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犹主义”

内夫·戈登/文

王立秋/译

在2000年9月的第二次对抗爆发后不久，我参加了一场叫做Ta’ayush的犹太-巴勒斯坦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做的，是采取非暴力的、直接的行动，来反对以色列军队对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包围。其目标不仅仅是防止以色列侵犯人权，也是参与巴勒斯坦人民为自决而进行的斗争。多年来，我周末都是和Ta’ayush一起在西岸渡过的；而在一周的其他时间里，我会为地方和国际媒体撰写一些关于我们的活动的文章。我的文章引起了海法大学一位教授的注意，于是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指责我1）是叛徒，支持恐怖主义；2）是“想进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的人”，是反犹主义者。这些指控开始在右翼网站流传开来；我收到死亡威胁和大量的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的仇恨信息；我所在的大学（本古里安大学）的行政部门也收到了许多要求开除我的信件，其中一些还是学校的主要捐赠人写来的。

我提到这个个人经验，是因为尽管以色列国内外的人都表达了对我的平安的关切，和对我的支持，但我感觉，在他们为我的安全而感到的真实的恐慌中，他们没有把握到关于“新反犹主义”这一指控及这一指控从根本上说针对的目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新反犹主义”——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以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行动与政策的形式出现，它经常表现在这样的运动中，这些运动要求以色列政府遵守国际法。这样的运动的一个新近的实例，是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就此而言，新反犹主义，是不同于“传统的”反犹主义的。传统的反犹主义，被理解为对犹太人本身的仇恨，即那种认为犹太人自然地低人一等，相信世界犹太阴谋、或者说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等的（暗中）操控。“新反犹主义”与传统形式的反犹主义的区别，也在于涉嫌的罪人的政治喜好：我们过去总认为，反犹主义出自于政治上的右翼，而如今，新反犹主义，在其指控者看来，则主要是在政治上的左翼那边。

“新反犹主义”的逻辑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三段论：i)反犹主义即仇恨犹太人；ii)是犹太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iii)因此，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主义。问题出在第二个命题上。那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便等同于犹太性(Jewishness)，或以色列国与犹太人民（在概念上）完全重叠的主张，是错误的。许多犹太人并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犹太复国主义也有许许多多绝不内嵌于犹太性、绝非犹太性的特征，而毋宁说是出自于过去三百年来的民族主义和定居者殖民意识形态的特点。对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的批判，不必然是对犹太人的敌意的产物；反过来说，对犹太人的仇恨，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引出反犹主义。

不仅如此，而且，一个人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反犹主义者也是可能的。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欧洲的极右翼政客的言论就已经证明了这点。美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就不觉得说自己是“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什么问题（他在以色列的Channel 2新闻频道对采访他的人解释说，“身为有家国感和人民感，知道犹太人民的历史与经验的以色列公民，你应该尊重像我这样，对白人有类似情感的人……我们也想有一个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家。就像在以色列，你们也想要一个安全的国家一样”）。意大利全国联盟的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和荷兰自由党的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也表达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及以色列国的“白人”族群统治的欣赏，同时在其他场合下，又阐明了他们的反犹观点。以色列吸引这些反犹主义者的地方有三个，首先，是以色列国家的族群统治特征（白人一族统治）；其次，他们认为以色列和他们共享的对伊斯兰的恐惧（伊斯兰恐惧症）；最后，以色列针对来自非洲的黑人移民的毫无歉意的严苛政策（在近来一系列强制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移民离开以色列的措施中有这么一条：今年早些时候，以色列开始推行这样的法规，要求来以色列寻求庇护的人，把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存入一个基金，这笔钱只有在他们离开以色列的时候才会还给他们）。

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可以同时发生的话——根据矛盾律——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不可以彼此化约的。当然，的确，在特定情况下，反犹太复国主义可以且的确与反犹主义重叠，但这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可以与反犹主义相符。你可以在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同时，也是反犹主义者，但反犹主义可以与如此之多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反犹太复国主义结盟这个事实实际上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它或它们的事情。然而，尽管反犹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之间存在清晰的节分，但如今，一些政府和智库以及非政府组织，却还在坚持这种看法，认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必然是反犹主义的一种形式。当前英国镇政府采取的（反犹主义）定义提供了反犹主义的十一个例子，其中有七个涉及对以色列的批评——这就是何以这种对反犹主义的新理解（即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已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看法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任何针对以色列国的批评，都被打上了反犹主义的污名。

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

关于这种“新反犹主义”，一个特殊但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发生在2005年，当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区的时候。当士兵来疏散在该区域生活的八千名犹太定居者的时候，一些定居者通过佩戴黄色星星、坚持他们不会“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夫”来表示抗议。印第安纳大学犹太研究教授绍尔·马吉德(Shaul Magid)指出，在这么做的时候，这些定居者实际上是把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军队塑造成了反犹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政府和士兵就是反犹主义者——不是因为他们恨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破坏了建立所谓的更伟大的以色列的计划。这种把去殖民化再现为反犹主义的操作，是正确理解在人们受到“新反犹主义”的指控的时候，事情的重点到底在哪里的关键。在海法大学的教授给我打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的时候，我并不是他真正的目标。像我这样的人经常会遭到类似的攻击，但在指责者看来，我们实际上是“新反犹主义”机器的人肉盾牌。“新反犹主义”这一指控的真正目标，是巴勒斯坦人。

这里有一个讽刺的地方。历史上，反对反犹主义的斗争追求的，是推进犹太人的平权和解放。而那些谴责“新反犹主义”的人，则是在力图使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和压迫合法化。在前者那里，希望压迫、支配、和灭绝犹太人的人被打上了反犹主义的标签；在后者那里，希望参与摆脱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人被打上了反犹主义的标签。如此，就像朱迪斯·巴特勒已经评论过的那样，“（同）一种对正义的激情”被“重新命名为反犹主义”。

以色列政府需要“新反犹主义”来为其行动证明，保护它不受国内外的谴责。反犹主义被有效地武器化了，它不仅被用来压制言论——“指控真不真无所谓”，巴特勒写道；指控的目的是“引起痛苦、生产羞耻、和使被指控者沉默”——也被用来镇压解放的政治。反对以色列的殖民计划和对权利的侵犯的非暴力的BDS运动被打上反犹主义的标签，不是因为BDS的支持者仇恨犹太人，而是因为它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这也强调了“新反犹主义”更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一般而言，说某人是“反犹主义者”，就是要暴露和谴责其种族主义；而在这个新的场合下，“反犹主义”这个指控，反倒被用来保卫种族主义，被用来维持一个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政权了。

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一个在拒绝仇恨犹太人的同时，也不至于增加巴勒斯坦领土上或任何地方的不义和剥夺的反-反犹主义的概念。这个困境有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同时反对这两种不义。我们可以在谴责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和罪行（就像近来美国发生的那些事件）的同时，也谴责以色列的殖民计划，并支持巴勒斯坦为自决而进行的斗争。但就目前来说，为完成这些任务，首先，我们必须拒绝那种把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

原文为Neve Gordon, “The ‘New Anti-Semitism’”，原载LRB, Vol. 40, No. 01, 4 January 2018, p. 18. 原文链接为：https://www.lrb.co.uk/v40/n01/neve-gordon/the-new-anti-semitism。译者王立秋，感谢译者授权海螺社区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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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