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好人，失了爱情｜腾讯新闻谷雨影像
她的不甘心，一直来自于丈夫的不体谅，不怜惜。
杨本芬说起往事，当年两人刚刚有了孩子，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给孩子养了一只黑兔子玩。她将兔子关在室外阳台上，兔子被人偷走了。偷兔子时的动静她听见了，躲在门后瑟瑟发抖，嘴里喊：“不要偷我的兔子！”章医生下乡回来，一遍一遍质问她：“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怎么会怕贼？”
她答：“我是好人，可我就是怕贼。贼是坏人，我一个好人，一个女的，会被他打死的。”
还有一次，杨本芬去章医生老家，章医生的父亲捉来鸡送她。杨本芬将鸡关在门背后鸡笼里面，结果在一次送章医生出门时，她忘记锁门，有人进来将鸡偷走了。章医生因此三个月没有搭理她，也不说为什么。“后来我就抓着他，我说你恨我到几时？那两个鸡是偷掉了，我又没有办法。我又找不到。”
十几年后，杨本芬才知道，原来章医生以为她偷偷把鸡卖掉，将钱寄回自己家去。
“你看他这个想法真是古怪吧。我跟他讲道理他怪我纠结，就是脚底抹油赶紧跑，到单位上去。他跟单位同事有话讲，谈笑风生，一到家里来，就非常镇静了。我说他是晴天变阴天，他就笑。”
“所以我们年轻时候，过得并不是很和谐。我不羡慕有穿有吃有钱，只羡慕人家夫妻好。我想像别人一样的，能够拉一下手，散一下步。或者能够有什么事给我一个鼓励，哪怕是给我一个温柔的眼神，我都没有得到过。”
但章医生却又是个好人，在别人眼中敦厚实诚，也是孩子们眼中的好父亲。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暧昧，不乱花钱，也顾家。
年轻时章医生在北京进修医学，班上一位内蒙姑娘教他说普通话、跳交谊舞，“爱他爱得死”。分配回内蒙后还一封封写来信，那个信堆了一尺来高。但“他就硬是拒绝了”。
“那个女孩子也好看，我也搞不清他怎么看中了我，但是他也对我不怎么好，我确实这个心是非常矛盾，现在也解不开。”直到81岁，杨本芬仍然想不通。
这样的男人，回到世俗的眼光里，或许已经够得上合格或称赞，但杨本芬心里，纠结的不是丈夫是否负责，是否撑起家庭，仅仅只是他疼不疼惜自己。
“我这个人就是不知道好歹，如果是我出生在一个暴力家庭，也许能够接受他。但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温馨家庭，对他就更不能接受。”
杨本芬回忆自己的父母，总是相濡以沫，即使家里已经困难到所有人都饿着肚子，虽然父亲最后是生生饿死，但即使有一点点米，全家人也是你让我，我让你。
“我哥哥也潜移默化了我。他对我嫂子有多好呢，嫂子洗重的衣服、被子，我哥哥都不要她到塘里去洗，怕她拿不起。我嫂子有次去乡下看戏，一下子天气变冷了，我哥哥怕我嫂子冻着，立马拿件衣服去送给我嫂子。”
“我们这个人是一点都不晓得相送。他年轻的时候都不晓得亲我。”杨本芬回头又说起章医生。
去年《秋园》出版，杨本芬烧了三本，一本给爸爸，一本给妈妈，还有一本给哥哥。三人是杨本芬苦难岁月的伴随，也是一生对爱意的最初体验。
大概是向往文学的人，内心总是敏感而孤独。因为一辈子与丈夫情感和精神交流的匮乏，杨本芬始终觉得自己是孤独的。谈及第三本书，她说：“我想写出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她的困惑，她的不甘。现在快进黄土了，有什么不能说的。”
杨本芬说着，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怨恨，只有一些惆怅。“没有藏藏掖掖，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有苦有甜，有悲有乐，有好有坏。他是个好人，我也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两个好人，就是没有得到幸福。”
偶尔，章医生也流露感情。一次病中清醒，他看着妻子：“杨本芬，没有你，我可能不会活。”
杨本芬反复咀嚼这难得的表达：“他大概是感激我的吧？”
而后挥一挥手，笑着说：“过去了，过去了。马上要分手了，天各一方了。”
杨本芬一辈子，总是努力地在活着，连女儿都说，不知道妈妈是如何做到的，要上班，要做家务，要养三个小孩，还要缝衣服、劈柴，但她还要读书。她不在乎生活的困苦，却希冀点滴甜蜜的爱意。
直到现在，她仍然是闲不下来。仍然要在灶台间忙碌，或是带着章医生和博美犬毛毛出门晒太阳遛弯。唯一闲暇的时间，她便坐在人造革躺椅上，将腿放平，将热水袋敷在膝盖上，捧着Ipad，一笔一划写自己的故事，“一个女人普通的一生”。
直到窗外骤雨，她匆匆起身，关上窗户，用长长的杆子利落一拉，窗帘便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