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空间与阶级的魔方
前段时间，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引发了全面的关注。与《三体》获奖不同的是，大家的反应有一点复杂、迟疑，有很多的讨论在其中。但无论怎样，这部小说非常鲜明地介入了一个关于城市、关于现代化、关于发展的基本命题，即一个持续的而且尝试固化的阶级分化过程。
区隔而建立的秩序
我最早给出“空间与阶级的魔方”这一命题的时候，主要的寓意是在“魔方”的意象上。我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到这一玩具的一代人。它曾经极度流行，男女老幼人手一个。
魔方的基本原理和绝大多数单机游戏、桌面游戏一样，是一个变混沌为秩序的过程。它是一个归纳、筛选，最终达到某种纯净，形成某种由纯净造成的美感的过程。它是不同侧面的同色、同质的组合，以及不同侧面的不同色、不同质的区隔。
都市，尤其是现代都市，实际上始终在尝试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区隔异质性的人群，区隔异质性的空间，区隔异质性的场域，由严格的区隔而建立起一种秩序。同时，现代都市文化尝试赋予这样一种区隔、秩序以某种诗意和美感。但是，这种赋予经过区隔的异质性空间以美感诗意的文化自身又被区隔。
所以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再度去讨论，比如说文学本体问题、诗学本体问题、美学本体问题，因为此美学非彼美学。你心中的诗意，未必是我能够分享的。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伴随《我的诗篇》这部纪录片和这部诗集所引发的对于打工工人诗歌的讨论。这一围绕着文学表达所形成的论争，本身刚好凸显了今天我们面对现代都市、现代社会、现代空间，以及对它们进行再现的时候所必然面临的基本困境。
纪录片《我的诗篇》海报
何为中产阶级
不久之前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现在在影评界，包括网络、官方、民间、学院、非学院的讨论当中，流行一个词叫做“中产阶级”。这好像慢慢形成了一种带有批判性的左翼的激进态度。
在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美国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个节点，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接近于一个“脏”字。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脏”，而是用流行说法来讲，它是“鄙视链”中有利的一端。当我说你是中产阶级的时候，是说你平庸、乏味、毫无创意、千人一面、毫无教养、毫无思考。
我不去追述关于中产阶级的话语历史。在八十年代后期，中产阶级是中国知识界所心向往之的一种伟大力量，中产阶级意味着“civil society”，即市民社会；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的民主抗争，中产阶级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民主力量在市场经济之下被催生、被孕育，成长成熟，意味着中国社会终于有了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中产阶级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向往：中产阶级主体的社会是纺锤形的社会，是普遍富裕的社会，中产阶级社会意味着文明、有教养、有道德操守。
我自己亲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得很快，我们正在无限向往中产阶级这一美丽的纺锤形空间的时候，突然就被一个重锤砸碎了——中国根本就没有中产阶级。因为，在中国的社会空间当中，在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型都市当中，要想过上美国一个廉价中产阶级的生活，意味着你要成为新富，你要一年几百万的收入，才能够享有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所以大概是在那时我第一次使用了“中产梦未成先破”这个说法。但是不久以后，当时一本流行杂志，广东的《新周刊》，有一期的封面用了这样的字眼：“忽然中产”。
新周刊 2001年
第21期 封面
王石曾经说，我就是个中产阶级。所以当中产阶级是这样大的一个光谱，在这样大的一个幅度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中产阶级是个什么样的意义和概念。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中产梦未成先破而又忽然中产的历史过程当中，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真的形成了。他们是一些足够年轻的、受过足够高的教育的人——大学毕业还有一点艰难，最好是硕士、博士毕业，同时集中在大城市、超大型城市。为什么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下，中产阶级成为一个真实的群体？因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中国真正形成了某一种消费文化，某一种消费空间，某一种消费社会。在这个空间、社会和文化当中，一切都非常简单，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人才是主体，才存在，才可见。
而这个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周围，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的生产、发行和消费的过程。于是中产阶级，或者准确地说，在中国大都市中具有消费能力的这个群体，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决定性群体。
返回来说，影评圈以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一言以蔽之的宣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放眼所及，无不中产。因为没有中产阶级的标识，没有中产阶级的诉求，不是以中产阶级为定位生产出来的文化，只能是一些散落在边缘的文化，而不会是这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不会是这个社会文化生产的主打商品。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毫无意义的一种批判。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渐次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名词。
“中产阶级”是今天我们讨论都市、都市文化的时候不可回避的概念，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果我们真的用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以文化文本作为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主要的切入点，除非有极强烈的意识和极广阔的视野，否则今天我们很难找到非中产阶级的文本。
但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中产阶级这样的命名、概念或者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制的一些文本，毫无疑问地成了我们文化视野当中巨大的屏风。它遮蔽了我们望向中国社会和中国真实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折叠》引起的震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魔方的另外一侧面，我们的都市是一个经过努力、经过暴力所形成的看似纯正整一的魔方，从一个角度望去，我们只能看到魔方的一种色彩和一个面向。只有当我们转动它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它的多个面向。
大都会
这个讨论我之所以没有更多地去讲电影，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真正有利和有效的电影版本，用来真正地去分享和再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城市空间结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非常纤巧的魔方的侧面，它始终给我们展现这样的一个侧面。
简单地说，我们对现代都市的想象，实际上早在非常早期的弗朗兹朗的《大都会》中已经形成。在《大都会》的空间当中，它提供了现代都市的基本特征，也提供了对现代都市的基本想象，即作为庞大之物的地上丛林和作为不可见的地下世界。
电影《大都会》（1927）剧照
那么在弗朗兹朗的世界当中，这个地下世界是什么？这个地下世界是工业城，一个大工厂。一边是大工业文明的存在，才更为有效地直接对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社会分析和社会论断。工业文明时代，大工厂空间的存在也直接地赋予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一个有效的社会群体，就是产业工人阶级。
今天在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生产方式、雇佣制度。资本主义利用创造剩余价值剥削的形态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巴黎公社工人浴血奋战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现在已经消失了。但这个消失并不集中表现在富士康工人的十五个小时漫长劳动的这种特征，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弹性工作制。
而广大的蓝领和雇佣劳动现在采取了另外一种外派，就是劳务公司。工人与雇主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劳动者与劳动的单位之间，没有任何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连结，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
所以你没有办法以马克思的时代去重新想象工会，工人运动，工人抗争，工人的基本保障。
如何想象劳动
所以当我阅读《北京折叠》的时候，我更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关于自动垃圾处理机的问题。在那个故事中，自动垃圾处理机被否认了，因为就业才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折叠》不是批判性的，而是理想性的。
现代都市作为一个分层的基本结构，在现实中延续着加剧着，在电影的再现中不断地被复制着。在弗朗兹朗的电影当中有一个替换发生，地下世界就是工业空间，地下世界就是物质上的空间，地下世界就是无产阶级所在的空间。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简单爆发的戏剧冲突就是阶级冲突。
但是今天，一方面是整个物质生产的结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在被解体，在被改变；另一方面是整个物质生产、物质生产者完全在西方的左翼话语当中丧失了言说的空间。
大家注意，在《北京折叠》当中，第三空间就是垃圾处理部，换句话说，第三产业，换句话说，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换句话说，他们是服务性的。那么，物质化的生产在哪里？物质化的生产者在哪里？当他们在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视野当中消失了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如果他们不在我们视野当中消失，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论的、文化的、再现的、想象的力量去碰触他们、书写他们、再现他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基本的问题。
所以，一边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实物经济国家，一边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出口加工国，一边中国仍然是靠着巨大的物质生产在世界上占据着一个大国的位置。而另一边，我们似乎还没有提出，或者是反思，当我们面对着整个西方批判性左翼的理论资源都是关于非物质生产，关于非物质的劳动者，关于负债者，关于所谓的新贫，也就是城市中产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看待“老穷人”。
这个“老穷人”既是历史的、资本主义结构的穷人，也是真正的这些年老的穷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困扰着我的问题，关于我们今天如何去想象劳动，如何去讨论生产，如何去讨论劳动者与底层，与城市空间的这样一个结构关系。
生产中的“多余”
而另外一个让我非常困惑且非常急迫的事实是，当我们讨论城市空间的时候，当我们讨论反面乌托邦的时候，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文明的一次巨大转型冲击紧密关联的一个东西，就是科幻小说所书写的现实，每一分钟都在变成我们的现实。
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置身于中国的现实里面，当机器人的故事，当高度自动化的故事，当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列车、无人操控流水线开始侵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不仅是城市的底层，而且是我最近一直在提出的：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已然形成的，并且继续形成的游民问题，他们是绝对的生产当中的“多余”。
无人操控流水线
这样的“多余”早已经出现，但他们曾经在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中被吸纳。当中国全面开始土地流转的过程时，它意味着中国的无地农民将在结构意义上形成。那么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城市的发展来消化和吸纳这些丧失了土地、故乡，无可回归的民众。如果他们不能够被吸纳、被消化，他们首先会成为城市的游民，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生产结构的弃民。这些弃民将真正成为一种外部，一种底层，一种异己，一种非人。
本文由王立尧根据“空间与阶级的魔方”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30期，感谢戴锦华教授授权海螺发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