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的5条采访写作心得
曾任《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是2013年普利策奖国际新闻报道奖的得主。2月10日，他受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演讲，详细回顾了其获奖作品的出炉过程。不过，有鉴于你懂的原因，我无法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那篇作品的细节，他自己也不希望演讲内容被公开传播，因为时至今日，他仍然会担心那篇报道给他和他的中国太太带来人身安全上的威胁。
在演讲之前，他和几位学生做了一次非正式的交流。征得他同意之后，我将其中有关采访报道经验心得的部分与大家分享。以下大部分内容是我的转述，并非他的原话。
另外，两年前他刚获得普利策奖之后，新闻实验室曾译介一篇对他的采访，可以对照阅读：《普利策奖得主张大卫：“每写一篇报道我都很紧张”》。
不要总想着弄个大新闻
在有关新闻媒体的名言中，有一句颇为吸引眼球——“新闻就是有人不想让你刊登出来的东西，其他所有都是广告。（News is what somebody does not want you to print. All the rest is advertising.）“
不过，张大卫的新闻观与此不同。他并不认为所有好报道都得是负面、批评、揭黑报道。如果是一个有价值的积极正面的故事，为什么不去写呢？他举了个例子：半年前，他写了一篇《打工妹出身的中国女富豪》(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802/c02chinaglass/) ，讲述了“手机玻璃女王”周群飞白手起家的故事。他觉得分享这样的故事很有意义，“我不想成为一个只写坏消息的记者”。
张大卫还认为，一心想着揭黑反而会导致偏见和错误。如果做任何报道之前心里想的都是“我要弄个大新闻！”“我要扳倒某个人、打垮某个公司！”那么可能会偏信误信一些并不成立的线索，花大把时间去挖并不存在的黑幕，最后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自己更愿意采用的方法是：认认真真耕耘好自己的领域，仔细观察各种动向，然后自然而然地发现线索。
张大卫几次强调他自己不是行动分子（activist），他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一批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的自我定位。不过，西方新闻界也有一些人认为，记者应该积极参与倡导行动。
写负面报道可能被起诉，
写正面报道可能被人耍
写正面报道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读者会怀疑：你是不是收了采访对象的什么好处？
对于这种质疑，保证自己遵守了新闻伦理就可以了。但还有另一些时候，写正面报道会被人下套。
2007年的时候，有很多关于中国出口的玩具存在质量问题的报道。当时，玩具制造商Mattel邀请张大卫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并详细介绍自己保证玩具安全的种种做法。结果，他写出来的报道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的一篇报道——报纸出街后几天，Mattel就宣布召回一百万件中国生产的玩具。也就是说，张大卫在工厂采访的时候，Mattel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有问题，但还是精心包装了一个正面故事。
所以他总结说：“写负面报道，你可能被起诉；写正面报道，你可能被人耍。”
全方位怀疑
想利用媒体和记者的人很多（不过张大卫反复强调，他的那篇获奖报道是独立做出的，没有依靠任何其他人的帮助和指点），所以“高强度的怀疑”是记者的基本功。这些怀疑的方式包括：逻辑上的、心理上的、法律上。
不被人骗的另一个诀窍是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帮忙。张大卫出去采访的时候，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尽量在当地找翻译和助理，这样便能通过他/她观察和了解一些当地人才能明白的语境。
找不到采访对象？不可能，有太多人愿意说话
不少人猜想，在中国采访敏感议题时，特别是以外国人的身份采访时，很难找到愿意开口的人。
但张大卫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时候，递上一根烟就解决问题了——当然，这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真正关键的是，要坚持不懈，不停地去找人，总能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这也是我在关于《聚焦》的文章中提到的调查报道秘诀之一。）
“我父亲是一名上门推销员，小时候他会让我一起去推销。我非常讨厌这样的经历，但这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拒绝——敲了99家人的门，有两三家愿意听我们说话，这就已经是令人惊喜的巨大成功了。”张大卫说。
相比起来，在中国采访比在美国推销要容易很多。“你会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那么多人渴望跟你说话。”张大卫说。
当然，他也会非常注意让对方感到舒服、安全，比如请熟人牵线介绍，比如在刚见面时不会掏出录音笔和笔记本，而是等交流一段时间之后再问是否可以记录。不过有时候，采访对象会很焦急地问他：你怎么不录音啊？你怎么不记笔记啊？你的笔记怎么停下来了啊？
中国记者需要更耐心
“如果中国媒体环境更宽松，我是拿不到普利策奖的。”
也许是张大卫的自谦，也许他真心这样认为。确实，他至少有两个原因拿不到普利策奖：其一，中国媒体可以把调查做得更快、更好；其二，如果媒体环境真的更宽松，那中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事件供挖掘了。
张大卫给中国记者的建议是：更有耐心一些，不要刚刚收集到一条证据就基于发表作品。对于一件重要的作品，可能要收集成百上千的证据才行。
其实他的那篇报道并未抛出一个令大家惊讶的事实——此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流言了，海外网站也传播了许多。张大卫所做的是，从流言开始，但不发表流言，而是花一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用足够坚实的证据证明它。
当然，在这个新闻人惶惶不安的年代，要让记者耐心下来是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