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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姆女巫案:一种不可触碰的恐惧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文化客厅 Author 杨长云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文化客厅”
杨长云
全文39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

16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个牧师的女儿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随后与她平素形影不离的7个女孩相继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人们认为是“巫师”作恶,并由此导致200多人被逮捕,19人被处死。普利策奖得主斯泰西·希夫在《猎巫:塞勒姆1692》中还原了这场离奇的案件,本文为对此书的评论。


文汇出版社   2020-8-1

谁在阴谋暗害你?


1692年1月下旬,解冻期刚把新英格兰从异常寒冷的冬天复苏过来;彼时,印第安人正在凶残地攻击缅因的约克县。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马萨诸塞的新总督威廉·菲普斯爵士从威廉三世那里获得了新的特许状,准备起航,他意在使这块殖民地摆脱无政府状态。正是在这个时候,塞勒姆村牧师塞缪尔·帕里斯一家出现了奇怪的事情。

第一个遭受折磨的,是牧师十一岁的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很快,同样的症状出现在九岁的贝蒂·帕里斯身上。这对表姐妹说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她们先是痛苦号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感到眩晕。她们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又不时变得僵硬。两个女孩都没有发烧,也非患有癫痫。身体失去活动能力,双手疯狂摆动。女孩们突然开始说愚蠢、荒诞的话,时而躲到角落,时而钻到椅子或凳子底下,其中一个掉到井中。

阿比盖尔还试图飞到空中,甩着手臂,发出飞起来的响声。在17世纪,疾病是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是受到大范围的关注。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拥而至。等到帕里斯牧师受够了两个女孩怪诞的行为之后,他找来了医生。然而,在医生诊查过之后,却给出了超自然的解释:“恶魔之手”在背后操纵一切。这样的解释吓坏了这对表姐妹,使她们的症状进一步恶化。

在女孩们乱吼乱叫一个多月后,帕里斯和妻子要暂时离开塞勒姆,便将孩子托付给他们的近邻玛丽·西布里上门照顾。玛丽·西布里当时已有六个月身孕,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很好奇这两个女孩的异常行为,于是决定安排一个秘密实验,以揪出藏在黑暗里的女巫。在她的指示下,帕里斯的印第安奴隶约翰将女孩们的尿液混入黑麦面团中,放在炉上烤制。随后,西布里把这块蛋糕喂给狗吃。这种反魔法的方式是一种古老的英式秘方,据说是将女巫引到狗身上,或者将咒语转移到狗身上,也有说是用这种方式烫伤女巫。

▲ 在塞勒姆女巫审判期间一名女孩被指控。  © 文化客厅

不管是哪种目的,这一举动把帕里斯气得脸色铁青,也给西布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女巫蛋糕”却据说奏效了,几天之内,贝蒂和阿比盖尔就说出了几个名字。女孩们说有三个女巫在塞勒姆活动,她们清楚地看见这些女巫乘着杆子在空中飞行。

很快,恐慌笼罩在马萨诸塞所有的村镇,其间夹杂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添油加醋的小报故事、若隐若现的黑影、风声鹤唳的印第安人边界……邻居相互举报、丈夫举报妻子、子女举报父母、女婿举报岳母、孙女举报祖母,等等,农夫、石匠、牧师、高官,各个阶层都牵涉其中,从6月的第一次绞刑到9月的最后一次绞刑,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

美国作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非常深入详细地复述了1692年的这场塞勒姆审巫案;但她不是按照“时间、地点、经过”把故事层层推进的方式叙述,读者甚至在这本《猎巫》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本身简要的完整梗概。她把牵涉其中的人物、地点、时间、过程和原因等分解到故事进展的各个阶段中去。与其说是“叙述”故事,不如说是在“分析”故事。将读者带入到不可触碰的恐惧中:谁在阴谋暗害你?你会是个巫师,自己却浑然不觉吗?无辜的人也会有罪吗?在那个举报盛行的夏末,还有人会自认为安全无虞吗?

▲ 60岁的Bridget Bishop是塞勒姆猎巫审判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女性。  © 文化客厅


▌1692年的人们为何会相信这些故事?

如今,塞勒姆已经成为隐喻,是人们防控“超自然疫情”的疫苗,以及笑柄。当恐慌击溃理智,当我们反应过度或矫枉过正,当我们抓捕或交出外来者和煽动者时,塞勒姆会瞪视着我们。这场似是而非、自欺欺人、反乌托邦的癔症狂欢里的每个鲜活个体,不正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自己吗?

这是一个反转的警示故事:一个孩子行为不端,受到惩罚的却是她周围的世界。我非常同意希夫的话:“无论是幻想还是交谈,受害者都以侵略的警告、历史预言、《圣经》意象和本地绯闻的方式提供了他们从成人世界吸收的东西。”问题不是他们为何传播荒谬的故事,而是1692年的人们为何会相信这些故事?

女巫(巫师)究竟是什么?17世纪的任何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说出来。无论是审巫案中的原告或被告,还是卷入其中的法官或牧师,他们对女巫都有同样的想象——就像马萨诸塞2月的洪水一样恶劣。他们也会援引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格兰维尔的定义:“凭借与恶灵的联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异之事,已知的技术和自然之力对此无能为力。”巫师通过签署契约获得将自己变为猫、狼和野兔的能力。他们对黄鸟情有独钟。巫师不限性别,但通常为女性。巫术通常在家族的母系支线中延续,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却是宗教的。

希夫对女巫做了认真的历史考察,证实了大西洋两岸巫术存在的普遍性。人人都可能成为巫师,但一些“天赋秉异”的人尤其可能,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他们纺织出的毛线比平时要多,完成家务的时间也创造了纪录;他们还会迷惑动物,过于热切地关心邻居的疾病,或是奉上有毒的药剂。

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族群,居住在变幻莫测的荒野边缘,而那种末日来临的专制主义压力,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凡此种种,使人们习惯于将眼睛望向客厅的阴暗处、望向森林,直奔不安分的灵魂。人们互相监视,举报邻人的任何异常举动。无论仰望星空,还是端详邻居,当我们身处1692年,我们都像塞勒姆村民一样,保持着“神圣的警醒”,成为一双双盯着别人的眼睛。

▲ 塞勒姆事件中的“女巫”审判。  © 文化客厅


▌哈佛毕业生被处决,总督也被“恶魔”迷惑

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在这场审巫案中找到自己。在希夫的讲述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乔治·伯勒斯。也正是在读到关于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写下这两句话:伯勒斯俨然是代表正义、道义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化身。我们也可能是与伯勒斯交心的十七岁少女玛格丽特·雅各布斯,她感情充沛,多愁善感,虽然被桎梏于污秽恶臭的塞勒姆监狱,但最终还是保持着一颗良善的心,不断忏悔、认错。

伯勒斯是唯一因巫术被绞死的哈佛毕业生。四十二岁的伯勒斯最后受审,首先被处决。他平静地走上梯子,再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叛逆者。脖子上套着绞索,站在高处,脚下是他曾经的亲戚和教民,他突然慷慨陈词。他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超越了自己所能。伯勒斯深谙布道,讲得庄严热切,抑扬顿挫,激发了人们的敬畏,“仿佛看见了闪电的降临。”

目击者称,那个星期五,伯勒斯说的话赢得了“全场的敬慕”。“巫师”伯勒斯如此真诚,令人质疑审判的公正性,一度引起人群抗议。科顿·马瑟这只狡猾的狐狸不得不向人们保证,对伯勒斯的判决是公正的。多年后,科顿·马瑟转向医学,提倡预防接种,以此种方式对这个错误做出自己的回应。

我们可能都是科顿·马瑟或者马萨诸塞的新总督菲普斯这样的人,不可能预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袭击,而只能以道听途说的故事来解释来自无形世界的攻击。菲普斯写道,刚抵达马萨诸塞时,“我发现这个省被最可怕的巫术或恶魔附身反复侵袭,已经蔓延到几个城镇。很多可怜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磺烫伤;有些人的身上被针扎;有些人被推进水火之中;还有些人被拖出家门,越过数英里的树梢和山峰。”

无论是谁,都没有见过这些现象。当人们闭上眼睛,却能看见东西时,谁能来证实真假?不管是那些女孩的异常举动,还是菲普斯的振振有词,希夫认为,这些正符合19世纪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及后来的弗洛伊德所称的“癔症”。击垮这些女孩的可能是她们的灵魂状态,琐碎的家务、父母的过度关注或是疏于关心,无论何者,这些“恶魔”均是由神经过度疲劳制造的。


▲ 表现塞勒姆女巫审判的画作。  © 文化客厅

我们还可能是在被指控是巫师后有能力逃走的菲利普·英格利希和玛丽·英格利希夫妇,或是阴郁好斗、蓬头垢面的女乞丐莎拉·古德,心直口快、喜欢虚张声势的酒馆老板约翰·普罗克特,他们都被控犯有巫术罪。也许相反,我们是那些告密者、举报者、审巫案中的原告。比如据称能预测未来、看到出生前之事的小安·帕特南;或是一人就指控了七十人使用巫术的玛丽·沃尔科特。


犯罪现场只留下一个卑鄙的超自然形象

由于地理环境、天气原因、政治色彩、社会失序、经济竞争等原因,1692年审巫案中的人们表现异常,但只消一年,这些曾经揭发邻人、亲朋种种“恶迹”时仿佛过目不忘的人突然集体失忆了。就好像所有人只是突然从同一个超自然的梦中醒来,用力摆脱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老安·帕特南因为边界土地纠纷指控丽贝卡·纳斯,因为她的丈夫反对帕里斯和詹姆斯·贝利。在这个纠葛里,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教职争夺缠绕在一起。恶意和诱惑用无形的墨水写就;人们无从知道17世纪塞勒姆村民内心真实的想法。

当然,在1692年,等级观念相当强烈。地位差别无时无刻不在显现:在家里,在安排座次时,或是在大街上。塞勒姆村的女孩对众人的背景都很了解,深知谁的社会地位高,谁的社会地位低。华丽着装是富人的特权;她们观察到的富人着装有多漂亮,魔鬼允诺她们的丝绸和衣服就有多漂亮。在审判中,司法是公正的,但惩罚依社会地位而定。

1692年逃走的疑犯要么有钱,要么和愿意合谋的牧师关系密切。而巫术据说本身也有等级和家长制度。女巫从一个比男巫更厉害的人那里获取法力。审巫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美殖民地独立前、政治文化成熟过程中,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之间的暗中较量。而显然,只有穷人、农夫、乞丐、奴隶、游离主流社会圈之外的异见者等社会底层成为牺牲品。希夫总结道:“没有重要人物因此而受到损害。”

▲ 表现塞勒姆女巫审判的画作。  © 文化客厅

1692年没有凶手,也没有后果。犯罪现场只留下一个卑鄙的超自然形象。生活在三百多年后的我们,遭遇极端状况时,也不敢说比那时的人们高明多少。就拿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它所引起的恐慌和有些人曾经一度对双黄连口服液的“崇拜”,不能不说是人们面对不确定时,本能地求助于超自然力的荒诞做法。无论何种情形,的确,魔鬼需要与有意识的人类勾结才能行恶。那么,我们究竟会对应1692年塞勒姆村里的什么人?不妨翻开《猎巫:塞勒姆1692》去寻找答案吧。

题图为话剧《萨勒姆的女巫》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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