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白石
编辑｜有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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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后来写出了《太湖美》的任红举16岁，刚刚入伍一年。那时候他个子不高，说一口京片子，部队里的人都叫他“小北京”。“小北京”是文艺兵，平时练的是写歌词写快书。这天，军队里发下了棉军装，和像苏联人一样神气的“毛帽子”，“要出国了”的消息传来时，他心都要跳出来了。所有文艺兵里，能“出国”的只挑了300人，出征的名单一个接一个地念，“小北京”等不及了，跳到更高的长条案子上往下看。找到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他大叫着从案子上跳下来——为国出征，“小北京”要变成英雄了！
前往战场的年轻人，多半怀着这样秘密的快乐和野心，但前方的一切与浪漫无关，等待着他们的是朝鲜的冰天雪地，和炮火连绵的前线。“小北京”一行300人，都是文艺兵，美军敌机的炸弹袭来时，没人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小白毛女，跳芭蕾的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第一炮下来就没了”。轰炸过后，“小北京”在她跌落的地方捞了很久，却只在水里捞出她的两条长辫子，“别的都没了”。他为这两条辫子安葬，战场的残酷逐渐在他眼里成型。 “小北京”任红举写给战友的诗。他是一位小提琴手，也在朝鲜前线牺牲明知前方是枪林弹雨，年轻人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仍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无数身处其中的人，命运就此改变。
在遭遇轰炸时，所有人就地卧倒，把大衣的白色里子翻出来举起，隐蔽在风雪中。演奏手风琴的汤重稀也在队伍中。“我当时是有私心的，我要成为演奏家，别说被打到胳膊了，我连一根手指都不能伤，所以我想把双手藏到胸口保护起来”。
就在手放下的一瞬间，他的右手被流弹带走，被一同带走的还有他作为手风琴家的梦。“是我太懦弱，流弹打的是胆小的人。”汤重稀说。
后来，汤重稀摸索出了反手拉二胡的技巧，写出广为传唱的《龙溪河上歌声飞扬》马世勋当年是志愿军后勤分部统计员，第一次在前线看到敌军时，他意识到这一仗不能不打，必须要打。朝鲜一旦失守，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那场战争打到中国，人家坦克要走到东北，这个大平原，那是畅通无阻啊”。
“等我老了，
薛英杰和文艺兵们不一样，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参军只为吃一口饱饭，“我走了，家里能减轻点负担，这是我当时能给家里作的最大贡献”。薛英杰12岁参军，在部队里认识了好友贺殿举，1950年，两人又一起上了朝鲜，他是军长的保健医，老贺是军长的警卫排排长，俩人晚上睡在一个铺上，开始想回家后的安排。
薛英杰说老贺，现在这个战场环境这么复杂，要是我死了，你怎么对我啊。老贺说，你死了，我首先给你打一口棺材，再找一个石匠，给你立块碑，然后给你们家写封信。薛英杰不信：你就会吹牛逼，放空炮，你看看现在的平壤，瓦砾都没有一片，你去哪给我找一块完整的石头。薛英杰说，你要是死了，我就给你两头套个白布袋，找地儿给你埋了，抠个树皮给你“咔哧咔哧”写个字，然后给你们家去封信。老贺生气了，当晚没有再跟薛英杰说话。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拌嘴。
第二天，在转移阵地的过程中，老贺被流弹击中要害，而薛英杰在危急之中只能草草埋了老贺随部队离开。薛英杰一遍一遍地对老贺说，“我怎么能让你回不了家呢，我什么都不要也要带你走，带你回家”。
那年冬天朝鲜的大雪鹅毛一样地下，老贺的坟包很快和战场上红的血黑的泥一起，不见了踪影。
有一次，任红举执行侦察任务，孤身在月色里行军，在朝鲜人的水磨坊边上发现了一位负伤的教导员，伤口致命：“那时他肠子已经翻在外面、没有血色了”。
教导员临死前拼尽全力掏出一个银元递给任红举，说“给妹妹”，等任红举答应之后才闭上眼睛。之后，任红举找到了一位战友，两人一起掩埋了教导员，削树皮为碑。任鸿举用随身带着的关勒铭钢笔（这也是他写诗的钢笔）匆匆在“碑”上写下教导员的名字，希望那不是一座无名孤坟。从战场上回来后，薛英杰一次又一次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抗美援朝纪念馆、在遗骸归国名单上寻找老贺，然而不仅没有尸骨，连老贺的名字都没有。“带你回家”的承诺成了薛英杰70年来最大的痛苦和心结，想到老贺还在朝鲜，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当时19岁的战场救护员郭瑞铮也在朝鲜中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朋友写的小纸条她至今还留着：“她俩想要和你跳舞，作（做）一个舞伴，你愿意吗？可是几时能实现呢……”
朋友写给郭瑞铮的小纸条
在上前线前，很多人会身着军装拍一张照。叶发坤的照片里，肩上有一只手，那是战友的手。后来战友牺牲了，他就把这张照片一折两半，有战友的那一半他这一生再也没有打开过。“关于他的回忆，不想再打开，也不敢再打开，因为接受不了，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叶发坤说。
对导演宋坤儒来说，和志愿军老兵们对话的过程是痛苦的。
宋坤儒很长时间睡不着觉，流眼泪。“采访时，我和老人的距离就是我和你这么近，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在你面前崩溃和流泪……我也是人啊！”宋坤儒说，“我真是觉得，是不是要放过他们，也放过我”。但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当年他们跨过鸭绿江，用无悔青春换来山河无恙，宋坤儒的来访，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被人倾听。
宋坤儒第一次去邯郸见薛英杰时是2018年，那时老人已经92岁，独自居住在疗养院，一口气对着摄像机讲了5个小时，除了中间更换SD卡，一次也没停过，也不喝水。
当时为了采访，宋坤儒给老人买了一件新衣服。第二天宋坤儒走后接到薛英杰亲属的电话，说采访过后，老人独自一人，穿着那件新衣服，挂着勋章，坐着轮椅跑出了疗养院，要到街对面的照相馆去拍一张照。警察看到老人在过马路，急忙把他送回了疗养院。宋坤儒最后也不知道照片有没有拍成。
后来几次采访，薛英杰的身体每况愈下，叙述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要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活到电影上映的时候。
然而最终这个约定没能实现，薛英杰于今年4月过世，这部电影里的片段也成了他最后的自白。
从2014年开始，韩方已向中方连续8年，归还共825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9月3日，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10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1226件相关遗物魂归故里，获得安息。（来源：腾讯新闻）*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于2021年9月3日全国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