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肇始于何时？“五四”？晚清？抑或更早？对现代文学起点的不同判断与设定又揭示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怎样的体悟、对“现代文学”之“现代”又有怎样的理解。季剑青博士检视与梳理了从民国时期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多次争论与变动，并进一步开掘这些论争与变化背后所携带的历史视野与历史观的分歧，以及对“现代文学”之“现代”观念的历史认识脉络。海螺社区一连五期刊登此文，此为第四部分，敬请继续关注。
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晚清的关注，并非都出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之一陈平原，很早就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在他那里，晚清主要是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用来建构更宽阔的语境来理解“现代文学的地位和作用”[53]，他并不否认五四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地位，只是强调不应被新文学的自我叙述所限制。陈平原无意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延伸，相反，他对以“五四”为标尺，在晚清文学中寻找新文学的源头的倾向，实际上持警惕的态度。[54]有意味的是，一些研究者将现代文学的起点移至晚清的时候，恰恰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衡量的标准。范伯群、汤哲声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阐释，除了强调都市现代性的层面外，也包含了对晚清小说启蒙主义特征的发现和辨认，这种启蒙主义论述带有明显的“五四”印记。[55]另外一些学者则关注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家的表达。章培恒发现，“五四”新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对人性解放的关注，融入世界文学的自觉，在梁启超、鲁迅晚清时期的论著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他认为应该把现代文学的开端提前至20世纪初。[56]郜元宝更强调鲁迅早期论著中体现的现代文学观念，他倾向于将现代文学的起点限定在1907年左右。[57]这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接近“五四”新文学的观念，也被视为现代性的表现（或可称为“启蒙现代性”），它们与同时期晚清小说的都市现代性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58]这样一种混合着都市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现代性观念，被孔范今和严家炎自觉地落实到文学史的叙述中。在孔范今看来，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和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都具有丰富的现代性意味，都可以看作现代文学的起点。[59]在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前者代表了主流文学的现代转型，后者代表了通俗文学的现代转型。前者借助了域外的异质性资源，后者则是承接古典小说的传统，在上海这一现代都市环境中自然演变生成的。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发端，时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60]严家炎主持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点时也是类似的思路。这部著作涵盖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约120年的时段，虽然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在188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若干年”。[61]严家炎的依据是三个方面的史实，一是1887年定稿的黄遵宪《日本国志》一书中已经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比胡适的类似观点早了三十年；二是陈季同现代文学观念引导下的法语文学创作及“世界的文学”观念；三是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包括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及1892年开始连载的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传》。[62]除了陈季同这一人物的身份较为特殊外，黄遵宪和韩邦庆作为晚清文学改革运动和通俗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恰好分别体现了启蒙现代性和都市现代性，这与孔范今的思路如出一辙。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引论中，严家炎明确提出“现代性”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即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所谓‘现代性’，除了现代物质生活条件外，更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63]，这一看似全面的定义，将现代性化约为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一系列指标，忽略了现代性内部不同层面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张力。事实上，启蒙现代性所凭借的五四启蒙主义论述，和晚清小说的都市现代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因而不难理解，王德威在着力表彰晚清小说的现代性的同时，对严复、夏曾佑、梁启超及早期鲁迅的启蒙论调却大加挞伐，认为与“五四”正统一脉相承。[64]李怡也发出质问：“在晚清的世俗情欲与‘五四’的文化启蒙之间，矛盾力量究竟是怎样‘整合’的？”[65]将不同层面的现代性强加“整合”和通约，实际上把现代性下降为某种类似最大公约数的东西，从而稀释了现代性概念可能具有的理论含量（如对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的反思），现代性几乎成为“现代”的同义反复，逐渐失去了价值指向和阐释效力。
再者，严家炎提出的三条史实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尽管它们都被贴上现代性的标签。这进一步说明，这里的现代性是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进程而存在。现代文学不再是一个从诞生起便自具形态且不断在历史中绵延生长的文学传统，而成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现象的集合。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文学的起点便只是一些可疑的时间标记，而不再具有赋予现代文学自身以价值和方向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逻辑下，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不断地向前延伸，只要我们能找到更早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现象。吴福辉就感慨：“在晚清要寻找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如此顺理成章，而确定一个公认的起点却难而又难”[66]，刘纳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以“现代性”作为界定的依据，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不断往前移动。[67]造成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的，正是新世纪以来把现代性当作一系列抽象的指标这一颇具普遍性的倾向。现代性逐渐蜕变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不再具备分析、反思和批判的效力，也无法为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内在的动力。随着对现代性的理解日趋宽泛，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和晚清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不容置疑。然而，晚清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模糊了之前以五四为基点的文学史图景，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出一种具有内在的清晰视野的文学史叙事，就此而言，即便晚清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被普遍承认，它也无法获得“五四”曾经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还愿意把“现代文学”看作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一种以其持久的意义生产能力深深介入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文学形态，那么晚清真的足以担当它的开端么？注释：[53] 陈平原：《走出“现代文学”》，《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54] 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6-17页。[55] 见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汤哲声：《通俗文学入史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此外，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把晚清小说放置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期，也是着重其启蒙主义的内涵，见第54-83页。[56]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57] 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58] 朱立元、王文英：《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59] 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60] 孔范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6页。[61] 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页。[62]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13页。又见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63]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页。[64]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0-36页。[65]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71页。[66] 吴福辉：《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第56-57页。[67] 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作者季剑青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作者授权海螺独家发表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