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折叠》：一则关于阶层固化和失业危机的社会寓言
中国作家郝景芳凭借作品《北京折叠》荣获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的新闻，在中国文学界激起强烈反响，同时也在“科幻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热情的褒扬者将它视作中国科幻崛起并“走向世界”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高度评价《北京折叠》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些尖刻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是因为作品质量，而是因为“政治正确”才得以获奖的，也就是说，这篇小说之所以会得到“西方评审”的如此认可，是因为其内容可以被解读为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或者说“抹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雨果奖并不是采取评委制，而是由世界科幻协会的众多注册会员通过普选投票的机制来决定奖项的）。
无论是褒扬者还是贬低者都已指出，《北京折叠》的最大特色及其获得“雨果奖”的关键原因是在于，它以科幻小说的体裁形式表现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郝景芳本人也认为，她的这部作品并不是一篇“幻想小说”，而是在“用非现实的手法来写现实问题”，它能够获得奖项认可和众多赞许，“说明不平等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共鸣”。那么，这位中国作家是如何来表现社会不平等的呢？
郝景芳在雨果奖现场
在《北京折叠》中，郝景芳是以一种地形学隐喻来展现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北京市经过一场超大规模——共有8000万建筑工人投入其中——的城市改造，被打造为一座可以翻折变形的“折叠城市”，这座城市被人为地划分为三个彼此隔绝的地理空间；在这三个城市景观迥然相异的空间里，分别居住着统治阶级（及其附庸，即助理、秘书或相关服务人员）、中产阶级（及其后备军，即在校大学生）和无产阶级；每当其中一个空间展开时，另外两个空间就会折叠起来，折叠空间的居民会在催眠药剂的作用下陷入休眠，不同空间之间的通道受到政府机关的严格管控，人员未经允许是几乎无法进行跨空间流动的。
这种以空间区隔映射阶层断裂的世界观设定，固然是对中国社会阶级差距的一种具象化的寓言，却也可以说已经是“反乌托邦”科幻作品的一个屡见不鲜的套路。城市折叠的想象虽然奇崛，但相比起刘慈欣的《三体》里智能微观粒子的低维展开或高维折叠，却又可谓“小巫见大巫”。也正因此，《北京折叠》才会遭致中国科幻圈一些“硬科幻”（“硬科幻”/“软科幻”是流行于科幻圈的一组二元对立项，简而言之，前者指的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为重点的科幻，后者指的是以社会科学和寓意为重点的科幻）推崇者的不屑，在他们看来，《北京折叠》的新意不过是给这种反乌托邦的套路添上了些许中国特色的符号。
但作为一部所谓的“软科幻”作品，《北京折叠》世界观设定真正出彩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于阶层之间的空间隔离，而是在于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时间分配。在折叠城市中，“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三个空间每四十八小时完成一轮“转换”：第一空间的约五百万人口每轮可以连续享用二十四个小时，第二空间的约两千五百万人口则只能享用十六个小时，第三空间的约五千万人口更是仅有区区八个小时可供使用。这样的时间分配，作为一项由统治者操控的顶层政策设计，表面上看是为了配合空间隔离，但它更为深层的缘由是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
这种世界观设定的灵感，源自郝景芳在经济学领域的本职工作：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已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职多年，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课题研究。正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小说中欲言又止、一笔带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一条可以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简单地说，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就低；当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就高——让郝景芳格外关注失业率的社会经济影响，而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如今已初露端倪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所带来的未来展望相结合，造就了上述那种世界观设定的深层缘由：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工将被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的机器人所取代，由此而来的失业问题很可能会造成大量无业可就的人口，这将严重地威胁社会政治的稳定。
那么，一个试图兼顾GDP增长和“维稳”的国家机器，要如何应对这样的社会问题呢？《北京折叠》的思想实验就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城市规划的时空分配，彻底减少底层人口的生存时间，同时为底层人口保留一种赖以为生的工作——垃圾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参与建设折叠城市的8000万建筑工人，最终也只有2000万得以留在第三空间，成为垃圾处理工或为垃圾工提供基本生活物资的小贩，剩余6000万人何去何从，小说并未予以交代），让第三空间在制造垃圾的第一、第二空间和回收利用垃圾的再加工工厂之间充当“循环经济”的中间环节。这样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又避免了通货膨胀的跨空间/阶层传导，由于第三空间和第一、第二空间之间除了垃圾之外几乎没有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因而当第一、第二空间的工资、物价上涨时，第三空间却依然如故；但这也造成了几乎不可逆转的贫富分化趋势，造成了底层人口的恒久贫困。
在阶层固化上叠加的失业危机，或许才是《北京折叠》的社会寓言能在“西方世界”引起共鸣，从而赢得最多选票的核心创意元素。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在全球范围灵活流动，寻求生产要素的“优化（利润最大化）配置”，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而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欧美社会的产业空洞化和就业紧张，这使得失业危机成为西方科幻爱好者能够在其社会情境中切身感知的一个结构性困境。——《北京折叠》事实上也点到了“欧洲20世纪末”“失业率上升”的情况。
而能够明显降低人力成本以提高企业利润的自动化生产，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失业危机。虽然在20世纪中叶，马尔库塞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曾对自动化的前景抱有乐观主义的期待，寄希望于自动化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将人类从压抑性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作为“人类机能自由消遣”的创造性工作中，但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愿景，却在1960年代的欧美学生运动遭受挫败之后逐渐暗淡下来，而在冷战终结之后更是被普遍视作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思，甚至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赤裸地奉行资本逻辑的后冷战时代，资本主义也终于可以抛却冷战对峙之时为了应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而加诸于自身的种种限制，明目张胆地回归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种制造不平等的“常态”。而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自动化的前景就只能是少数人的获益和多数人的失业危机。这样的危机正在成为一幅可预见的近未来画面，清晰地呈现在科幻作家和未来学家的写作之中。事实上，《北京折叠》的英文翻译者、美籍华裔作家刘宇昆在2014年第五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上的主题发言，也正是关于机器人取代人类所势必造成的失业危机，体现了与郝景芳相通的问题意识和未来预判。
在“雨果奖”获奖感言的结尾，郝景芳说道：“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如果我们认可，一个更为平等的未来值得我们努力追寻，那么，为了克服当代社会那种制造不平等的机制，到历史的“回收站”中重新发掘出可供回收利用的资源，应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一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阶级话语，可以为针对不平等现实的写作注入更充足的批判能量，进而为追求平等的行动提供恰当的文化-政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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