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座城市在衰退，如何挣扎才能不下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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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独栋房屋、丰厚的退休金……这些看似环环相扣的成就并非必然，他们将父辈和政府匆忙许诺的美好未来当作了来自国家或上帝的保证，以为只要沿着父辈的足迹，就能安稳向前。但变化到来，许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挫败和愤怒却翻涌而出。
如果说《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一个底层家庭艰难向上攀爬的故事，《简斯维尔》则记录了一座城市里的公民们苦苦挣扎不愿下坠的历史。都是漫长又痛苦的过程，中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彼此支持和善意。
如果非要寻找一个节点，我们现在面临的众多疑惑甚至挣扎可以从2008年开始说起。那年9月，华尔街曾经的金融巨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以6130亿美元负债申请破产，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标志。往后，中国推动“四万亿投资计划”（当时约合5860亿美元），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冰岛、巴基斯坦等国陷入国家破产的边缘，希腊政府更是欠债3千亿欧元，政府破产和社会动荡纷至沓来。
再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各种国际多边组织以海域、大陆等不同联系促成各国的交往或竞争……看似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在带来机会和增长的同时也牵出了失业和冲突。
毕竟身在这段历史中，很多人都熟悉这段剧变，但又对细节充满陌生感——我们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又该如何迈出困境？潜进生活中，一个孩子如何早早结束了童年开始“资助”家庭？一个家庭如何应对城市经济的崩塌？一座城市如何面对自身的衰退和向外的竞争？答案之一也和中国有关。
▌一座城市在衰退
艾米·歌德斯坦（Amy Goldstein）在《简斯维尔》（Jeansville）里讲了一座城市在经济危机之后六年间的故事。这座位于“锈带”的工业城市有过光辉的历史——1888年，派克钢笔在这里诞生，通用汽车自1919年便开始在这里投入生产（中间因为“大萧条”停产约一年，并在“二战”期间因政府要求而生产战争物资），汽车生产的供应链条支撑着城市的工业结构，收入优渥的蓝领们构成了城市的中产生活文化。
▲ 1960-1980年代，简斯维尔的通用汽车工厂鸟瞰图。 © the Hedberg Public Library
直到通用汽车在2008年6月宣布将关闭简斯维尔的工厂。一直以来，当地居民以在通用汽车工作为荣，那里有极高的时薪（28美元/小时）和令外人歆羡的员工福利，进工厂即是手握“铁饭碗”。
距离2010年工厂关停，和通用汽车有关的工人们有不同的选择——被分配去别的城市的工厂，要么搬家，要么每周末花费数小时往返于家和新工厂之间；被买断工龄，离开工厂，直面失业和中断医疗保险等福利的现实。更惨的是那些怀着梦想但闸口突然在面前关闭的年轻人。那些顺利退休的人最幸运，他们可以像父辈所描绘的那样退身出去，但依然要应对子女和孙辈的新困境。
这是一整套的衰退，当一座撑起城市经济的工厂关停，随之下坠的，是配合其生产链条的其他工厂、以男性蓝领为主要劳动力的工人及其家庭，再蔓延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演变成一座城市的危机。
通用汽车解释关停简斯维尔的工厂的原因是其装配生产的SUV（运动型实用汽车）耗油高，销售断崖式下跌。同期在北美，通用汽车共关停了四座工厂。有人怪罪于次贷危机（次级房屋借贷危机），太多人购买那些并没有能力支付的商品，金融机构则利用人的“贪婪”发放贷款并且随时准备收回借款人仅有的抵押物。有人则认为是全球化的错，虽然它带来了全球市场，但工作机会却被那些对收入要求更低的海外劳工夺走了，无论他们在本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也是原因之一，“机器人”工作起来从不要命。
在简斯维尔，过去那套生活经验不再奏效。“二战”后，虽然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过两次全国性衰退的“同频”，但整体来说，前景总是乐观。代表简斯维尔所在的威斯康星州第一国会选区的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甚至不相信发生的这些，他的经验是“从没有工厂在这里关门，这里是简斯维尔！”
▲ 简斯维尔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南部，卫星地图中红线范围。 © google.com/maps
这更像是系统更迭造成的整体性的抛弃，汽车产业也在变化，通用汽车不再需要简斯维尔的这座工厂，蓝领们手里的“铁饭碗”无米可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蓝领、独栋房屋、丰厚的退休金……这些看似环环相扣的成就并非必然，他们将父辈和政府匆忙许诺的美好未来当作了来自国家或上帝的保证，以为只要沿着父辈的足迹，就能安稳向前。但变化到来，许诺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挫败和愤怒却翻涌而出。
中产们慢慢开始往下落。尽管在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就开始呈现出“触底回升”的趋势，但当时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总结了一些关于经济将疲弱地“U型复苏”（对比迅速的“V型复苏”）的观点，指出这不只是一场流动性危机，也是偿付能力危机，金融机构的损失被分担给了全社会，真正的去杠杆化过程还未开始，依然限制着家庭消费、企业投资等。“在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消费者必须削减支出、增加储蓄，但由于房价和股价不断下跌，收入下降，就业市场日渐萎缩，债台高筑的消费者面临着财富大幅缩水的境地。”
▌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
2008年初，美国的失业率为5%，从当年五月开始一路上涨，最高时在2009年10月达到10%，又在2011年10月到达了9.8%的小高峰。失业者中就有简斯维尔的工人们。一些选择买断工龄的人开始重新寻找工作，但时薪往往不及过去工作的一半，有的只是兼职。这时他们才发现通用汽车的薪酬竟然那么高，发现自己过去那种理所应当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天真、无知。如今泡泡被戳破了，他们也像富士通的工人们一样，期待着更多的加班，因为这样才能有足够维持生计的收入。
失去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有的家庭还背负着遥遥无期的房贷，加上房地产市场走低，全然两难。还有医疗支出、子女的教育支出……中产们开始变卖已经变得没有必要的收藏、需要额外保养费用的交通工具（汽车、船艇等）。那些保住工作，但不愿意举家离开简斯维尔人则成了“候鸟”——被调岗到了周边城市的工厂。工资没有增加，但却多出了在新城市租房的房租，往返两地的油费。而常常，夫妻中的另一方要么失业，要么兼职，同时还要照顾孩子，一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守儿童”增加。为了省钱，“候鸟”们开始拼车，家人则细心地搜集打折券，全面消费降级。
失业让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一些十几岁就结婚生子、进工厂的工人重新回到学校完成高中毕业测试，在三四十岁时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新的技能。生活压力依然在肩上。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在一定时间内毕业，但歌德斯坦在写作过程中做的一项调研发现，对比再没有重返校园的失业工人来说，那些重返校园接受职业培训的人找到新工作的机会同样很难。有人四处辗转，努力想摆脱残酷的现实，也有人精疲力尽，以酒精和毒品寻求解脱。
▲ 2008年圣诞节前夕，简斯维尔通用汽车场最后一辆车驶下生产线。人们鼓着掌，但脸色却毫无欣喜。 ©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
歌德斯坦的记录里，有一对正在上高中的双胞胎，她们在学习之外，还分别有两三份兼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补贴家用。有一天，冰箱空了，妹妹尽量温柔地邀请母亲一起超市，“她知道只要开口，她的童年便从此远去了，这就是成长太快的代价”。因为她的储蓄已经超过了父母。
从超市回来之后，妹妹又担心父亲在清晨看到一冰箱的食物会不开心。因为父亲失业后，在几份工作之间兜兜转转却赚不到太多钱，却依旧认为他应该是供养这个家庭的人。过去社会建构出了男性为绝对主体的社会性别结构，如今它以这种方式重重地砸回了男性身上。
在这对双胞胎的高中里，有一个名为“密室”的传统，向学生家庭和社会征集食物、服装、学习用品等，默默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第一次被老师带入“密室”时，妹妹非常惊讶，她总是被教育要“给予”他人。密室的运营老师后来说：“接受这份帮助，意味着强迫这些孩子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一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他们成了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政府官员当时的经济政策，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在当地的一些竞选策略，《简斯维尔》中还有诸多关于美国福利制度、慈善机构和规则的细节描述。一些家庭因为高于最低标准几十美分而无法领取生活补助；有公益组织每年向社会募集物资，并和当地志愿者一起分装成“希望礼包”，在每年圣诞派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作为他们未来几周的食物，一些过去受过帮助的家庭在重振之后也会以另一种身份回到这个循环中；有人发起照顾计划，帮助那些因为家庭原因而无家可归的孩子……大多都是从漫长的过去逐渐积累、继承而来，在经济衰退中也遭遇困难，但依然保持着行动和希望。
尽管关于“全球化”的反对声众，但一些尝试依然和全球化有关。简斯维尔教育系统因为收入减少、入学率下降而饱受困扰，直到2013年，有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计划——邀请中国学生来简斯维尔上学。
《简斯维尔》的尾声是2016年，那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回到5%，并持续下降，如今已经在3.5%。在书中的2016年，一些人还在期待工厂的生产线重新运转，一些人早已带着失望离开。最痛苦的是那些还留在破败街区的家庭——没有能力离开，即使留下来也对未来不抱希望，陷在失业和贫困的泥沼里。
▲ 2019年5月底的简斯维尔，正在拆除的通用汽车工厂。 © Anthony Wahl
如果说《乡下人的悲歌》讲述了一个底层家庭艰难向上攀爬的故事，《简斯维尔》则记录了一座城市里的公民们苦苦挣扎不愿下坠的历史。都是漫长又痛苦的过程，中间又有各种各样的彼此支持和善意。
再回头看，我们对宏大剧变的熟悉可能反而是陌生的，它只是一个简单遥远的陈述。尽管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相同，潜伏在这些“历史事件”下的细节却可能是相似的，欢笑和眼泪来自于家庭、社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疲惫和汗水来自于个人的成长和挣扎，它们填充了历史冷漠的缝隙，也许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辨别出一些无缘的敌意，或者共通的其他一些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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