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焦虑，从一根头发开始｜腾讯新闻谷雨影像
怀着一种期待又戒备的心情，何润锋等候在手术室外。门内，躺在手术床上的男人姓瞿，是何润锋刚结识的发友，正在进行一场免剃发植发手术。
发友，是脱发者的互称。三年前，何润锋开始被脱发困扰。同事从身后走过，会拍拍他的肩膀，“何老师，你头发该注意了啊。”一次节目拍摄，他偶然瞟到镜头里自己发量稀疏、隐约透出头皮的后脑勺，心里一惊。
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资深媒体人，何润锋无法接受，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担心脱发会影响自己的公信力。
后来再参与拍摄，他向摄影师提出两个原则：一，帮他拍瘦，二，千万不要拍后脑勺。“咱们这么好的内容，结果网友在底下评论后脑勺，那多不适当。”
第一时间，何润锋用自认非常妥帖的方式，去压制这一点生活中的不如意。出差或旅行，行李箱里永远揣着发粉、梳子、发胶。还有白色的化妆棉，用来擦喷好的发粉，这是脱发后他才认识的东西。
体表所有的毛发，何润锋都开始珍惜。化妆师要把他眉毛拔掉几根，他也心疼，说，千万别拔，就这么几根了。
2008年，还在凤凰卫视做主持人时，何润锋对节目录制前的化妆极不耐烦，每回都在心里想，快点快点，差不多得了。至于头发，简单吹吹就搞定了。
现在，何润锋化妆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他的头发细软，且有自来卷，难打理。让其看起来尽可能地茂密，要花费不少功夫。新合作的制片方不了解他头发的情况，预留的化妆时间不够，他不好意思解释，只能加速处理头发。
为了减少耗在头发上的时间和情绪，何润锋决定去植发，一劳永逸。
头等大事，疏忽不得。挽救头发，何润锋态度审慎，一如做新闻调查。这一次，他既是采访者，也是当事人。由腾讯新闻出品，（也许是）全球首档男性脱发纪录片《秃然发生》的镜头，跟随何润锋，记录了他求解的全过程。
何润锋先后拜访了民营医院、三甲医院的两位植发医生。前者态度积极，告诉他，植完发，再做个眉毛，年轻五岁没问题。后者自己也是脱发者，一年前做了植发手术。但他坦白讲，即使成功种植，也需长期用药维持，不然，头发该掉还得掉。
原来植发并非一劳永逸，何润锋有些犹豫了。脱发圈的十年“老炮”，好头发网创始人徐峰给他看了好多用药治好脱发的患者照片，说当今植发盛行，是机构贩卖焦虑的结果，让很多用药即可的脱发者都跑去植发，脱离了医疗的本质。
植发的风险也不容小觑。毛囊是不可再生资源，取出、种植都有一定概率的损伤。而选择用药，意味着这辈子都要靠药物维持体面。
一切都是不可逆的。当头发因某种不可抗力脱落，等于踏上不归路，脱发者能做的，只是努力延缓这个过程，或者说，掩饰这个过程。
但当瞿先生做完手术，走出来的一刻，何润锋还是震惊了。进手术室时，瞿先生撩起了头发，头皮上有多道画线，样子有些邋遢。眼下看，这场植发手术是成功的。瞿先生的头发被生理盐水洗过，吹干后蓬松有光泽，整个人容光焕发。
瞿先生的变化让人不禁感慨，重获头发，还给脱发者的，是自信、尊严，有时还能带来好运。“这种好运……是自信迸发出来的东西。”
对于植发，说法众口不一。信息片面，有局限性，无法让何润锋信服。他决定去最接近真相的地方——植发培训班。
电话里的人介绍，植发班三日速成，前两天学理论，第三天实操，零基础包教包会，学费3800。
植发技术还能速成？何润锋难以置信，更得去一探究竟了。
两天的理论课知识点密集，学员们学习氛围浓厚，何润锋深受感染，边听边记笔记。第三天，进入实操阶段，导师安排学员，轮流在一位女孩的头皮上取毛囊。女孩知情同意，因为接受学员观摩和练习操作，能换取植发的优惠价。
到这一步，何润锋开始害怕了：“把人弄坏了怎么办呀？它是关系到你的头皮，你的神经......”
手术还没结束，何润锋回到培训教室，独坐了许久。课上，他还得到一个重要的行业内幕：很多医院进行植发手术，真实移植的毛囊数量，比合同上写得少。导师说，“没有人会去数。”
但还真有人这么干了。何润锋找到了这个人，他叫朱志彬，可能是全国第一个数毛囊的人。
朱志彬38岁，在北京做玉石生意，脱发史7年。2017年10月，他在一家医美机构植发，从脑后取出毛囊，移植到头顶，以达到茂密的效果，费用2万8千。手术方案确认书上写着，计划毛囊移植数量3500个。
但手术第二天，揭开纱布，朱志彬照镜子，感觉头顶稀稀拉拉的，怎么看怎么不对。他对着头顶的手术区域拍了张照片，到电脑上放大，一个一个地数了好几遍，都只有2000出头。
去医美机构理论，他们说，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看出真正的效果。
朱志彬接受了这个说法。接下来一年的熬人等待，他越想越不对劲，又去找机构。几番投诉无果，最终，他只好起诉。
起初，朱志彬的诉求很简单。“把剩余的钱退给我，我就能接受了，但是后来（官司）越打越生气，现在他赔偿我三倍，我觉得也消弥补不了我这个损失。”
这些年，朱志彬想过很多办法，到消费者协调委员会、工商局、法院申诉，都失败了。屡战屡败的头发官司，变成他的执念。每天守在柜台前，他总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头发，摸一次闹心一次。原来他脑后的头发有厚厚一层，现在明显瘪了。
医美机构曾提出，给他补齐头顶的毛囊作补偿，他拒绝，因为后面的毛囊也不够用了。“它不会再长了，懂这个意思吧？永久的失去了。”
毛囊，不缺的人不在乎，缺的人千金难求。朱志彬打了个比方，毛囊于他而言，就像饿得快死的人渴望馒头。他坚决一告到底。
见朱志彬前，何润锋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性格执拗的人。但朱志彬温和得令他心疼。见面时，朱志彬正准备再次上诉，背囊里装着厚厚一叠案件材料，要提供给法院的最新证据，一式两份。
蹲在法院传达室的地上，朱志彬把材料摊开，又一次给法官打电话，解释自己的诉求。随着讲诉的深入，他声音越来越大，情绪愈发激动，不断强调，“我不是来闹事的，我就是想要个说法。”
过去38年的人生中，朱志彬一直安分守己，从河南来北京讨生活，没有太多太大的欲望，只是简单地过日子。让头发看起来多一些，是唯一的心愿。他没有提前跟家人商量，第一次自己做了决定，没想到会遭遇一连串的挫折。
他也不是一个斤斤计较，争强好胜的人，甚至没有请律师帮忙。他对赔偿不抱期望，钱不是最重要的。追问下去，头发也不是，如果以后还脱发，他也可以剃光头。他仅仅想捍卫自己的权益，得到公正的回应，但现在，好像所有人都觉得他在碰瓷。
通过化妆，能让头发从视觉上看起来更丰茂，人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信，好像头发真的没问题了。但何润锋警惕这种感觉，认为它是生活的麻药。偶尔，化妆师把发际线画得低了，他赶忙阻止，“我18岁也不长这样。”
对于脱发，他焦虑，但不至于用虚假的方式去治愈。
他原以为植发是一条解救脱发的光明路，现在情况变得复杂了，了解得越多，希望反而破灭一些。迷茫中，他找到了罗林川。罗林川脱发二十多年，现在经营一家假发公司。
人生很苦。脱发就是其中一种难言的苦。罗林川如是说。“如果在清朝，前面都要剃掉，对不对？五阿哥不是也很帅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要那片刘海，导致我们没有刘海的人，就感觉苦不堪言。”
大学时，罗林川开始脱发，涂生姜、皂角，各种防脱生发洗发水，梅花针针灸，各种办法他都试过，没用。
公认治疗脱发的有效药物，外涂米诺地尔酊，和内服的非那雄胺，他服用了一年，效果不明显。并且，非那雄胺说明书的副作用标注，有1.8%性欲减退和1.3%阳痿的可能性，后来他没有再吃。
因为脱发面积大，植发对罗林川也不适用，最终，他能选择的只有戴假发。35岁，他第一次接触假发，之后便很少在人前露出自己的真头发。连最亲密的人，他的孩子，前妻，也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摘下假发的样子，无论洗澡或睡觉，他都会戴着。
与人交流，罗林川极少提“假发”这个词，而用“发片”代之。
人们排斥听到“假”，但对罗林川来说，这只是他，和很多发友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戴眼镜，弄个烤瓷牙，不也是一个道理吗。”
有一位叫李闪光的视频博主，常在网上发布假发科普视频。跟罗林川一样，他用任何生发产品都不管用，也没办法植发，纠结许久，他干脆把头发全剃了。
剃完光头，李闪光感觉自己内心一下子敞亮了。生活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不能老让脱发为难自己。
在视频平台上，李闪光有1.6万粉丝，他不避讳在镜头前展露头发的真实情况，每条视频，都能看到李闪光开朗地笑着，一边讲解手中的假发。为方便固定假发，他只保留了头部后方的头发。但在现实中，进入公共场合，李闪光仍会戴着假发。他说，主要是怕吓到周围的人。
但何润锋注意到，有一期视频，李闪光去理发，店内还有其他顾客，尽管画面里没人看李闪光，但他一直担心，说“边上的大叔，是不是在看着我。”
李闪光也没想明白，戴假发，究竟真的让自己更开心了，还是一种禁锢，让自己假装开心。
有时出去玩，朋友怕李闪光戴假发不舒服，叫他摘了，他下意识的反应是“啊？你们要看我那样吗？”他很难跟关注自己的粉丝表露，假发是一种解决方式，但自己的内心，可能依旧脆弱。
对于真假，有所谓的阈值吗？李闪光这样理解，“因为它叫假发，有一个假字。举个例子，粉底液叫假粉底，会不会觉得它（脸色）也是假的。没有真假的定语，就不会使大家这么看待它。”
与发友们对坐长谈，何润锋发现，脱发焦虑并非被制造出来的夸张叙事，恰恰是因为没有被正视，才造成更负面的影响。
过去当老师的时候，罗林川连上课的勇气都没有，要整理好长时间头发，才能走上讲台。偶尔有同学笑了，或交头接耳，他就疑心对方在偷偷嘲笑自己的头发。
脱发导致的疑心病，甚至影响了罗林川的婚姻。第一任妻子经历了他的头发由多变少，并不在意，可他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以前他做事雷厉风行，是前妻可以依靠的对象。脱发后，俩人一起旅行，他连问路都不敢，因为自己头发少，看着不像正派人物，容易遭遇路人的白眼。
“如果有人歧视残疾人，整个社会都会骂你，但如果歧视或者嘲笑一个脱发者，整个社会都开心死了。”让罗林川最难接受的是，对脱发者的不尊重，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做正常的行为，也被视为好笑的事情了。
自嘲，成为很多脱发者消解外部嘲笑的方式。即使内心没接受，能达到自我催眠也挺好，有人连自嘲的勇气都没有呢。李闪光善用此道，“调侃自己，到一定程度，可能慢慢你也就接受了。不怕被别人说了，别人也会觉得在你的身上获得不了乐趣。我就是纯粹的自我催眠。”
何润锋不理解这种心理，“我为什么要有自嘲的勇气？”
“你连你自嘲的勇气都没有，那脱发这个事情，或者任何的小挫折，都是你的累赘，迈不过去的东西。”李闪光说。他只想过得稍微舒适一点。无论自嘲，还是自我消化，如果没办法左右别人的态度，就改变一下自己。
而何润锋担心，自嘲趋势，会让大众的嘲笑变得更汹涌，让不能接受调侃的人，变得更不能接受自己，催生另一股极端力量。
在罗林川公司的门店，何润锋体验了单位接发项目，往一根头发的发根处绑上4根假发，起到增加发量的效果。他接了25个单位，晚上照常洗头发，手指往头发里一插，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牵扯感。他心里咯噔一下，担心把刚接的头发扯掉，开始轻柔地抚摸着洗头。
摸了几下，他发现为时已晚，已经有一根头发掉了，接着冲洗头发，又掉了一根。两根自己的头发，加上白天接上去的，共有十根，场面吓人。
在这两根头发掉落前，何润锋有过一阵喜悦，觉得接发也是拯救头发的可能性。这下，心又凉了，那些濒临脱落的细幼发根，怎能承受得了4根头发？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从浴室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提溜着那两根头发，想，导演肯定要拍，不能扔。接着抽出一张纸巾，把头发整齐地排放在上面。
在尝试解决脱发的过程中，何润锋不断地刷新自己的认知。思考因脱发而起，最终落回到一个终极问题，人要如何应对中年焦虑，如何面临衰老。
头发会失去，人也不可避免地终将面对死亡。对死亡的恐惧依然存在，但至少，对待头发，他比两个月以前更通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