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与深海之眼：动物影像的媒体考古

   2005年，吕克·雅克（Luc Jacquet）的《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上映，描绘了南极帝企鹅在极端严寒环境下的繁殖周期。该片斩获200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并成为美国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纪录片（第一名为《华氏911》）。影片的拍摄和剪辑大量运用动物视点镜头，而其中最迷人的段落更是直接将摄影机绑附在企鹅身上完成的水下拍摄。镜头中，企鹅正围绕着冰块游动捕猎，它的喙和头顶出现在荧幕画框的底部。剪辑在前后情节中的这段影像就像被缝合的记忆序列，将观众置于动物的视角。而且，这不是通过对动物视点的人工模拟和编辑，而是将摄像机物理性地固定在企鹅身体上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背负摄像机提供的直接视觉经验比任何人工的模拟都更加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同时，《帝企鹅日记》的DVD附赠了国家地理拍摄的一部科学纪录片（National Geographic-Crittercam: Emperor Penguins, 2006），关于科学家在南极帝企鹅身上进行的一项实验。他们把摄像机绑在企鹅的背上，以获取企鹅捕猎策略的实验数据。

《帝企鹅日记》剧照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科学家、爱好者和艺术家开始使用各种动物进行影片素材的摄取，动物影像（Crittercam）已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专有影片类型的代名词。这其中最新的一部，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于今年2月刚刚推出的《假如动物会摄影》（Animals with Cameras，2018），一经上线就受到影迷追捧。然而本文将说明，这或许并不是一种全新的视觉经验，其历史比我们设想的更为长久。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提示，回溯这项媒体技术应用的社会史将有助于我们重估“动物之眼”的未来所可能通往的科学与伦理命题。

      动物影像的早期尝试可追溯自20世纪初影像技术和市场环境的特别历史构造，以及业余发明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里乌斯·诺伊布龙纳（Julius Neubronner）因工作和兴趣的驱动，将三种原本不相干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信鸽，小型化胶片机和气动快门计时器，这构成了今日动物摄像术的基本原型。

      1903年，法兰克福附近克龙贝尔格镇（Kronberg）的药剂师诺伊布龙纳重操了半个世纪前父亲的业务，用信鸽从临近城镇的一家疗养院接受处方，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投递75克以下的急诊药物。当时他的一只鸽子在迷雾中迷失方向，却在四个星期之后安稳返回，且神秘地被喂饱了。于是诺伊布龙纳突发灵感，何不将自动相机安装在鸽子身上来追踪他们的飞行轨迹。 1907年诺伊布龙纳以“从上空拍摄风景照片的方法和手段”为名申请发明专利，德国专利局不相信信鸽有此种承载力而否决了专利，直到1908年他在展示了经认证的照片后专利才获得批准。该专利中描述的“双镜头”小型相机具有指向相反方向（向前/向后）的两个透镜，每个焦距为40毫米，由单个焦平面快门操作。相机可以在气动系统设定的时间同时进行两次玻璃底板曝光。诺伊布龙纳于1909年德累斯顿国际摄影展公开了这项技术，并在法兰克福国际航空展、以及1910与1911年的巴黎国际航空太空展中获奖并出售由鸽子摄影照片制成的明信片。其中最有名的一副摄于Schlosshotel Kronberg，因恰好在画框中拍到了鸽子的翅膀。由此可见，对于空中摄影而言，动物的使用除了带来新的技术发明专利，也提供了一种新奇的消费视点——飞鸟之眼的都市景观。

   鸽子摄影（Brieftaubenfotografie）这一融合发明在德国的出现，提示了信鸽和小型化影像器材的社会应用史。邮鸽和军鸽很早就成为人类驯化的运载动物以传递重要讯息。借助这种强壮且识途的鸟类，政治家和军事家常常能在战场上获得先机。1871年普法战争巴黎围城期间，信鸽因传递了大量制成微缩胶卷的电报而名声大噪。然而随着19世纪航拍领域的蓬勃发展，信鸽有了比传递信息更多元的影像采集用途。小型相机的应用，使得动物成为继热气球、风筝和火箭之外，航拍领域的早期解决方案。这些新兴的媒体再现手段为工业革命时期的中产阶层提供了可供消费的新鲜视觉娱乐，进入了市民的私人空间。

诺伊布龙纳与其发明

      20世纪初，小型化影像设备的业余应用和家庭投影市场的兴起，被认为是现代影院及其观影制度建立前“被压抑的”电影前史。制作鸽子摄影的诺伊布龙纳是当时德国业余电影爱好者的典型例证。这位职业药剂师除了从事鸽子有关的发明，还是乐器发明家、收藏家、娱乐影片作者和沙龙主人。除了鸽子相机，他在去世时还留下了上百部用Kino设备拍摄的电影作品，这些自制影像的内容涉及了当时的各种公共活动——皇室出游、阅兵、赛车等等，还有他和子女、朋友们表演的幽默小品、杂记、魔术等。他在1908年后淡出电影拍摄，又转回到早年喜爱的立体摄影术（stereoscopic photography），为此他发明了一种用于立体胶片投影的胶带，这项专利的商业应用奠定了后来以他本人命名的家族企业。此人很好地代表了世纪初期欧洲的影像爱好者群体，专业、富有、雄心勃勃且乐于跨越兴趣和商业的界线，并痴迷于探索新技术的可能用途。此外，诺伊布龙纳还是一位好客的沙龙主人，他在自家客厅用Kino设备放映各式题材的自制电影，观众不限于家庭成员，还有受邀的朋友和客人。在当时，这种家庭剧场成为中上层社会接触影像新媒体的重要场所。

     世纪初期爱好者自制内容和家庭幻灯、电影放映的快速发展，与当时器材制造商的成功营销策略分不开。在由专利竞争驱动的早期电影史中，涌入活动影像这个新兴市场的企业家们，想与握有35毫米胶片专利标准的主导厂商进行差异化竞争，就要制定自己的标准。17.5毫米既大大降低成本，又打开了业余爱好者市场，因此受到多家企业的青睐，在众多失败的尝试中，恩尼曼公司（Erneman AG）的Kino并不是第一家但却是最成功的一家。木质的Kino重量仅800克，采用中心穿孔17.5毫米胶片，由标准35毫米赛璐珞切成两部分制成。恩尼曼销售设备的同时以米为单位销售胶片，以及一系列用Kino拍摄的可直接投影观看的成片。这种将设备和家庭放映内容一起分发的营销策略，鼓励了大量像诺伊布龙纳的爱好者效仿自制内容，他们不仅成了设备的主要消费者，还可以直接提供符合图像品质标准的原创内容，这种激励机制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业余放映市场。很快，中上层的家庭影像制作和放映在德国流行起来。到1907年，恩尼曼在这个细分市场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

      Kino致力于使移动影像进入客厅，但恩尼曼自己不制作任何影片，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由各类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组成的生产者网络来提供内容。不难理解，类似鸽子摄影的创新在这样的生产网络中孕育出来。然而，家庭影像产品鼓励原创的分销策略吸引了不同趣味和不同目标的内容生产和私密放映场景，不可避免引发社会对新媒体的“道德恐慌”。比如专为男士提供的带有色情意味的影片（pkikant），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一个流行类别。1906年后，教育部门和改革者越来越关注电影的不良影响，电影审查开始在德国各个城市推行。1910年，柏林警方因观看“淫秽内容”逮捕了200名来自上流社会的男性。这些影像除一部分来自法国，其17.5毫米的规格证明其源自本地的业余制片。市场监管环境的变化，使得影像厂商开始纷纷转向科学和教育应用领域，1908年后恩尼曼停止了17.5毫米胶片产线，转而开发更适合于科学和教育市场的光学镜头，并开始建立面向科普市场的35毫米发行网络。随着小型设备市场的萎缩、影院的发展、业余制片的减少，家庭影院昙花一现。发行和实践方式的迅速变化，为电影和影院的建制化铺平了道路。

     随着市场环境和早期影像文化的转型，动物影像技术只在军事用途中被保留和继续发展。以飞鸟之眼获取情报，普鲁士军事部在1908年后对鸽子摄影的军事应用前景产生了兴趣。诺伊布龙纳热情地投入了此类军事实验，并发明了一种移动鸽舍来训练鸽子在战场上的返回能力。1912年，他完成从2公里外对泰戈尔水利要塞（Tegel Water Works）的航拍侦查任务。更大胆的计划包括用飞艇运载大数量的鸽子到达敌阵后方，在敌方防空火力不及的高度释放侦查信鸽，以飞艇充当航空母舰一样的角色进行回收。

战争时期航拍鸽

      在1932年仍有报告指出德军在训练摄影用的鸽子，且该德制鸽子相机可以在单次行程中做出200次的曝光。同年，法军也宣称他们开发了鸽子用的相机，同时利用训练过的背着鸽笼的军犬在敌人后方释放鸽子。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项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广泛部署。但在冷战时期，CIA直到70年代依然在进行电池驱动的微型鸽子相机的研发，即使在拥有了无人机和间谍卫星等先进科技后，动物影像因其隐蔽和低空的优势未被完全放弃，但相关的细节仍属机密。2008年，伊朗方面曾宣称他们的南塔兹核设施附近抓住了两只疑似间谍鸽子。

      一战后直至八十年代末，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除军方未被证实的秘密应用外，动物摄影技术和相关的社会需求都处于停滞状态。有趣的是，在人类已经拥有了诸如战斧导弹视点的后现代视觉能力时，为什么还会再重启动物影像这项稍显陈旧的技术，或者说为何到临近新世纪动物影像技术才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这需要与回溯百年前技术场景类似的问题意识——即科技是与社会实践扭结的产物，而不是目的论展开的自然过程。在媒体社会史的关照下，动物影像技术为什么目的而发展，影片为什么市场而制作，又如何与其他影像和科技领域发生关联？

      国家地理频道网站的动物影像起源叙事如下：1986年，在贝里斯附近海域，一条大鲨鱼正游过潜水的生物学研究生兼影片制作人格雷格马歇尔（Greg Marshall）。马歇尔望着游走消失的鲨鱼，发现一条印仔鱼（remora），恰如一个不引人注意的旁观者，紧紧地吸附在鲨鱼的腹部。嫉妒于印仔鱼对鲨鱼的伴随，马歇尔构想了一种等效的机械装置——一架附着在海洋生物身上的防水摄像机。 他首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小型化后可能的电池续航力，设备外径从1986年的7英寸缩小到2004年的2.5英寸。有趣的是，一开始马歇尔在申请此项目的经费和证明其科学可信性上并不成功，直到国家地理学会的介入。这归功于国家地理频道制作人约翰·布雷达（John Bredar）的敏锐直觉——这项技术可能带来创新的节目内容。在1992年成功的尝试后，马歇尔被任命领导了国家地理的远程成像项目。很显然，动物摄影的重新上路依然来自影像市场的需求，它的科学目的必须被封装进家庭录影带中。

      2004年国家地理频道推出了系列剧集《动物摄影》（Crittercam，2004）。影片宣称由携带相机的动物亲自深入水族世界成为家庭录影的作者，在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获得野生动物真实生活状况的报告。同样是在200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了使用附于隼和苍鹰身上的微型摄像机获取实时影像的记录节目。此后几年动物摄影技术被自然类纪录片广泛应用，也几乎在同期吕克·雅克的《帝企鹅日记》斩获奥斯卡。然而为什么海洋生物学家要在他们的研究对象身上直接安装摄像机，结果却是为了获得一些独特的家庭电影（home movies）呢？在2004年的电视节目中，动物摄影“可以揭示隐藏的生命”。国家地理的镜头作为穿在动物身上的高科技视频工具，可以报告那些来自濒危世界的、濒临灭绝的物种。这些前所未有的信息具有特殊的力量，“当动物充当你的摄影师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影片自称动物摄影正迅速将科幻小说变为现实，消除人类的物理性存在，让心灵性的眼睛（mentalistic camera’s eye）进入野生动物未经打扰的栖息地。然而在哈拉维看来，这种无中介的、立即体验他者感受的影像承诺本身是非常可疑的。

《动物世界》内容画面

      假如我们把印仔鱼当做动物摄像机的类比，我们就必须反思一下人类和那些被吸附了摄影机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很显然，新世纪的摄影机是安装在野生动物身上，这不同于早期业余电影、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实践。在过去，摄影装置中的动物是被驯化之后和人类一同作业的工具物种，与人类构成某种共栖关系（cohabitation）。在这种关系中，技术伦理问题被压抑在鸽子的工具属性里。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鸽子影像包含了信鸽、小型设备商、业余电影爱好者、航空博览会和家庭放映，那么21世纪的动物影像作为技术和社会实践的组合物，则包括了野生海洋生物、科学家、摄像头及各种相关设备、国家地理学会、电视节目、相关网站、以及海洋科学期刊上的严肃发表物。这套组合物背后的很多议题有待细查。

      首先这一装置的技术和社会应用史需要被检视，正如前文所做的梳理。其次装置的可用性和内容的读解也并不简单：装置如何安装，是否会损坏，数据如何收集和读取，不同受众如何获得观赏动物家庭录影的符号知识，国家地理的影片计划如何跟进行中的科研项目建立联系，什么样的人类和动物劳动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因此，不管这类视频如何宣称观看过程取消了身体性和物质性的介入，这都不是受众实际观看的真实体验和快感来源。这种叙事既不符合动物影像的历史，也不符合其现状。

      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为节目特设的展览中，观看展览的儿童觉得科学家们捕捉鲨鱼并快速安装摄像机的内容与动物摄影的素材本身同样有趣。节目里观众很快就会看到，捕获动物并安装设备需要快船、专业飞行员、敏捷且肌肉发达的科学家。特别是在鲸身上安装摄像机的内容，首先要获得靠近鲸类的联邦政府许可，再历经几个星期的海上追踪和尝试，在多次失败后才终获成功。在某些人迹罕至的偏僻海域，还需要雇佣当地土著上船充当向导和追踪员。在哈拉维看来，这种影像生产的雇佣劳动中当然也隐含着土著居民身份的复杂蜕变。

      最后，虽然新世纪的动物影像是由新的自然环保观念带来的家庭影片，可这项技术和视点的发明并不新鲜，其一百年的媒体考古前史，也提示我们将动物之眼的快感属性置于更历史化的反思之中。专家们声称这一设备的发明促使人们积极地去了解动物世界的未知领域。但很显然，不被大众观看，这项技术就没有市场，它供给了一种调用陌生视觉经验的记录和叙事类型，而非纯粹的科学事实。国家地理节目的符号语言邀请观看者以第一人称电子游戏式的视点进入，屏幕被框定成一个游戏空间。动物头戴镜头的运动视点犹如一个游戏中的化身（avatar），让玩家（观众）体验了野生动物的习性。不过，如果不经基于电视符号语言成规的剪辑，这些原始素材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画面，摄到的可能大多是浑浊的淤泥和海水。因为当下最先进的动物摄影机依然像一百年前那样难以操控。要足够小和轻的设计满足各种不同动物的载荷能力，方向和速度的有效控制，这些都是现有技术逻辑所面临的限制。

      然而，体外化设备的暂时限制不是让我们松口气的理由，当我们掌握了遥控动物本身的方法——一百年前梦寐以求的对动物间谍的操控，那时的问题将变得更加棘手。2007年中国科学家宣称实现了世界上首次对鸽子的电子遥控飞行。科学家用计算机发送信号给鸽子大脑中的植入物，以刺激大脑的不同区域来驱使鸟类遵守命令。他们希望这项技术在不久的将来投入使用。可想而知，随着赛博格化生命科技的进展，新的媒体形式呼之欲出，而这些技术谱系的社会构造和意图早已深藏于人类纪的层累中，那么对媒体的考古即是对未来的征兆。动物之眼望向之处，是无边的天空与深海，更是无尽的狂喜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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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与信息社会研究、媒介史、文化研究，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

本文原载于《电影艺术》杂志2018年第3期，作者王洪喆授权海螺发表全文版。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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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