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欧的反思
▲ 法国作家、哲学家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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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近选举的反思
阿兰·巴迪欧/著
王立秋/译
在试验批判理论计划和欧洲与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持下，阿兰·巴迪欧于2016年11月9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以下讲话：
我在想一首法国诗，事实上，是拉辛戏剧中的一首诗。我想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美妙的句子。法语是这么说的“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译注：出自拉辛1691年戏剧《阿达莉》的第二幕第五场。）翻译过来就是：“正值深夜的恐怖。”也许拉辛想到的就是川普当选。正是恐怖的深夜。如此，在否定的意义上谈论、或讨论那种事件，对我来说好像是个义务，因为我不可能来这里，在你们面前用学院的术语说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认为思考或讨论在恐怖的深夜中——就在昨天——发生了什么有其必要性。你们知道，对我来说如此，但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川普当选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件意外的事情。在那种意外中，我们也经常会被情感的法则支配：恐惧、沮丧、愤怒、惊慌，等等。但我们知道，哲学上说，所有这些情感实际上都不是好的反应，因为在某种意义说，在敌人面前，我们的情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如此，我认为，超越情感，超越恐惧、沮丧等等来思考——思考今天的处境，思考今天世界的处境是必要的：在今天的世界中，像那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像川普那样的人当上美国总统是可能的。如此，我今晚的目标是呈现，确切来说还不是解释，而大概是澄清像那样的事情的可能性，并给关于我们之后必须做什么的讨论提供一点指示；我们必须做的，确切来说并不是屈从于情感、被动情感的影响，而是思想、行动、政治决心等层面上的事情。
所以，我要从一个对今天世界的处境，而非今天美国的处境的总体的看法开始。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川普当选那样的事实竟然是可能的——是什么样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起点，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胜利。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也就是说，四十年，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都面临着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胜利，对此，原因有很多。首先，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中国——的失败，以及更为普遍地，关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法则的集体主义视野的失败。而且，这点还很重要。的确，这不仅仅是今天世界的客观处境的一个变化，也许，也是主观层面上的一个变化。在两个多世纪以来，公共舆论中一直有两种关于人类命运的看法。我们可以说，在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在非常普遍的层面、主观的普遍的层面上，关于人类的历史命运，我们一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这里，自由有许多含义，但我取的是它最原始的意义，也就是说，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这样的：私有财产是社会组织的关键，而这是以众多不平等为代价的，但代价就是代价。最终，对自由主义来说，私有制必须是社会组织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社会主义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看法——有不同的词——再抽象的意义上说，即，终结不平等必然是人类政治活动最根本的目标。甚至不惜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来终结不平等。所以，一方面，是对历史的和平的看法，把历史看作某种非常古老的东西，即，作为社会组织关键的私有制的延续；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新的，很可能是始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也即，还有另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存在的延续必须接受一次断裂，一次在一个漫长古老的序列（在这里，不平等、私有制等等是集体存在的法则）和另一种关于人类命运的看法（即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之间的断裂，而古典自由主义与这种人们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来表达的新观念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是十九世纪和接下来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所蕴含的重大意义。
所以，在近两个世纪里，在地方政治事件、国家责任和战争等问题上，以及在人类本身的历史命运为何、人性构造本身的历史命运上，我们一直有一个类似于战略选择的决定要去做。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时代，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是一个显然这一选择已经终结的时代。那种选择逐步消失了。用撒切尔的话来说：没有其他办法了。自然，没其他办法，是在除却自由主义，或者说，除却今天我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这一种办法外说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撒切尔本人并没有说，这个办法就是个很好的办法。这个办法好不好对她来说不成其问题。问题是，它是唯一的办法。你们也知道，在当代的宣传中，这也不是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好极了，因为显然并非如此。每个人都知道这点。每个人都知道巨大的不平等不可能是人类历史命运的出路——每个人都知道这点。但这里的论证是，“好吧，它不是那么地好，但它是唯一真实的可能性。”如此，在我看来，我们时代的定义，便是试图整个世界范围的人身上强加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的历史只有一条路可走。不是说这条路好极了，这条路是条好路，而是说，没别的办法了，没别的路。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当下定义为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这样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原始信念居于主导地位，那就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构成了人类唯一可能的命运。这一信念也定义了当下的人类主体。那么，按这种看法，人类主体为何？人类主体是乞丐、消费者、所有者，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今天对“人是什么”的严格定义。所以，这就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的看法、普遍的问题和普遍的法则。
那么，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效果是什么？这种主导性的世界观——其中，我们只能找到一条路——的后果是什么？所有政府都必须接受情况如此；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在不接受这种“路只有一条”的看法的情况下，接受国家的指导。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使用其他说辞的政府。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到底，如果我们考察“社会主义的”法国政府，或中国的共产党专政[dictature]，或美国的政府，又或日本、印度的政府的话，我们会发现，大家都在说同样的东西——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存在的唯一道路。我认为今天所有的政治决断，在国家的层面上说，都严格地依赖于我所说的这个“怪物”：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政府并不自由。它根本就不自由。它处在全球的决定之内，它必须肯定它所做的事情取决于这个全球的决定的内在性（译注：即，是这个内化了的全球决定，而不是其他，决定了它所做的事情）。这个怪物也就越发地成其为一个怪物。我们必须认识不平等的真实情景。我们看到资本集中这样一个基本现象；资本的集中，在今天，已达到超常的程度。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点，即，今天，264个人的财产，就等于其他三十亿人财产的总和。这比一开始君主制的时候，以及后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情况都要严重得多。不平等在今天比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情景中都要严重。所以，那头也是人类存在唯一出路的历史怪物实际推动的是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而根本不是越来越多的自由。
今天国家的立场在哪里也都是一样的。那是法国政府、中共、俄国的普金政权、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都接受的法则，自然也是美国总统要遵循的法则。于是，逐渐地——而这也是关于川普当选的最重要的后果——逐渐地，所有的政治寡头，所有的政治阶级，在世界本身的层面上，变成了同一群人。一群只有抽象分歧的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左派和右派等等。今天，此类的所有分歧都是纯粹抽象而非真实的，因为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中。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寡头，正逐渐失去对资本主义机器的控制——这是现实。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从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到另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所有阶级政府都在其人民心中创造了大规模的挫折、误解、愤怒和模糊的反抗。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反对今天政治阶级的全体成员都在提倡的那唯一的路，当然，这些成员之间也有一些差别，但只是细小的差别。今天，政治的演练只是这全球同一条路内细小差异的演练。但所有这一切，也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民产生了许多效果；结果，人们迷失方向、彻底失去定向能力或生活的方向，失去对人类未来的战略愿景，并且，在这种处境下，晦暗中，大部分人民到虚假的创新、非理性的愿景那边去寻找出路，回归死去的传统等等。所以，在政治寡头面前，我们看到了新的行动主义分子出现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对暴力和庸俗的煽动的支持——这些人更多地是站在帮派和黑手党那边，而不是受教育的政客那边。如此，这里的选择一直是那种人和剩下的，受过教育的政客之间的选择，结果，人们合法地选择了这种新形式的政治庸俗和这种主观暴力的政治主张。
唐纳德·川普的竞选口号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的政治形象——川普，但今天其他许多领导人也一样——近乎于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二者有类似之处。可惜前者没有他们在三十年代必须面对的劲敌，即共产党。它是某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一个矛盾的定义——一种政治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它们在民主的平面内，在民主的装置内，却又在那个语境中玩不同的把戏，唱别的戏。而且，我认为不仅在川普这里是这样——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暴力，而且这些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的特征，它们还不考虑逻辑或合理性；因为话语，那种民主法西斯主义的说话的模式，确切来说就是一种语言的错位，一种说一切又说相反的一切的可能性——没问题，这里的语言并非解释的语言，而是一种用来创造某种情感的语言；是一种创造虚假的统一却也是实践的统一的情感的语言。如此，我们在唐纳德·川普那里见证的是这个，但早在之前，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就这么做了。我认为，贝卢斯科尼可能是这种新民主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人，他有着确切来说和川普一模一样的特征：庸俗，和女性的病态关系，以及公开地说和做一些对今天大部分人来说不可接受的事情的可能性。但今天匈牙利的奥尔班也一样，而且，在我看来，在法国，萨科齐也是这样的人。而且，渐渐地，在印度或菲律宾，甚至在波兰或土耳其，情况也会如此。所以，实际上，这样一种新的（掌握）政治决断（大权）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它经常在民主宪政内，又在某种意义上外在于它。我想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叫做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三十年代就是这样的；毕竟，希特勒也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所以，我把那些在民主的游戏内部，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外在于它：内在和外在于民主的人叫做法西斯主义者。内最终是为了外。所以这是一个新现象，但它的新，又铭刻在今天世界的普遍形象内部：（说它新是）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它也是个东西，不是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在民主游戏中的新的行为方式；（但它也不新鲜因为）在民主的游戏中，在经典寡头那边，这种新的行为方式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川普带来的主要效果，是一种新东西带来的效果。事实上，在细节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认为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是新东西——它们都是非常古老的东西。但在今天经典寡头的语境中，这些古老的东西看起来就是新的了。而且，川普能够在说那些绝对原始、绝对古老、老式的东西的时候说，“川普”是新的。如此，我们也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里，向事物古老存在回归的东西可能显现为新的。这种化旧为新也是这种新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
我认为，上述所有一切也在政治层面上描述了我们当下的处境。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正处在四个条件的致命的辩证之中。
首先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绝对的残忍和盲目的暴力。好吧，在西方世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残忍和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我们就真切地看到这点了，而且，如果你在中东也一样，最终，如果你在亚洲，也如此。故而它是今天我们世界的一个条件，一个基本条件。即，向资本主义，向事实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回归，也即，野蛮的征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为支配而进行的野蛮斗争。因此，今天的野蛮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残忍和血腥的暴力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经典政治寡头的解体。经典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社会党等——都在这个方向上解体了，最终，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出现了。我们不知道这一“出现”的未来：川普的未来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知道，真的，也许，川普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命运。它只在夜里可见(译注：这里的出现即apparition有星星出现，也有幽灵的意思)。你们把川普放到权力面前，然后川普当权了，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害怕的；他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因为他知道他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地说话了。而自由地说话，确切来说正是川普的力量之所在，但如今，和政府、行政部门、军队、经济学家、银行等等在一起，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夜里，川普从一出戏唱到了另一出戏，从一个剧场转移到了另一个剧场；而在第二个剧场中，情况就没那么好了，没之前那么好了。但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不知道这种人在成为美国总统后可能会是怎样一番光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确有了经典政治寡头解体、新的新法西斯主义形象诞生的象征，未来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民来说，未来不会那么的有趣。
第三，在许多人——主要是穷人、地方乡下的人、许多国家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人，正逐渐地被残忍的当代资本主义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没有生存的可能，而只是待在某些地方，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方向，更没有存在的方向——我们有民众的挫败，和模糊的失序感。而这点，是今天全球处境的第三个重要条件。缺乏方向、稳定，感到自己的世界被毁灭，同时又没有建设另一个世界；故而，是一种平白遭受的摧毁。
最后一个条件，第四个条件，是另一条战略道路的缺乏，彻底的缺乏；今天，是没有另一条战略道路可走的。政治经验是很多——我倒也不是说，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我们知道新的暴乱，新的占领，新的动员，新的生态决定等等。所以，不是说，我们缺乏任何形式的抵抗和抗议——不，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说，缺乏另一条战略道路，也就是说，某种和“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路”这一当代信念处在同一层面上的东西。我们缺乏肯定另一条路的力量。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我，我们缺乏一个理念，我们缺乏一个伟大的理念。伟大的理念即是统一、全球统一、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发明的战略统一的可能性。理念是个体主体和集体的历史与政治任务之间的中介，它是这样一种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跨越了不同的主体性，并且本身就包含着不同的主体性，但这些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处在同一个理念下。
这四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普遍的战略支配，经典政治寡头的解体，民众的失序和挫败，以及另一条战略道路的匮乏——在我看来构成了今天的危机。我们可以用全球危机来定义当今的世界，而且，这场危机不可化约为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我认为，当下的全球危机更多地是一场主体的危机，因为人类的命运对人本身来说越来越不清晰了。
在此之后，该怎么办？这是列宁的问题。我认为，关于这里的总统选举，关于川普的当选，我认为我们必须肯定，川普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今天真正、真实的矛盾，今天最重要的矛盾，不可能是同一个世界的两种形式之间的矛盾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和缺乏任何关于人类命运的理念的世界。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把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等同起来，但这个不同，这个不同是重要……有这样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这个不同，就是新法西斯主义和旧有的政治寡头之间的不同——而所有的政治寡头，都没有新法西斯主义恐怖，所以我非常理解，最终，我们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不同是内在于那同一个世界的。它并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战略愿景的表达。我认为，川普的成功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矛盾不可能被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之间的对立表达出来，不可能被这一对立符号化、象征化而已，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同一个世界里不同。所以，事实上，在我看来，在整个备选期间，在初选期间，真正的矛盾，一直是川普和伯尼·桑德斯之间的矛盾。那是真正的矛盾。我们可以就这个矛盾的两个条件来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可以说，川普可能是某种过度的东西，在新法西斯主义那边等等，我们也可以说，伯尼·桑德斯在某种意义上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最终，伯尼·桑德斯必然走到克林顿那边等等，但我认为，在象征层面上——这个层面也很重要——我们世界真正的矛盾，是川普和伯尼·桑德斯之间的对立所象征的那个矛盾，而不是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对立所象征的那个，因为在伯尼·桑德斯那里，在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主张那里，我们有一些超越这个世界本身的一些东西、一些要点。在希拉里·克林顿那里，我们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有一堂辩证法的课要上：矛盾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之间的矛盾是相对矛盾而非绝对矛盾；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相同参数内，相同世界构造内部的矛盾。而伯尼·桑德斯和川普之间的矛盾则事实上是真正矛盾的可能性的开始：也就是说，一个世界与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川普实际上站在反动和模糊的民众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内在于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本身）这边，而伯尼·桑德斯则站在理性的、主动而清晰的民众主体性那边，这种主体性导向世界本身之外，即便它所指向的是某种不清晰的东西——虽不清晰，但也超越了眼下的这个世界本身。
▲ 伯尼·桑德斯
所以，这次选举的结果在性质上是保守的，它是纯粹保守的，因为它是一个虚假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矛盾并非一个真正的矛盾，同时，它也是今天的危机，即我先前解释的四个条件的危机在这次选举中的延续——的结果。今天，在反对川普的同时，我们想要的不可能是克林顿，或有类似形象的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回归——如果可能的话——一种对真正的矛盾的回归；这就是这类可怕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超越眼下这个世界本身的政治方向，哪怕在开始的时候，对于这方向是什么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我们必须开始。我们必须开始，这就是重点之所在。在川普之后，我们必须开始。不仅是抵抗、否认等等。我们必须开始某种东西，实际上，这个开始的问题，也就是回归真正的矛盾，回归真正的选择，回归关于人类方向的真正的战略选择的开始。我们必须建构既反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平等、也反对像川普那样的经典政治的新流氓的理念，再一次创造一个有两个战略方向——而不是只有一个——的政治场域是可能的。回到十九世纪和上个世纪初的伟大政治运动的情形。我们必须，如果我能以哲学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超越独一者(the One)，走向二元(the Two)的方向。不是一个方向，而是两个方向。我们要创造新的对新的基本选择的回归，而选择，正是政治的本质之所在。事实上，如果只有一条战略道路的话，那么，政治就会逐渐消失，而在某种意义上，川普就是这种消失的象征，因为，川普的政治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它更像是一个形象而非是一种政治。所以，回归政治，也就必然是向真实的选择的存在回归。所以，最终，在哲学概括的层面上说，这是对超越一的真实的二的辩证回归，我们可以给这种回归一些名字。
你们知道，我的愿景是提出“共产主义”这个被腐化的词（来命名这种回归），你们也知道，这个词被血腥的经验等等给腐化了。名字只是名字，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提出其他名字来命名这种回归，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这个古老的、被腐化了的词的原始意义中有某种有趣的东西。事实上，这个意义由以下四点、四原则构成，这些原则可以支持我们创造一个具有两个战略方向的新政治场域。
第一点是，社会组织的关键不必然是私有制和巨大的不平等。不必然如此。我们必须肯定，那不是必然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起一些有限的经验来证明那不是必然的，来证明永久的私有制和巨大的不平等必然是人类的生成法则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劳动者将被划分到一方面高贵的工作，如智力创造、或管理、或行政，和另一方面手工劳动及一般的物质存在两边这点也不是必然的。所有劳动分工并非永恒的法则，特别是，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长期来看是必然要被消灭的。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人类也不必然为民族、种族、宗教或性别的边界所分隔。平等必然是跨越差异的存在，故而，差异是平等的障碍。平等必然是差异本身的辩证，我，恶魔必须拒斥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差异的名义下，平等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形式的边界、对他者的排斥，所有这些都必然消失。这并非自然的法则。
最后一个原则是，以分离的武装政权形式存在的国家，也不是必然的。
这些原则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反对私有制的集体主义，反对专业化的多形态劳动者，反对封闭身份认同的普世主义，和反对国家的自由结社。当然，这只是原则，而非计划。但我们可以从这四个原则的观点出发，用它们来评判所有的政治计划、决定、党派、理念。做决定：这个决定是在这四个原则的方向上做出的吗？这些原则是关于所有决定、理念、主张的判断协议。如果一个决定，一个主张，是在这四个原则的方向上提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决定或主张，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按这些原则来进一步考察它，等等。如果明确违背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不好的决定、不好的理念、不好的计划。所以，在政治场域和新战略计划的建构中，我们也就有了一个判断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了这些原则，我们也就有了真正认识新方向到底是什么，真正认识人类本身的新战略方向的可能性。
伯尼·桑德斯主张在“我们的革命”这个名称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群体。川普的成功必然为此类想法开启的新的机遇。眼下我们必须相信他，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超越当下世界的主张，我们也可以判断它提出的主张是否与那四个原则一致。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们也必须做点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的话，那么，我们只会处在川普令人沮丧的成功带来的迷惑，那种迷惑带来的糊涂中而不能自拔。我们的革命——为什么不呢——反对他们的反动的革命，我们的革命，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站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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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聂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