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馨是一位现居上海的摄影师。她是上海《新民晚报》资深摄影记者，同时，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有确诊病例，周馨所在的小区在3月30日凌晨开始封控，到现在已经三周多了，小区仍未解封。她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需要天天想着吃的，天天做一日三餐。没想过，会从早到晚关注食物——不是在盘库存规划冰箱里的菜、就是在做午饭晚饭，不是在拍食物，就是在看各种食物团购、紧跟食品接龙。要看某个团购有没有成功，要看不知道啥时候团成功的某种食物到了没有，要看什么时候付款，要去楼下拿吃的，再回来消毒……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在封控区里的所有人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做核酸抗原，和绞尽脑汁地吃。以下是周馨在封控中的手记。省！省！省！我家儿子平时是一个“讲究”的人，比较挑食，食物有一点过期，或者食品配料表里看到有什么不好的成分，都是不要吃的。在封了三周多后，有一天突然听到说有团购香蕉，哥哥马上大喊：“我要香蕉！！”我说：“香蕉这种水果不经搬运，说不好送到家里已经有不少烂的了。”没想到，他立马说：“我要香蕉，烂的我也要，烂的可以削掉。”封控初始时期，食物紧缺，到现在虽然不那么缺了，但是比较贵选择也少，于是大家慢慢变得见不得一点浪费，每顿饭都要尽量光盘，不能光盘的一定要留到下一顿。还要封多久，没人知道，以前我一个人一天就要吃三个苹果，封控后好一阵子是一个苹果三个人吃。有一次成功网购了半只鸡，这鸡后来弄了三个吃法——大半做了手撕鸡，留一点肉和蔬菜炒炒又是一盘，剩下的骨架炖鸡汤做鸡汤面。

上海疫情从爆发到现在，已然将近50天。下班高峰期，静安区寸土寸金的北京西路江宁路路口，只有零星路人匆匆走过。如果在两个月前，傍晚的路口最是人声鼎沸，除了从写字楼里四散开来的下班社畜，更多是慕名来此看戏的观众。上海知名的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Sleep

头等大事怀着一种期待又戒备的心情，何润锋等候在手术室外。门内，躺在手术床上的男人姓瞿，是何润锋刚结识的发友，正在进行一场免剃发植发手术。发友，是脱发者的互称。三年前，何润锋开始被脱发困扰。同事从身后走过，会拍拍他的肩膀，“何老师，你头发该注意了啊。”一次节目拍摄，他偶然瞟到镜头里自己发量稀疏、隐约透出头皮的后脑勺，心里一惊。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资深媒体人，何润锋无法接受，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担心脱发会影响自己的公信力。后来再参与拍摄，他向摄影师提出两个原则：一，帮他拍瘦，二，千万不要拍后脑勺。“咱们这么好的内容，结果网友在底下评论后脑勺，那多不适当。”第一时间，何润锋用自认非常妥帖的方式，去压制这一点生活中的不如意。出差或旅行，行李箱里永远揣着发粉、梳子、发胶。还有白色的化妆棉，用来擦喷好的发粉，这是脱发后他才认识的东西。体表所有的毛发，何润锋都开始珍惜。化妆师要把他眉毛拔掉几根，他也心疼，说，千万别拔，就这么几根了。2008年，还在凤凰卫视做主持人时，何润锋对节目录制前的化妆极不耐烦，每回都在心里想，快点快点，差不多得了。至于头发，简单吹吹就搞定了。现在，何润锋化妆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他的头发细软，且有自来卷，难打理。让其看起来尽可能地茂密，要花费不少功夫。新合作的制片方不了解他头发的情况，预留的化妆时间不够，他不好意思解释，只能加速处理头发。为了减少耗在头发上的时间和情绪，何润锋决定去植发，一劳永逸。头等大事，疏忽不得。挽救头发，何润锋态度审慎，一如做新闻调查。这一次，他既是采访者，也是当事人。由腾讯新闻出品，（也许是）全球首档男性脱发纪录片《秃然发生》的镜头，跟随何润锋，记录了他求解的全过程。何润锋先后拜访了民营医院、三甲医院的两位植发医生。前者态度积极，告诉他，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问题。后者自己也是脱发者，一年前做了植发手术。但他坦白讲，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原来植发并非一劳永逸，何润锋有些犹豫了。脱发圈的十年“老炮”，好头发网创始人徐峰给他看了好多用药治好脱发的患者照片，说当今植发盛行，是机构贩卖焦虑的结果，让很多用药即可的脱发者都跑去植发，脱离了医疗的本质。植发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毛囊是不可再生资源，取出、种植都有一定概率的损伤。而选择用药，意味着这辈子都要靠药物维持体面。一切都是不可逆的。当头发因某种不可抗力脱落，等于踏上不归路，脱发者能做的，只是努力延缓这个过程，或者说，掩饰这个过程。但当瞿先生做完手术，走出来的一刻，何润锋还是震惊了。进手术室时，瞿先生撩起了头发，头皮上有多道画线，样子有些邋遢。眼下看，这场植发手术是成功的。瞿先生的头发被生理盐水洗过，吹干后蓬松有光泽，整个人容光焕发。瞿先生的变化让人不禁感慨，重获头发，还给脱发者的，是自信、尊严，有时还能带来好运。“这种好运……是自信迸发出来的东西。”数毛囊的人对于植发，说法众口不一。信息片面，有局限性，无法让何润锋信服。他决定去最接近真相的地方——植发培训班。电话里的人介绍，植发班三日速成，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学费3800。植发技术还能速成？何润锋难以置信，更得去一探究竟了。两天的理论课知识点密集，学员们学习氛围浓厚，何润锋深受感染，边听边记笔记。第三天，进入实操阶段，导师安排学员，轮流在一位女孩的头皮上取毛囊。女孩知情同意，因为接受学员观摩和练习操作，能换取植发的优惠价。到这一步，何润锋开始害怕了：“把人弄坏了怎么办呀？它是关系到你的头皮，你的神经......”手术还没结束，何润锋回到培训教室，独坐了许久。课上，他还得到一个重要的行业内幕：很多医院进行植发手术，真实移植的毛囊数量，比合同上写得少。导师说，“没有人会去数。”但还真有人这么干了。何润锋找到了这个人，他叫朱志彬，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朱志彬38岁，在北京做玉石生意，脱发史7年。2017年10月，他在一家医美机构植发，从脑后取出毛囊，移植到头顶，以达到茂密的效果，费用2万8千。手术方案确认书上写着，计划毛囊移植数量3500个。但手术第二天，揭开纱布，朱志彬照镜子，感觉头顶稀稀拉拉的，怎么看怎么不对。他对着头顶的手术区域拍了张照片，到电脑上放大，一个一个地数了好几遍，都只有2000出头。去医美机构理论，他们说，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看出真正的效果。朱志彬接受了这个说法。接下来一年的熬人等待，他越想越不对劲，又去找机构。几番投诉无果，最终，他只好起诉。起初，朱志彬的诉求很简单。“把剩余的钱退给我，我就能接受了，但是后来（官司）越打越生气，现在他赔偿我三倍，我觉得也消弥补不了我这个损失。”这些年，朱志彬想过很多办法，到消费者协调委员会、工商局、法院申诉，都失败了。屡战屡败的头发官司，变成他的执念。每天守在柜台前，他总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头发，摸一次闹心一次。原来他脑后的头发有厚厚一层，现在明显瘪了。医美机构曾提出，给他补齐头顶的毛囊作补偿，他拒绝，因为后面的毛囊也不够用了。“它不会再长了，懂这个意思吧？永久的失去了。”毛囊，不缺的人不在乎，缺的人千金难求。朱志彬打了个比方，毛囊于他而言，就像饿得快死的人渴望馒头。他坚决一告到底。见朱志彬前，何润锋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但朱志彬温和得令他心疼。见面时，朱志彬正准备再次上诉，背囊里装着厚厚一叠案件材料，要提供给法院的最新证据，一式两份。蹲在法院传达室的地上，朱志彬把材料摊开，又一次给法官打电话，解释自己的诉求。随着讲诉的深入，他声音越来越大，情绪愈发激动，不断强调，“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要个说法。”过去38年的人生中，朱志彬一直安分守己，从河南来北京讨生活，没有太多太大的欲望，只是简单地过日子。让头发看起来多一些，是唯一的心愿。他没有提前跟家人商量，第一次自己做了决定，没想到会遭遇一连串的挫折。他也不是一个斤斤计较，争强好胜的人，甚至没有请律师帮忙。他对赔偿不抱期望，钱不是最重要的。追问下去，头发也不是，如果以后还脱发，他也可以剃光头。他仅仅想捍卫自己的权益，得到公正的回应，但现在，好像所有人都觉得他在碰瓷。看着朱志彬蹲在地上打电话，何润锋心里难过，想，“哎呀，我们脱发的人，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委屈吗？真与假，有所谓的阈值吗通过化妆，能让头发从视觉上看起来更丰茂，人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信，好像头发真的没问题了。但何润锋警惕这种感觉，认为它是生活的麻药。偶尔，化妆师把发际线画得低了，他赶忙阻止，“我18岁也不长这样。”对于脱发，他焦虑，但不至于用虚假的方式去治愈。他原以为植发是一条解救脱发的光明路，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了解得越多，希望反而破灭一些。迷茫中，他找到了罗林川。罗林川脱发二十多年，现在经营一家假发公司。人生很苦。脱发就是其中一种难言的苦。罗林川如是说。“如果在清朝，前面都要剃掉，对不对？五阿哥不是也很帅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要那片刘海，导致我们没有刘海的人，就感觉苦不堪言。”大学时，罗林川开始脱发，涂生姜、皂角，各种防脱生发洗发水，梅花针针灸，各种办法他都试过，没用。公认治疗脱发的有效药物，外涂米诺地尔酊，和内服的非那雄胺，他服用了一年，效果不明显。并且，非那雄胺说明书的副作用标注，有1.8%性欲减退和1.3%阳痿的可能性，后来他没有再吃。因为脱发面积大，植发对罗林川也不适用，最终，他能选择的只有戴假发。35岁，他第一次接触假发，之后便很少在人前露出自己的真头发。连最亲密的人，他的孩子，前妻，也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摘下假发的样子，无论洗澡或睡觉，他都会戴着。与人交流，罗林川极少提“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代之。人们排斥听到“假”，但对罗林川来说，这只是他，和很多发友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戴眼镜，弄个烤瓷牙，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有一位叫李闪光的视频博主，常在网上发布假发科普视频。跟罗林川一样，他用任何生发产品都不管用，也没办法植发，纠结许久，他干脆把头发全剃了。剃完光头，李闪光感觉自己内心一下子敞亮了。生活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不能老让脱发为难自己。在视频平台上，李闪光有1.6万粉丝，他不避讳在镜头前展露头发的真实情况，每条视频，都能看到李闪光开朗地笑着，一边讲解手中的假发。为方便固定假发，他只保留了头部后方的头发。但在现实中，进入公共场合，李闪光仍会戴着假发。他说，主要是怕吓到周围的人。但何润锋注意到，有一期视频，李闪光去理发，店内还有其他顾客，尽管画面里没人看李闪光，但他一直担心，说“边上的大叔，是不是在看着我。”李闪光也没想明白，戴假发，究竟真的让自己更开心了，还是一种禁锢，让自己假装开心。有时出去玩，朋友怕李闪光戴假发不舒服，叫他摘了，他下意识的反应是“啊？你们要看我那样吗？”他很难跟关注自己的粉丝表露，假发是一种解决方式，但自己的内心，可能依旧脆弱。对于真假，有所谓的阈值吗？李闪光这样理解，“因为它叫假发，有一个假字。举个例子，粉底液叫假粉底，会不会觉得它（脸色）也是假的。没有真假的定语，就不会使大家这么看待它。”自嘲的勇气与发友们对坐长谈，何润锋发现，脱发焦虑并非被制造出来的夸张叙事，恰恰是因为没有被正视，才造成更负面的影响。过去当老师的时候，罗林川连上课的勇气都没有，要整理好长时间头发，才能走上讲台。偶尔有同学笑了，或交头接耳，他就疑心对方在偷偷嘲笑自己的头发。脱发导致的疑心病，甚至影响了罗林川的婚姻。第一任妻子经历了他的头发由多变少，并不在意，可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以前他做事雷厉风行，是前妻可以依靠的对象。脱发后，俩人一起旅行，他连问路都不敢，因为自己头发少，看着不像正派人物，容易遭遇路人的白眼。“如果有人歧视残疾人，整个社会都会骂你，但如果歧视或者嘲笑一个脱发者，整个社会都开心死了。”让罗林川最难接受的是，对脱发者的不尊重，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做正常的行为，也被视为好笑的事情了。自嘲，成为很多脱发者消解外部嘲笑的方式。即使内心没接受，能达到自我催眠也挺好，有人连自嘲的勇气都没有呢。李闪光善用此道，“调侃自己，到一定程度，可能慢慢你也就接受了。不怕被别人说了，别人也会觉得在你的身上获得不了乐趣。我就是纯粹的自我催眠。”何润锋不理解这种心理，“我为什么要有自嘲的勇气？”“你连你自嘲的勇气都没有，那脱发这个事情，或者任何的小挫折，都是你的累赘，迈不过去的东西。”李闪光说。他只想过得稍微舒适一点。无论自嘲，还是自我消化，如果没办法左右别人的态度，就改变一下自己。而何润锋担心，自嘲趋势，会让大众的嘲笑变得更汹涌，让不能接受调侃的人，变得更不能接受自己，催生另一股极端力量。在罗林川公司的门店，何润锋体验了单位接发项目，往一根头发的发根处绑上4根假发，起到增加发量的效果。他接了25个单位，晚上照常洗头发，手指往头发里一插，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牵扯感。他心里咯噔一下，担心把刚接的头发扯掉，开始轻柔地抚摸着洗头。摸了几下，他发现为时已晚，已经有一根头发掉了，接着冲洗头发，又掉了一根。两根自己的头发，加上白天接上去的，共有十根，场面吓人。在这两根头发掉落前，何润锋有过一阵喜悦，觉得接发也是拯救头发的可能性。这下，心又凉了，那些濒临脱落的细幼发根，怎能承受得了4根头发？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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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若梵制作的遗物纪念品有两千多件。见证抚慰了两千多个离愁，一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世间疾苦太多，若真能带给他们些许安慰，我便一直坚持做下去。”（来源：腾讯新闻）摄影

在多数人脑海中，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或孤独性障碍）常对应一个不言语的小孩，我们似乎少能想象这个沉默身影长大后的样子。但在真实世界，身影并非只停留在幼童的年龄，之所以难以被勾画，多是因为“星星的孩子”早早丧失了与社会的接入，荒在角落，被迫淡离我们的视线。在一次从北极村到三亚的徒步行走中，窦一欣见识到了大龄自闭症青年的能力，也看到了他们被剥夺的机会。他想要帮助这群无处可去之人。窦一欣今年59岁，生活在北京，从2012年至今，他为大龄自闭症办学校、建社区、组织徒步行走，努力为这些青年创造一些可去之处。十年当中，窦一欣结识了上百位大龄自闭症朋友，他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最早的一位是“阿萌”，他和窦一欣感情最深，能力最好，如今找到了糕点师傅的工作，平日自己买菜、交水电费；最新的一位是“笑笑”，他和窦一欣刚认识不及半月，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每天有超过20个小时在说话，肌肉随时会绷紧，像“小虫”一样贴在窦一欣身上……窦一欣最想通过“课堂”做到的，就是帮助这些青年建立自尊。至于融入社会——“融入社会是为了学习和工作，并不是他们融入社会就多么幸福，这是两码事。”以下是窦一欣的自述：出游阿萌那年19岁，或是20岁，特别不爱说话，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大龄孤独症青年。他看上去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不同，只是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他原来在一家工厂做焊接元器件，后来工厂迁了挺远，他没跟过去。11年前，我成立了“简爱合唱团”，应该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孤独症合唱团，那时候的周末，孤独症孩子没地方去，都喜欢来唱歌，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个，阿萌就是其中之一。他妈妈和我说，阿萌刚工作不久就失业了，心里挺烦恼，我说，那就到我这儿来工作吧。阿萌人老实，就来这里帮着做一些文件整理，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事情，每个月发几百块钱，就是怕他没事做。但在当时，因为已经做了两年纯公益，不收学费，机构已经没钱了。过年给老师们发完奖金工资，学校账上还剩700块，我让合伙人拿500块钱回家过年，自己拿200块留着买烟。

廖丽娜经常听到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向她夸冬冬。最意外的一次是，儿子上职中时独自在外租房，一个少有合作的客户某天忽然打电话给她，说在菜市场碰到了冬冬，他一个人在买菜，很有礼貌。廖丽娜觉得稀奇，那位客户甚至都没见过冬冬本人。她问，你跟冬冬打招呼了吗？客户说没有，但他远远地在观察冬冬，看他如何和菜场里的人打交道，不说都看不出来是孤独症。类似的反馈总能传到廖丽娜耳朵里来。尽管有些人只在她朋友圈里见过冬冬，但大家都分外好奇地目睹了冬冬——这个曾经过度外向、迟钝与木讷的孤独症少年，如何成长为具备社交能力与自理能力的独立青年。49岁的廖丽娜对此已保有平和心态，相比起纠结孤独症是否能够治愈这样的医学难题，她关心的对象更为具体。作为家长，她的目标是冬冬喜欢现在的生活，他过得开心，就OK了，没必要强调是治愈了还是没治愈，这没多大意义。在世界孤独症日前夕，我们与来自广州的廖丽娜聊了聊她陪伴冬冬长大的故事。冬冬初三时，廖丽娜就帮助他找了第一份实习，并非是让孩子打工挣钱，而是希望他能早一点踏入成人社会，用超出普通人四五倍的时间来适应残酷的真实世界。这或许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笨鸟先飞。廖丽娜怀着极大的耐心与包容，陪着冬冬和普通小孩一样读小学，上初中，考大学。如今，21年过去，7月毕业的冬冬将要与千万人一同竞争工作岗位。令廖丽娜最欣慰的是，她终于能将这样一个干净整洁的好青年推向社会。以下为廖丽娜的讲述：麻烦、投诉与道歉在冬冬小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投诉”。他读一年级时是最麻烦的时候，从一种松散的环境进入学校，那一步走得很费力。那时卫生习惯方面的投诉比较多。举个例子，广州这边夏天很热，室内都有空调，冬冬小时候有鼻炎，所以他一走进教室，就会阿切阿切地流鼻涕，到室外去，热浪扑过来他也受不了，眼泪鼻涕一大把。他打喷嚏的时候嘴遮得不严实，纸巾用完也扔在旁边，同学就告老师了。我们就教他，每天上学都带个塑料袋去，再在抽屉里放一卷纸，用完的纸巾就放进袋子里。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做朋友。但他可以把所有陌生人都当朋友。他会觉得，人家聊天时他也可以凑过去，但这样是没有距离感和分寸感的，会让别人不舒服，同学们就开始刻意地避开他。他当时可能是出于好玩的心理，看见两个人共读一本书，他就走过去把两个人的头梆地一下撞到一起，或者别人在走廊里聊天，他就会推别人去撞墙，这种行为确实特别讨厌，但他好像没有意识到。上课的时候他也不遵守纪律，上课铃响了他不知道进教室，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会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两圈，或是大声说一两句话，很影响班级的学习氛围。但我当时不在他旁边，所以回家后再教育他，效果并不好。同学们会把这些事告诉家长，家长投诉到学校，我每天都焦头烂额，在公司上班时老师随时可能打电话过来，我就得放下工作跑到学校去道歉、调解。我去学校开过班会，给家长们解释冬冬有孤独症，他理解规则需要时间，希望大家能包容一下，多给他些时间。但当时还是有17名学生家长不太能忍受这个，他们觉得既然孩子有孤独症，那就不应该在普通学校啊，就应该去特殊学校。他们联名向广州海珠区的教育局投诉，要求冬冬离开这个学校。当时真的很困难，后来我们和学校商谈，希望校方能同意我们请一个特教助理陪着冬冬，在一年级下学期找到了两个女助教，其中一个是华师特教研究生，一个是准备毕业的实习生，她们轮流给冬冬做特助。直到有了特助，冬冬的进步才明显起来。特助也被称为“影子老师”，经过相关的专业培训，受雇提供相应的陪护服务，在学校陪着特殊儿童，随时随地进行指导。比如上课铃响了，就告诉孩子要赶快跑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得拿出语文笔记本，冬冬的吸收和领悟快多了。从一年级下学期到五年级，他一共有过9个助教，基本都是女生，六年级开始他就不需要助教了。冬冬的学习成绩一直马马虎虎。小学一年级，别人都考一百分，他就考八九十分，到了二三年级，数学开始有应用题，需要分析一段文字里的问题和信息，这时我发现冬冬有困难了，他的阅读理解一直有障碍，看不懂上下文，所以成绩开始往下掉。到五六年级还会偶尔不及格。很多有孤独症的小孩都有一些独特的行为模式，冬冬也是，他会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他的东西，把任何人当成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没有你我之分的概念。他以前去我公司玩，看到同事小孩在那玩玩具，他一过去就把玩具当成自己的，不还给人家。他还会和你说很多很多话，但都说不到点子上。他非常外向开朗，但完全不会考虑别人在做什么。冬冬曾交到了一个朋友，我是很惊讶的，这个同学也彻底颠覆了我对朋友的概念。在小学四年级之前，班上对冬冬比较好的都是一群女孩子，男孩在那个阶段很幼稚，经常欺负冬冬，踩他的笔，踢他的书包，他回家时身上脏兮兮的。但冬冬不觉得自己被欺负了，反而觉得身边都是朋友。到了四年级，有的男生恶作剧，写纸条让冬冬和班上的女生表白，他就傻乎乎照着纸条念，结果全班哄堂大笑，女孩子们知道男女有别了，也就和冬冬保持距离，不再和他玩了。当时班上有另一个男孩，家境不好，学习也很糟糕，他和冬冬一样都是被全班抛弃的孩子，没人跟他玩，他就抓着冬冬玩，偶尔也欺负冬冬。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男生不算朋友，因为他是找不到人玩才和冬冬玩的，还偶尔会让冬冬出洋相，这怎么能叫朋友呢？但当时北京来了个专家给我们做评估，提到这件事时他告诉我，酒肉朋友也是朋友，只要他们相互需要彼此，这就是朋友。妈妈，我不是残疾人冬冬很多年来并不知道他有孤独症这件事，尽管他小时候的症状真的非常明显。冬冬两岁时，我发现孩子的眼睛从不看人，喊他没反应，狂热喜欢所有的圆形物品——我们家买了无数的乒乓球和地球仪，只要看见他就要买。他还喜欢做排列，把一模一样的积木排列得整整齐齐，一个人玩得很开心。而且他可以转圈，转十几分钟都不晕不累，还哈哈大笑。他会发出那种很大声、很疯狂的笑，我都要疯了，就像个神经病一样，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笑，但他笑得止不住，就是在那里笑。他那时学会了说“爸爸妈妈”这几个字，但字不对人，他会看着我叫“奶奶”，我说不对，他就叫“姐姐”，就是不停碰答案，碰对了才知道我是妈妈，完全不知道对应关系。到了三岁半，才能对应哪个是妈妈，哪个是爸爸。我们当时觉得孩子不对劲，我们去医院做了个量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医生就确诊了，诊断书上写着“儿童孤独症”。我问医生有什么药，医生说没有。处方上简单写着一行字，“建议尽快上幼儿园融入社会”，没有任何治疗药物。那天是3月12号，一个晴天，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孤独症。孤独症是一个宽阔的谱系，有智商低的，没有语言的，不能学会计算的，有智商很高的阿斯伯格那一类的孩子，也有我们冬冬这样智力偏下一点的孩子。二年级时他测过智商，70分，属于比普通人低一点的程度。我倒不觉得70分的智商有多可怕，他是比其他孩子要差一点，但是我从没想过冬冬以后会变成一个没法自理的人。从他确诊的时候开始，我想的都是怎样去帮助他独立。现在很多人把孤独症当成一种特质嘛，也不存在治愈不治愈的。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分轻度、中度和重度，否则这个谱系实在太广了，用到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公平。一些情况很严重的孩子智力受损严重，他们需要的社会资源和支持会更多，不能仅用孤独症来形容。（*点击参与助力大龄孤独症群体融入社会，让每个生命都拥有融入社会、追求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像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那类，我见过好几个智商130的孩子，他们学习真的毫不费力，但是过得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太聪明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所以非常敏感容易受伤。他们需要的更多是心理支持。冬冬的醒悟，或者说觉醒，大概是从四年级开始的。在那之前，别人欺负他，他依旧很开心。影子老师告诉我他在学校的生活，别人如何看不起他，如何捉弄他，他全然不知，我作为家长是受伤的。但四年级之后，他开始有一些察觉了，他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他们都不和我玩，还要打我？有一天我们在家看电视，播着一条关于残疾人的新闻。冬冬站在电视旁的玻璃柜前突然对我说：“妈妈，我不是残疾人。”我心里咯噔一下，问他，冬冬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残疾人？他说，眼睛看不见的、坐轮椅的人是残疾人。我问，那你觉得你呢？他说：“妈妈，我不是残疾人。”之后的好几年，我们就这样糊弄了过去，也没跟他仔细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说才能让他不受伤，为此我请教过很多老师，但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我也很困惑。直到他初二那年，我们要填一张表格，其中有一栏“是否是孤独症”，我问冬冬这个该怎么填，他不知道。我就告诉他，冬冬其实你有孤独症，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个勾。我开始跟他说起以前的事，帮他回忆小时候一些不好的行为，如何被投诉，如何被同学孤立。我又反过来告诉他，你现在长大了，比以前好多了。他也会觉得，那些都是他小时候做的事，所以他经常告诉别人，我小时候有孤独症，但我现在好了。过上他喜欢的生活冬冬的青春期比普通孩子来得晚，反而是他过了20岁会比之前要叛逆一些，知道顶嘴了，但整体上还是属于性格很和善、温顺的人。冬冬从来没和人吵过架，他一直都是被人欺负的那个人。我有担心过冬冬走上社会后学不会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他理解不了那么多圆滑世故的东西，所以我做过一件很出格的事情，就是带他闯红灯。我们都知道红灯的时候得在斑马线上等，绿灯了才能通行，这是建立好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变得有些死板了以后，我就开始教冬冬，偶尔我们也能闯一下红灯——两边的街上都没车，又这么安静，好像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就冲了红灯过去。这其实是教他学坏，但我得告诉他，规则即使建立了，也可以被打破，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教他这些的时候也在审视自己，我也不是那么圆滑的一个人，但我同样能在社会上生存，拥有朋友和生活圈子。所以我能教就教，他学到多少是多少，他有他自己的性格。冬冬至今为止已经有过6次实习经历了，他初三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份实习。当时我认识一个导演，他的工作室外有一间小餐吧，客人比较少，只有一个服务员一个厨师。我就让冬冬在假期去餐吧实习了一个月，这期间出过不少问题，比如他会记错顾客点的菜，上错菜品，不会用礼貌用语招待顾客。但一个月后他还是学会了遵守上下班时间，也在不断和各种人打交道，有了尽职尽责的意识。我们普通人实习半年，基本就能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但我觉得对冬冬来说，他需要四五倍的时间，所以我想把以后他将要面临的东西提前让他适应。可以理解成是笨鸟先飞吧，就是因为他笨一些嘛。冬冬上初中时，我就知道按他的成绩肯定考不上普通高中，只能上职中。职中开始需要分专业了嘛，冬冬一直不知道哪个专业更适合他，后来有天终于想到了，他喜欢看视频。我想起来，冬冬从小就喜欢看银行的宣传手册和各式各样的楼盘。我们以前总带他去银行拿这种宣传小卡片，沿路走着，看见一间银行就要进去转一圈，出来时手里塞满了五六张卡片回家研究。这真的很无聊，但我还是比较迁就他，任他去拿，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都眼熟我们了。冬冬一到星期五还会准时买一份《广州日报》，因为周五的报纸上有几个版面全是楼盘广告，他就会让我带他去看楼盘。在售楼部，你如果不是要买房，销售其实没好脾气的嘛，那我就只能扮成要买房的人，拉着销售问问题，让他有时间去研究沙盘，看售楼部的恢宏广告。现在想想，当他专注地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对他的审美啊艺术感都是有帮助的，未来其实能用得上。我们在讨论选什么专业的时候，讲到视频，冬冬的眼睛一下就亮了，所以就确定了专业是数字媒体视频。他想毕业后做摄影师或剪辑师，现在也一直在拍短视频和vlog，对着镜头一点都不怕生，因为这是他的兴趣爱好。未来如果能靠这个专业找到一份工作就挺好的了。我现在唯一有些担心的还是他的社会关系。他有那种可以一起写作业、做项目的普通朋友，但一直没有互相挂念的、放假后会约着出去玩的好朋友，他和几个特殊孩子走得近一些，也成了朋友。我觉得他们对社交的需求也许没有我们那么强烈，他没有太多的情感上的东西需要跟人共鸣、分享，所以好像也不太需要特别好的朋友。他听我们念叨多了，也会说以后要多主动一点交朋友，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我挺希望他有一天能谈个女朋友的，找到一个愿意和他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那对他的感知能力会有很大的提升。他对情感的不敏感，可能是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这也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缺乏一些共情能力，必须亲历一次，才会有切身感受。其实我们从冬冬9岁起就开始给他做性教育了。当时美国的格兰·昆特来广州做性教育培训，我学了之后就回家给冬冬普及性知识，告诉他长到什么年纪，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变化和反应。他小学有一段时间喜欢在电脑上看女孩子的泳装照片，我一走过去他就赶紧关掉，有几次被我发现了，我就很大方地跟他说，你刚才是不是在看那些运动员的跳水照片啊？他说没有没有。我说没关系啊，妈妈也喜欢看的，这个女孩子穿泳装多漂亮啊，美的东西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我们都欣赏美的东西。在我们广州的特殊儿童家长圈里，冬冬算是恢复得挺好的孩子。我现在对他没有过强的保护欲了，他职中第二次租房搬出去住了一年，每天买菜做饭，一个人吃都会煮两三个菜，过得很有滋有味。我有时候在想，冬冬的恢复可能也和我以前做过老师有关。我是贵州安顺人，以前做过几年物理老师，到广州改行做室内设计认识了老公，生下冬冬，才把家安在了广州。同学聚会时，我们发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学师范出身的人永远是家庭教育的主抓手。现在来看，冬冬在孤独症人群里已经属于高功能了。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没问题，也有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作为家长，我的目标就是冬冬喜欢他的生活，他过得开心，就OK了，没必要去强调他究竟是治愈了还是没治愈，这个没多大意义。（来源：腾讯新闻）点击上方图片或文末“阅读原文”，助力大龄孤独症群体融入社会，让每个生命都拥有融入社会、追求人生价值的机会。撰文｜祁佳妮摄影｜张志韬编辑｜张瑞

你说，我怎么能把自己剩到这个地步Kitty举起手机壳，指尖逐字指点：桃花速来，佳人成双。蜜桃色的手机壳上印满祈求爱情的字句，Kitty每天都捏着它。对着镜头，她握住手机，眼睛微合，作出祈祷的表情，“天灵灵地灵灵，赐我一个好姻缘。”这样的手机壳，Kitty不止有一个。另一个，她特意从某位大师那请来，壳子背面贴满招桃花用的粉色水晶，密密麻麻有上百颗。对面一同吃饭的男性友人朝导演董雪莹笑，调侃道：“找到这个人，你就可以跟拍好几年了。从三四年前就没有（男朋友）。”2018年底，导演董雪莹开始跟拍积极寻求婚恋关系的单身女性，那一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超过2亿，独居成年人口达到7700万。董雪莹自己也已经单身3年，她尝试过各种结识异性的方式，比如去婚恋网站，大数据把她判定为“30+大龄”“无固定工作”，并基于此，推送了一堆“奇形怪状”的男性。社交软件上的男性更甭提，刚聊几句，诉求便会转移到下半身。到了线下相亲活动，匹配的过程则颇为迅速和直接，一张表单列清身世和家底，任对方审合同似的一栏栏瞄下去。对感情的盼望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挫伤的。类似的事，也在纪录片《“炼”爱》中真实复现，似乎年纪30岁上下晃荡着的女性，在寻求伴侣的路上总逃不脱这样的遭遇。红梅29岁，是片中五位女生相亲频率最高的一位。她认为，感情和婚姻都是需要经营，需要学习的，进入婚姻之前，要进行婚姻辅导。她特意买教人如何处理亲密关系、经营婚姻的书籍。过年回山东老家的火车上，她也拿出一本来读，隔壁卧铺一位男士瞧见，打趣她：“这就是长时间没有结婚......"下半句没有被说出口，而用一种玩味的笑替代。红梅辩出这笑容里有复杂的意味，转头问男士：“你应该比我大，九几的还是八几的？”得到“92年”这个答案，她噗嗤乐了，眼神飘向男士腹部的赘肉，好似抓到把柄，“92年的，结了婚就被摧残成这样了？”男士不觉冒犯，指指对铺，卧在上面的丰腴女人有隆起的小腹，“我们是初恋，高中同学，这不是胖了，怀孕了。”女人平静地笑着，用眼神表达了认同。“这才叫嫁给爱情了。”男士脸庞洋溢幸福的笑。红梅不再搭话，不卑不亢地朗读手中的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张狂，爱是毫无保留，爱永不止息。”在男士看来，红梅的行为好比一味地读旅行攻略，却不真正开启旅行。他用一种早早跑到赛程终点的胜利者的口气揶揄她：“懂一堆道理，仍然过不好自己。”旁人总比当事者显得还着急，最心切的，莫过于父母。多数长辈眼里，单身不属于人生选择，而是一种缺陷。西安女孩月儿在结束一段伤心的恋情后回到家里，看到向来以新时代女性形象示人的母亲，竟帮自己求了一张姻缘符。月儿心酸地感叹，我的妈哎，都被我逼成这样了。母亲语气凝重，眉头皱着，“30岁以后，很多人都不考虑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大事，别的实现不实现都不重要。”Kitty的父母也在劝。父亲语重心长，让Kitty要求别人的时候，一定对自己提出相同的要求。“要求人家长得很漂亮......”“我也挺漂亮的。”“你要求人家很有钱......”“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Kitty笑嘻嘻地一句句回嘴。友人觉得Kitty眼光高，每次想给她介绍，前提条件摆出来，身边朋友就筛得不剩几个了。Kitty年纪直奔35去，而女人过了35，生育能力下降，这是男方都会考虑的问题。Kitty参加过几回相亲活动，男男女女一桌桌轮换着做自我介绍，她打眼儿一瞧，没看得上的。她期待，下轮兴许能碰到一个好的，结果一拨不如一拨。“我坐在那我都难受，如坐针毡，你知道吗？”Kitty面对镜头喃喃，“你说我怎么能把我自己剩到这个地步。”轮流盛装赴宴，用互诉寂寞的语言纪录片《“炼”爱》展现了多种形式的相亲场面。办公楼里，相亲公司举办的8分钟速配活动；农村说媒拉纤的老人揣着小本，骑自行车挨家挨户来串门；还有公园里，大爷大妈举着贴有相片、写满条件的纸牌游荡，已成为北京导游带队参观的著名景点。在相亲场，迷恋童话爱情般相识的人是容易感受到冒犯的。来来来，进门先填表，你的身高、体重，年薪和存款，家庭成员，房车买否。这是人类的说明书。主持人发话，人们互换手中纸张，请用8分钟熟读。在最为常见的多人相亲活动里，已有丰富相亲经验的红梅也感到疑惑了。她捏起表单，略有不满地向坐在桌对面的男士比划：“前面这么一大部分都是条件，就这一点点是讲我自己的。”男士莞尔，说到这来就这么几分钟，想了解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讲究效率的时代，太用情显得不合时宜。第一次约见软件上结识的男生，月儿妆容精致地赴约，两人兴趣相投，很聊得来。男生带月儿去舞会，一支舞跳毕，身上的汗还未冷下来，转眼她就见着，男生热络地邀另一位相熟的女生贴身跳舞，还夸对方身材好。月儿别过脸去，点了支烟。宵夜桌上，聊到社交软件的话题，月儿觉得随意发展亲密关系的女生很“cheap（廉价）”，男生却坦言，快速没什么不好的，很快地得到一个女生，跟慢慢得到，没什么区别。感情路上，最不缺的就是这样不了了之的关系。月儿微微摇头，不再发表任何意见。片中几位善感的女生，都有过不甚美好的恋爱体验，相亲过程也多波折。旁人看来，Kitty是拣尽寒枝不肯栖，但她认为自己的择偶条件不算高，不就是想要一个合眼缘的终身伴侣么，难道非要降低标准，等不到绝配。Kitty的妈妈也纳闷儿，这么多年，没见到一个男孩子对Kitty朝思夜想，好像都得两个人上赶着，一句话不行就撤，不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浪漫和钟情。在注重个体自由、多元爱发展的时代，专情已不再是衡量亲密关系的唯一标尺，信奉浪漫爱和无瑕婚姻的她们，显得过时而守旧。对比是残酷的。Kitty的爸妈、姥姥姥爷，都有圆满的婚姻关系。姥姥姥爷在十六七岁相识，认定彼此是要携手一生的人，直到现在，两位老人还会依偎着互相喂饭，说话时紧握对方的手。有这样的完美婚姻参照，怎会想接受条件不合心意，又可能朝三暮四的伴侣呢。每次回自己的小房子住，Kitty总会想象，一位完美伴侣踩着七彩祥云出现，跟自己说，“我终于来接你了，你，就是我毕生的老婆”。谈婚论“价”在老家，红梅的条件是顶不错的，大学考进人大，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收入尚好，模样也可人。媒人来家里说亲，红梅一听条件，家是隔壁村卖豆腐的，挺直的身子又坐回去。您先记着我哥吧，红梅说。她要寻人在北京的，不然北漂奋斗这些年，岂不白过。红梅的哥哥早些年离婚，独自带着女儿。他认为红梅择偶观太现实，对伴侣的硬性经济要求，会给男方带来压力。红梅反驳，自己要的不是天上的星星月亮，只是觉得男生要努力，平淡的家庭生活也需要钱支撑。她只想未来能多点依托。“难道我不够努力吗？你的哥不够努力吗？”红梅哥哥忿忿。对于老人来说，两个人都是对婚姻无措的失败者，实在没什么可吵的。红梅的父亲问导演董雪莹，现在说成一门亲得花多少钱，知道不？他拿手比了个一字，“要这个数（一万元）。”谈婚论“价”。激赏蜗居的时代远去了，浪漫爱也日渐式微，婚姻要有房产金钱依傍，方可增添信心。可同在大都市艰难奋进，人人都没有根基，有几个能存着余力搭旁人臂膀，敢说会给未来一个结实的支撑呢。“条件”，是求偶人士口中的高频词汇。爱有条件，爱错也有代价。上一段恋爱，月儿跟前任同住在北京，前任母亲来看过他俩一次，说租的房子太大，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月儿给男友压力了。提起这段往事，月儿不屑地笑：“他也就偶尔有钱时，每月摊两千块，没钱时候还都是我。”这段不念物质的关系坚持了两年，最后因为前任当着月儿的面撩姑娘而告终。30岁的生日party，月儿饮下烈酒，喊出心声：“爱情那么珍贵，可以不顾一切，不问车房，这么诚挚的爱，突然有一天，一个巴掌抽醒你，告诉你这是最不值钱的。这是在30岁之前教会我的。”《“炼”爱》中唯一有过婚姻经历的李桃，是位38岁的单身妈妈，一次失败的恋爱给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开始男人问她要钱，说是为未来的小家庭奋斗，一笔一笔，永远有去无回。后来发现，男人身世存疑，家庭、职业都是假的。那时候，女儿已经在她肚子里5个月，同时还背负着因孩子父亲欠下的数目不小的债款。李桃是个坚韧的女人，独自养育女儿、还债款的艰难日子，她没有为了减少经济压力去依附任何男人，从演员转行去做来钱更快的直播。收入不稳定，李桃不得不带着女儿频繁地搬家。搬家时，工人用强硬的语气喝令要加钱，她放下手中的细软，挺直了腰臂去应付。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很弱小，需要帮忙，就去找一个男朋友。李桃坚定地觉得。一边往袋子里装直播用的毛绒道具，一边跟闺蜜讲：“如果现在有一个男朋友，面对搬家这种事情，收拾这些小东西，你认为男人就能帮上什么忙吗？并不一定。”唯一能让李桃露出柔软的，只有女儿。她带女儿跟朋友一家三口同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玩，看到朋友的小孩有父亲陪伴，心里隐隐地难受。李桃计划着六一儿童节，要租个高大帅气小哥哥，陪女儿玩。她认为，适当接触一些善意的成年男性，对女儿的成长是有益处的。后来，李桃开始带着女儿一块相亲。最怕世上游遍，发觉没有此人还了近100万债务后，李桃开辟了第二战场。她创立自己的品牌，希望能长远地经营下去，以后传给女儿。红梅则计划在一年内读96本书，重拾会计和金融知识，这样，未来遇见优秀的他，自己也不会太差。她仍在积极参与各类相亲活动，寻找与自己匹配的爱侣。情感毕竟有不确定性，在人生路途站站停下寻觅，也可能落得空等。不少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选择冻卵，不想赶在适孕年龄前急忙结婚。相比押注在男人身上，这个市场更加透明，在她们看来，是很值得的投资。影片也记录了职业女性Maggie去美国冻卵的全过程。工作人员讲促排有一定风险，可能会产生卵巢过度刺激症，一同来做冻卵的朋友听到这句，产生畏难情绪，表示绝对不会做第二次。Maggie却突然抬头问，“你们这里做第二次有没有discount？”全场哄然，朋友笑她：“Businesswoman！”Maggie是从小备受拥趸的女孩，友人讲，她好像台湾电影的女主。大学保送清华，毕业后去瑞士银行上班，一路做到副董事，后来，又放弃了百万年薪的工作，加入Uber中国创业。聚餐桌上，一位男性友人问她有过几次爱情，“就是那种发高烧一般，吃不下饭，体重减轻，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嫁给他。”Maggie扒拉脑中的回忆，终于蹦出一个词“Uber”。她一直对感情的事不太上心，与约会对象去航海，恋情没有后文，却就此爱上航海，说航海才让她有心动的感觉。友人直述Maggie“不像个正常女人”。女人都是被浸泡在一种情感里的，她却把一切都抽干了，而干的东西是很理性的。那个晚上，Maggie听了一夜苏慧伦的《七岁的影子》，爆哭了一场。她喜欢这首歌好多年，歌词唱：“我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我七岁的影子/为什么你的快乐真模糊/她这样问/来吧，我来带你一起去远足……”职场的丛林法则把Maggie套上一个金属外壳，严密隔绝情绪的外泄，她甚至不能有太多的表情，因为在商场中，表情会泄露自己的底牌。回想过去的情感经历，她反思，自己确实是用脑太多。七岁的影子唤醒Maggie，陪伴她上路。赴美冻卵期间，她参加了一个身心灵课程。机构设在硅谷，整个美国，硅谷是最脱离现实的一个地方，到处是虚拟经济，互联网，一些跟物质实相没有关联的东西。但近两年，身心灵教育是硅谷最新兴的产业，课程不像传统教育中教人知识，而是帮人们被社会规训的条条框框从身上拿走，去回归自己，觉察真实的本性。Maggie记起自己曾写过一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带着她的兔子进入战场。敌人砍断了兔子的一只耳朵，耳朵断裂的地方，开始长出尖锐的刺。渐渐，刺长成鳞片，并且越来越多，最终把兔子完全包裹住。长着长着，兔子变成了一条龙。在酒店房间，Maggie循环播放《七岁的影子》，一边熨衣服，一边讲述这个故事。她说，相信爱情，就是相信这个兔子的存在。（来源：腾讯新闻）撰文｜刘妍摄影｜王挺

“黑洞”如果不是“Frank先生”的出现，周倩仪一定已经结束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本科学业，开始了新的物理学朝圣之旅。当时的她丝毫没有察觉，体内正孕育一个膨胀的“黑洞”。她忽略了胃疼的信号，和医生的提醒，直到被突然鼓起的大肚子吓了一跳。2019年底，她被诊断为四期（晚期）胃癌，已经出现腹膜转移，因此腹部积水严重。这是一种对年轻人尤为残酷的疾病，德国医生当场断言：化疗最多能活两三年，没有手术切除肿瘤的机会，“如果有的话，只能说是一个奇迹。”

最理想的独居清晨，被雨声叫醒，从古雅的方桌到暖黄的台灯都让人感到宁静。灯后那架精致的屏风是从日本淘的，只花了一百块钱。小花园的绿意从屏风后面蔓延开来，一小盆淡粉的飘香藤缀在其中。这两年，北京的雨水格外多，滴滴答答地打在芭蕉上，叶静恍然，像是回到了江南。57岁这一年，北京电影学院的退休教授叶静搬进了新家。新家满载朋友对她的情谊，装修设计由好朋友包揽操办，她甚至没有为新屋买过一颗钉子。叶静一个人住进大房子，不想过得太清寂，另一位艺术家朋友便欣然为她设计制作了热烈的玻璃装饰。叶静不弹琴，但常常来聚的朋友们喜欢，那架钢琴便是他们集资送她的。家具都是旧的，她用惯了，朋友设计前，她就嘱咐过这一条。家具搬进来，带着她的气息，一切浑然天成。叶静爱养花，没有名贵的种类，栀子、竹节海棠、昙花，诸如此类，便宜，好养活，美。先水培出根，再找盆栽种，时时浇水、施肥，看顾到现在，有的花已经开到“重孙子辈”，朋友都叫她“绿手指”，养什么活什么。露台慢慢就变成了花园。闲暇时，叶静就坐在窗前，视线掠过露台，看远处的鸽群，“能看半天”。“一个人住，房子不能太空。”植物与叶静互相陪伴。“它们需要我们的二氧化碳，因为每天浇水，你也不会觉得我们家干。”天冷时，叶静把露台上的朋友们都挪进屋，室内空间很快就被填得满满当当。“我以前也不会养花，年龄大了，心就会静一点，看它们哪天缺水了，就知道要给它浇一点。”前几天，有几盆花被阿姨搬出去晒太阳，降温时给冻着了，意识到“不对”，叶静赶忙去“抢救”，没来得及，新发的叶子给冻焦了，“只能剪掉”，说起来，叶静很是心疼。“植物是最有情有义的。有的花，养一年，就给它浇水，到了十一月它就给你开花，有个词叫‘如约而至’，到时候了，它就来了。”叶静感慨。她常出门，养不了小猫小狗，就养植物，时间久了，也变成牵挂，出去几天，回来就觉得叶子不如自己在家的时候娇嫩。“植物也有生命，你也会特别惦念它。”腾讯独播纪录片《她在家》拍摄那天，窗外飘起大雪。“一朵一朵的雪，真美。”叶静感恩，“人生永远就是感恩，我都到这个年龄了，不管什么季节，都还是美好，冬天有冬天的美，秋天有秋天的美，四季轮回，哪里不美？”对叶静来说，审美是人生顶要紧的事。一个人生活久了，什么困难都能解决，但偶尔碰上那种极度美好的时刻，她会有些出神：“一个人的生活，最难的可能是现在这种特别高兴的时刻，你不知道跟谁分享。”看到美好的事物，她就拍下照片和视频，把它们剪辑出来，配上音乐，发到自己的视频号、朋友圈。赞赏如潮水般涌来，“你发现一大堆人跟你呼应”。那种小小的遗憾很快会被活泼泼的生趣消释。重返十八岁退休后的第三年，叶静忙碌得不得了。要去北大上课，要做制片人、前端策划，还把摄影爱好变成了另一项专业，专门开了一门网课，教大家跟着电影学摄影。好朋友常常打趣她：“叶静自从退休后，开始正式工作了。”叶静从小在南京长大。1981年，她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原本的专业是数学。毕业后，她在安徽做过一段时间公务员。命运因为一次出差而分岔，在深圳，她第一次见识到现代化城市的摩天大楼，一周内，她收到三份工作offer，便果决地辞掉体制内很快就要升职的稳定工作，到了深圳。那时，在深圳的生活要求人“一天到晚做生意”，叶静知道那并不适合自己，便又和好友一起到了北京，朋友考上广院的研究生，她则先到北京电影学院专升本，后又在34岁那一年，顺利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技术专业的第一届研究生，此后，她留校、任教，“钉”进电影学院宽松的环境里。叶静一直知道，自己是“人生的狡猾者”，不太较劲，“遇到石头就绕过来走，一定不会去撞”。但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后，她要求自己“干一点笨事”。最早是跑步。那并非她本意，是学生以“拍秋天”为名把她“骗”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是中国最好的跑步教练。”到了奥森，学生把她的相机摘下来，把她交给陌生的教练。那一次，她在不知不觉中跑完了5公里。为了激励她坚持下去，朋友跟她打赌：“叶静，如果你能坚持跑一年，我就给你5000块钱。”她坚持下来，很快跑到了1000公里。“只要有一个目标，不要老想几公里。”叶静说。类似的尝试越来越多，她开始跟朋友学习跳舞，以觉知自己的身体。56岁那年，她还开始学英语。学到现在，她相信疫情后，自己完全可以在不依靠翻译的情况下独自出国。“人生最难的事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一些简单重复的事情。”过去的同学不理解她，以为她每天忙忙碌碌是为了赚钱。“人其实特别容易往下滑，其实我是借着跑步、学习这些事，把自己的生命状态提在一个位置上，我可能走不了多高了，但是我希望向上的过程能稍微长一点，我一定会走下坡路的一天，那时我也会很从容地去走，但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走高一点。”叶静很少对别人解释，“人生总有得好奇心，我再感受一下。”见证中国电影市场从50亿元的体量起步，对电影行业，叶静足够了解，退休后，她面向商学院的学生教授《电影的商业》。“这就让我不能放弃了解市场，我还得了解电影，我得去看电影。”她享受授课对她的种种要求。学生喜欢她，三个半小时的课程后，她会因为兴奋向学生透露“今天是我58岁的生日”，学生们在群里刷屏祝她生日快乐，这样的时刻，她总是十分幸福。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做事，“以前不懂得坚持”。叶静乐于把自己的人生体悟分享给学生。喜欢做研究的学生因为读博找她，提交了详细的研究计划。但考博竞争激烈，叶静直言不讳：“今年肯定考不上，但你喜欢做研究，就继续写。做研究你可以自己解决，但读博士，要求得别人同意。等你考上，论文也快写完了。”“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向外求。但向外如果求不得，一定要向内，当你向内求自己的时候，只要能战胜自己，这个世界都不在你的话下，你一定什么都能做得到。”这是叶静退休后的体悟，“才懂这个，太老了，还是有点可惜，这是最大的遗憾。”叶静身上没有那种沉重的年龄感。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诺兰的电影，由她自己刻意将时序打乱。“我现在很想把58岁到68岁的时段当成18岁到28岁来过。我没有太多负担，就可以把那时没有做的事弥补一下，人生本来就太短暂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结果。”叶静说。活自己的人生叶静曾有一段在2007年结束的婚姻。她一度想要领养一个孩子，但机缘不够，便放下了。被问起没有子女是否遗憾，她非常坦然：“当然遗憾。”她不是绝对的独身主义者，也不会高声宣扬“独身就是最佳的人生状态”。同学朋友里，有些年轻时“两口子天天吵架”，吵到老了，还会互相照顾，看到这样的人生，叶静也会羡慕。但这不妨碍她对自己的人生选择的笃定。“婚姻实际上是一种忍让和坚持，既然我没有在那个问题上坚持，选择了现在的状态，我就应该好好过。”对叶静来说，另一种人生选择的图景如今已经被她“基本关闭”。她不会把自己的时间用在思考“该找个对象”上。她有自己“打开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她要求自己尽量做好。与学生、与朋友，叶静都能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朋友会把房子买到她所在的小区。学生黏她，乐意跟她待在一起，而她呢，甚至为学生保留着十几年前写给喜欢的女孩子的情书。叶静常常怀念她在电影学院非常尊重的屠明非老师。屠老师的专业是摄影，是优秀的女性摄影师，同事和学生敬畏她，拜访她总要提前约好时间，否则会被她教训。2019年9月，叶静曾和屠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一起去看望她。那天，屠老师一反常态地留他们聊天到很晚，还为叶静拍了一张照片，拍完她笑着跟叶静说：“不像你。”叶静想，屠老师今天也不像她啊，她从不让人看出她的寂寞，可那天，叶静忽而觉得，屠老师是个老人了。后来，屠老师开始谢绝一切拜访请求，陆续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将住进康养医院，没有精力再回复消息。屠老师病逝的消息很快传来，按照她的嘱咐，她不要追悼会，不要留骨灰。事后，大家才知道，屠老师花了两年时间面对癌症、准备后事，朋友从意大利带回来送给她的铜制书签，她也还回去留作纪念。“她把一切都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从容地走了，她是我的榜样。”叶静说。屠老师走后，叶静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书，“有一天看到她的书，弄懂了一个事儿，我就好感动，有的人都走了，她的东西、她的精神世界还在跟你交流，你还能继续跟他学东西。”叶静不想停下来，时代的飞速变化没有使她茫然无措，相反，她从新事物中感受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无尽的乐趣。她常常想起戴锦华老师分享的经验：想学什么，课上就讲什么，因为要讲课，就必须得保持学习，输出后，知识才是自己的。鲍勃·迪伦写过：“昔日我曾如此苍老，但我如今风华正茂。”叶静觉得，那正是自己当下的写照。又是一个春天。叶静说，每到春天，老树“歘”地长出一树新叶，那种“灿烂得不得了”的力量，都会让她对“年老”和“年轻”有新的认识。36年前，好友曾写信赠给叶静一首小诗：当有一天，你不再年轻，幻想成为一棵树的时候，请抬起头，我就在你的对岸——是一棵柳。36年倏忽而过，回想起来，叶静觉得不真实：“我以为才过了24年呢。”她特意到邮局，找到一模一样的邮票，那封信里，她写：真的成了一棵树，却羡慕对岸的鸟，于是每年长一身的翅膀，欲飞，树越长越高，永远满枝新叶，一如年少。（来源：腾讯新闻）撰文｜轻舟摄影｜戴显婧编辑｜美里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魏琳挂着两个引流袋靠在病床上。靠着靠着，人就滑了下去，脑袋被床和柜子间的缝隙夹住。发不出声，手也够不到呼唤铃。夹了二十多分钟，照顾隔壁病友的护工阿姨经过，瞥见了她，“天啊，你怎么掉缝儿里了？”这是切除甲状腺的第二天。患甲状腺癌已经三年，魏琳不得不接受手术。住院那天，魏琳把准备好的各类用品塞进大行李箱。平时她开着车匆忙出入，那天出小区时，她难得地推着箱子跟保安聊了一会儿，保安还问她：“姐，这个季节你还出门旅游啊？”她笑笑，没有回答。到了医院，办手续，“家属呢？”护士问她。“我自己来的。”“你自己来的？那你做手术怎么办？”“到时候再让家属来呗。”手术那天，是朋友陪了一夜，天一亮人就走了。然后就发生了她掉进床缝那一幕。这一年，魏琳36岁，除了远在老家的父母，没有别的亲人。被护工阿姨发现的那一瞬间，魏琳拼命点头。“这时候如果有个人能陪着你该多好。”在腾讯新闻播出的纪录片《她在家》中，魏琳不止一次和导演戴显婧表达过希望找到一个能与她共同生活的人。只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人，太难了。2007年，暑假，在老家做小学老师的魏琳到北京找同学、旅游。晚上八、九点了，同学还在加班，而魏琳的学校每天四点半放学。“加班干什么呢？”她真的好奇。在招商局大厦楼下，魏琳仰头，看着同学工作的这座大楼，“北京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她立即回去辞职，没等暑假结束，就又回到北京开始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媒体，从管培生做起，轮岗一年后，为了多赚钱，最终选择做销售。起初是卖那种两三百块一个的分类广告。她摸不着门道，两个月都没有开单。销售总监下了最后通牒：做到月底，行就留，不行就去别的部门。“您好，我是xx，我们这儿有xx……”这样的推销电话，她一天要打出去几百个。到了周末，为了省电话费，她一个人跑去办公室加班。“您好，我是xx，我们这儿有xx……”那天，还没等她介绍完，对方就问：“你是魏琳吗？”接电话的就是她的销售总监，“你怎么大周末还去加班？”因为被意外看到的努力，她留了下来，开始获得来自上级的帮助。到2019年辞职，魏琳已经做了12年销售。休息一年后，再回到职场，她觉得自己没办法再用过去那种拼命加班的节奏来生活。面对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机会，她着实犹疑。也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一对生了小孩的朋友找到她，向她请教在中国香港购买保险的经验。几年前，去香港买保险一度成为潮流。母亲罹患宫颈癌、姨母患乳腺癌，魏琳目睹、经历，在有经济能力的时候，早早为自己做好了风险管理。多年的销售经验让她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对数字也更为敏感。为什么买保险？怎么选保险？她清晰地介绍给对方。“我觉得你比我找到的任何一个卖保险的人讲得都更清楚。”听完她的介绍，朋友鼓动：“要不你去卖保险？我觉得你能卖好。”她成了一名保险经纪人，对接作为供应商的两百多家海内外保险公司和信托机构，基于客户的需求甄选合适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保险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保身体和保财富。”面对对保险懵然无知的人，魏琳通常从这里讲起。她的工作要求她了解客户生活里的暗流，这使她对不确定性更为敏感。客户里，有很多与她年龄相仿的单身女性，多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为自己购买医疗险、重疾险，还有不少人为自己购买养老险。“互联网行业现在特别不稳定，许多人的年薪收入跟股票挂钩。保险是需要综合知识的行业。”魏琳知道，她的客户们对此深有体会。过去一年赚两百万的，随着股价持续下跌，如今的收入都在大幅缩减。“我现在一年能赚一百万，再过三五年，谁还能说得准呢？”不确定性好像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为什么要周密计算而不能享受当下？听到对自己人生态度的疑问，魏琳会下意识地抵抗：“这种态度有悖于我所在的行业要求的规划。”为什么保险、规划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得考虑远虑、近忧。好多事情是你没有去想，但不代表说它不会发生。”闷头狂奔了这么多年，37岁，经历一场大病，魏琳非常清楚，她想要爱人。关于婚姻，父母没有催逼过她。有一回，她带他们去桂林玩儿，一家人坐下来休息，妈妈跟旁边带着孩子的陌生家庭聊天。“闺女多大了？”人家问起来，“怎么没带孙子孙女出来？”“我闺女还没结婚。有的人早一点儿，有的人晚一点儿。”妈妈说。魏琳听了难过。那天她想了很多。自己是不是太任性自私了？她开始猜想，也许婚姻、孩子，这些东西不是父母想要，他们只是希望孩子过得好，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孩子能有依靠。魏琳有过一段持续6年的亲密关系。现在她还是会想起一些小而恼人的分歧。比如，她想吃草莓，买35块一斤的，男朋友唠叨她：“为什么不买十几块的？”她觉得莫名其妙，你想要十几块的你随意，为什么要干涉我？如果是为了省钱，那么，同款T恤，你为什么要同时买两件，一黑一白，又有什么必要？现在，魏琳挺急，急于找到那个合适的队友。但什么是合适呢？这又很难界定。有时候，她觉得那个人需要可以在某些方面可以让自己心悦诚服，比如衣服穿得好看，有自己耕耘且小有成就的领域。但真的落到生活里，她发现自己的要求要比想象得多。很多男生，一见面，她看到的大都是缺点。后来她发现，挑剔好像是她的天性，不只是对异性，更是对自己。比如，她常常嫌弃自己不够高，腿不够直。去上心灵课，老师提醒她：你需要先学会接纳自己，接纳自己是个不完美的人，未来才有可能不去挑剔别人。她尝试改变。用交友App，也找线下的婚介机构。她划定了标准：要有责任心，要热爱生活，两个人要在兴趣上契合。有些人聊着聊着就成了朋友，加了微信，还一起去露营。但那不是爱。“你跟那个人是兴趣契合呢，还是你喜欢他？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相亲时，一个健谈的男士友善地提醒。什么是爱？魏琳现在觉得，爱可大可小，说小点儿，夜里起来，你想喝一口水，有人帮你倒。戴显婧想起她拍过的一个女孩儿。单亲家庭，结婚以前，她习惯单打独斗，因为原生家庭，她也不相信婚姻，直到她遇到自己的丈夫，一个德国男孩。那时她得了皮肤病，男孩回国以后，帮她收集了很多治疗方案，详细地列成文档，告诉她可以购买哪些进口药物。“她一下子明白了，一个人真正爱你，就真的会不求回报地关心你。”朋友劝过那个女孩，“他也没有固定职业，这可怎么办？”女孩很笃定：“没事，我遇到这么多人，他最关心我，他身上有我喜欢的东西，我可以赚钱来支持家庭。”等男孩再来上海，女孩提出结婚，两人办了简单的婚礼。“到了30多岁，大家开始放弃一些浪漫的幻想，回归到很实在的需求，开始做取舍。”这是戴显婧的观察。魏琳也有共鸣，住院时，她发现，即便有伴侣，他也不可能从头到尾全天陪伴。“你想要一个东西，几年都没有成，可能还是要调整你自己的需求。”我们真实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自己不了解，亲密的朋友更不了解。魏琳有很多朋友，孤单的时候，她用各种方式，极力邀请朋友到家里来。他们非常确信：魏琳只有在非常孤独的时候才需要伴侣。但听到朋友想要搬来自己的小区，魏琳激动得手舞足蹈。“条条框框很多。”这是戴显婧走进魏琳生活后的感受。穿什么衣服，以什么样的形象示人，魏琳会请教设计师。做销售和保险，见客户要穿什么品牌的衣服，背什么品牌的包，这一切都有要求。第二天要手术了，晚上十二点还待在护士站写PPT。术后第七天，还不能正常发声，就开始见客户，“全程用意念沟通”。连大夫都替她感到累，提醒她：“未来日子不要过得这么要强。”松弛是困难的。所在的行业，不工作就没有收入。常看的中医一搭脉，发现“虚脉”变成了“弦脉”，是指她的脉搏像按到两端拉直的琴弦，也意味着她情绪急躁。医生微微一笑：“又干活儿了吧？”那道六厘米长的伤疤横亘在右颈，每天晚上睡前，魏琳要仔细地为她涂抹药膏。过去，魏琳喜欢那种意志力稍稍超过体力的极限运动，那是她消化坏情绪的方式。现在，她手边常备一本《生命喜悦的祈祷》。“当身体的某一部位不舒服时，它和你说话。充满关爱地、温柔地问它，我是不是疏忽了什么？……你太紧绷了，要放松也要原谅，疾病不是为了让我们受苦，疾病提醒我们去看我们是怎样地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每天开朗地过日子？还是每天阴沉地过日子？我们有没有妥善照顾自己的心？”她开始获得了一些放下理性、计算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魏琳透明、脆弱，与自己对话，与美好的愿望和真实的需求坦诚相对。（来源：腾讯新闻）撰文｜轻舟摄影｜戴显婧编辑｜美里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和老妖一起努力解决现代女性的刚需：赚钱，变美，搞男人。”看过老妖拥有百万粉丝的公众号，戴显婧直皱眉。老实说，她觉得措辞尖锐，于是更想去了解了。

仅仅3年，周平浪的共享单车里程就已经将近8000公里。对他而言，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穿行，有新鲜空气和空旷的视野，他可以不受广告牌和城市景观的干扰，随时停下来观察周围的人和环境。相较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硬件设施，他更关注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普通人。来上海近二十年，他依旧乐意旁观每一个普通人：他们清晨伴着将将苏醒的城市梦，借助发达便利的交通设施，从魔都的四肢百骸沿着血管来到心脏，开始一天的搏动。新上海人：现实琐碎，梦想膨胀一天晚上，周平浪在杨浦滨江某个动迁区域遇到了一位年轻的保安。这位小姑娘来自贵州某地，在当地上的是一所中专。学业的最后一年，学校安排到上海有偿实习一年。

2022年北京冬奥赛场上，隋文静和韩聪拿下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的一瞬间，场馆内全体观众点燃激情，人们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庆祝这盼望已久的时刻。而在赛场场馆外的冬奥之城北京，人们发现商场和小区多了很多冰场，许多市民在这个热情之冬初尝了冰刀上的美妙。

距离南京退休工人刘瑶在网上走红又过去5年了，当时她凭借独具个人风格的自拍被人们关注，出版社也慕名约她写自传，不仅给她贴上“森女系”标签，还称其为中国版“塔莎奶奶”——一个在自然田园和艺术创作中栖居的优雅灵魂。刘瑶不喜欢“网红”这个词，因为那似乎等同于过眼云烟，什么都没有留下。现在看来愈加分明的是，摄影对她而言，更像是一种自我发现和疗愈的途径。镜头前的她敢作敢当，没有什么是羞于示人的，内在性格里丰富的层次，由此舒展开来。在日常生活中，她一度陷入无端的焦虑和恐慌，总是板着个脸。唯独在艺术之爱里，没有惧怕，她穿上了心目中“漂亮姑娘才穿得出的”红裙子，照样笑得春光明媚。女儿的大名就叫“笑笑”，刘瑶原本更属意的名字是“鲁西”，灵感来自南美电影里的女主角“露西娅”，带着她真正向往的浪漫主义气息。刘瑶说，摄影的兴趣，是她拥有过的最奢侈的东西，“因为在那些照片里面，保存着全部的我”。“我可以反对！”刘瑶从小独来独往，说得好叫孤独，说得不好便是孤僻。但这份冰冷只是表象，她有一副爱打抱不平的热心肠。十年前，小学同学聚会，还有人说起，当年多亏她“罩着”。而她早就忘了，不敢置信地大笑：“还有这种事？说得我像个老大一样。”叛逆长在作为山东人的基因里。四个儿女里，刘瑶排行老三。父亲在工厂工作，一家子住在职工宿舍，经济条件不算好。他又是个暴脾气，常和母亲吵架。小时候的刘瑶行走在大院里，总觉得脸上无光。四年级时，她忍无可忍，挺身捍卫母亲，没想到父亲立时折服了，从此对母亲的态度也不再放肆。刘瑶的“美名”也开始在邻里间流传：老刘就怕他小女儿喔！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反对的；必须要做合理的抗争，才不会受人欺负。可同时也暗暗地怪责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战胜胆怯，这样就不至于一次次在惊恐、害怕、愤怒、烦躁中度过。就这样，儿时的脑内剧场，开始孕育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天天演出着英雄主义的场景，受那时的革命电影影响，往往以刘胡兰式的英勇就义收场。年岁渐长，多的是爱情悲剧，写不尽悲欢离合，“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没什么阳光的事，全是悲壮悲情的故事”。“上山下乡”那几年，刘瑶因为身体原因留在城里，每天去邻居师傅家学习修彩电。像这样新鲜的事物，她总是乐于接受，充满兴趣。父母想法简单，觉得女孩子到年龄找个人嫁了就好，但她不想这么随便，内心里对自己有更高要求，希望能有个好前程。围城生活中的一点光亮1979年，第一批招工考试，19岁的刘瑶被一家光学仪器厂录用，一开始被分配在库房，第二年被调到流水线上装配显微镜。那时的她并不安分，常常满大街地跑，寻找电线杆上的“对调”启事。往往是夫妻异地工作居住，一方想找到合适的人互换工作地，自己便能到南京来团圆。在刘瑶的幻想中，如果隔几年跟人“对调”一次工作，她就能走遍大大小小不同的城市。

月月在为Summer做咨询27岁的Summer是一名程序员，她和男友因为长久以来无法顺利进行性生活而被深深困扰着，关系也面临破裂。

穿上冰鞋，上了冰场，一切都是飞快的。同样是传球抢球，冰球场上的局势变幻比其他的球类都要快得多。如果第一次现场观看冰球，会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氛围——运动员们包裹在厚重的护具里，看似沉默；而球杆、冰球和冰面的频繁撞击，又哐哐当当带着狠劲儿。下了场，取下头盔，头顶蒸腾起一片汗气。而如果你看的是北京1979冰球队的比赛，会发现这群运动员都已年过花甲。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的一个月里，1979冰球队吸引了许多媒体前来拍摄。而如果拍摄超过了开场的时间，队长会礼貌地请摄影师们离场。打球，不能耽搁。每周三晚和周六晚，是这些老男孩们固定上场的时间。即便是大年三十，许多人也是吃完年夜饭就赶来。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七年。把时间线再拉长，他们的冰球之约已有半个世纪，断断续续却从未停歇。

那是个叫椒花的地方，一个小村庄，住着我的亲人。如果不是一座大型水库将在这里建成，我对椒花的印象肯定还将停留在“逢年过节必到之处”；因着村庄即将淹没于水底的紧迫，我才大梦初醒一般，渴望了解这里的一切。那些见惯了的人和物，也逐渐向我展现出丰富的面貌。

如今，很多人认为世上最可怜的族群是“独居老人”：他们没有共住的家人，没有伴侣，也没有邻里间的交流。一日三餐都吃便利店的便当，最后独自死去也不为人知。可是独居老人真的这么可怜吗？时至今日，我遇到过许多独自生活又活力十足的老人，这些老人虽然过得不怎么富裕，但都在一间小屋，埋首于年轻时就一直热衷的事物（可能是书或唱片，也可能是猫或成人影片）。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人际关系的纷扰，当然也没有对未来的不安。他们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唯独年岁稍长而已。进口用品杂货店经营者：水原和美“同辈的人都很无趣，所以我一个同辈的朋友也没有”鸟取县鸟取市，到处都是卷帘门紧闭的商店街，仅有一家店铺与众不同、大放异彩。这是一家已经开了十八年的老店，RASTA，销售雷鬼风格、民族风情的各类舶来杂货。今年七十八岁的店主水原和美女士也是称霸鸟取前卫文化界的女王。年轻时，水原女士嫁给了经营药房的有钱丈夫，之后丈夫欠下巨债病倒，水原女士一边打工还钱一边照顾丈夫，直到丈夫去世。1994年，水原女士关了夫家的药房，开了RASTA。牙买加、墨西哥、秘鲁、泰国、尼泊尔、印度、老挝、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店里的商品来自世界各国，但是没有廉价的大路货。听说来自非洲的一艘货船抵达大阪，水原女士就立即开车赶到南港去收购，把船上的东西悉数买下。以前这里也来过很多不良少年，他们三五成群来到店里，把商品到处乱扔、搞得一团糟。水原女士就会先把店门上锁，怒吼一声：“好小子，你们在捣什么鬼！还不给我整理好！”那群小子就一阵窃窃私语：“大妈在生气。”经历了水原女士一番怒言相向以后，转而对她像对亲生母亲一样追随、常来常往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有的孩子虽然被水原女士说教，有时还会接受她“铁拳的制裁”，不过他们还是每天来店里露脸，慢慢地成了店里的帮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非常喜欢水原女士挑选洋装的品位，于是努力打工，一点一点买下店里的服装，他们的穿搭风格也完全变成了RASTA风。人生如戏，转眼走过半生。如今水原和美女士在年轻人的簇拥下，过着平稳的日子……店里一天的营业结束后，有时水原女士会和开车来的孩子一起兜风。星期天，店里休息，那些孩子甚至会邀请她一起去温泉，在家里吃吃饭，或者小酌几杯。虽然年龄相差五十岁以上，像这样围着水原女士转的年轻人总是不下两个。水原女士说，“我常常发火，但是有朝一日，当那些孩子碰到事的时候，如果能想起，‘啊，大妈那时候曾经说过这些话呀’，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无论身处什么时代，或面容姣好，或有型有范，或嫁入豪门，或声名远扬，也许女人的“胜利”人生也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然而，被年龄相差如此之大的年轻人这般簇拥追随，每天热热闹闹吵吵嚷嚷，回过神来已是第二天，让我不禁感慨，还有哪一种过法可以赢过这样的人生。

看到灯亮就敲门早在2021年3月份，Melody就听到了一些政策收紧的风声。当时，她在一个教育机构当合伙人，校区是一栋办公楼里300平米的大平层。那附近聚集了不少教育机构，光周围两栋楼里至少就有十家。

“开心燕姐”不是逢年过节，镇上也没什么人。中午时分，东西主街被建筑的影子切进又冷又硬的阴影里，卖菜馍、烧饼的小摊过午就收，卖芋头、炒栗子的还在撑着。音乐响起，一个穿着黑色皮风衣的女人在卖红薯的三轮车前举起自拍杆，夸张的翻毛领像是两条松鼠尾巴吊在前胸。一阵过堂风从西向东卷起，街心瞬间扬起黄尘，女人面不改色，直到音乐停下，赶紧往身上掸了掸。女人叫海燕，60后，是一个卖红薯的生意人，也是网名“开心燕姐”的播主。虽然在镜头前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但去掉滤镜的加持，眼角的鱼尾纹还是欢快畅游。来赶集的都是十里八乡的村民，根据算法，“开心燕姐”的视频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推荐页面。价钱讲不下去，只要一句“我天天看你的作品，给你点赞”，海燕立刻会不好意思，哈哈笑说“中啊中啊！以后继续点赞！”块儿八毛就抹了。对海燕来说，增长一个粉丝比她卖出去一斤红薯还要开心。海燕和老公做生意十多年，早些年在朱兰农贸市场有一家水果店，还租了商场柜台，后来生意不好，他们就退守老家，两人开车去南阳的地头拉货，在不同的乡镇出摊，春天卖桃，夏天卖瓜，秋冬卖红薯芋头大萝卜，卖完一车再去拉下一车。

我被他枷住了80岁那年，杨本芬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送给妈妈的《秋园》，两年间再版卖了七万余册。去年，她又出版了续作《浮木》，而第三本书《我本芬芳》，也已经付印。从一开始写在儿孙的草稿纸背面，到后来买了个平板电脑，一笔一划用手写，这个退休后才开始写作的女人，在前两本书里，写尽人世间苦难。有读者评论她的书是“秋天园子里结出的一条碧绿苦瓜”——这样轻而小的一本书，既轻，又重。一个普通女性的一生，都不用渲染，已经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苦难史了。

“月亮掉在路灯杆上”这个地方是昌平的一条马路，是48岁的文琼从东三旗村出来，去北京城里上班的必经之路。路两边是杨树，路面很窄，夏天的时候，叶子的影子缀满了路面。东三旗村是文琼一来北京就落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也土，这里也土，都是平房，十五六平米的房，八九十块租金就往外租”。那是2000年，文琼和老公住的小房间大概有十平米，又小又窄，两口子睡那么一个上下铺，屋里烧了个蜂窝煤，炭渣出来，锅盖上、碗面上到处都是灰。如今，东三旗村从平房变成了楼房，文琼现在住的地方十八平米，有网络，有厨房卫生间。不过，房租也涨到了一千六，“变化是不少，但是总觉得，你怎么挣钱、怎么努力、怎么节省都跟不上那个物价。”从2000年10月1日到北京，文琼的北漂生活已经满21年。她老说自己没文化，小学二年级辍学后，文琼做过保洁，天通苑开过7个月的电梯，后来干超市营业员，卖蔬菜、水果。从2005年开始做家政，带过七八个孩子，男孩女孩都有，最大九岁，最小的五个月。今年，她考了高级育婴师的证。“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有的叫保姆，有的叫育儿嫂，有的又叫阿姨，别人问我你干啥工作呢？我就这么说啊，我给别人当阿姨带孩子洗衣做饭呢。”她是真正喜欢这些孩子。她说自己每次离开，宝宝都会哭半天。文琼往群里发照片的时间都很规律，就是早晚上下班路上，其他时候，她忙得团团转——每天八点半上班，洗碗，洗衣服，做饭，再洗碗，哄孩子，“下午孩子一醒，到我下班为止，孩子一直在我手上”。回到自己家里，她还要再接着做饭洗衣服，同样的劳动再来一遍。文琼很多照片都是一只手抓拍，“一只手打伞和提包，一只手忙着急拍”，“一只手扶自行车，一只手拍”，“一边追公交车，一边拍”……她也会拍宝宝的照片发给孩子的妈妈，俯拍仰拍抓拍，角度都很独特。当年要有这么方便就好了，老公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文琼在老家带孩子、种庄稼、养猪、养鸡，孩子爸想娃了，她背着两个娃走了八九里山路拍了照片再寄到北京。文琼今年多了一个“女儿”，二儿子结婚了，这大概是今年最大的喜事。去年疫情，文琼的压力特别大，回北京找不到家政工作，去了个饺子馆，“上了一天班，累得我走路回家的力气都没了，一时高兴，一时郁闷，一时黑暗，一时阳光，说不出的滋味，唉，再想想，为了交房租，为了生活，还是得继续坚持站起来，接着干。”“两个儿子吧，终于盼到有一个结婚了，前前后后花了30万，打工挣点钱，勒紧裤腰带，牙缝里很难地节约出来，你说一个打工的，挣这30万多不容易啊。”

喜欢养花的老人武礼花生病后眼睛盲了，那时她的孙女还很小，但她常在自己种满花的院子里听着孙女上下学，她说，“听久了也就看到了”。陈金成患有精神疾病，四五年前，儿子离家去当兵，她发作起来经常跑出门找儿子，夜里躺在河边睡觉。陈金成的丈夫照顾了她很多年，有一次，丈夫真的收拾好了行李，准备离开，陈金成却在他出门的那一刻拉住了他。她说“你要走了，我要哭了”。所以他留了下来。蔡春花定亲后，未婚夫去参军，她一等就是七年。男方家里穷，五套衣服、一双鞋、一双袜子、几斤面条、几斤肉就把这件亲事定下了。“因为我看中的人就不要再选了，我一直等他。”杨雪芬有自己的一套育儿哲学。孩子不是父母的一件物品，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快快乐乐独立自主，别老问爸妈要钱，就能算得上一个特别好的孩子。2019年，摄影师刘斌参加了由傅拥军发起的“七条小巷在地艺术项目”。他像一个从古代来的采诗官，一家家走访小巷居民的家，整理聊天中充满诗意的句子，让他们亲手写在纸上，不识字的就让亲人代为手写。在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中，他在小巷居民们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淘出了一粒粒闪光的琉璃。

“嘶”在展开的折叠屏上看到“小王发艺”的瞬间，张正萍眉毛一挑，“嘶”了一声。年轻的企业家还不像父辈那样习惯不动声色。2020年，张正萍接了父亲张兴海的班，成为小康集团的轮值董事长——“一个决策，成功或失败，会影响上万人的饭碗。”“小王发艺”是他将要改造的小店。可能是吃惊，也可能是为难，总之，看完照片，张正萍大笑起来，又用持续轻微点头的方式平复自己。“这个地方有点儿太......”他把话咽了回去，“这地方有点差了一点。”

“是不是有点过了”姬凯峰打算告别冰场了，在成为“冰上劳伦斯”一年后，他第一次萌生退意。准确的时间，是在冬奥会后，倘若不是为了支持冬奥会，这个时间或许会更早一些。姬凯峰76岁了，在被称为“冰上劳伦斯”之前，最熟悉他的人，除了家人朋友，就是国贸溜冰场的教练们。国贸溜冰场1999年对外开放，是北京第一个建在商场内的冰场，开了22年，姬凯峰滑了22年。22年间，冰场的教练们眼看着他的腿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到了这个岁数，“能站在地面上滑已经很不错了。”姬凯峰自己也觉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五十多岁的时候滑三个小时，六十多岁滑两个小时，现在我七十多岁，滑一个小时。”花样滑冰对技巧要求很高，人站在薄薄的冰刀上，对重心的掌握和把控要非常纯熟，一瞬间做不好，或者被人干扰，都会摔倒。姬凯峰是摔不起的。但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滑冰不一样，平衡性掌握的也比较好，“很少摔跤，一年平均摔一次。”如今，他开始意识到危险性，“一摔倒骨头就断了，可不是开玩笑的。”退意或许萌生于更早的时间。2020年，有人把他滑冰的视频发到网上，配乐是坂本龙一的《Merry

001号梁晶，也不在了来给梁晶扫墓之前，徒弟严颜听说有好友做了个梦，梦里梁晶说自己冷得很。严颜赶到梁晶老家合肥，约上梁晶的师父魏普龙，买了纸被子和纸床烧给他。两人都知道冷对梁晶而言意味着什么，今年5月22日甘肃白银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上，就是狂风冰雹引发的失温带走了他。上坟那天风很大，遗照上梁晶穿着背心短裤，笑得很腼腆，严颜说，“他让我们感受一下那天的寒冷”。在大多数国内举行的超级马拉松和越野跑比赛里，梁晶的号码牌都是001号，他在跑圈的成绩也配得上这个“第一”。

喝了酒之后吧就一种解脱的感觉一切的烦恼就忘了来穷鬼乐园喝酒的人从来不分时段。第一位酒客早上九点多钟就坐进店里，一杯扎啤，配一碟堆得冒尖儿的凉拌菜，独自喝到了晌午饭点。下晚，酒客们渐渐进入状态，在座位上手舞足蹈，高唱旧曲。夜越深越热闹。有人站在过道上表演说快口：“本人姓刘/家住锦州/要问我长啥模样啊/个子不高不矮不瘦也不胖......”光头酒保托举塑料扎啤杯经过，鞋底粘着烟屁，手上的杯子叠至半空，巍巍颤颤。“穷鬼乐园”是万顺啤酒屋的外号，它位于沈阳和平区阜新二街的叉路口，迄今保持着90年代刚开张时的装修风格。上世纪的霓虹灯条被完整保存了下来，不变的还有低廉的物价，30多年只象征性地涨了几块钱。老酒徒将6块钱一扎的啤酒大口大口灌进肚，喝到胃痛，头痛，现实的烦忧也随之消散了。2009年的一个冬日，作家郑执来到万顺啤酒屋，他已逝的父亲曾是这里的常客。年纪还小的时候，郑执见过父亲跟几个小弟兄在此处喝酒，隔着落地玻璃，父亲的神情比平日看起来快活许多。时隔十年，郑执在一场演讲中提及穷鬼乐园，使它成为沈阳，乃至东北的情绪名片。最早，穷鬼乐园不指万顺，而是旁边一家叫“百乐门”的舞厅。九十年代，舞厅门票五块钱，舞女陪跳十元三曲，有钱没钱的，都能去乐呵乐呵。便宜的价格，吸引刚刚遭遇下岗潮的赋闲工人。如同系列纪录片《铁西区》展现的，老工业基地没落，工人成了被淘汰的过时人口，青春未尽，前程却好似夭亡。百无聊赖的年轻人聚集到一块儿，整日在小卖部讲下流笑话，或去百乐门跳舞解闷。跳累了，就到万顺啤酒屋喝两杯，吃口热乎饭。后来，百乐门也黄了，万顺啤酒屋继承穷鬼乐园的名号，成为下岗工人最后的消遣之地。万顺啤酒屋的老板娘英姐今年57岁，也曾是下岗工人。初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运输二公司下属的皮箱厂，厂子老没活，一年干三四个月，其余时间放假。当时万顺啤酒屋已在经营，老板是丈夫李延宏的二姐，一放假，英姐就到啤酒屋帮忙。1996年，英姐和丈夫双双下岗，接管了酒屋生意。他们是下岗工人里幸运的那批。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自家没有生意，又下了岗的，好点的出路是撇家弃口地到南方打工，或者留在沈阳，男的开出租，女的支摊卖货。啤酒屋旁的空地成了露天劳务市场，工人把能换钱的技能写在纸板上，天一亮，就站在那等活。那年沈阳的冬天又冷又穷，失落感长久地笼罩。交好的小姐妹来啤酒屋跟英姐诉苦，干了这老些年，让下岗就下岗，以后可咋办呢。“不行就到我这店里来！”英姐劝她们别愁。男人们则成天成宿地泡在万顺啤酒屋，喝多了就干仗。两桌之间打起来，一推，连着干翻好几张桌子。于是几桌酒客全都加入战斗，盘子凳子满屋飞，像失意人生溅起的叹词。当时英姐年轻，看见有人打仗怕得不行，猫在角落打110。后来见多了这样的场面，她胆子渐大，开始走到人跟前儿，好一句歹一句地劝。她知道，发火不过是男人宣泄脆弱的一种途径。英姐下岗那年，沈阳发生多起抢劫杀人案，全城惶惶。另一则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是，因为没能让孩子穿上学校统一要求的运动鞋，一位自觉窝囊的父亲，从铁西区某家属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相比之下，选择一猛子扎进酒精来逃避现实，已算是温和的。人活着一生就是快乐不快乐的一生你活着也没意思有钱没钱的那都无所谓的事儿一会儿二楼没人了放个曲儿给你跳一个跳老式摇摆舞啥样人都能来穷鬼乐园喝酒。得脑血栓的，精神病的，坐轮椅来的，还有在外头喝了三四顿，最后上这旮瘩找感觉的。就连一分钱没有的，也敢来。“喝完了，说今儿没带钱。没带钱就没带钱呗，下次来再给呗，那没办法，人酒都喝完了。”光头酒保霍哥说。霍哥面相凶狠，过去在北京待了十来年，混社会帮人要账。三年前，万顺啤酒屋的生意开始稀落，英姐将三楼租了出去。当时霍哥天天在三楼打乒乓球，一到晚上，啤酒屋乒铃乓啷地打仗，霍哥走过去伸手一薅，没人敢吱声。他便发现这活自己能干，顺嘴问英姐招人不，没两天就过来正式上班了。有一回，一个小偷上吧台偷钱，让霍哥给抓住了。“偷钱，咱得严厉以待，把钱拿回来，咱也对他客气，没打110，以后他也再不来了。”软的不吃，硬的别怕，这是霍哥混社会多年得来的经验。以前在北京，他总是自个儿去要账，擅长应对老赖。“不能到那就瞎吓唬，其实不用打，也不骂，就问他，这钱你给不给，完了把手机举到耳朵边，自己跟自己唠，‘钱给没给呀？不给的话，就别的措施了。’”屋这头，欠账的一听，害怕了，就会立马掏钱。但混社会总得处处小心，霍哥在北京没过过安宁的日子，“走个道，心里都害怕，得来回地瞅。给人打完了，人不得打你呀。”现在，霍哥的乐趣是在啤酒屋听人唠闲嗑。这里三教九流啥人都有，大多数穿的不咋地，喝多了就往马路一躺，头往马桶里一伸，有意思。刚来上班那年，霍哥遇见个酒蒙子，喝完酒，嚷说要回家，然后出门，“哐当”——躺到了马路上。躺大马路上干啥呢？霍哥不解，过去拉他。酒蒙子说，自己给110打电话了，“警察能给我送家去，还能给我点钱，不比打出租强嗷？”人是活的历史遗迹。下岗后，很多人感觉人生的门“砰——”地关上了，就一直在万顺喝酒。泡在酒精里，时间仿佛是静止的，日子也能过得不痛不痒，一晃，就从待业青年喝到落魄酒鬼。霍哥见惯了这样的人，他们最大的本事，是一分钱不花，就能诳到酒喝。外地的年轻人冲着跟作家见面来到这里，偶像没见到，于是贴着酒屋的落地窗，专注欣赏酒蒙子。酒客们也不惧参观，甚至乐于表演，随时随地掏出真假参半的过往，换些烟酒。总得有地方让失意的人避一避。外面世道怎么变，穷鬼乐园不会变。这里仍然有许多苦难需要酒精来抚平，工人仍用旧工名称呼彼此，小混混仍在这建立邦交，即使头天晚上刚打完架，第二天来，还能坐一块儿，你给我倒杯酒，我给你夹口小菜，聊几十年前的日子。人情味越过愁苦找了回来。

小A是位年轻的上海白领女生，一个周六上午，她带着一个空空的黑色巨大购物袋，走进上海虹口一个老工人新村内——为了接自己已经“住院治疗”一个月的熊孩子巴洛出院。这里是上海最寻常的老公房，小区建于上世纪50年代，维护得整洁，但是挡不住岁月老旧。楼道里堆着居民的杂物与鞋柜，走到尽头，不起眼的小房门进去，却藏着一家“娃娃医院”。

每个患儿背后都是几欲破碎的家庭群里又一个孩子走了，一岁零八个月，没有等来奇迹。妈妈拍下了他临终前的画面，先是呼吸衰竭、停止，渐渐地，手脚的血色消失，褪为白色。孩子的手里塞了一颗糖，妈妈对他说，吃了糖再上路吧。三个月内，群里走了三个孩子。这个Menkes病友群，集合着全国40多位家长和20多个患儿。具体数字，没有人忍心统计过，家长们心里清楚，每一个患儿背后，都是几个破碎或即将破碎的家庭。徐伟也是群成员之一，得知消息后，他发了一条微博：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拼命，就是为了给孩子一些希望。在他看来，如果有组胺酸铜，孩子至少还有机会等到基因治疗阶段，但现实是，一个个生命就此消失。这是徐伟少有的伤感时刻，其他大部分时间，他的话语中充斥着蛋白、基因等名词，平静、坚定，甚至在外人看来，有些固执。Menkes综合征，又称卷发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铜代谢异常疾病，在中国，一度认为患病儿童不超过10人。患儿多在2-4个月开始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退化表现，且通常在3岁之前死亡。2019年6月6日，徐灏洋出生，这是徐伟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六个月后，小灏洋相较同龄的孩子，明显发育迟缓，翻身、抬头、坐立这些基本动作，全都无法完成。起初，灏洋被诊断为发育迟缓，医生建议去做基因测序。因为疫情，检测报告推迟了三个月才拿到，小灏洋因为ATP7A基因突变，被诊断为Menkes综合征，这是云南省第一例Menkes综合征。

房屋是居所，而家是房屋和屋里屋外的一切：是风景和邻居，是孩子们和动物们，是楼梯，是采光，是知识，是爱。本文并非讲述作家，或者讲述宅第，或者讲述美国，而是关于在一个如此般躁动、如此般粗犷的国度里，美国作家在何处、为何以及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在这些家里，作家又是如何以满腔热忱、古怪的创作习惯以及深沉缠绵的忧伤，创造出了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马克·吐温：最温馨的房子，也是心碎之地“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个美国人，”马克·吐温有一次特别指出，“我是(独一无二的)那个美国人。”世人都认同他这一说法。作为小说家和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可谓享誉世界，他那蓬松的头发、八字胡和白西服简直无人不晓。他十四岁就离开了学校，但坚信自己以后想成为作家，第二年就已经在报社打工。到了十七岁，他出去到处旅行看世界——他从尼加拉瓜、旧金山、檀香山、雅典、埃及发回的报道广受好评，写作生涯就此开启。不过三十二岁这一年，吐温开始考虑要安定下来了。他和一位叫利维的姑娘一见钟情，并且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定居下来，买下一块地，开始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家。这栋房子很怪，“看起来像是汽船和布谷鸟自鸣钟的混合物”，每一处山墙和门廊都不尽相同，每一道栏杆和悬伸壁缘都迥然有异，总体给人留下不规则、不对称的印象。餐柜正对着的餐桌是吐温呼朋引伴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的地方。在吐温身边，人人都感觉才华横溢，尽管他总是大家注意力的焦点，总在晚宴交谈当中构思和修改他的趣闻故事，为巡回演讲做准备。

四川内江一场婚礼的尾声，新娘将手捧花指定给了伴娘谢宇科。身着淡蓝色伴娘服的谢宇科，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接过手捧花，她以新娘闺蜜的身份先对新郎说：“她是个爱笑的女孩子，如果以后她的笑容少了，那一定是你的责任。”随后，又向新人送上了简短的祝福，不时看一眼手机屏上的发言稿。致辞结束，她和新娘拥抱，走下舞台。司仪宣布圆满礼成。炫目的灯光、深情的背景乐、团团簇簇的鲜花、新人的盟誓以及宾客的掌声，这场国庆期间的婚礼与其他婚礼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婚礼上的两位伴娘和两位伴郎，都是租来的。婚礼前一天，他们才与新人见面。婚礼结束，他们又换下衣服，匆匆离开。回程的车上，凌晨5点就起床的谢宇科很快睡着了，这是她第32次被租去做伴娘。像她一样受新人雇佣，在婚礼上担任伴娘的人，又被称为“职业伴娘”。一个职业伴娘的自我修养谢宇科出生于2000年，来自浙江，目前在成都读大四。2020年，她偶然看到了职业伴娘的报道——职业伴娘大多在线上平台接单，一单能赚到400-3000元不等的佣金。一些订单佣金低，位置偏远，乏人问津，但也会出现几十个人同时竞争一个名额的情况。在平台上，雇主会联系应招的伴郎伴娘进行简短的面试，了解基本情况，再确定人选。原本就喜欢旅行的谢宇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兼职，既可以了解当地的婚俗和风土人情，顺便还能在附近旅游，佣金还可以补贴一下旅行开销。于是，2020年11月起，谢宇科正式开始在平台接单，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去了河北、天津、陕西、云南、河南、广西、广东等多个省市。

4K版《天书奇谭》11月5日上映，有人聊技术，有人讲传承，也有人吐槽美影厂吃老本。但对于70后80后来说，则毫不掩饰心中的那一丝得意：38年过去了，我们小时候看的片子，现在怎么样呢？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哟。在我们的几个怀旧社群里，秀图晒宝轮番上演。有人放出了当年的《大众电影》内页，品相还是那么完好：有人亮出了15年前在卓越网买的珍藏版DVD----包括《天书奇谭》在内的国产动画电影“四大片”（

我爱你

4.5小时后，你的脑细胞开始慢慢死亡天坛医院走廊上站着个中年男人，他母亲突发脑卒中，正在这儿接受治疗，“平常我看着我妈身体挺好啊。这一次猛然地……我有点懵”，男人似乎还未从猝然来袭的厄运中缓过神。脑卒中是一种高发的脑血管疾病，数据显示，它几乎每年都会带来上百万人的死亡，同时还有日益年轻化的趋势。和其他急性病症一样，脑卒中患者也有治疗的最佳“时间窗”——4.5小时。如果脑卒中患者能在时间窗内得到及时治疗，多数患者仍能正常生活。“但是一错过那个时间段，你的脑细胞开始慢慢死亡，很多功能慢慢丧失，可能就恢复不了。”人工智能医疗科学家吴振洲说。

等我反应过来，人已经孤零零地站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房间又闷又热，有两个医院盛标本的铁皮柜子，顶上还挂着很多装在袋子里的尸体。我忍不住摸了一下，“尸体”里面可能有什么感应器，一摸就开始扭来扭去。我吓得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想到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我都要呆在这个屋里不能出去，当时就后悔了。

那个疫情期间因蹲守豆瓣为网友分发链接而“出圈”的导演蒋能杰，这一次终于实现了让作品登陆院线的心愿。这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矮婆》，拍摄到后期历时近5年，借债几十万，完成4年后才公映。然而，现实远没有想象中那样扬眉吐气——影片排期艰难撑了一个月，累计票房只有24.3万，远远无法收回上百万的成本。蒋能杰说，影片起名的时候受到香港电影《桃姐》的影响。“桃姐”听起来像一位年轻女郎，实际上是保姆老太太。《矮婆》听起来像是个老太太，其实主角是一个小女孩。因为村里人觉得贱名好养活，矮婆是当地常见的女孩子称呼，其中包括12岁的云洁。矮婆生活在湖南新宁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里，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平日里，她跟身体残疾的奶奶一起生活，除了自己的学业之外，还要照顾两个妹妹。随着镜头一步步走近，我们发现，她小小的肩膀要承受的远不止这些。

一个不动声色的幽灵多年前的一起自杀事件，成为了一切的契机。那时，朱廷劭所在的中科院里有一位博士二年级学生，本来像往常一样与导师约好了上午九点开会，但约定时间已过，博士生却久久未出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位博士生在宿舍推开窗户跳楼自杀了，”朱廷劭说，“没有任何征兆，导师也不知道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成了朱廷劭的一道坎。能念到中科院博士的学生，一定是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本该有美好的未来，“家人对他一定也有很高的期待……我非常惋惜”。将目光投向自杀的年轻人，朱廷劭发现了更黑暗的事实：在公众的注意力之外，自杀已经成为15-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把年龄范围扩张到15-34岁，自杀登上死亡原因榜单首位。自杀致死的人数，比战争和凶杀案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走入公众视野的自杀事件，往往激起更难以收场的连环反应。2012年，一位网名“走饭”的大学生在凌晨自缢身亡，在走饭自杀几个小时后，她预先写好、设置好发送时间的告别微博自动发出：“我有抑郁症 ，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走饭敏感、内向，生前在微博上写过很多诗，自杀前三天，她在微博写道：“使我不讨厌坐地铁的方法是地铁在天上飞，一整条”。走饭写下的文字让人心痛，她的告别微博成了网友们的树洞，他们在这里祝福走饭，也倾诉自己的生活苦恼，到今天，走饭不再更新的微博转发已经超过10万条，留言一百多万条。朱廷劭很快警觉，“树洞”里开始有网友流露出轻生意图，甚至出现“集体自杀”倾向：“好累。不想再继续了”；“我也好想离开”；“走饭，我吃药了，我来见你了”。“自杀之前，肯定有些原因或者有些表现，”朱廷劭说，“买了全新的衣服，从里到外全新的衣服，然后到旅馆里面去上吊自杀。还有把他所有的银行卡密码，都写出来、放在家里。”在朱廷劭看来，这些行为和在走饭微博下留言一样，都是轻生者在向外界发出求助的信号。有年轻人跳楼自杀，朱廷劭在楼体外立面上看到手指头抓出的血印。“这说明他在跳下去的瞬间后悔了，很多年轻人在选择自杀时其实并没有理解死意味着什么”。朱廷劭说。事实上，在所有自杀的人当中，有80%的人试图求助、却不知道如何获得有效的帮助，只有约20%的人不想取得任何帮助，直接选择了最极端的一条路。在朱廷劭看来，发出求救信号的八成人都是有救的。走饭事件提醒了朱廷劭。在自杀人群中，年轻人占比最高，而年轻人同时也是网络使用者。朱廷劭想到，或许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主动找到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并向他们提供帮助。与隐形的怪物战斗在互联网寻找求救信号并不容易。有自杀企图的人在网络上可能没有任何负面的表达，“乔任梁的微博大号里就没有任何负面的内容，甚至可能表面上显得很积极”。朱廷劭打算从极端案例入手，观察那些已经确认自杀死亡的用户在网络上的言行是否和一般用户有区别，一旦发现了这种区别，就可以提前介入，进行自杀干预。通过对30万条微博的对比研究，朱廷劭发现，在明确的轻生信号之下，自杀死亡的用户有着更底层的行为逻辑：他们和其它用户的互动更少，更关注自我；他们在夜间更活跃；在情绪上有更多负面表达，有抑郁、焦虑的关键词；他们发布的内容和死亡相关的较多，和生活工作相关的比较少，几乎不提及未来。在爬取了大量的微博语料数据后，朱廷劭团队的人工智能建立起一个“自杀模型”，通过分析用户在网络上的话语或行为，自动判断自杀可能性。模型将不同的网络言论分为了1、2、3级：1级指有自杀意念；2级指有自杀意念，同时有自杀计划；3级指不仅有自杀计划，还有计划实施的细节。对于发出2、3级言论的人，自杀干预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想自杀的年轻人最需要的是专业的指导。直到今天，想到走饭微博引起的“相约自杀”事件，朱廷劭仍然不寒而栗。“脆弱的年轻人虽然有时在一起会相互鼓励，但缺乏专业指导时，不一定有积极作用，也会互相产生负面的影响。”朱廷劭说。2016年暑假，朱廷劭团队找了两批有自杀意念的用户分别访谈，调查了轻生者最想要了解的信息，确认了自杀干预的基本模式。

完全就是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克洋在武康路一栋洋房里长大，直到5年前下水管再一次被冻裂，他带着妻子孩子搬进了新小区。据说这个房子最好的时候是在文革前，那时候克洋还没有出生。上世纪20年代，这栋三层洋房建成，据说最初属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洋房一楼是个大舞池，ball

“被耽误的孩子”在医院的儿童肿瘤科活动室里，李治中遇上3个小姑娘，由于化疗，她们顶着圆圆的光头，三人都笑着，其中一个还化着漂亮的妆。一个语气羡慕地告诉他：“你知道吗？她特别幸福，明天就要进仓了。”紧接着，她们讨论起进仓要带什么玩具去了。从孩子的视角，进仓似乎是一件很酷的事。但李治中知道，通过化疗把身上骨髓细胞包括癌细胞全部杀死，帮助进一步的移植治疗，这辛苦又危险，很可能有去无回。这是李治中从事儿童癌症肿瘤科普教育的第4年，他需要常常穿梭在各地的儿童肿瘤科室。他戴黑色方框眼镜，高个子，方圆脸，大笑时露出两排灿烂的牙齿。李治中喜欢和孩子们呆在一起，自称有“吸娃”体质，无论去哪家医院，很快就有两三个孩子围上来。但多数时候，作为研究癌症医疗的学者，面对正在经受病痛折磨的孩子，他必须实际、理性，寻找方法对抗癌症或者是减缓治疗过程中的痛苦。比如在病房里看见正在做骨穿的孩子，他会思考如何借助舒缓疗护的方法，让孩子不那么痛苦，比如音乐治疗：在穿刺前的准备阶段，放舒缓的音乐，帮助患儿全身放松；穿刺很痛时，用比较激烈的音乐，转移他的部分注意力，让他“形成一种可能不那么疼痛的感觉”。如今在中国，每年有超过3万儿童确诊癌症。儿童癌症的整体生存率比成人要高很多，在欧美发达国家，患儿整体生存率超过了80%，但在中国，患儿的生存率距离80%还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很多源于误诊造成的治疗延误，又同信息不对称有关。在医院里，这些数字具体到一个个饱经折磨的孩子。李治中接触过一个被误诊9次的孩子。他所患的，是确诊难度较大的实体瘤。他的病情被当作不同的肿瘤治疗了9次，1年多以后终于确诊，但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还有一个孩子，肚子上的肿瘤，在李治中看来，“已经和孩子差不多大了”。他还遇见过一个孩子，因为治疗不及时，面部肿瘤已经非常严重。纱布打开，散发出异味。孩子很自卑，每次有医生或者陌生人进去，他就会挪进墙角，不想被人看到。李治中心情沉重，他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拖到如此境地，才得到正确地治疗。“我觉得要非常好的运气，他才有可能被治好，即使治好，你怎么恢复他的自信心？”从实验室走向人群2018年，李治中还身处美国诺华制药公司的实验室，和同事们一起研发抗癌新药。他的人生原本沿着成为科学家的轨迹行进：在清华大学读生物学期间，母亲患癌，他萌生了对癌症了解更多的想法，后赴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癌症生物学。在杜克大学的课堂上，老师请来一位刚刚做完脑瘤手术、20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向这群医学生分享了癌症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现在对于做癌症科学的人的期待，和医学科研工作为何如此的重要。在当时的李治中看来，他只是一位戴着帽子的光头，乐观阳光，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但下一学年上课时，他已经不在了。一个年轻阳光的男孩，如此残酷地被癌症带走，让那时候的李治中明白，乐观、积极的心态固然重要，但这不足以战胜癌症，还是要靠更好的科研。从杜克大学博士毕业后，李治中就职于美国诺华制药公司，在实验室中研发抗癌新药，但网络上肆无忌惮地传播着伪科学，他决定自己写科普文章“辟谣”“打假”，起初，因为写得过于学术化，只有几十上百的浏览量。后来，为了方便传播，他写完后再花上1、2小时把文章修改得明白易懂，还要配上搞笑段子，比如他想反驳“红薯防癌”的伪科学，就在科普“健身防癌”常识的文章最后，写了首小诗：原来／红薯真可以防癌／如果你是／每次都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买到红薯的小孩。他浅白有趣的科普文在网络上走红，成为知名的网红科普博主“菠萝博士”，他的儿童肿瘤科普之路也由此开始。当时，国内的儿童肿瘤知识科普处于空白阶段，他总是收到国内家长的信件，请求他帮忙查找孩子罹患癌症的相关知识。一天，他开车时，萌生了一个想法：建立靠谱的儿童肿瘤科普网站。他在网上发布招募书，征集到100多位来自来自生物医学、计算机、设计等专业的志愿者，搭建了

本篇图文节选自吴为作品《外婆的日常》《家族小事》《芬芳一生》。

这次整理照片，翻箱倒柜找一些底片，每每朝着光亮举起它们凝望，便是与数不清的旧日重逢。脚步声、心跳声、快门声、喘息声纷纷又来，往事如昨。忽然发现自己搞摄影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时如逝水。

1992年，北京萨拉饭店大厅内，一群鸭子正队列整齐地向厨房走去

万国强的妈妈日常主要负责帮他做一些整理和熨烫的工作。老房子的角落里堆着一些汉服成品，墙上贴着万国强获得的奖状

同样觉得骄傲的，还有崔耘菲的爸爸。每次看到儿子执行完救援任务回来后拍的照片，每个人烟熏火烤、面色漆黑、身心疲惫的样子，他总是很心疼，而他又从儿子的眼神里和笑脸上，看出来他们又打赢了一场胜仗。

进入青春期，Kitty的自我意识觉醒。这一年多，长时间和父母待在一起，让她对独立空间的渴求更加强烈。而Kitty的父母，也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学习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共处，平衡时而紧张的亲子关系。

我们家一直充满着爱。姐姐在宜宾上大学，现在正在法院实习，弟弟虽然调皮，成绩也很好，中考时，我考了全县第10名，也算是学习刻苦的。虽然我是家里的老二，但有时候觉得自己才是最被“宠着”的那个。

Serina说，如果回到家乡，男人就得被拉去打仗，自己可能成为寡妇。20多年战争里，阿富汗大概产生了100多万个寡妇。她老家的不少女性就因战乱成为寡妇，而因缺乏生存技能和要独自赡养老人小孩，

马世勋当年是志愿军后勤分部统计员，第一次在前线看到敌军时，他意识到这一仗不能不打，必须要打。朝鲜一旦失守，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那场战争打到中国，人家坦克要走到东北，这个大平原，那是畅通无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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