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是大文豪对写作的尊重｜腾讯新闻谷雨影像
房屋是居所，而家是房屋和屋里屋外的一切：是风景和邻居，是孩子们和动物们，是楼梯，是采光，是知识，是爱。
本文并非讲述作家，或者讲述宅第，或者讲述美国，而是关于在一个如此般躁动、如此般粗犷的国度里，美国作家在何处、为何以及如何打造自己的家。在这些家里，作家又是如何以满腔热忱、古怪的创作习惯以及深沉缠绵的忧伤，创造出了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
马克·吐温：
“我可不是(随随便便)哪个美国人，”马克·吐温有一次特别指出，“我是(独一无二的)那个美国人。”世人都认同他这一说法。作为小说家和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可谓享誉世界，他那蓬松的头发、八字胡和白西服简直无人不晓。
他十四岁就离开了学校，但坚信自己以后想成为作家，第二年就已经在报社打工。到了十七岁，他出去到处旅行看世界——他从尼加拉瓜、旧金山、檀香山、雅典、埃及发回的报道广受好评，写作生涯就此开启。
不过三十二岁这一年，吐温开始考虑要安定下来了。他和一位叫利维的姑娘一见钟情，并且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定居下来，买下一块地，开始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家。这栋房子很怪，“看起来像是汽船和布谷鸟自鸣钟的混合物”，每一处山墙和门廊都不尽相同，每一道栏杆和悬伸壁缘都迥然有异，总体给人留下不规则、不对称的印象。
餐柜正对着的餐桌是吐温呼朋引伴让大家围坐在一起的地方。在吐温身边，人人都感觉才华横溢，尽管他总是大家注意力的焦点，总在晚宴交谈当中构思和修改他的趣闻故事，为巡回演讲做准备。
暖房是吐温自己倍加珍视的房间，因为“色彩柔和，如梦似幻般地宜人，无处不弥漫着平静安宁、心满意足的气息”。正是在这里，他或自己安心阅读，或朗读给坐在膝上的孩子们听。四周摆放着一排雕刻着涡卷装饰的书橱，橱顶堆满各色小古玩。吐温会用这些小玩意儿编故事逗女儿们开心。
楼上是女儿们的房间，贴的墙纸是沃尔特·克莱恩绘制的“小青蛙要娶亲”历险故事的插图。主卧有如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池塘，当中漂浮着作家的魔法小岛——1878 年他从威尼斯买下后带回美国的床，雕刻得美轮美奂。他称之为“有史以来最最舒适的床架，空间之大足以容纳一家人，雕刻的小天使多得——让人安睡，美美入梦”。他觉得那些精雕细琢的小天使实在太可爱了，他和利维会面对着床头睡下，好将它们端详得更加清楚；孩子们喜欢小天使则是因为那都是可拆卸的，可以给它们穿衣打扮当玩具玩。
吐温整个白天连续工作，晚饭时，他会把白天写的内容读给家人听。正是在晚餐时分，他们听着《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王子与贫儿》(1880)、《哈克贝里·芬历险记》(1885）等经典之作逐一展现在他们面前。
房屋至今依然散发着这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温暖。显然，对于这样一个早年生活孤独贫困、在躁动的灵魂驱使下去满世界流浪的人来说，这座房屋满足了他的深层需求。这宅邸使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功成名就而又脚踏实地。他在 1896 年写道：
然而除了这些赏心乐事，这座房屋后来也是不幸的发生之地。
吐温确保房屋装备上了最时新的现代便利设施——防盗铃、煤气照明、中央供暖、通话管和电铃、抽水马桶、热水淋浴，甚至还有一部电话。然而维持整座大宅运转的开销比他预想的还要昂贵。家里有七个佣人，还有家庭教师和理发师，利维铺张浪费惯了，每周食品杂货和酒水账单高达一百美元。他们每年的家庭开销保持在三万美元。
吐温一心想要宠溺他的爱妻，给孩子们他自己儿时不曾有过的一切。他认定增加他写作收入的最佳方式是投资出版公司和新发明。他大额投资新式水泵蒸汽机和海上电报，还有一种新式排字机，这些投资都失败了。1895年，吐温六十岁了，举世闻名却已破产。
更让他心碎的事情还在后面。他一向最钟爱的女儿苏珊患了脊膜炎，她神志不清，在那座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房子里四下徘徊，最后双目失明，继而陷入昏迷，在 1896年去世。1904年，他心爱的妻子去世，1909年，二十九岁的女儿琼也在圣诞前夜心脏病发去世。
吐温在日记里写道：
海明威：
纵横四海的浪子，深情永系的家
尽管出生于美国中心腹地，但欧内斯特·海明威年轻时对美国的了解其实不多。他们家出门旅行最远不过就是到密歇根州的北部半岛。但成年后，他开始走出美国，走向世界。
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参加了红十字会，被派往驻意大利的一支救护车队，后来又作为《多伦多星报》首任驻欧洲特派记者前往巴黎。他四处游历，从巴黎的咖啡馆到奥地利的滑雪坡，再到潘普洛纳的奔牛节。在欧洲，海明威打磨出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简洁有力，精准得不可思议，直截了当，讽刺而又难以忘怀。
不出几年，他发奋写作出版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部作品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了他的惊人天赋，而后1926年出版的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又进而巩固了他的声名。随着事业上的起步，他的婚姻却开始破裂。海明威是个浪子，在巴黎，他邂逅了苗条艳丽、出身富裕家庭的短发女郎宝琳·法依弗，1927年，海明威和妻子哈德利离婚和宝琳结婚，两人返回美国，在宝琳叔叔的资助下定居基韦斯特。
基韦斯特乌烟瘴气的，在接下来的几年大萧条中更是破败不堪。人口只有区区一万人，有一个海军基地和一座灯塔，不过打捞船和雪茄厂火热开工的繁荣岁月早就已经过去。但是海明威很快就察觉到，在九重葛和夹竹桃遮荫蔽日的小巷里，在带有三角墙镀锡铁皮屋顶和俗艳花边镶边的巴哈马式棚屋上，在酒吧和咖啡馆中，此地可谓魅力犹存。
以基韦斯特当地的标准来看，海明威和宝琳这座西班牙殖民风格的房屋气势雄伟，矗立在开阔的地块上，最终由繁茂的树木完全围了起来，包括竹子、印度榕、垂榕、龙血树、凤凰木、红毛苋，以及各种各样的棕榈树——圣诞椰子、银棕、华盛顿扇叶葵、西谷绿椰子，等等。上下两层都有阳台环绕在外，所有房间都带观景大窗。
宝琳为作家打造了一片舒适的工作区域，四墙是成排的书架，书架上方挂着几个羚羊头和一只大海鲢。虽然他常出去旅行，时有意外遭遇，又热衷狂饮作乐，但总体说来他是位严守戒律的艺术家，每天八点就坐到书桌前，整个上午都用于写作。他把收效甚佳的时日称为“写掉七支铅笔的早上”。海明威最好的作品就有一部分写于这个房间，《丧钟为谁而鸣》就是起笔于此处。
宝琳是极为讲究生活品质的女人。人们经常看到她精心穿戴，洒好香水，到码头迎接海明威的钓鱼船“比拉号”，拥抱出海几天归来满身污垢的作家。她出色的品位——她曾任巴黎《Vogue》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基韦斯特创办了一家室内装璜公司——完全决定了房屋的样貌。她从巴黎海运过来她这些年间收集的一件件西班牙古董和人工吹制的威尼斯玻璃制品，长方形的起居室直抵房屋的右侧，起居室内有一套切尔卡西亚胡桃木材质的十七世纪西班牙子母五斗橱。为了与宝琳精美的穆拉诺玻璃枝形大吊灯相匹配，海明威贡献了一个安装好的角马头。
海明威发现他在基韦斯特写作颇为顺畅。更让他乐见其成的是，他结交了一群新朋友。他们一起外出到碧海湾流处去钓大海鲢和青枪鱼，光顾位于杜瓦尔街上的邋遢乔酒吧，一起聊各种奇谈趣闻。他穿着污迹斑斑的套头衫、帆布短裤和旧网球鞋，在码头和非法经营的酒馆里混得如鱼得水。他津津有味地大啖由本地酸橙和盐卤汁调味的生海螺色拉，猛喝朗姆酒和啤酒。
一片混凝土天井遮住了原本的贮水器，混凝土上还隐约可见猫的爪印。那是他养在宅地四周的大名鼎鼎的六趾猫留下的。天井一端实际上是猫咪的喷泉式饮水池。只见水从一只购自古巴的西班牙大油瓮顶上哗哗往下，流入水槽，那水槽曾是邋遢乔酒吧的小便池，海明威宣称说，“我已经往那池子里面冲了够多水了，我想至少也得从里面弄点什么出来”。这么说着，他把小便池拿回了家。为谨慎起见，宝琳也给它铺上了瓷砖。
其实，宝琳一直竭尽所能，努力掩盖他们婚姻中日渐扩大的裂痕。她保持自己形象始终是金发碧眼，身材如男孩子般纤瘦，而且对出现的问题都不惜挥金解决。海明威在西班牙报道内战时已经迷恋上另一个女人，为了挽回他，宝琳建造了一个与他写作室毗连的豪华游泳池，基韦斯特有史以来所建的第一座，造价高达两万美元，是房屋本身购价的两倍半。
当然，到了最后，钱也帮不上忙了。1936年，海明威在邋遢乔酒吧里遇到了一头金发、妩媚动人的玛莎·盖尔霍恩。盖尔霍恩是小说家及出色的记者。最后，他和宝琳在1940年离婚，就在《丧钟为谁而鸣》出版两周之后，他把这本书献给玛莎，过了两周之后他就娶了她。
海明威生性骄傲自大，酗酒无度，没有人够得上他的标准，他经常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有一回，听说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在基韦斯特一场聚会上骂他是傻瓜，他立刻冒雨冲到聚会上，结果发现斯蒂文斯刚要离开。两人你来我往了一番拳头，海明威把诗人打进了水坑，斯蒂文斯费了半天劲才爬起来猛击了海明威的下巴一拳，结果这么一来却把手都打骨折了。
他年纪越大，朋友越少，攀附逢迎的人倒越多。然而，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不变之处，就是他在基韦斯特的家。他并未变卖该处房产，还常回来看看。即便是宝琳去世后，他还带他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前来逛逛。他余生的二十年再也没有像在基韦斯特那样顺畅淋漓地写出佳作：他在那里生活稳定有序，在工作和享乐之间平衡得很好。
1954年授予他的诺贝尔奖所给的授奖辞颂扬他“精通于叙事艺术”。在他寄往斯德哥尔摩的致谢辞中，他说起所谓精通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写作，在最佳状态，是一种孤寂的生涯。”
古语有云：“神叫孤独的有家。”但此话看来似乎亦喜亦忧。一旦涉及将家的一部分划出来留作工作之用时，作家往往颇为挑剔，有时候甚至是神经质。倒不光因为他们囿于习惯，虽说举例看来，海明威会在早晨着手写作前先削好二十支铅笔，马克·吐温会玩上一局台球；更主要是因为写作是一种仪式，要求有特定的规矩。
一天中的某段时间，某把椅子，某个品牌的书写用纸和某种类型的钢笔，一支烟斗一杯茶——作家简直就像小狗绕着壁炉前地毯上某个特定的点不停转圈圈，最后转够了才躺下去。
这种仪式确保了一种连续性，旨在祈求疲于应对的缪斯女神保佑。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营造出独处的环境。为了写作而苛责时，作家或许显得自私自利或者乖张孤僻，除非大家想起来，全家都指望着他或她写字挣钱。直到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为止，几乎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有佣人，还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对于作家而言，结果就是家里不那么清静。
现代作家都有卤素灯和电脑，而旧时作家当年有的只不过是摇曳闪烁的烛芯和噼啪作响的鹅毛管笔，房间没有暖气，照明不足，空气污浊，楼下还有个嚎啕大哭的婴儿——处处都潜藏着让人分心的事。正是这些事，让作家不得靠特定的仪式来集中精力。罗伯特·弗罗斯特喜欢坐在一把木质直背椅上，腿上搁一块木板来写作。还有些作家在床上写作——伊迪丝·华顿是因为偏好，萨拉·奥恩·朱厄特则是因为疾病。
“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T.S. 艾略特如是说。不过那是根植于内心，在记忆中不断重塑的家，房屋自有他们本身的故事，无论栖居其中的是何许人也。
出品｜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