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决定智商？揭开“种族现实主义”伪科学的面纱

美国华人

第1279篇文章

自从1994年《钟形曲线》出版以来，白人种族主义者如获至宝。现在这股风吹到了华人圈子。8月里一篇《愈发难以掩盖的现实：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的文章在华人圈子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难道基因真是非裔平均智商偏低的原因？难道为了让马太效应尽量发挥，美国应当取消AA？本文希望从探索这些出版物背后的真相暴露他们的真实面目。

正文共：8300字

预计阅读时间：21分钟

撰文：临风

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者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在德州发表演说，顺便推销他的新书：《美国的灵魂：善我争夺战》（The Soul of Amierca: The Battle for Our Better Angels）。他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其中有段话特别捕捉住我的注意。

林肯总统被刺后，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曾经说了一句十分刺耳的话：“美国黑人在先天性和遗传上无法自治”（Black Americans are congenitally and genetically incapable of self-government.）。

这位来自南方的约翰逊总统百般阻挠美国的重建，反对宪法第14条（赋予黑人公民权）和第15条（赋予黑人投票权）修正案。就如约翰逊认为黑人是低等族类， 这种白人普遍的优越感，不论是否自觉，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历史。

在“民权法案”和“平权法案”通过50多年之后，黑人平权之路还是遭受到很多反对的声浪。黑人在许多人心目中，包括华人，仍然被视为次等民族，认为黑人祖先来自“粪坑国”。

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也并不陌生。“学术”成了为种族主义背书的工具，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则是《钟形曲线》这本书。这类报道也为最近华人反AA提供了“理论基础”，搞出什么“种族现实主义”的闹剧。

《钟形曲线》 

1994年，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与心理学家里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出版了一本具有争议性的畅销书《钟形曲线》，全书800多页。

作者断言，智能决定人的命运：人类智能主要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智能可以预测个人的发展，包括财务收入，工作表现，未婚生子和犯罪率，而且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水平无关。整本书中，遗传因素（种族）决定智能的说法就像核弹一样在全国爆炸开来。

《钟形曲线》的基本假设

作者在引言中介绍智能研究的历史，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六个基本假设。整本书的论述就建立在这六个基本假设上。简单说明如下：

1. 人类“认知能力”（智能）是个单一的一般性实体，可以用单个数字（智商）表述。

2. “认知能力”的遗传率在40％到80％之间，因此主要以遗传为基础。

3. 智商（IQ）本质上是不变的，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固定的。

4. 智商测试人的“智能”或“聪明”，我们能够按照（智商的）逐个线性顺序排列人类。

5. 智商测试十分准确。

6. 智商测试十分客观，不受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1996年，密西根大学C. Loring Brace教授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批评，指出《钟形曲线》的每一个假设都存在问题。他的学生，人类学教授Shelly Smith 2018年发表了一篇后续专文，从根部挑战书中有关人种的概念。（参见：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002/ajpa.23385）

面对访问者的质询，默里后来否认其中一部分假设是他们的原意，例如，单个数字（IQ）并不单个，等等。不过，这些不过是“技术性”的细节，不影响主题。

《钟形曲线》的主要内容

全书分四大部分：1）认知精英阶级的形成；2）智商与社会问题的紧密相关性；3）智商与种族的紧密相关性；4）智商与制定社会政策。

1）认知精英阶级的形成（1-4章）：美国社会的民主和自由使得智商高的都向上移动到社会顶层，他们收入多，地位高。智商低的都淘汰到社会底层，他们工资低，地位低，或者失业。社会分层于焉形成。

2）智商与社会问题的紧密相关性（5-12章）：低智商的人容易犯罪、吸毒、家庭破裂、教育程度低，造成社会问题。

3）智商与种族的紧密相关性（13-17章）：东亚人种智商略优于白人，白人高于拉美，拉美高于非裔。非裔的平均智商与白人相差一个“标准差”。这个现象与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SES）无关。低智商往往出生率较高，拖累了社会的素质。

4）智商与制定社会政策（17-22章）：美国过分关注低智商的学生和雇员，例如平权法案（AA）。美国正快速走向“种性社会”（caste）的分层社会结构。为了避免受到拖累，成为低智商族群的“监护国”，美国应当重新考虑社会公义（优生学？），减少浪费社会资源。

可以想见，这本书以及其中的断言在美国的知识界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由于里查德·赫恩斯坦已经逝世，查尔斯·默里成为《钟形曲线》的主要面孔。

虽然《钟形曲线》的杀伤力很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质疑作者的写作动机，因此那些从“政治正确”立场提出的批评我们可以不计，本文把焦点放在从学术立场提出的批判。

对《钟形曲线》的主要批评

A）古尔德的批评

最先发难的是已经去世的，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与科普作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1994年底在《纽约客》上撰文，批评该文六点假设不靠谱，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他指出该书过分渲染智商的遗传性，而低估了不同种族间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他认为，该书选择性地采证，回避“因子分析”。古尔德认为单个数字不可靠，智商的环境因素很高，而且是可以改进的。

B）卡明的批评

刚去世的心理学家莱昂·卡明（Leon Kamin）1995年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文批评《钟形曲线》。他指出，该书作者混淆了“相关性”与“因果性”的区别，引用的数据也有问题。

为了阐明卡明的论点，本文引用一些最近的资料作说明：

1）资料来源的问题：

卡明批评林恩的研究“漠视科学的客观性”。《钟形曲线》大量引用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的研究，称林恩是研究种族区别的领军人物。

然而，林恩（以及合作人Tatu Vanhanen）的研究方法，以及取样方式，广受许多学术界和媒体的严厉批评（可参考《维基》上“Race and Intelligence”所提供的背景资料）。他们对非洲黑人的取样和研究尤其被指为粗糙、偏颇。

起初，林恩和Vanhanen根据“全国青年劳动力市场经验纵向调查”（NLSY）的资料，得到非洲黑人平均智商只有67的结论，并以此宣称：基因决定智商。不过，阿姆斯特丹的科学家们Wicherts，Dolan和van der Maas（2009）透过荟萃分析发现，林恩和Vanhanen依赖非系统的方法选取数据，因此低估了非洲，实际数字应当是82。（http://www.iapsych.com/iqmr/fe/LinkedDocuments/wicherts2010b.pdf) 。

NLSY本来意在指出智商与环境间的相关性，同种族如果生长地区不同，平均IQ就不同。不过，林恩和Vanhanen的研究低估了非洲黑人平均智商。

耐人寻味的是，林恩是种族主义的“科学”杂志《人类季刊》（Mankind Quarterly）的副编辑。他是先锋基金（Pioneer Fund）智库的董事会成员，该智库被公认为倾向白人国家主义和提倡优生学。《人类季刊》以及林恩的研究都受到先锋基金的大力资助。换句话说，《钟形曲线》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先锋基金智库的资助。

林恩曾对英国右翼杂志（Right Now！）的访问记者说：“我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是解散美国。非裔和西班牙裔人集中在西南部，东南部和东部，…… 以白人为主的州应宣布独立并脱离联邦。然后，他们将实施严格的边境管制，…… 如果这样做，白人文明至少可以在少数几个州内生存。”

由于大量引用林恩和Vanhanen的结论，《钟形曲线》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2）言过其实：

该书引用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的研究。卡明指出，詹森的研究并没有得到“确凿”的结论,《钟形曲线》作者们言过其实。

3）滥用统计数字：

《钟形曲线》多次使用NLSY的研究资料，而且是透过林恩的视角。作者们费了许多功夫（图表、表格、附录），为了要证明，低智能造成低SES水平，而不是低SES水平造成低智能。

卡明认为，该书作者所引用的统计手段十分不严谨，不可靠。那种“智商决定一切，包括决定社会经济水平”的结论远远超越了他们手中的数据。

卡明批评，这本书不过是为反对AA背书。他同意《纽约时报》记者鲍勃·赫伯特（Bob Herbert）的评语：“这本书不过是用很有礼貌的方式称呼对方是’黑鬼’。”

4）“弗林效应”的后续：

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1984年指出，智商不是固定的，世界各国的智商越来越高。这个现象称为“弗林现象”。该书作者将这个现象解读为：这是卫生、教育等环境的改善，隐蔽了人口结构（少数族裔）的因素。

然而，由于这种增加近年来已经停滞，该书作者更加振振有词，认为社会不应当过分关注少数族裔，而是要“不分种族”地把精力放在改善、提高竞争环境。如果法律规定，只有博士才能够生子，那社会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美国立刻进入乌托邦社会！

卡明对作者这种论调十分反感。认为这是滥用科学为政治服务。最近有研究人员认为，其实“弗林效应”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还没开始。

C）解读统计数字

智识界有句常话，说到谎言有三个级别：“谎言，该死的谎言，然后是统计数字”。如果不谨慎使用，统计可以为最大的谎言服务。

让我们举几个例子。

Pesta＆Poznanski（2014）的研究显示，纵使排除种族因素，美国各州的平均温度与该州的平均智商密切相关。既然智商无法影响温度，那么，是否学者“证明”了：温度造成了智商上的差异？

有人用脑容积大小的统计数字来“证明”黑人（平均）智商较差。Nisbett等人（2012a）和Mackintosh（2011）的评论指出，目前的数据确实显示了美国非裔和白人之间大脑尺寸和头围的平均差异。但他们质疑，这是否与智商差距有任何关联。 Nisbett等人指出，大脑容积不是衡量智商的好方法，例如，男性的大脑大于女性， 但两性间并无任何有记录的智商差异。这点下文还有更多说明。

世界上最杰出的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2005年起开始宣传德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智商特别高，甚至高于其他犹太人。他认为，由于遗传因素，德系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

可是，经过进一步研究，20世纪初进行的测试发现，德系犹太裔美国人得分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远高于犹太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的智商得分开始高于平均水平。这些数据明显推翻了平克的断言。

分析测验数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写道：“我们的数据......反而倾向于反驳犹太人非常聪明的普遍看法”。

死亡者生前每天都呼吸空气，但我们不能说，空气造成死亡。统计数字最多不过呈现相关性而已，绝对不等于因果关系。如果要假学术之名，硬要用研究证明自己的偏见，那么，纳粹德国老早就做到了——犹太人是劣等民族。

面对少数族群生存的劣势，显然地，作者的用意不在鼓励、增加他们向上移动的竞争能力，而是希望用压抑、忽视、排斥的方式来维护白种人的优势。最遗憾的是，他们假学术的崇高之名来达到目的。

甚至，他们不做进一步探讨，就方便地倒果为因，把非裔社会的问题，例如、贫穷、犯罪率高、毒品、家庭解体、升学率低，等等，归咎于他们的智商，而“智商”又被“基因”所决定。于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种族歧视，再也不需要感到愧疚了。

华人的“种族现实主义”

所谓“科学种族主义”（或作“种族现实主义”）是个伪科学的信念，他们认为经验证据支持或证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或种族优越。从历史上看，“科学种族主义”思想在科学界有些声音，其中以《钟形曲线》为最显著的代表。虽然存在于学术界，但它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的”。它的立场逐渐被证伪，被唾弃。

反穆斯林、反黑人、反难民的论调在华人中一向很有市场。从今年起，有所谓“种族现实主义”的公众号开始出现在华人圈。

该公众号如此定义：“种族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种族的差异不只是外表和肤色的差异，而是在平均身体特征，身体素质，平均智商，性格，自控能力，未婚先孕概率，犯罪率与性传播疾病方面都存在普遍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必然也影响不同的族群构建什么类型和水平的社会。”（参考：《缺少种族现实主义，现代社会难以保持繁荣与稳定》，7月6日）

该公众号8月12日发表了一篇非常吸引眼球的微信：《愈发难以掩盖的现实：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公开主张：黑种人素质低下。这篇文章为华人中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弹药。

这篇文章翻译自杰瑞德·泰勒（Jared Taylor）的一个（曾被youtube封杀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HCmiv7BAE&t=65s）。泰勒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研究智商的专家。他出生于日本，父母亲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他是美国“新世纪基金会”会长（New Century Foundation) 。该基金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上面提到的倾向白人种族主义的先锋基金。“新世纪基金会”的立场也被学术界归纳为“白人至上主义”。

杰瑞德·泰勒（图片来自维基）

该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一个白人至上杂志《美国的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泰勒是该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

泰勒用举证的方式断言：“黑人平均智商偏低来自基因，而非环境”。该视频最大的问题在于泰勒所引用的片面资料并不科学。这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宣传视频竟然被华人拿来作歧视黑人的理论基础。十分可悲！

由于篇幅，本文仅仅提出三点批评：A）该文所大力鼓吹两位学者研究的可靠性；B）该文对白人家庭领养非裔孩童的解读；C）该文开头所引用的统计图片。

A）两位学者的研究

1）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拉实顿（J. Philippe Rushton）

菲利普·拉实顿（图片采自维基）

泰勒提到拉实顿教授（已逝）的研究，显示：亚裔与白人的大脑明显比非洲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更大。因此，亚裔和白人的智商更高。

如前所述，脑容积与智商间的相关性很低。有好几个不同的科学刊物也得到这个结论，例如，《科学美国人》杂志和《今日心理学》杂志。爱因斯坦的脑容积就与常人无异。绝种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脑容积远大于现代人类。所以用脑容积来作智能的判断，十分不可靠。

拉实顿教授在去世前一直是种族主义智库先锋基金的负责人。他很多主张，例如，决定智商的主要因素是基因（而非环境）、种族与犯罪的紧密关联等研究也广泛受到科学界的批评。他的学术客观性一直受到质疑。

2）德拉华大学心理学教授琳达·高德弗里森（Linda Gottfredson）

琳达·高德弗里森（图片来自德拉华大学网站）

泰勒高度推崇高德弗里森教授绘制的“智商种族分布图”，说明黑人平均智商低于白人，并用以解释为什么黑人一般成就比白人低。

《华尔街日报》1994年曾发表了一篇高德弗里森与其他51位教授共同署名的专栏文章，主张智商有40-80%的遗传性。文章表示，他们“没有确定的答案”来解释这个现象。

对这个发现，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1996年提出批评，认为该文夸大了遗传因素，而低估了环境差异。《美国心理学会》 1995年一份报告也指出，环境因素比基因更合情合理，但对于黑白间智商差距“没有合适的解释”。

笔者发现，这许多人物，以及他们的研究都有个共同交集，就是受到先锋基金的支持和赞助。高德弗里森教授的研究也不例外，她的研究受到先锋基金的资助。她也不断为《钟形曲线》辩护。

她的研究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例如泰勒的关注，并且不做说明的片面解读，这就不太令人感到奇怪了。

B）有关研究白人家庭收养非裔孩童的解读

泰勒视频中提到，1970年代桑德拉·思卡尔（Sandra Scarr）和理查德·韦恩伯格（Richard A. Weinberg）所做的研究：130个非裔与混种孩童被白人家庭领养。孩子长大以后，他们的平均智商与非裔家庭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泰勒宣称，基因是决定智商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我在网上的搜索，泰勒所提到的研究就是“明尼苏达州跨种族收养研究”（参考维基：Minnesota Transracial Adoption Study一条）。这个研究在1976年发表后，又分别在1992与1996年发表了后续研究。

由于林恩拿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基因决定智商，作者们于是特别解释，他们没有控制领养前的条件，也没有控制领养后在学校所受到对待的控制，他们的研究不能替基因决定智商背书。

到了2016年，又有人指出，如果除去低智商的白人家长，并减去弗林效应，将更加否定基因决定智商的断言。可见，泰勒的断言是言过其实的。

C）开头的图片

“种族现实主义”公众号这篇《愈发难以掩盖的现实：不同种族之间的平均智商差异》这篇文章在开头贴了一张“全球智商综合性分布”的图片，如下：

 该文既没有说明该图片的来源，也没有解释其内容，但却十分吸引眼球，造成宣传的效果。

其实，这张图片来自一个独行侠，荷兰人Joel van der Reijden的个人网站，“全球化与隐蔽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Covert Politics）。van der Reijden花了很多功夫，把林恩以及其他几个支持种族与智商相关性的资料综合起来，制作了这个图片（https://isgp-studies.com/race-and-iq）。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释，林恩等人的研究充满问题。因此，就像是张宣传海报，这张图片的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结 语

黑人的生存条件和历史背景至少近400年来是处于劣势。黑人平均智商较低这个现象或许是个事实，但并不等于黑人中没有高智商的人。智商有多少是被基因决定，有多少是被环境和文化所决定？这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简单地把相关性解释成因果关系，那就是误导读者，更是不忠于学术原则。

 像《钟形曲线》这类的书籍和文章，用偏颇的论理方式，以及非系统的数据收集，那正好说明，作者们往往有先入为主的立场，这是“智识上的不诚实”。

历史上，这种偏颇的学说带来许多灾难。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相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带来了爱尔兰大饥荒。

假学术之名，泰勒这批人明目张胆地支持种族主义的立场和政策，背后还有种族主义者的财力支援和互通声息（例如，先锋基金）。他们的立场代表一种弱肉强食的世界观。

面对同样的现实，认为要加强照顾弱势族群，增加他们向上移动的机会，这才是社会公义的原则。它反映一种爱怜孤儿寡妇的世界观，它更接近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普适价值。世界观的不同正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平等不一定就是公义。上图，左边写着公平，右边写着平等。Interaction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 | Artist: Angus Maguire ( interactioninstitute.org / madewithangus.com)

2017年4月22号，新无神论掌舵者之一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访问《钟形曲线》作者默里。哈里斯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该书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当哈里斯询问默里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默里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为了反对AA这类政治正确的政策。

默里认为，这些政策假设：“每个人在颈部以上都相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种族”。默里表示：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带来恶果！

显然地，根据作者自己的话，《钟形曲线》写作的目的不在于传播知识，而是满足一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即白种人的优越性。他们希望保持既得的权利和利益，并非为真理与知识。

这种隐藏在“科学“的外衣下的种族主义，正在设法颠覆西方文明花了数千年所建立的价值，特别是美国的立国理念。他们分裂族群的手段让人感到，我们又回到了野蛮时期的弱肉强食。

总之，AA不是，也不能是，一个简单的种族配额制度。AA作为指导原则完全合理，符合公义的原则，但那不等于配额制。以硅谷为例，各大公司都严格实施平权法案，注意招收、培养妇女和少数族群，但是没有公司实行配额制，那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

或许，大力反对AA，甚至倡导马太效应的华人吃瓜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的马前卒？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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