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好友，俄乌冲突一朝割席，症结何在？
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不理解公共讨论的目的，很容易陷入一种正义的幻觉和道德的亢奋中，人们不免失去审慎和节制，以自我为中心地贬抑他人。
朋友因俄乌冲突决裂了。一方理解俄罗斯，一方支持乌克兰。一开始还只是观点分歧，但双方互不相让、也无法说服对方，之后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一方认为支持俄罗斯是“三观”出了大问题，是站在反人类的那一边；理解普京的朋友则认为，对方是愚蠢的圣母，是被西方宣传给“洗脑”了……人身攻击一出来，局面就变得不可控了，以相互拉黑告终。
这种不惜走向决裂的“观点之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接收的信息全面吗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争论完全是“无效”的，因为双方基于截然相反的信息，争论起来就是鸡同鸭讲。譬如朋友里针对俄乌战争的讨论，我就明显发现：他们的判断基于完全不同的信息。假若他们接收了彼此的信息，判断是否会更加冷静审慎？
传统媒体时代，公众接收信息渠道相对单一。在乐观的想象中，专业的媒体人会起到“把关”的作用，诚如沃尔特·李普曼说的：“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 需要经过筛选和排列，信息“把关人”才能把这样的信息混合物转换成真实可信的新闻。
把关人也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对于一些缺乏专业性的媒体来说，把关人经常从机构或个人的立场和偏见出发，剪裁或故意忽略某些事实，最后这些媒体呈现给公众的信息就是片面的、甚至是颠倒黑白的，公众由此作出的判断自然也有失公允、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
新媒体时代的众声喧哗，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也让更真实、更全面的信息的传递成为可能。可新媒体也是鱼龙混杂的，基于安全考虑和流量需要，一些新媒体只是主流声音的应声虫，或是基于商业利益而传播谣言并添油加醋，信息不仅没有更全面，反而在舆论空间中充斥了大量无意义甚至是错误的扯淡。
这就是我们当前公共舆论面临的尴尬：一方面，全面客观的信息是匮乏的，所谓的“真相”严重缺失，人们很难凭借媒体的一家之言就抵达真相。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扯淡泛滥。真实信息供应不足，各种模棱两可的谣言和盲目自大的扯淡就有了可乘之机。
我们经常听到提升媒介素养的呼吁，这种呼吁当然是对的，却不总是那么切实际。同时，在信息接受方，并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能力、有条件去阅读外文外网的报道以突破信息茧房，何况外文报道本身也需要去辨别。因此，与其呼吁人们去相信高质量信息，毋宁让人们学会怀疑，对看到的信息有存疑的态度，鼓励人们多看看正反双方的说法，尽可能获取全面的信息。
不要着急做判断，要意识到自己看到的信息可能是不全面的，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以谦卑的心态讨论。
▌我们讨论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会意识到公共讨论的目的是为了在辩论中通过了解别人的观点和信息，更加接近真相；他们会乐于去接收不同的信息、倾听不同的意见；他们对辩论的态度会是谦卑的、理性的；面对对方在某方面的“无知”（信息缺失），他们会抱有“理解的同情”的态度，而非嘲讽、贬低和打压。
我们对俄乌战争的辩论，不见得需要导向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而是双方摆出并交流各自的观点和信息，探究各自观点的不足和缺陷，友善地在辩论中彼此提醒注意对方的事实和逻辑，并在协商中得出一个更全面的结论。
遗憾的是，当前对公共讨论的态度，与其说是达到一个结论，不如说是一种立场表演。对一个观点的否定，常常成了对观点持有人人格的攻击。最终是你死我活、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是你三观有问题、我要批斗你……人们争论并非为了“求真”，而是为了张扬道德优越感，或宣泄“正义的火气”，攻击打压对方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意识不到自己的“无知”，不理解公共讨论的目的，很容易陷入一种正义的幻觉和道德的亢奋中，人们不免失去审慎和节制，以自我为中心地贬抑他人。整个公共讨论由此荒腔走板，动不动就贴标签、扣帽子、问动机，人身攻击和语言暴力泛滥成灾。
▌我们是哪个层面的好人
在一些因观点不同而走向决裂的案例中，双方会因为失去对方而感到惋惜——因为对方明明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所定义的好人，是道德层面的好人，他对朋友很友善、他很孝顺、他很尊重女性、他很乐意在孩子身上花时间、他甚至会对生活中的社会底层很友好……当因为观点决裂时，你可能会遗憾地说：他平时是个好人，没想到他竟然支持XX！
但其实，每个好人都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好人”，另外一个是政治层面上的“好人”，也即政治层面上合格的公民。以学者周濂的说法：“政治哲学只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谁得到了什么’，一个是‘谁说了算’；前者指的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也就是‘正义’问题，后者指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层面上合格的“好人”，是懂得也善于就这两个问题发问的人，并努力去探索一个更符合广大普通人利益的答案的人。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与其说是政治层面上的“坏人”，毋宁说，他们压根在政治上就没有基本的判断力，我们的教育也长期缺席了这一块。就像学者翟学伟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中国家庭负担着几乎全部的社会功能”，很多人对大是大非的判断，依旧是伦理道德层面的，把它们看作家庭问题的延伸或翻版，他们的理解也就相当狭隘，甚或是把自己代入统治者的思维，去“下一盘大棋”，而根本不考虑自己只是棋子。
▌我们该如何寻求“共识”
双方要开展讨论和对话，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认同一些最普遍的价值和观念，比如平等、自由、爱、和平；不仅如此，我们对每个词汇的理解也必须是同一的，而不是自说自话的“平等”，南辕北辙的“自由”。
可现实是，“共识”根本就不存在，一些普遍的观念根本就不被一些人认可。一方面，他们很容易辩证法式地找到否定这些价值的借口，他们常用的句式是，“没有绝对的XX”，“如果没有了XX，那么又何来XX”，另一方面，对一些价值观的概念偷换解释，结果你来我往了半天，发现大家说的就不是一件事情。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理直气壮地只相信利益，抛弃其他价值，如学者张铁志所说，“这个时代你就没有参考坐标，中国人的参考坐标只剩下爱国主义……我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仰钱跟国家利益，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大的危机”。
恶果是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共情能力，他们无法感受弱者，尤其是抽象的弱者群体的痛苦，哪怕他们在互联网上看到弱者的惨状，他们依然会把这些合理化，认为这是“大棋”下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更深一步，即便是只考虑“利益”，他们认同的是谁的利益？大部分时候，这些利益并不属于芸芸众生，包括他自己。
▌网络造就的意见领袖可信吗
自媒体勃兴之后，大量意见领袖崛起，他们通常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符合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定位。人们很容易受意见领袖即所谓“大V”影响，个中原因，一方面大众多少有点精英崇拜，认为精英受教育程度高，见识多，应该高瞻远瞩，另一方面，在认知心理学上，获取信息和判断归纳，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寻找一个可信赖的意见领袖来借鉴他的想法，是一个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决策。
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意见领袖”真的可信吗？
意见领袖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何异同？在身份上，他们有所重叠，可能都是埃里克·霍弗所谓的“言辞人”，“他们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或者一般的知识分子”。中国人也会以一些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期待来要求“意见领袖”，“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致太平”等等。但是，很多意见领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多是某个领域或行业的代表或代言人，最多是“智识分子”，很难等同于“知识分子”。
在立场和言说上，真正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首先应是政治和价值观层面的“好人”，能为公众提供基于说理的价值论证；其次是大众立场，无论是“谁得到了什么”，还是“谁说了算”，都决定了言辞人必须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意识和批判性；再则，是智力上的严谨，有一致性的逻辑推理，而非视立场而变的“双标”。
如今很多意见领袖令人失望，就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是政治层面的“好人”，连道德层面的“好人”也称不上——为了流量他们可以说假话，也可以迎合假话，利用信息茧房刻意误导他人。网络时代，人人有话语权，当粗鄙的声音占据主流，一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粗鄙化了，粗鄙蔚然成风，公共空间就会“劣币驱逐良币”。
当“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当与权力保持距离被污蔑为“恨国党”，共识就已经消失，讨论也不再可能。
社会进入“后真相”状态，并不是说真相被篡改，或者真相消失了，而是真相变成很次要的东西，人们更相信自己的“立场”，只愿意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总之，一个人与你的观点不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当前社会的一个公共现象（舆论场的撕裂），我们的确有必要深思：这种撕裂是如何产生的，为何一些基本的共识无法建立。这不仅关系到公共讨论的质量，更关系到你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