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列尔莫·乌尔塔多｜拉美哲学的两种模型
作者
吉列尔莫·乌尔塔多(Guillermo Hurtado, 1962)，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活动家。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图书馆
在本文中，我将考察上个世纪在拉美得到辩护的两种对哲学的构想。我相信，我们必须放弃这两种模型，建设一个新的模型，并在这个新模型中回收前两种模型中的一些要素。在论文的结尾部分，我还将简短地思考，为在美国与拉美之间建构真正的哲学对话，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里学到什么。
现代化的模型
二十世纪拉美哲学为两种做哲学的模型所主导，我将把这两种模型称之为现代化模型，和本真性模型。
我们哲学中的现代化现象，可以回溯到十八世纪，那时，西班牙、葡萄牙和它们在美洲的殖民地发生了一场朝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开放的运动。而那一系列我们所谓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在我们的哲学中开始的。尽管在每个国家都有显著的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自那时起，我们至少经历了以下四场现代化运动：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我们经历了一场实证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拉美的实证主义把自己呈现为我们的人民要在社会和物质上进步，就一定需要的那种哲学。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当时出现了所谓的奠基大师的一代人，其中的佼佼者有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亚力山卓·科恩(Alejandro Korn)、亚力山卓·德乌斯图阿(Alekandro Deustua)卡洛斯·瓦斯·费雷拉和(Carlos Vaz Ferr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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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主义衰落后，一场规模更大的，起源于德国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沿着像新康德主义、历史主义、价值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那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脉络扩散。奥特加(Ortega)和《西方杂志》(Revista de Occidente)的影响力就和这个现象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时期，奠基大师的弟子们致力于实现弗朗西斯科·罗梅罗(Francisco Romero)所谓的“拉美哲学的规范化”。在墨西哥，这场现代化运动在1960年就开始显出疲态了，但在其他国家，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有何塞·高斯(Jose Gaos)、弗朗西斯科·罗梅罗和欧内斯托·马尔斯·瓦耶尼亚(Ernesto Marz Vallen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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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运动也开始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和导向是多样的：从马克思和葛兰西，到布洛赫和阿尔都塞。这场运动——和意图影响社会现实的实证主义运动一样——面对的也是一个广泛的哲学问题光谱，从逻辑学到美学问题，这场运动都有所涉及。由于拉美普遍的军事独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在当下一直多灾多难，且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就几乎没有人实践这种哲学了。这场运动的杰出人物有，卡洛斯·埃斯特拉达(Carlos Estrada)、艾利·德·戈塔利(Eli de Gortari)、阿多夫·桑切斯·巴斯克斯(Adolfo Sanchez Vazquez)和杰奥·科鲁兹·科斯塔(Joao Cruz Co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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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时候，一场分析的现代化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的开创者包括，阿根廷的马里奥·布涅(Mario Bunge)、格里戈利奥·克利莫夫斯基(Gregorio Klimosky)和托马斯·莫洛·辛普森(Tomas Moro Simpson)；墨西哥的亚力山卓·罗西(Alejandro Rossi)、费尔南多·萨利梅隆(Fernando Salmeron)和路易斯·维耶罗(Luis Villoro)。这批分析哲学家们给规范化拉美哲学的任务以新的动力：他们强调对像形式逻辑那样的技巧的掌握；强调关于各门科学的知识——就像之前实证主义者们做的那样；同时也强调哲学工作的严格性。
这是一个非常大概的图式。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我们的现代化运动都共享一些特定的特征。下面我即将指出其中三个。
第一，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一小群人发起，引进的计划。现代化运动力图用新的外部模型，来压倒当前内部使用的旧模型——哪怕那些旧模型一开始也是引进的。这些计划都是外来的，并因此而是某种新东西这个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现代化一开始只限于一种单纯的，对新学说和新技术的学习。这就把许多拉美哲学家置入了与外国哲学家的师/生关系之中。我们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们很少超越初始的学习阶段；学习阶段延伸的太厉害，以至于我们没法进入一个原创的阶段。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例外，但这样的例外寥寥无几。在我们的现代化者的作品中，有的只是外国哲学家的作品，这些外国哲学家被当作权威来研究和讨论。但外国哲学家，甚至来我们国家做过演说的那些，也很少在他们的作品中引用我们。因此，在大多数拉美现代化者和他们仿效的那些外国哲学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直白地说——在一个人发言，而其他人只顾着记笔记的时候，是不存在对话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拉美的现代化者也只在极少的场合下才真正地属于他们相信自己属于、或希望自己属于的那个外国哲学共同体。而且，看起来，他们只有在不用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写作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个愿望。但为得到聆听而放弃我们自己的语言，出于种种原因，是可悲的。另一方面，拉美的现代化者自己也很少互相交流，结果，他们的哲学共同体也是脆弱的。很少会有一个现代化者去阅读另一个现代化者的作品，因为他或她正忙着阅读外国权威呢。当他碰巧读到他的同事的作品的时候，他也绝不会引用他或她，而当他的确引用到他或她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对话。在现代化者的圈子里，介入拉美哲学家的作品，看起来是缺乏抱负或做事缺乏品质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这的确是件没品的事情。
北美在南北对话中占压倒性优势
这些现代化运动共享的第二个特征，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因为他们认为旧秩序是caduceus和错误的，所以，他们力图用一个新秩序来取而代之。与我们的现代化同时发生的，是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的散文主义的斗争，同时，现代化者们也在为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概念辩护。在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中，我们的哲学家都找到了他们渴望用来触及科学特有的，严格与精确的层面的研究方法。然而，这些运动的同时发生，没有形成合力，反而造成了损失：实证主义和经院哲学干了起来，新康德主义反对实证主义，现象学反对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反对它们全部，分析哲学也一样，认为“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结果，每次现代化运动取得的成果，在下一次运动开始的时候，又被丢掉了。
这些现代化运动共有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在我们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传统的计划都失败了。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新康德主义都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引导拉美哲学，对分析哲学来说也如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几乎总会失去它们在第一代运动者活跃时具有的力量，然后为新的现代化所取代。每一次现代化运动都难免受到重新在欧美建立哲学的诱惑。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学习阶段——有些人会把它描述为纯粹的模仿阶段——持续的太久了，可就算持续了这么久，它也没能与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的其他维度建立起深刻、稳定的关联。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仅是现代化者之间缺乏真正的对话，还因为他们太善忘。有人可能会回应说，我们没有义务阅读我们在哲学上的前辈，如果他们只是不好的哲学家的话——没人应该阅读不好的哲学家。也有人会说，他们只是外国哲学家的传声筒而已，我们最好直接去读那些外国哲学家。我同意，的确，阅读不好的哲学家或纯粹的传声筒是没多少道理可言的，但我不相信这样一个先验的主张，即，我们的哲学的过去没什么可以学习的。为做出这个判断，你必须首先去勤奋地阅读过去的作品并细致地批判它们。从这个细致的审查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使我们能够巩固我们的哲学传统的要素，要么通过拯救我们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要么通过丢掉我们最好忘记的那些论证。
我相信，现代化模型已经完了。不过，我不认为我们的现代化是不幸的或有害的；相反，我认为，它们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且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还很多。但我相信，现在，我们必须走不同的路了。
现在，我们必须走不同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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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的模型
我所谓的“本真性模型”一直是对现代化模型的反动，但它也是一种对一场自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开始，在我们的国家发生的运动的哲学表达；这场艺术、文学、以及普遍而言的文化运动力图重新确定，什么是（拉美）民族的或拉美的。如果说现代化模型的支持者的目的是，就像奥特加过去常说的那样，满足我们时代的高要求，并通过那样的方式，成为更好的哲学家的话，那么，本真性模型的支持者的目的则在于，我们的哲学思考应该是深刻的反思的结果，它首先应该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现实自洽一致。
什么是（拉美）民族的或拉美的？
倒不是说，一些现代化者不希望做本真的哲学。而是说，对他们来说，以本真的方式做哲学就是，就像路易斯·维耶罗指出的那样，根据自己的理由，也即，以自主的方式来做哲学。除此之外，对现代化模型的支持者来说，以本真的方式做哲学还意味着，以与自己的动机保持一致，因此也就是与自己的个人和社会条件保持一致的方式来做哲学。
尽管遵循本真性模型的运动不止一个——其中一些与其他一些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还与其他运动对抗——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一个一致的地方，就是它们都共享这样一个观念，即在不放弃对普世性的要求的同时，拉美的哲学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在这里，拉美的元哲学已经变成对欧洲哲学的一种批判了，欧洲的哲学，被视为一种恶心的欧洲中心主义，和隐藏在它所谓的普世性背后的其他“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拉美哲学的特点，是从主题本身浮现出来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拉美哲学的特点出自引导我们反思普世主题的具体的难题；再有一些人，则认为无论我们思考的是什么主题，拉美哲学的特点只可能出自于我们的思考的本真。
另一个共同点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拉美哲学是一种解放的哲学。这个观念是这样展开的：为保持本真，我们的哲学不应该被动地反思殖民列强从外部给我们强加的、和主导的精英从我们国家内部给我们强加的不义和压迫的境况；我们的哲学必须也成为解放的工具。但在这里也存在分歧：一些人满足于拉美哲学应该解放我们的意识的观念；另一些人则坚持，它也应该把我们从我们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解放出来。
在现代化模型那里我们谈论的是现代化运动的几次浪潮，在本真性模型这里，我们将谈论这个模型的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阶段或时刻。我将指出以下三个阶段：一个是墨西哥的，一个是秘鲁的，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
墨西哥民居
墨西哥阶段始于二十世纪初，当安东尼奥·卡索、何塞·巴斯孔塞罗斯(Jose Vasconcelos)和萨缪尔·拉莫斯(Samuel Ramos)开始从哲学的立场，来反思墨西哥的时候。何塞·高斯提出了作为获得对拉美哲学思想特有的那些方面的意识之手段，以及最终作为构建一种本真哲学之条件的，对观念史的系统分析。列奥波尔多·塞亚(Leopoldo Zea)则从高斯那里接受了研究观念史之重要性的信念，而且他还往前更进一步。1942年塞亚发表了《关于美洲哲学》(En torno a una filosofia americana)，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其中，塞亚称，拉美哲学家应该介入其环境特有的那些问题。几年后，在另一个题为《作为投入的哲学》(La filosofia como compromiso)中，他坚持，拉美哲学家负有关于那些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有责任为解决那些问题而努力。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亥伯龙”(Hiperion)这个群体——埃米利奥·乌朗加(Emilio Uranga)和路易斯·维耶罗是其中的领导人物——为自己设定了创造一种墨西哥哲学的任务。但这场运动很短暂，其成员不久之后又回到了现代化的模型。不过，塞亚和他的门人，则一直坚持拉美哲学的道路。
秘鲁的提提卡卡湖浮岛
秘鲁阶段的祖先则是秘鲁本土主义之父曼纽尔·冈萨雷·普拉达(Manuel Gonzalez Prada)，和《诠释秘鲁的现实/实在的七篇论文》(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on a la realidad peruana)的作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但我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活动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时期，我们最伟大的现代化者之一弗朗西斯科·米罗·格萨达(Francisco Miro Quesada)，开始对关于拉美哲学的问题感兴趣，并出版了数种关于我们哲学的历史与诠释的充满洞见的研究。大概在同一时间，1968年，奥古斯托·萨拉扎·邦迪(Augusto Salazar Bondy)发表了一篇简短而经典的论文《存在一种我们美洲的哲学吗？》(Existe una filosofia de nuestra America?)，在论文中，他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与高斯和塞亚的说法相反）。萨拉扎·邦迪主张，我们哲学的问题在于缺乏本真性，而本真性，必然是植根于我们国家的欠发达、与屈服状况的。在他看来，要本真，拉美哲学家就必须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作为被殖民者的境况，并通过斗争来克服它。秘鲁阶段还包括解放神学的开拓性作品《解放的神学》(Teologia de la liberacion)的作者，古斯塔夫·古提耶雷(Gustavo Gutierrez,)。
我所谓的阿根廷阶段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紧接在秘鲁阶段之后。那场被称为“解放的哲学”的运动诞生于1973年；沿着受萨拉扎·邦迪启发的思想脉络，和解放神学所拥抱的那种所谓的，穷人的选择，这场运动试图创造一种这样的哲学——这种哲学以反抗对全世界、特别是拉美人民的剥削为目标。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和阿图罗·安德烈·罗杰(Arturo Andres Roig)是这场运动中的显赫人物。这场运动在开始不久后就被政府镇压了，一些成员也被迫离开了阿根廷。
我想强调这点，即，在谈论本真性的模型的这些阶段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这模型只在这三个国家发展，或在这些国家，哲学家只在这些时期才致力于这些计划。你们必须只把三阶段图式当作一个大概的模型来看。
本真性的模型也有一些缺陷。这里我要讨论其中五个。
1其一，是这样一个我认为现在已经被纠正了的错误，那就是，把拉美哲学的主题的特性与其本真性混为一谈。你可以以一种完全不本真的方式来反思拉美哲学的主题。另一方面，为哲学地反思像我们的人民的文化认同那样的问题，也不一定就非得采用本真性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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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加常见的问题式，本真性模型的一些支持者会偷偷地退入现代化模型，因为他们会诉诸那些外国作家（他们发现与国人相比，这些外国作家的看法更接近于他们提出的主张）的权威，甚至是他们的新颖，来攻击那些拥抱其他外国作家的观念的拉美现代化者。我认为这解释了出自本真性模型内部的那种印象，即这种模型的支持者的一些看法是过时的或者说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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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同样严重且实际的问题在于，尽管本真性模型的一些核心人物曾是、或在运动时是文化与哲学天分出众的思想家，但他们的追随者，也即，此模型的大多数参与者本身，本身关注的作家、主题与方法论的范围却极其狭隘。结果便是，许多这种模型的践行者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哲学的贫困。同样的主题被一再重复，同样的观念得到了一千种不同方式的注释，同时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上却又明显地缺乏严格性和明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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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本真性模型的支持者有搞宗派主义的倾向。他们只跟自己人讨论，总是讨论同样的主题且很少以批判的方式来进行讨论。他们不介入现代化者的作品因为他们认为后者不值得仔细研究。他们只会肤浅地提到现代化者的作品并且，这么做为的也只是给他们打上非本真的标签，甚或是把他们说成是主导的精英的意识形态，而不真去讨论那些作品中的观念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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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模型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拉美哲学中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我们人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依附状况，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也即拉美哲学家应该担负的任务，是改变这一状况。这个假设涉及一种对哲学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有限的构想；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如此渴望的，我们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也不一定就会使我们变成更加本真、更加原创、或更有能力的哲学家。
我相信，尽管在我们的国家，还有许多成熟的群体在实践这个本真性的模型，但这模型在今天，已经陷入停滞状态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领域里没有出现任何新观念，也没什么年轻人冒出来，取代其老一辈代表人物。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转向了后殖民研究，但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以一种相当非批判的、投机的方式这么干的。我相信，和现代化模型一样，本真性模型已经走到了它的极限。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最好的东西，并用它们来为我们国家的哲学提出一种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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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现代化与本真性
一旦我们决定放弃现代化模型和本真性模型，我想，在拉美哲学中，还有待处理的，就是实践的（也就是说，不是理论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实践哲学的方式有关，并因此而要求实践上的解决方案。
我相信，拉美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哲学的共同体与传统的缺乏，而除非我们在我们自己内部创造一种真正的批判的对话，同时持续更新对过去的对话的记忆，不然，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共同体和传统的。
我要提出一些非常普遍的行动方针；当然，还有其他的行动方针。这是一个要求所有拉美哲学家来实践的问题，也是一个特别地，要求这样一种共享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特别是我们必须愿意对话——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部门的领导职位或一个杂志的编委职位来解决。而且，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制度措施来刺激形成更有利于对话和记忆的条件。我们哲学系的研究项目就应该寻找新的方式，来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培养进行批判又不乏尊重的、严格而又不乏想象的对话的习惯。我们也应该改变研究我们的哲学史的方式；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过去当作某种允许我们来理解新的东西——无论它来自国内还是国外——的东西来对待。要做到这点，我们就既不能以笨拙的、非批判的方式来荣耀化我们的过去，也不能对其他共同体和传统关上大门。另一方面，我们的期刊和其他的编辑计划也有很多事情可做。应该鼓励批判的交流和批判的评论。刺激我们自己的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的哲学家与我们在这些哲学家身上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的关系、相似性、不相似性的研究，也是有用的。我们可以做到这点，还可以做更多，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必须改变拉美哲学家的态度和成见。
但这些改变也不应该掩盖现代化者、和本真性的支持者的成就。相反，为执行我提出的行动方案，把这些运动最好的部分拯救出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拉美哲学的其他模型来说，也当如此，虽然在此时，这些模型已不再是主流。其中之一，即经院哲学。另一个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同样充满活力的模型，则是对那种接近于文学作品而非科学报告的哲学散文的追求。
从现代化者那里，我们应该恢复的是一种对严格与专业主义的强烈辩护，一种对新鲜事物（无论它来自何处）的开放态度，和一种通晓全世界哲学中发生的一切的抱负。要点不在于，为实践一种新的只顾自己的、地方性的哲学而抛弃现代化的模型。我们应该做的，是建构一种本真的传统，这种传统能够使现代化起到深刻而真正持久的效果，使我们能够本真地与其他传统交流，同时创造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历史的其他维度的生产性的联系。
从本真性模型那里，我们应该恢复的是它对自主的辩护，它对我们的思想必须与我们的现实相应的坚持，以及，最重要的，它对自由的辩护。所有这些理想都必须得到拯救。但我们必须理解，哲学，要成为解放的哲学，就必须变成那些希望解放自己的男男女女组成的智识共同体的传统的渠道。否则，力图解放我们的哲学，也会变成它所批判的东西，也即，有一块学术封地。
建设哲学共同体
为获得我们想要的那种拉美哲学，耐心、坚持、充满激情同时又自制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哲学共同体和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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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泛美洲对话的提议
我想简单地说一说在我看来，能够促使两个美洲之间进行真正的哲学对话的条件。
我认为，从在这里，我已经考察过的那两种拉美哲学模型的立场出发，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对话的。
我们现有的偶尔发生且相当肤浅的遭遇，也不可能为我们大陆南北之间的坚实而深刻的哲学对话提供条件。
特别是，我相信，我们一方面，在分析哲学领域，另一方面，在文化和后殖民研究领域可以找到的那些短暂的对话，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充满前景。
北美的分析哲学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在意其拉美同事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维度。同样，许多拉美分析哲学家也对他们自己的处境不自知或漠然以待。甚至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南北分析哲学家之间，也不存在对话的空间。对话只发生在北边，只在英语中发生，只按美国和英国那些强大的学术团体的意愿发生。另一方面，文化与后殖民理论家们不仅经常在我们的文化之间架设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还经常倾向于把拉美文化化约为美国的“拉美裔”文化，或更糟糕地，把拉美文化化约为一套可解构的民族学或文学宣言。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后殖民或庶民研究的许多范畴，是为分析前英国殖民地，如印度或特立尼达而设计的，并不适于用来分析拉美的文化和社会。
墨美边境城市TIJUANA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我想，对两个美洲之间的哲学对话来说，一个很好的选择，是把对话建立在北美的实用主义，和那种起源于何塞·奥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哲学并且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传遍拉美的特别的视角主义和理性生机主义(Ratiovitalism)之间的相遇上。这两种哲学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的地方：二者都拒绝现代的理性概念，二者也都把实践的问题纳入考虑。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的哲学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欲的，更是急需的。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城市就是两种可能冲突但也在持续地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文化的交点的迷人的例子。墨西哥和美国的哲学家，切不可忽视这一不断变化的、充满挑战的现实。
End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本文原文为Guillermo Hurtado, “Two Models of Latin American Philosophy”, 原载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ew Series, Vil. 20, No. 3 (2006), pp. 204-213。图片来自网络。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
本期编辑
李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