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奇幻一生看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上）

美国华人

第1546篇文章

启蒙运动所引发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延伸将近一百年的反复斗争，向我们展示了一出由崇高的理念与龌龊的人性所交织的悲喜剧。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第一人的画家大卫，他的故事正好是大时代中野心精英的写照。他奇幻的一生不仅是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共同的悲剧。

正文共：617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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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1789年一位法国画家的《人权宣言》油画，最上方有“理性的眼睛”。

《人权宣言》

每次提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们总会想起法国大革命。对于生存在“君权神授”下的法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个口号，1789年8月公布的《人权宣言》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具体表达，它反映欧洲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的理念。该宣言是由拉法耶特侯爵执笔，在写作期间曾与好友，美国的杰弗逊多次磋商。

《人权宣言》宣称：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人权；肯定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理念。

从表面看，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两者有着根本性的歧义。《人权宣言》建立在卢梭的《民约论》和个人主义的理念上，从法理的角度看，该宣言的精神是“世俗的自然法则”，而“传统的自然法则” （例如：《独立宣言》）却建基于宗教有神论的权威上。这两者之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换句话说，《人权宣言》不依靠任何其它社会支柱与秩序，它从自己得到合法性，以“人民主权说”替代了“君权神授说”。它的权威来自于至高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个抽象理念，于是代表“公共意志”的“立法者”就成为“人民主权”的诠释者和代表，造成国家与集体的权利高于人权的事实。他们更没有意识到人性的腐败，以及权力给掌权者带来的腐败。

结果，高举人权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雅各宾专政，那位“法兰西共和国的守护者”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不但没有守护法国，反而带来了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使得革命解体。

从启蒙运动的崇高理想出发，却发展成恐怖统治，这大概是革命者当初所始料未及的吧？“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这句在断头台前的名言，或许正是那个时代最恰当的写照。

大革命中的顶级艺术家

在那个大时代里，有一位艺术家的命运浮沉可以说是革命最好的样板，此人就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大卫是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国当时最优秀的画家，同时也是罗伯斯庇尔的挚友。他的一生戏剧性地反映出革命前后政治风向的改变。

大卫自画像，81 x 64公分，1794年监狱里作画，以表明自己只是一位被牵入政治的无辜的画家，现存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大卫的一生十分坎坷，9岁的时候，父亲与人决斗死亡，母亲离家出走。他被有钱的叔父们抚养长大，被叔父们送到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嘴边长了个赘瘤，大卫讲话口齿不清。这个缺陷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社交，寡言的他最后决定学画，考入“皇家学院”（即今卢浮宫）深造学习。由于门派原因，他多次参加“罗马大奖”比赛失败，但终于在1774年获得大奖。

君权时期的大卫

如果要以一张画来奠定一个画家的地位的话，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奠定了他在新古典主义画坛上的地位。这幅画不但定义了大卫，也定义了法国的画风，捕捉甚至唤起了举国的民气。这幅画重新定义了西方世界的所谓“罗马式致敬”，后来被拿破仑正式启用，一直传到廿世纪的德国纳粹。

《荷拉斯兄弟之誓》，326 × 420公分，1784，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原本是路易十六要大卫画一幅表扬“忠君”情操的画，委托大卫所作。大卫所选择的这个壮烈的古罗马的故事，取材自历史学家蒂托·李维（Titus Livius，59BC-17AD）所写的《古罗马史》。

故事的背景是西元前7世纪，罗马和阿尔巴龙家（Alba Longa）两个城市国家发生冲突。为了避免战争，两国最后决定各派三个勇士，由6个勇士的决斗来决定胜负。罗马派出了荷拉斯三兄弟；阿尔巴龙家也派出了库拉斯三兄弟。这是场不死不休的决斗，最后活下来的那方宣告胜利。残酷的是，荷拉斯兄弟之一娶了库拉斯家的女儿，库拉斯家兄弟之一也与荷拉斯家的女儿订了婚。所以不论结果如何，对两家来说，下场都将是悲惨的。

《荷拉斯兄弟之誓》细部1

在画作的右边，弯曲着腰身的两位妇女靠着彼此的支撑而相互安慰着，与男人的表情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脸忧伤的女人柔肠寸断，面对大祸将临却无力回天，只有无告和悲痛。一个保姆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库拉斯家嫁来的媳妇，据说三兄弟中右边拿枪的那位就是她的丈夫。小女孩把小脸埋在保姆的怀里。她的哥哥却拒绝把眼睛遮住，瞪着眼，困惑地看着。

《荷拉斯兄弟之誓》细部2

据说，只有那位拿枪的兄弟活着回来。当他的妹妹看到他的时候不禁放声大哭，因为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已经阵亡。她的哥哥因此大怒，认为国难当前，不应该因儿女私情而为敌人哭泣，竟然把妹妹杀了！冷酷的理性似乎战胜了温情，也因此杀死了人之常情与公理。

这幅画庄重的色彩和严谨的构图使其成为新古典主义画派的代表作。这幅画不但鼓吹国家至上的道德观，更涂上了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本来路易十六的意思是要“忠君”，结果画出来的是“爱国”。

虽然这幅画成于法国大革命前5年，但是，它捕捉了人们内心希望国家强盛的渴望。艺术不再独立存在，它也不仅仅只是权贵点缀生活的玩物。艺术已经直接介入了政治，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

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巨幅的历史画总会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当这幅画初次展出的时候，无论贫富，人们都对它高度赞美，连教宗都想来观赏。但是，当它拿到沙龙去展出时，皇家学院那些反对大卫的人竟然从中作梗，把这幅画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这个举动引起了公愤，使得沙龙当局只好让步，把它搬放到显著的位置。

革命前夕的大卫

1789年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卢梭的思想促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大卫一直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属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就在革命发生的前夕，大卫完成了《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这幅极具政治色彩的历史画作。

布鲁斯是古罗马共和政体的创始者（西元前509年）。他的儿子们反对新政府，希望恢复帝制。布鲁斯为了维护国家体制，不得已下令把他们砍头处死。这是儿子们的尸体被抬回家的一幕。左边，布鲁斯表情严肃地坐在黑暗里，两腿贴紧，显示着紧绷的神经。他心里虽然痛苦，却背对着家人，不发一言。右边的母亲和姐妹们神情痛苦，似乎无法接受既成事实。大卫处理这幅画，还是用了同样的手法，虽然没有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有着无比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处决自己儿子的布鲁斯》，323 x 422公分，1789，巴黎卢浮宫。（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还没有在沙龙展出，革命就开始了。巴士底监狱被攻破，国家议会也成立了。因着局势的混乱，沙龙当局选画非常谨慎。当报纸报道说这幅画被扣留的时候，群情激动，迫使沙龙只好展出。学生们和艺术爱好者还组织起来轮流保护这幅画，可见其影响之深。

大卫显然在鼓励甚至是在煽动爱国与革命情绪，并且白热化到“大义灭亲”的高度。

大卫在1792年正式成为“国民公会”的代表。这个国民公会是法国第一共和的最高立法机构，兼有行政和立法的权力。在这个职位上，他把箭头对准那些把持皇家学院的保皇派保守势力（他一向的对头），进行大力整顿。总的来说，他对卢浮宫的保护和建设有突出贡献，成为法国整个博物馆制度的奠基人。

经过革命洗礼的大卫

从政的大卫属于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党。此时，大卫成为共和国的宣传部长。他从希腊罗马文化里面汲取大量的灵感。例如，他引进赫拉克勒斯（Heracles，罗马作：赫丘利，Hercules）的图像，成为革命时代新的英雄形象。他并且发明了许多宣扬“共和”的庆典和服装，代替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连日历都改了。

作为国民公会的一份子，大卫表现积极，竟然赢得了“凶狠的恐怖分子”这个绰号。他投票赞成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也就是那位欣赏他的作品并且培植他的国王。为了这件事，大卫的保皇派妻子与他离异。他真的做到了“大义灭亲”！

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处决以后，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向法国宣战，情况相当不稳定。大卫被任命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6月间，“恐怖统治”开始，大卫成为罗伯斯庇尔执行“恐怖统治”的重要一环。

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的左右手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被刺身亡。马拉是负责检举和逮捕“反革命分子”的主角。他的地位有如纳粹时代的希姆莱，被视为革命英雄。为了回应革命分子的请求，大卫画了一幅历史性的巨作《马拉之死》，用在马拉的葬礼上。

马拉因为往年躲在地下道里，染上皮肤病，必须常常泡在放了药水的澡缸里止痒，所以在这里放了张桌子处理公事。一位保守派的年轻女刺客谎称有反革命的黑名单要交给他，马拉不顾妻子的反对，就在澡缸里接见她。经过会谈后，马拉拿着名单说：“这批人马上就会脑袋搬家”。就在那个时刻，刺客抽出藏在身上的厨刀，从马拉的胸口刺了进去。马拉的死亡加剧了“恐怖统治”，凡是不属于雅各宾党的人都人人自危。

《马拉之死》，162 x 128，1793，布鲁塞尔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幅画立即使得马拉成为烈士。画面背景幽暗，所有的光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手上还拿着笔，以及革命敌人的名单，刀痕清晰可见，凶刀还在地上。写字的桌子正好变成画上的墓碑，上面有着马拉的名字，和大卫的签名。这幅画弥漫着神圣的气氛，显现出烈士的伟大。这可能是大卫最知名的作品，被称作是革命的“受难”画，它的意义被认为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相当！

“恐怖统治”继续燃烧，数千人被送上断头台。不但如此，还有数万人在监狱里面就被杀死。大卫的“安全委员会”在10月决定把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大卫当天还居然为此画了一个素描。被解放的人类，已经再没有什么禁忌了。

皇后在送往断头台的途中，1793年，10月16日。

世俗性革命走到造神运动

打倒了所有的传统权威以后，为了凝聚向心力，必须塑造新的合法性权威，国家主义就成为共和国的“宗教”。革命用语中充满了“圣”、“重生”、“殿宇”、“十诫”、“祭坛”等词汇。人民每十天进入国家的殿宇，唱爱国歌曲，听政治演讲，激起爱国热诚。几乎所有的艺术、建筑和文化活动都是为了表达革命和爱国的热忱。因此，即使在“恐怖统治”的高潮，革命政府还能徵召到一百万的兵源！

“理性女神”的神剧正在巴黎圣母院上演，1793年。（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批革命志士，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热血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罪犯出身。罗伯斯庇尔本来是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常常替弱势辩护，而且被公认为是“不可能被腐化的”。罗伯斯庇尔是卢梭最忠实的信徒，他一切的理念都是从卢梭而来，有了卢梭的意识形态作后盾，所有的手段都有了合理性。

1794年2月5日，罗伯斯庇尔宣称：“恐怖不过是迅速、严厉、不屈不饶的正义，它是德行的流露。”他并且说：“革命政府就是自由权对抗暴政的一种专政表现。”

仅仅因为双方理念不合，革命可以让同志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必得消灭而后快。以大卫为例，他虽然脾气可能不太好，但却是一个富有理想，充满热血的青年，最多只能说他比较理想化，比较狂热罢了。他的表现并没有丝毫自私、嫉妒、毁谤的痕迹。但是，积极参与革命似乎改变了他，他的热情和理想染上了颜色，不再纯真。

例如，著名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夫妇是大卫的好友，拉瓦锡的妻子玛丽安（Marie-Anne Pierrette Paulze）是大卫的学生。玛丽安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妻子，也是她丈夫在科学上的好帮手。大卫特别为他们画过一幅亲笔签名的肖像画。

《拉瓦锡夫妻》，260 x 195公分，1788，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拉瓦锡虽然也是路易十六的税务官之一，但是非常清廉，也乐意助人，无论在专业上还是私生活上口碑都很好。他后来也参与了革命，属于不同的党派。

但是，拉瓦锡有个敌人，就是马拉。马拉也是科学家出身，冀望发表一篇毫无分量的论文以进入科学院。拉瓦锡照实给它很低的评价，因此而得罪了马拉。革命后，马拉处处刁难拉瓦锡。因着马拉的“揭发”，造成了一种狂热的舆论，后来所有的收税官都被下到了监狱里。

虽然有很多人为拉瓦锡求情，最后他还是与所有的税务官一样，在1794年5月被送上断头台。拉瓦锡死后，有名的数学家，受过他照顾的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为他哀悼说：“仅仅一瞬间，我们就砍下了他的脑袋，但是再过一个世纪也未必会有如此的头脑出现。” 

大卫当时大权在握，但是自始至终不发一言，没有为拉瓦锡开脱。一年半后，拉瓦锡才得到平反。

在这“恐怖统治”热火朝天的当儿，罗伯斯庇尔根据卢梭的构想，决定把道德观和共和国的理念联系起来，正式成立一个新的公民宗教，以罗伯斯庇尔为大祭司。共和国开始征收天主教会的土地，并迫使神甫向国家宣誓效忠。大卫设计安排了最后一次的庆典，称作“至高者的庆典”。

1794年6月8日“至高的庆典”蚀刻版画。宝座上的女神不是“自由女神”，而是“至高者”。“理性女神”与“至高者”是法国大革命时不同的派别所分别发明的神明，以代替传统宗教，作者不详。（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这个节日被称作“祭日”，是罗伯斯庇尔用来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在“至高者的庆典”这一天，罗伯斯庇尔致词后走下台阶。此时，大卫递给他一把火炬。他点燃了一个硬纸板做的，代表无神论的图像。极具戏剧性地，从灰烬里出现了一个代表智慧的新图像。多么地庄严神圣！这种赤裸裸的造神运动的用意十分明显。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有时候，它更好像是一面照妖镜！

据说，这种用造神式的庆典凝聚群众的构想后来屡次被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仿效。 大卫开风气之先，真是“功不可没”。

但是，人们开始反叛，这样的庆典反而加速了罗伯斯庇尔的失败。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罗伯斯庇尔被逮捕。当场，大卫向着他的好友高声呼喊：“如果你饮毒酒，我跟你一块喝！”然而，在审判的时候，大卫生病，因为“肚子痛”而缺席，也因此免于与罗伯斯庇尔一同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

不过，大卫还是因叛国罪被下到监狱里。这是他人生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暂停。

小结

这段历史让我不禁想起七十多年后（1871）巴黎公社唱起来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历史上，人们在打倒了所有传统的权威和神佛以后，由于无法承受那种虚空的沉重，必然会为自己造出新的膜拜对象，新权威也必然会把自己树立为新神祇，宣示新秩序。这个新神祇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因为它并非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上。人性的诉求是无法被漠视和欺骗的，不论多么崇高，抽象的理念也无法立刻取代传统的价值。

（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临风著：《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2。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何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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