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书店，遇见了鲁迅先生”

文/阎崇年 萨苏

我与北京图书大厦

北京过去有四个著名的书肆，就是东城的东安市场书肆、南城的琉璃厂书肆、西城的西单商场书肆和东城的隆福寺街书肆。

当时我家离西单商场书肆很近，从太平桥大街，往东穿过劈柴胡同，就到了西单商场书肆。

这个书肆面积很大，排列着许许多多书摊，那时书摊都是私营的，一家一个书摊，一户一个门面，各显其能，服务周到。新书旧书，线装精装，中文外文，诸种版本，各色各样，琳琅满目。

我常去淘的多是旧书、工具书等。我上中学用的教科书，大多淘的是旧书，因为便宜。

记得《三S平面几何》，淘一本七八成新的，价钱也就相当于新书的1/4或1/5。

还有工具书，如精装布面袖珍本《四角号码新词典》只要1块钱，省点伙食尾子就能买一本。

后来买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1963年版），精装本、道林纸的，书价是18元，我爱不释手，却买不起。每次去摸摸，遗憾空手回。

后来混熟了，问库存几本，书店老板答：“两本。”我说：“剩一本时告诉我。”

于是我开始攒钱。

半年多以后，书店老板告诉我：“还剩下一本了。”我说：“请给我收起来。”

过了不久，钱攒够了，我去把书取回。

我还淘了“四部备要”本的《说文解字注》等。从此，《四库全书总目》《说文解字注》就成为与我相伴数十年、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后来在西单商场旁边，开了一家新华书店，这自然是我到西单必去看书、买书的地方。

我搬到北新华街北口的房子居住以后，离西单还是很近，从北新华街北口，穿过长安街马路，过了电报大楼，就到了西单新华书店，所以周末常去淘书、看书。

随着城市发展，西单商场改造，1998年5月18日，新盖的北京图书大厦，开始营业。

营业面积1.6万平方米，有图书多达几十万种，后拓展音像制品等至40余万种。这里图书品种多，服务又好，曾踞全国各书店图书销售榜的魁首。

我到过全国各地的许多书店，他们都赞誉北京图书大厦是全国第一书城。

我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讲稿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书。记得当时电视首播与书店售书同步进行，中华书局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在图书大厦举办《明亡清兴六十年》的新书发布与签名售书活动。

2007年2月11日（星期日）早上书店开门前，我们就到了图书大厦，见门前已经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我们从侧门进入图书大厦之后，直接到新闻发布与新书签售处的八楼。

上午9点，书店大门一开，排队的人群有序地进入图书大厦。

队伍从八层楼道顺序往下排，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层、地下一层、地下二层、地下三层，又开始转圈排队，没有警察，没有保安，虽然人员爆满，却是井然有序。

记得有一位先生排队购书并请我签名，我抬头一看，这位老先生年纪很大。

这使我肃然起敬，连忙站起来说：“请问您高寿？”回答：“八十二。”

我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排队？”回答：“我来晚了一点，从地下三层开始往上排。”

我立刻请书局和书店的同志给老先生搬把椅子坐，并给老先生递瓶矿泉水。

这么大的年纪，从地下三层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地爬，爬了十一层楼，是多么让我起敬，多么让我感动，又多么值得我学习，多么激励我前进！

在排队签名的读者中，有从广州、深 圳坐飞机来的，有从昆明坐火车来的，也有从西安、沈阳、兴城、抚顺、天津、石家庄等地坐火车来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魅力，这是中华民族爱读书、善学习的力量，这是改革开放人们精神振奋和社会风貌的一次展现。

藏着一家图书馆的书店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固然是至理名言，但如果出现在一家书店里，那就有点儿古怪了，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

然而，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六楼，便有这样一行标语。

原因其实很简单——王府井新华书店别开生面，居然在自己的店堂里面藏了一家图书馆，找到“书非借不能读也”的标语，便找到了这家面积不大却充满书香味道的小馆。

我问过书店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在这里开一家图书馆，不影响营业吗？

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温和地一笑，说：“来的都是爱书的人，怎么会影响营业呢？”

抬头看去，果然是一群安静的读书人，颇有人埋了头，读到得意之处惬意地伸个懒腰，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至于营业……我看到有老先生走出图书馆，便顺手捎上两本书，递到柜台上让店员包了带走。

那份闲适自然，就像是老北京茶馆的客人，临走叫伙计包二两香片带回家去一样。

我忽然想，这家书店的老总莫不是故宫出来的？单霁翔院长的手段便是让你先看，看完了顺便再买点儿故宫的文玩带回去，硬是把文化做出了效益，还不带一丝烟火味儿。

我问同去的女作家林特特有什么感受，她说当然有，不过你先说。

我说我的感受，就是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候我经常来王府井新华书店，但可不是来买书。当时囊中羞涩，难得有这样一家大的书店，早上进去看书，到人家关门才依依不舍地出来，一个星期天就这样过去了。至今在那里读过的书还记得清楚呢。

“光看不买，人家没有赶你？”特特问。

“没有赶过。”我说，“那时候看书都小心翼翼，生怕把新书给人家看脏了没法卖，像我这样看书的人不少，店员从来不管，从你身边走过，就像没看见一样，这份看不见，其实给了我们这些兜里没钱的读书人一份难得的尊严——他们尊重读书的人。”

说完了，我问特特：“你呢？”

特特说了个不相干的事情。她当年是在中国书店工作过的，说刚进书店，便见到一位白头发的老店员，给他们这些新人一一介绍店里的情况。末了，特特知道他在书店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

“几十年，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特特问他。

老先生想了半天，说：“几十年前啊，我也刚到这里——自然，那时候店名也不叫‘中国书店’，年纪小，下午的时候一不留神在柜台上睡着了。

“被掌柜的叫醒，很是惶恐。却见掌柜的是陪着一位有翘胡子的先生进来挑书，那位先生便和蔼地摸了摸我的头。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鲁迅先生。”老店员说完了，坐在和煦的阳光里，不再说话。

“那时候，我才觉得原来我离鲁迅先生的距离，竟然也只隔了身边这位老人。”特特说。

一瞬间，我们都沉默了，都不大想说话，而阳光，一如当年那个温馨的下午。

似乎，这是个不相干的故事，可是那份悠远的书香，却仿佛从那个下午，一直传到王府井书店的小小图书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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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崇年，萨苏，本文摘自《遇见一家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