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印象乐老师
在中国，大约没有哪个人文学科的建立，曾如比较文学那般起始分明、风生水起；或如比较文学那样，挾携着、铭写着一个时代的梦想与欲求，同时反身书写、形塑着自己的时代。
或许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史上“最好的年代”——侯孝贤曾注释：所谓“最好的年代”，意不在“好”，而在于独特、鲜有先例、无从复制。在我体认中，这正是八十年代的独有特质。那时节，两种体制彼此叠加、冲突碰撞、时有交融；那时节，社会、文化正在纵横交错的细细裂痕间悄然绽破，尚未断裂开的“地表”结构，依旧震慑着断层间、近现代百余年的幽灵与怪影。因此，充满八十年代天际的，是新旧时代飞扬的理想旌旗。
一个激情盈溢的年代，一段悲情对决的岁月，一份因理想而青春勃发的记忆。曾说过，八十年代的中国，或许正经历着一次“倒置了的全球六十年代”——尽管中国也曾是六十年代，那一全球青春骤涌、乱像环生时代的重镇和推手。这不仅由于八十年代我们年轻，我年轻，更由于那时节的精神气质年轻，以往时代蓄积且镇慑的激情与梦想正喷薄而出。我们相信未来，寄望未来；我们信任文化，崇尚文化。意欲终结过去时代的共识，令我们忽视了我们正践行着“文化革命”的逆子与传人的角色。浑然不觉与高度自觉之间，“世界”，这个为“亚非拉”所标识的巨大参数悄然褪色；“中国”，这个未满百年的民族国家的形象与意义，正从陡然向西展开、为欧美所指称的“世界”视域间渐次凸显。彼时，人们喜用的习语是“老中国”；在我们的历史想象视域中，背负着历史重负的中国老迈蹒跚；甚至在其起始处，便如林庚先生点评的《楚辞》：越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一步进入了成熟。因此中国诗歌中第一个成熟的意象是“秋”——“袅袅西秋风生，洞庭波兮木叶下”。然而，我全部的成长年代，却深深浸淫在判然两别的青春文化与氛围之中。先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继而是“希望的田野”、“六十年代”式的主题：以知识对决权力……。八十年代，一份迥异的青春气质盈溢在激变暗流涌动、勃勃欲出的中国大地。
那时节，西来且新鲜的“比较文学”，便如同某种时代的微型肖像与文化印鉴。
在我个人的经历与体认中，我对比较文学的认知、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差异意识、我与这一学科丰厚而稀薄的联系，都系于一个人、一位领袖——乐黛云先生。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事实：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中，比较文学的旗帜重叠着乐先生的名字，她不仅是中国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与确立者，她也自始至今，以她的学养、气度、胸襟、精神气质与人格魅力召唤着、集聚着人们对新学科、新思想、新理论与“走向世界”的热望和实践。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咋暖还寒、阴晴不定的时日。我的求学岁月。在彼时的北大，乐先生于我，于我的同学们，是一则“传奇”、一个偶像。1979，昔日的诸多“右派”从种种放逐中归来，课堂上突然多了一些新鲜却沧桑的面孔，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情与激情的标识形象。多少荒诞有迷人地，“流放地”或“归来者”的称谓与命名无疑有着俄罗斯历史与文学的出处和印痕，却错位地叠加在彼时风靡的美国当代文化史系列之一部《流放者的归来》之上，逻辑而错乱地指向《伊甸园之门》——修辞性挪用，也是对将来未来、未死方生的时代的期盼与预想。那时节，课堂上不同科系的归来者，尽管多少带着某种生疏、谦卑与木讷，却因为苦难或蒙难的光环而带有莫名的浪漫灵氛。乐老师则不然。当她再次出现在文学课堂上，迸发出的是一份受阻良久、骤然喷发的意气与才情。要很久以后，她传奇般的青年时代，《当代英雄》杂志或“集团”，她的落难，她和汤先生间的世纪爱情……才会在学院内外流传。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大革命”时代的“动摇、幻灭、追求”，在西来的光束下，陡然呈现了迥异的色调与意蕴。在神采飞扬的讲述间，乐老师看上去是如此的年轻，你间或遗忘了那泼洒在田间、牛棚、锅炉房、那折损在污蔑、侮辱与无望中的23年的光阴。不久后，这位令我们这些年少轻狂、桀骜不驯的学生折服的“新”老师暂且离开了我们的视野；那时，没多少人知道，乐老师是最早接受美方学术邀请、负笈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文学者。及至她与汤先生相携归来之时，她已然成了校园偶像。
犹记彼时宿舍里熄灯后的倾谈。乐老师是其中的主角。其时，带着激情和饥渴、羡慕（些许嫉妒），同学们谈得最多的，是与乐老师伉俪同回的，不是当年的令人艳慕的“归国人员”特权物：日本电器，而是十几箱书——“国外最新学术著作”！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我们的心中，那不啻是一座阿里巴巴的神秘宝藏。再以后，同学中的勇敢者登门求教，为师长热情接纳，便俨然成了乐老师的座上客。黑暗中的倾谈里便多了亲历者的细节：乐老师的豪爽，汤老师的儒雅，那一对出色的儿女；乐老师家独有的“壁纸”：四壁上顶天立地的书柜，满满的古籍与新书。新年夜，乐老师开门纳客，宾客如云，其中不乏师者，但多有学生。亲历者特别描绘了屋中的一道风景：十字拉起的挂绳上密密匝匝地悬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贺卡。师生们一起包饺子、度新年……。我不在其中。那时候的我，阴郁、多少自闭，在少年时代的政治介入与风云之后，在雾非雾的情窦初开与创伤记忆之中，正处在生命的最低谷。今天回看，也许会称之为迟到的青春期效应，或少年意气间的孤傲吧——也许，只是“玻璃心”的矫情。但至今犹然的是，“耻于做真诚状的自我表白”。那时，对我所倾慕和折服的，我只会远远的注视，默默的关注和倾听，不愿近前半步，生怕唐突、亵渎，生怕被拒绝或轻看。校园里、未名湖边，偶遇老师时，也只是交臂而过，驻足默送背影。甚至在夜晚热烈的倾谈时刻，我也大半沉默，却在心里为自己勾画着同学口中的图画：那书斋，那藏书，那亲情与才情，那对读、伏案时刻的静谧，那满满的贺卡展现了“外面的世界”与学术连接……。暗暗地，向往着并尝试为自己勾勒那样的未来人生。
渐渐地，乐老师不再仅仅是北大校园中的一个身影、学生们口中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而且是八十年代幕启时分最响亮的名字之一，而且这名字与一个悄然舶来、渐次耀眼的学科之名重叠在一起：比较文学。似懂非懂，知之不详地体认到：那是全新的学科与方法，那是豁然洞开的视野与路径，那是新的可能与未来；甚至，那就是新的十年、新的世代的号角和召唤。悄然清晰起来的是，比较文学不仅关乎文学，更是重新校订中国的位置。将中国再度放置入欧美开启、主导的世界与世界历史之中。彼时彼地，那是对冷战结构的超越，那是冷战时代对冷战逻辑的文化突围。那是大学、人文学科自觉的更生与重建；那是无关政治，却充分政治的文化实践。彼时，在远处的角落，今天，在时光的此端，我可以想见乐老师当时所置身的风云际会之处，所肩负的重压与冲击。她事实上树立并执掌着“比较文学”这面旗帜，至诚、谦和地站在前辈至尊的后面，积聚起那时节无数激情张扬的一代青年学子。一个学科的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及至九十年代中期，我已在乐老师麾下，西渡大洋彼岸，才购到乐老师赴美时出版的自传。捧读之时，在那题名：To the Storm/《走向暴风雨》，显影出更长得时段，更丰满的意味——乐老师的一生充满了疾风暴雨，但她始终并非受困或失陷，而是迎向风暴。那时节，比较文学是一方沃土，一隙蓝天；继而是一场悄然的飓风；到它成就为一处异常热烈的论域、最终坐落为一个全新的学科，它已在乐老师的预期与自觉之间，改写了中国文学的地形图。然而，即使彼时，乐老师已棋高数筹：当人们借比较文学而仰望欧美、追随西方之时，乐老师在这处高地上，瞩目的是中国的文化与诗学传统，她思考与学术的落点，是将差异而普遍的中国思想带往世界。深深地内在于、代表着五四文化的精神，又自觉地尝试超越之上，乐老师在她愈不惑再起步的学术生涯里，有着寻觅、发现、建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的高度自觉，但其中毫无夜郎自大、顾影自怜。作为暴风雨时代的女儿，乐老师始终/至今保持着批判、自我批判的犀利、锐敏与勇气，因此绝不会陷囿于“国学”、“国故”的窠臼。于我，于我的时代，乐老师一边不断拓宽、延展着理论、不时是西方新锐理论的天际线，一边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展示、开启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博大精深的宝藏。
彼时，我也于懵懂之中热切地向往着“比较文学”，悄悄地撰写过长文《司空图与华兹华斯》。今天回望，当然是暗自庆幸彼时未谋发表，不然必是深悔之“少作”——不仅由于少不更事、才疏学浅，也是由于那无疑是蹩脚且妄自揣摩的“平行研究”。但年过知命，却蓦然间对其生出几分“爱怜”——只因那是乐老师写就的历史在我生命中划过的第一道印痕。毕业了，我终于与比较文学擦肩而过，在无选之选间去了电影学院任教。但我学术生涯的起步、立足之初，仍是受惠于乐老师的、于她也许是无心之举的点拨。将结束学生生活时，乐老师第N次访美归来，在办公楼礼堂讲座。人头攒动、一立足地难求。门外走廊上满是渴望不得入内的学生。我早早到场，也只得有幸跨在窗台上听讲。那次，老师讲“西方新思潮”，洋洋洒洒间论及“结构主义”，寥寥数语清晰勾勒出这个其时闻所未闻的“主义”。那是我与结构主义的首度相遇。惊闻之时，若有所得。依着老师的路标，我在彼时新理论的热络与荒芜中搜寻着结构主义的断篇残简、只言片语，自那里启程我电影学术生涯，自那里理解了为师者的意义和快乐。就是这样，乐老师出演着时代的启门者。在彼时上狭小却珍稀的一隙间，欧美世界悄然涌入，中国正起步登场。她获知，她指认，她引领，她助推。她呼唤风暴，也细雨润物。
到我得以面对面结识老师之时，比较文学已蔚然成壮观。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历经艰辛，开始确立。中国文化书院揭幕，我曾是无数学生中的无名的自费学员。在台下听乐先生、汤先生及列位“武林至尊”侃侃而谈，真是人生快事。至今仍占据书柜一格的书院教材：从比较文学、比较史学到比较政治学……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那时，乐老师麾下、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北京的长街短巷上的各类青年志愿者，如今早已各大学、各学科的头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不仅是其时最壮大的学术团体，而且是八十年代中国新理论、新学科的发祥地与庇护所。今天，已很难想象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可以具有那样的量体和影响：不仅拥有数千会众，而且下辖百余个二级学会；中国之“缅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学派”——意指跨学科、理论建构与批判的功能和角色，是其时人们对乐老师的团队、对学会的期许。一则小趣事：八十年代中后期，负笈北美中国学子已初涉美国学术，为了在白（/男）人中心的学术圈赢得一席之地，他们积聚起来，为自己搭建舞台，他们最初的自我组织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而今，其间美国大学的“讲座教授”已不胜枚举。这一切，固然是那个特定时代的奇迹，但无疑清晰刻写着乐老师的人格魅力与个性特征。如今，我身历半个世纪，不能说阅人无数，也可说交往颇广，但乐老师的胸襟、气量、风度与胆识，仍是我至今所未见。“和而不同”，是人们间或挂在嘴边的说法或引用，但作为一种可望难及的境界，却是乐老师为人、治学的基本。乐老师自己做人坦坦荡荡、毫不苟且，但待人、用人却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绝无苛求。因此，麾下诸众，千人千面，路数所思各异，却能一呼百应。此间，偌大舞台的台上台下，固然少不了明枪暗箭、命攻暗算，乐老师自也免不了“中招”；也见过她愤懑、无奈，但永远只是一瞬，挥之而去，从不挂心。自彼时至今日，乐老师一以贯之的，便是倾全力知人善任、珍爱人才、提携后进。不仅我辈，及至我辈之弟子，乐老师几乎是有求必应，助之不遗余力。
八十年代中期，我自己正和年轻的朋友们一道在电影学这片昔日中国学术的处女地上撒欢儿。走出了个人生命的低谷，那是我生命中意气风发的时段，恰逢中国最热烈的年月。经由身边年轻朋友的自荐，乐老师开始关注我们这个消息的团体及我们狂妄而微末的努力，自那时起，我、我们也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追随者。记得第一次应乐老师亲自邀请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我等一干人惯于电影圈的无行，短裤T恤地闯去会场，惊见到人群环绕之间我所未曾得见的乐老师一袭长裙，与谈者亦颇有衣香鬓影、优雅鸿儒之象。我辈顿觉自惭，落荒而逃。幸而又幸的是，我居然在街边买到了裙装，尽管不甚雅致，但勉强配上了盛会的氛围。此间另一则记忆犹新的花絮，是与众友坐等开幕式之时，仰望主席台上黑压压地满坐着男性学者。其时，我正与孟悦合作《浮出历史地表》的写作，已开始逃不掉“女性主义”的标签，男同事便调侃：“女人固能干，主事还是男人”。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但见乐老师与饶芃子老师相携登台，从容坐上主位。轮到我斗嘴：“女人无需多，坐中间就是了。”一干女学者乐不可支，强忍笑声。犹清晰记得老师的开幕致辞，在中西古今的坐标框架内，再度言说中国、图绘世界。其间的问题意识与张力，其间的文采与情感，至今仍不时萦回。
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身处的时代将陡然落幕，一个全新的“世纪”行将开启；那时我还无从想象，我将在新“世纪”舍弃我深爱的电影学院、追随在老师的左右，由此揭开我个人生命全新的一页；那时我还尚未认可：老师——乐先生，将是我毕生仰望，难于抵达的高山。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幕落幕起之间，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在那份密集、滞重里，身边的人们纷纷去国，一时间风流云散。八十年代铺陈开的、那个巨大而热络的舞台陡然一片寂寥。此时，乐老师却与汤先生相携归国。与友人结伴去拜望。问及老师，老师仍笑得爽朗：“人文学者，不想滞留国外。多少人劝，我们还是决定回。”对此时对去留问题意马心猿的我说来，那是的感受与其说是震动，不如说是漾起暖意的感悟：何谓承担，何谓勇者，何谓抉择……记得那时我迷恋占卜（——处于无助时代的媚俗），江湖上有女巫之称。归家后起卦问去留：竟得：“倚栏惆怅望，无语对斜阳”。再以后，读到阿多诺的字句：“没有比移民知识分子更悲惨的命运”。再一次，体认到老师抉择中的苍凉和彻悟。再以后，各种阴差阳错，在获得了美国两所常春藤大学的Fellowships之际，坠入情网——最非张爱玲版的倾城之恋，最终放弃了去国的选项。
1990年，在种种的不确定之间，少数快乐的时刻之一，是乐老师亲口邀我回母校客座——站上母校的讲台，大约是每个大学生、尤其是北大学生们最热切而隐秘的心愿吧。电影课，在南门旁的电教楼上，于我，更是意外之喜。82年，毕业那年，学校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我也信心十足地投报，竟是名落孙山。对彼时粗狂年少的我，那无疑是脆弱的自我无法承受的挫败。彼时，电教刚刚破土；我已得知将前往电影学院任教，便在工地前口出狂言，聊作阿Q式的自我抚慰：我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座楼讲课！乐老师大约不知的是，她的邀约，不只为我圆梦，也满足了我内心狂悖的奢望。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一天，中午时分暴雨如注，上课前却已是浓云褪尽，碧空如洗。兴奋却忐忑地走上阶梯教室的讲台时，竟看到乐老师满面笑容地坐在第一排。那时刻涌起的感动、狂喜与恐慌，宛如昨日。如今，我已过知命，晚辈弟子也多有教授、副教授。我尽管也自视提携后进，称“扶上马送一程”，却从未能入老师这般礼贤下士、亲力亲为。况且彼时的乐老师是何等身份，而我却只是来自电影学院的一个无名小讲师……
为了这个时刻，也为了与乐老师最新招聘的人文科系的第一个旅美归来的博士、今之所谓“海龟”：——张京媛的友情，我与乐老师的交往开始绵密。窃以为这已是我与北大的故事完满。但不久，京媛告知了老师有邀我调往比较所任教的意向。初闻时的大喜，不可为外人道的、跃跃欲出的虚荣满足，自不待言；但心底坦言，我却几乎没有真正考量老师的提议。那是由于一则我自视于电影学院根扎以深，二则是对电影早已一往情深；而彼时彼地，电影人自成一“国”，观片谈影，均是电影国公民特权，其身份获取难于入籍美利坚；而我自恃已绿卡变公民，要舍弃万万不能。纵是母校也不予考虑。尽管彼时气压甚低、诸多不宜，但无人不坚信，剧变将临。不久，剧变骤临，却是绝非我曾期盼、人们曾构想的面目。下海、经商、拜金之浪灭顶而至，一时间悲情尽散、信念遁形。不仅去国潮残存的友人顿然散尽，而且是昔日共享的价值与生活方式已同弃履。在百般无助与辛酸之间，京媛转告了乐老师的再次邀约，并加上她的即兴发挥：赶快决定！你以为你是谁？乐老师攥着大把求职的洋博士、土博士，等你三年了！……某夜，泪流面满地自为流沙掩埋的噩梦中惊醒之后，痛下了决心。尽管做好了鸡头凤尾、从零开始的准备，但仍向老师倾诉，不自知得迹近还价：我对乐老师尽言我的顾虑，北大庙高神多，水静流深，盘根错节，而我才疏学浅、粗狂散漫……老师一一作答，耐心开解的同时竟给出承诺：不会让我陷入学院政治的纠缠，只管专心教学科研——“那些有我”。彼时，我并不知这一句“有我”是怎样的份量！这不仅是大树下的荫庇，而且是乐老师自己面对学院体制的一切，令我们纵马扬鞭。是她为我们购来并推荐最新的学术书籍与学术课题、报请各种学术奖项，是她带领全所去校领导处陈情，以便为资深教授的学术访问获得批准、得以成行，是她为我们争取改善住房，是她去向校方争取比较所的独立职称名额，一一敦促、扶助、甚至断喝我们认镫上马。1997年，我以37岁的“幼齿”，本科毕业的学历，获取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资各。为此，乐老师殚心竭力，尽管我近旁，便是东洋、西洋博士的竞争。甚至当我在学术委员会高票、而非全票通过时，乐老师竟怒而拍案。日后忆起这一幕，汤先生笑而叹息：你几时成熟啊？不错，返归母校，我是乐老师的“爱将”；但比较所全体诸君哪个不是？身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学术领袖，在授课与写作之间，在极度密集的国际学术会议、国际互访之间，乐老师永远精神矍铄、举重若轻地为我们料理着原本应当事人自理的一切。……93年我向乐老师报到，94年，老师便满怀欣喜地将我送往西渡美国的学术之行。95年归国，向老师汇报我被命名为“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笑话，老师却当机立断：在比较所成立文化研究工作室，确立硕士招生的文化研究方向。对我疑虑，老师告知：那是方向！那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发展！在老师的奔走、推动各种可想而知的、繁复、困难的确认、注册等等进入学院体制的过程之中，我在那年的秋天，首度开设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绵延至今的“文化研究工作坊”在那一年“开张”，国内第一个学院内的文化研究机构悄然诞生。我开始了自己学术生命中的“文化研究十年”。彼时，我而立之年过半，敢在老师的指令、护航下，再建新专业，固是为了不负厚望、不辱使命，也是为了这个获知命名为“文化研究”的领域与我的现实关注与思想焦虑强烈共振。尽管忐忑，但聊以自慰的是，仿效老师，伴我归来的，有十数箱最新学术著作……
是的，1993年夏天，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我一如别去之时，我再次跨入了当时五院背后半截矮墙，返回母校任教，成为乐老师麾下的一员。今日回观此举，我只有一次再次的称幸。昔日的比较所内，女将女兵，上下齐心，令出必行；有想象不及之事，无计算苟且之为。那时，无师门之说，无隔膜自为之想。大小事体，一令即应，全所上阵；做事不分彼此，学生不分你我。中秋于昆明湖赏月，新年在办公室里晚会，笑声朗朗，亲情浓郁。每度国际会议的举办，甚或全所迁徙办公地点，都因老幼齐上、兵强马壮而盈溢着快乐的氛围。彼时，我固然知晓这一切源自先生个人的人格魅力，但竟也天真地想象，我等乐老师的部下个个是百年修得同舟的好友。直到先生荣退，水落石出……
的确，在乐老师身边，深切知晓先生的“不成熟”。历经坎坷、叛卖，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她始终大开着她的房门，开敞了她的心，接纳所有仰慕、投奔而来的人、援手于所有落难、困窘的人——对所有的同行、同事、对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对北大校园内比比皆是、我辈不屑一顾的各种流连者。她拒绝去分辨他们怀抱的动机、他们大大小小的私欲与图谋，只要他们有几分长处，有些许向学、向好之心。我等也敢在老师面前打趣她的，便是她对哪怕最通俗版本的“苦情戏”、“悲情牌”的免疫力缺失。于是，对上门求教、求告者，乐老师赠书作序、贴补送物，倾己所有，从不推拒。于是，不仅是种种的受骗上当笑谈，乃至农夫和蛇的故事。但直到某日，我才真正体认到，这绝非书生、学人的意气天真，这是我永远只能仰视的胸襟，这是大时代之女特有的高尚，这是成大事、而非蝇营狗苟、追逐小利者的品格。那一日，乐老师把我唤到家中，耳提面命地告知“知人”与“用人”的区别，直指我自恃“知人”而难于容人、不懂“用人”的死穴。她娓娓道来、鞭辟入里，众生相、人世情，纤毫毕现、洞若观火。我在无地自容间顿然了悟了自己的狭隘粗狂，获知了先生的睿智气度。她无不知，但无不容，用人不疑，以此成大事。赤子之心，不谓天真，只谓至诚。为了文化的事业——中国的、世界的，她只是在真正践行着“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记得那时的自惭。是啊，遭遇天堂到地狱的坠落，历经23年炼狱的羁押，以先生之阅历、之智慧，岂可为黄口小儿、势利小人所欺瞒？但先生确有“弱点”：世事沧桑，但她始终无法对不公不动容、对不义不发声，始终无法无视弱者的诉求。……公而无私者，终不敌私欲无穷、工于心计之人，是令人扼腕的后事了。
95-97年，中国知识界分化，深刻的分歧渐次浮出水面。我自己正经历着成人之后的首度“向左转”（尽管我成了所谓“新左”，竟源出自一篇吁请警惕好莱坞的报章短文）。其时，乐老师，事实上也只有她，作为早已扬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绝非今日缩写之“公知”），作为至诚的人文主义者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对我的困惑、转变有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只源自她拒绝“代价论”，她无法忽略底层的形成、社会的苦难与剥夺。这是我印象极深刻的一幕。想说，这是乐老师那一代人最令人仰慕和追随的品格，但或许应该说，这是乐老师个人极为珍贵的品格。遭遇时代狂风暴雨的摧残，她仍是自己时代最酷似、最忠实的女儿。有人说，20世纪是“背叛的世纪”：但，这不是今日意义上的弃“暗”投“明”、加盟强势，而是刚好相反，是背叛强势、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出身，投身于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激流。那是因为一个时代、一代人中佼佼者坚信，必须终止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体制，去创造一个属于全人类、服务全人类的世界。今天，人们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称他们的社会构想为“乌托邦”，但昔日，他们所献身的，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他们自豪于自己加入了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乐老师无疑是他们中的一个；但也是亲历了其中的梦魇却不更其初衷的一个。无疑，她改写了自己关于社会的梦想与诉求，但不变的，不仅是理想的激情，也是自始至终对被剥夺者、对多数的认同，是弱势而非权贵的俯首。视野、理想、贡献，在老师那里，不是光环、字样，全无自恋，只是一份内在，一份不能自己。
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在其诞生地——深圳大学召开，听闻老师决心退离主席的位置，我便带了一干弟子——在读的、毕业了，齐齐地赶往深圳。无缘见证乐老师创造的这段历史的开启，惟愿此时在台下向老师致敬。大会惯常的热络非凡，但例行的理事会却破例延长，闭幕式上选举结果揭晓：乐老师再度全票当选主席！还记得我们在台下疯狂地鼓掌，快乐会心地相视大笑：大家的共识是延长乐老师所引领的篇章，无法想象一个乐老师不在主席台正中的画面，她，独一无二，无可替代；74岁的高龄之上，她仍以自己的名字标识着前沿，仍以自己的魅力凝聚着团队。再以后，乐老师为我主持了“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揭牌礼，为我主持了国际会议的开幕式……
时有记者问及我的师传，我便回答，野狐禅，谈不到师传。那是实话。但我在人前，在心底，会在最虔诚、最素朴的意义上，称乐先生为老师。不曾有幸入室，习先生学贯中西的渊博，但私心里毕生奉之为精神领袖与导师。面对媒体，我会说乐老师是我的“偶像”，但一个老旧的字眼远为真实：那是我生命的“榜样”。
始终，仍然，踏在老师的脚印上……。仍在追随与追赶之中……。
2014年7月3日
（作者授权，独家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支持海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