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有位领导来村小做调研，挺幽默地说：“十年前我到你们学校来过，现在有几个变化，第一学生少了，第二楼变旧了，第三校园里边的树变多了。”实际上树多是因为学校当时缺钱，就把校园承包给别人种树。以前村小没有宿舍，操场那边到处都是树。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乡村教师培养计划”的信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名了。只有30个名额，没想到居然通过了。通过后我内心也很忐忑，说实在的，以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公益项目，培训全部是免费，就很担心是不是传销骗钱。
我叫秦家亮，山东人。2000年的时候我19岁，从中师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老家的村小里面，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因为学校的地理位置，一些年轻老师在那儿教一年就调走了，当时镇中心校的校长承诺说，我在村小里干满一年也可以走，但一下就过了19年。
刚去的时候还是五年制，村小里有十个班，400多个孩子。当时特别缺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学校里只有14位教师，和我年纪最接近的刘老师也比我大15岁。
其实第一年结束时，我也想过离开。村小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小盆地里，通过一个上山坡和外面的平原相连，那时候路还没有修好，还是沙子路，也没有硬化，骑自行车上下班常常“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和一帮老教师在一起，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思想都比较落后了。
但我这个人还是比较随遇而安。一来校长支持我的发展，以前外出学习的机会很少，但是校长总是留给我。而且要是我走了的话，当时就一个年轻的老师都没有了，带的那帮孩子都很可爱。
现在村小有六个班，143个孩子，还是14位老师。两个“学前班”还有40多个孩子，也在村小里。19年过去了，我还是这里最年轻的教师，学校里超过50岁的老师是大多数。我从2009年开始当教导主任，后来又和家人搬到了县城，在每周一的早晨开车回村子，每周五下午放学后再开回县城。
▲ 现在的学校操场，学生们在体育课上踢足球。 © 秦家亮
最初一个年级有两个班，那是“人口高峰期”。我第一年上班带两个班，一个48人，另一个45人。等到过了波峰进入波谷，每年入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到2005年，六年级毕业班就只有一个班了。2014年，学校里只有一百零几个孩子，人数最多的一个班都只有25个学生。那是学生最少的时候。
从2015年开始，学生又开始增加，但也不可能达到以前的水平了。按人口比例估算，我们村小应当有180个左右学生，服务四个自然村。但实际招不到这么多孩子，甚至今年有个自然村一个孩子都没招到。并不是说没有适龄的孩子，而是都到外面上学去了。
学校的师资水平一直有限，很难做到那种一个老师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循环，孩子们过一两个年级就要换一次班主任。有的老师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带不动高年级，有的老师不想教语文只想教数学……我一直在努力地做这样的循环。我现在手上的这届孩子是从二年级开始带的。但是他们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实在没有其他能教六年级的老师了，我就只能去教六年级。到他们四年级的时候，我又回来教他们。上班的第一年，“希望工程”给村小盖了一个楼，算是更新了校舍，还拉了一个院墙，就是现在的北楼。当时财政比较紧张，校园里面没有绿化，道路也没有硬化。这栋北楼就是个孤零零的三层主体，也没有什么配套设施，十几年都没什么变化。2013年，山东省青基会“希望办”的领导来村小做调研，挺幽默地说：“十年前我到你们学校来过，现在有几个变化，第一学生少了，第二楼变旧了，第三校园里边的树变多了。”实际上树多是因为学校当时缺钱，就把校园承包给别人种树。以前村小没有宿舍，操场那边到处都是树。但是这些树到2015年的时候都处理掉了，我们学校新建了一座教学楼，在北楼的前面。2000年建的北楼是砖混结构的、抗震等级六度，汶川地震后就不够用了，考虑到安全、防震这一块，新建的南楼是七度抗震。新楼一共是8个教室加上2个办公室，有效总面积有900平。现在孩子少了，教室也不像北楼那么大，以前是90平的大教室，新建的教室是70平。北楼也没有拆掉，重新粉刷内外墙、铺上新地板，作为功能教室使用。迎接“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验收的时候，学校配齐了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科技活动室、实验室、仪器室等等，更新了孩子们的桌凳，换了触摸式一体机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 学生们在信息技术课上学习省禁毒办提供的禁毒教育动画课程。 © 秦家亮
除了建新楼，校园里还绿化了一块花园，硬化了路面，铺了塑胶操场和人造草皮的足球场，旱厕也改成了水冲厕所，还建了一个200平的学生餐厅。
衡量小学教师教学水平的标准这两年发生了变化。现在不直接给学生排名了，但是对教师的考核还是要靠学生成绩的“优秀率”、“及格率”来衡量。以前，“优秀”的标准是个具体的分值，比如孩子们考到85分或者90分，就算“优秀”了。但现在“优秀”的标准变成了百分比的取值，全镇成绩的前30%才能算优秀。极端的话，比如在小学一年级，考“双百分”比较容易，可能100分就是“优秀”，99分就“不优秀”了。甚至可能一个班的“优秀率”100%，另一个班却是0。
以前的那套标准注重的是基础，目的是让班上孩子的成绩比较均衡一点，让老师也把关注点放在后进生上，想办法让后进生也及格、优秀。但现在的“比例化”就会让老师把大部分眼光放在优秀生的培养上，对后进生的关注不够。只要把中等生变“优秀”，优秀率一下子就提高了。这其实是把高考的模式挪到了小学，以前还只是六年级这样考核，现在也用在一年级了。
作为教导主任，我在扶贫上也有一些工作，尤其是针对学生建档立卡、“疑似失学”的。
“疑似失学”的学生很多并不是不上学，而是去了外省上学，我不太清楚学生的外地学籍号这些信息是不是直接可以在教育系统里查到，但我们老师会去走访核实一些学生“是否在上学”，去找学生的学籍号。于是我们只能通过各种亲朋好友传递信息，联系到之后，标定学籍号进行验证。
另一个就是扶贫工作里的建档立卡，有部分学生其实是智力障碍的孩子，很难进到农村小学里上学。现在推行的是“一个都不能少”，要“送教上门”，我们就要到孩子家里落实这个任务，核实学生残疾的情况。但是换位思考，孩子家长本身内心就很难受了，我们一去建档立卡、“送教上门”，就更去揭整个家庭的伤疤了。因此很多时候家长都不配合，也不让我们看孩子。
2010年夏天，当时我老婆在青岛工作，暑假我就带着儿子去青岛。那时候我都是去火车站排队买票，我还没搬到县里，也没有车，村小还不通公交车，买票特别麻烦，要先骑五公里摩托到车站，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县城。有时候还买不到坐票。
在火车上，正巧遇到青岛大学的几个女学生，她们一看我，直接就问我是不是老师，聊到一块儿就很亲切。中间说起买票的事，一个人就告诉我说：“叔叔你不用去排队了，你以后就在网上买票。”我当时感到挺好奇的，在网上怎么能买票？她告诉我登陆一个网站，用身份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网上支付了。
后来第一次在网上买票，我还找了一个比较懂电脑的老师帮忙。毕竟第一次尝试，我也不太敢，那时候还要用网银在电脑上支付，还要插U盾，我也没有。我记得特别清楚，最后还是去借了同事的U盾，那好像是他参加自学考试时要在网上报名，交费时候必须有，就弄了一个。我们都感觉到挺稀奇的，从那之后都是在网上买火车票。
去年我在北京，参加“益微青年”的一个活动，也是和大学生在一块儿。是一个东北师大的学生，偶然提起买火车票，我说我都习惯在电脑上登陆网站买票，他就赶紧拿我手机给我下一个app，说在手机上买票更方便。于是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就又换到手机上买票了。现在也不需要每次都输用户名和密码了，感觉又往前走了一步。
2011年，青岛农业大学有一批大学生联系到村委会，说要在寒假期间来我们村小支教，这一合作就是八年。2017年，有个志愿者把益微青年“乡村教师培养计划”的信息发给了我。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名了。只有30个名额，没想到居然通过了。
通过后我内心也很忐忑，说实在的，以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公益项目，培训全部是免费，就很担心是不是传销骗钱。我就纳闷儿哪有这么好的事，毕竟不花钱就不太心安。到培训现场一看那个氛围，我就觉得不是骗人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刚毕业入职的小伙子，人与人之间一交流，一聊上几句，感受到彼此的真诚，就很安心。
在那之后，我又在“乡村教师培养计划”里当过志愿者，也上台分享过。有些乡村老师就偷偷问我这是不是传销，他们也有些担心，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说不是（传销），放心没事。
▲ 益微青年举办的“营地导师计划”，主要让老师们去触发自己关于教育理念的重新思考。 © 益微青年
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其实在公益这一块，信任感很关键。和公益组织打交道的时候，我从来都是实话实说。前段时间在南京有一个乡村教师游学营的活动，它的报名者分为乡村校长和乡村老师，可能因为校长比较忙，能出来的很少，所以机会就大一些。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报校长那个选项，那个肯定能过，因为在我们那里，村小不设副校长，教导主任就相当于副校长。我觉得我不是一把手，如果填了校长，主办方可能会认为我是那种确确实实能做决定的人，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北京培训期间，我又了解到了“亲近母语”，他们有套书叫《日有所诵》，里面有给低年级孩子看的童诗童谣，也有给高年级孩子看的短篇小古文、泰戈尔《新月集》里选的哲理诗，都挺好的。益微青年曾经资助我1200块钱的学习费用，去南京参加“亲近母语”的儿童阅读论坛。在那里有一些针对乡村教师的阅读培训，后来也给孩子们配备了阅读的图书。我感觉挺好的，阅读其实也是孩子们的需求。教了这么多年书，我感觉处在职业的一个瓶颈期，也有一种倦怠感。但是带孩子们阅读让我重新找回了一种热情，感到“有事可以做”，而且孩子们也很喜欢这样的方式。*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汴京之围》（天地出版社）图书一本；南都观察正在征集、整理口述故事，如有推荐，请联系 guancha@nandu.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