成都来的一个老师得知后，立刻劝阻了这个想法，说年轻人没什么钱，场地的交通位置也并不方便。“中国心”团队最后还是回到了自然教育上，一来暂时不用在房屋装修上有太大的投入，二则可以和周边的土地相融合。
于是连设计的工作都省下来了。“中国心”计划将整个场地的设计也交给孩子们，他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最终还是孩子们的，不管是来参加成长营的本地孩子，还是从外地来参加自然教育的孩子，都应该是孩子们说了算。
现在院子只有一个初步的整体方向，细节都会交给孩子们。“现在我们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就怕当我们有了计划以后，抢占了孩子们的高地。”高思发说。
虽然新租的场地刚定下自然教育的方向，但是“中国心”早就派了工作人员去专业的机构学习，第一位同事已经学习了三年，还计划派第二位去学习。农场是“中国心”最新的一个创业项目，无论“留守”还是出学习的同事，多是本地人，其中有三位是“困境妈妈”。
未来，这里会围绕公益体验和自然教育，面向城市市场开展夏令营、农耕体验等项目。已经开发了种玉米、稻谷等活动，孩子们会在周末等时间前来劳动，体验从种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农场的同事们则能发挥自己的耕作专长，就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直从事的劳作一样，只是这次，有了更多的支持和收入来源。
▲ 农场里生长的作物。 © 高思发
高思发回忆之前的助学项目，说，“虽然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赋权，但是很少有人感受到什么是赋权。我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共事，只是站在一个高地上说，‘咱们要赋权啊，咱们要民主啊’，但是没有和他们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只有我们真正一起做事了，共同去做赋权、做民主的时候，才终于感觉到彼此的关系不一样了，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
在农场工作之后，家长们不仅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开始更多地和外界接触、不断学习。高思发说：“妈妈的能力、家庭关系，我们都会介入。妈妈上班之后，家庭关系完全改变了。家庭关系的改变，我觉得是农场里最好的东西。”
春末正午的烈日落在农场的红土上，地里的玉米已经陆续冒芽，田坎边的格桑花也正在生长。其实最开始只买了2斤花种子，高思发觉得不够，又买2斤，都种了下去。“以后，孩子们在地里玩泥巴，他们的妈妈能做什么？”高思发连孩子家长未来会做的事情也规划了一下，不仅种格桑花，还准备在田边修两个休息用的凉亭，留下了可以拍照的“景色”。
“有的来参观、考察的人认为这个歌农场是一种新的经验，总结一下就可以复制。”高思发觉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时间。还有人联系他去高校分享经验，“我说我种的玉米都还没有发芽，等做个两三年再说。现在讲什么讲？”
*有参考《现场：生命激荡的2008》、《纪念5.12十周年：铭记、同行、重生研讨会案例集》；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单内图书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