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中国应该加入吗？

萨米尔·阿明 / 文

王立秋 / 译

一：全球化的金融层面

全球化有三个层面，即：(i)自由的全球贸易，(ii)自由的国际资本实际投资，(iii)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自由的金融交易（流动资本的转移，包括外汇交易）。假如所有这些市场当真都是开放的、交易也当真都是“透明的”，那么，竞争，也会因此而变成一个实际的现实。但这套假设隐藏了一些重大的、实际的现实（见后文）。

1. 

中国自1978年起的改革开放，是从开放中国的国内生产系统，使之服从于市场机制的法则——同时，对全球贸易开放——开始的。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的框架内，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投资的自由化：外资被引进中国，后来，中国的投资也走出了国门。但直到现在，中国都还没有融入国际货币与金融系统：中国的银行，都是受中国政权控制、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国的银行，人民币的汇率，也是由央行也即政府决定的。

在促进GDP增长，并因此而打开了一个“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个赶超的结果，将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的可能远景的意义上说，这个系统是成功的。

2. 

现在，中国正在思考深化改革开放的下一个步骤，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开放资本项目”，这意味着：(i)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与中国的公营或私营银行竞争；(ii)取消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允许自由的国际市场起作用，生成可变的、浮动的汇率。

3. 

同时，中国也在批评当前的全球化系统，它认为这个系统方方面面都服从于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霸权”。这个看法的言下之意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也和在真实世界中运作的政治的、和地缘战略的权力有关。这个联系，的确也辨认出一个经常为经济学教授所忽视的重要现实。中国为“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非霸权的”全球化——而斗争。

4. 

因此，我们应该仔细地考察加入全球金融化的提议，并回答以下这组问题：(i)这一举动会促进中国的增长吗？还是说，它将是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障碍？(ii)人民币的浮动汇率，会给中国成为能够与其他金融大国，特别是美国及其美元竞争的、真正的全球金融大国，带来更多的机遇吗？(iii)总之，相信西方大国会容忍中国成为强大的世界经济体，并接受中国成为大金融操纵者“俱乐部”的一员，是明智的吗？还是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地缘战略，将计划采取行动，来确保中国的追赶计划以失败告终？并且它们会为这个目的使用一切的手段，无论是经济的、金融的、还是最终军事的手段。

二： 国家控制资本项目：中国手中一件得到有效使用，并且迄今以来一直成效显著的武器

1.谁控制着所谓的全球整合的货币

与金融市场？

邓小平说，要实事求是。这正是传统的专业“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在美国接受训练和洗脑的中国“专家”——做不到的。

a) 传统经济学家发展出各种建立在一个完全是想象出来的、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系统毫无共同之处的世界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他们所谓的“自由而透明的竞争”（包括全球金融市场中的竞争）的“理论”。他们假设：(i) 数百万“个体”在市场中活动；(ii) 这些个体都是“理性的”——共享对市场中的运动的“理性预期”；(iii) 他们得益于帮助他们理性决策的、正确透明的信息。

这些假设没有一个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统治当代资本主义的，是一小撮体量巨大的垄断寡头（金融垄断），它们控制了商品和主要的服务的生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还使那些看起来独立的行动者（农场主，中小规模的企业）从属于分包商的地位，并因而使它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垄断租。

b) 同时，传统经济学家忽视了把金融交易的目标，和美国及追随它的盟友（欧洲和日本）发展出来的地缘战略的目标关联在一起的密切联系。这些关联反映了这个“三巨头的集体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战略，其目标，是通过使用一切手段——“经济的”，更具体地说，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来维持这个集体对全球的排他性的控制。当代事件的历史，和对这些事件的分析，说明了这些行为。

2.中国当局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是确保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a) 中国的国家银行成功地资助了数以万计的公营和私营的小企业（所谓的乡镇企业）。在全球南方的其他地方落脚的外国大银行，从来不会选择这么做。它们都只会支持跨国企业，而后者，最终又协助创造出那些把地方的中小规模分包企业置于从属位置，并因此而把它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金融垄断租的网络。中国的改革开放，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管控，才能够保障这个剩余依然留在中国，并为中国的持续增长提供资金。

b)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允许它为外国的投资制订条件（关于和中国的公私资本共享产权、转让技术、转让利润，等等）。如果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系统的话，那么，外国的资本就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条件了。

c)“市场浮动汇率”系统会使经济增长变得“稳定”吗？

可变汇率，作为一个体系，在1973年为取代由美国单边决定相对稳定的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三巨头（欧洲和日本）的伙伴们接受了这个体系，并把它推行到几乎所有南方国家。

五十年后，这一实践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新体系并没有带来稳定性，甚至从相对的角度，参照主要货币（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欧元）的汇率来看，也没有。相反，我们见证了巨大的波动（比如说，在几个月内，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从1.5倍跌到三分之二）。这样的波动，并没有反映出相关国家的竞争力的变化（在生产力不平等增长的支配下，竞争力水平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它们是投机性的金融投资的开放市场带来的结果：而使后者成为必然的，又是利润剩余的持续增长（这些剩余，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系统下，又不可能拿去重新投资、扩大生产系统）。

其次：就主要货币（美元、英镑、日元、欧元），和几乎所有南方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而言，新体系也带来了持续的贬值。这样的结果，是金融垄断资本在南方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实际资产（工厂、矿藏、森林、土地、银行、保险等等）的手段。因此，它没有促进增长，反而加强了掠夺。

在这方面，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印度已经从一个有限控制其资本项目的系统，变成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的结果。

中国2015年的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八；按现值美元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十六（这个差别很小）。印度的GDP按购买力来算，是全球GDP的百分之八；按美元来算，则不到全球GDP的百分之二。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战略——抹杀数百万印度生产者的竞争力，把他们贬低到分包商的地位，以便他们生产的剩余转化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租——取得了成功。

中国向一个可变的“市场”汇率系统发展，会带来完全相似的结果：数百万充满竞争力的中国生产者会被消灭；赶超的梦想也会因此而破灭。而这，确切来说，正是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目标。那种认为中国只要对这个整合的全球市场采取“聪明的”政策，就能避免这样的结果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难道印度人就愚蠢吗？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领导人要接受这样的买卖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国内）一小撮与外国金融资本联营的次属公司，从他们的合谋中，牟取了巨大的财富。这一实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买办阶级，当年联合英国金融资本创建著名的汇丰银行（这个银行原本是为了给鸦片战争提供资金而建立的！）的，就是这个阶级。

d) 据说，可变汇率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而有利于出口的增长。这是错误的：决定出口量的，是另外一些更加重要的因素（产品的性质和产量）。而且，为什么中国要持续追求这个目标——即，以高于其GDP增长速度的速率，扩大它的出口——呢？这个选择是荒谬的：相反，中国应该更加优先考虑它的国内市场，以降低其脆弱程度，实现更好的福利，纠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可变汇率加大了国内经济政策的选择限度吗？没有，相反，它限制了那个限度，因为在可变汇率下，国家政策就只能从大国允许的那些选择里选了。欧洲的案例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盟的框架下，其成员国的腾挪限度大大缩小了。

e) 关于增加中国的资本出口，以取代中国的剩余全部投向美国的债券：只要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军事干涉的威胁，来保护它的资产，那么，它就不能避免在国外购买实际资产（公司、矿藏、耕地）的脆弱性。加入全球金融系统并不能降低这种脆弱性。

f) 多亏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中国才没有受害于2007/8年的金融危机。亚洲的其他融入了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国家，则饱受那次危机的摧残。外国金融资本把危机的代价转嫁到了那些国家，使它们的货币贬值，这样，在印尼的外国银行就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购买林地（后来变成了棕榈油生产基地）、矿藏等等。在不远的、可见的未来，还会发生类似的，由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真的走向现在提出的那种新开放的话，那么，在危机中，它的财富将遭到巨大的破坏和掠夺。

3.中国有可能被接纳为一个扩大的、由四方联合组成的新帝国主义集团中的一员吗？还是说，帝国主义三巨头会努力维持其现有成员数量？

a) 我相信，美国为首的三巨头无意招募新成员，反而会尽一切努力来维持它们对这个地球的全部控制。相信它们会接受中国的赶超计划，是非常幼稚的。

在这方面，俄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它争取被承认为这个专属俱乐部中的一员的权利，是如何为其他所有成员所拒绝的。叶利钦放弃了他手中所有的资源，简单地完全恢复了资本主义。但就算是这样，俄国还是被拒绝加入“欧洲”和北约的权利。西方的战略目标是，把俄国贬低为原材料的提供商，并且，有可能的话，把它残余的工业，也压到分包商的水平。

b) 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可见的了。北朝鲜和伊朗已经被美国、欧洲、以色列、日本选择为最终军事干涉的目标；达赖喇嘛和维吾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得到了这些势力的支持，而它们为的是从那些地方开始，分裂中国。

c) 与此同时，经济制裁又如何呢？

美国给了自己超常的特权：否认国际法的合法性，以及，把美国法律的优先性摆到国际法之上的特权。因此，当它决定制裁一个国家（现在是伊朗）的时候，它同时迫使世界各国也来执行这些制裁；否则，美国就会把惩罚扩大到它的同伙身上（包括欧洲）。欧洲会接受（即在美国的威胁下参与制裁）吗？我的回答是，会的，尽管这些制裁给欧洲的公司和银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是，只要中国与金融全球化保持距离，针对它的制裁，就其有效性而言，就仍然是有限的。例子是：当一家在信息科学领域运作的美国公司退出，中国就会立刻引进一家和它竞争的英国公司来取代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出口商品进行制裁的话，那么，中国就会报之以类似的制裁。如果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国门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失去这个巨大的优势。

结论

没必要急着加入全球化的金融系统，这个系统，只是华盛顿维持美元排他特权的保障而已。而且，当前的整个全球化模式，都已经陷入危机了，这就为系统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留在外面，可以为替代性的独立的区域系统的可能建构打开空间，而后者，又将为一种替代性的非霸权的全球化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同时，长期来看，世界资本主义，是无法与非资本主义的实体，以及甚至仅仅是相对独立的实体兼容的。

留在金融全球化的外面，是你们手中一件重要的武器；别把这武器交给你们的敌人！

附录

货币战争（访谈）

潘巴祖卡（Pambazuka）；英国牛津大学；2010年11月25日的访谈

采访者：潘巴祖卡新闻

受访者：萨米尔·阿明

Q

最近G20会议上的讨论提出的所谓的“货币战争”，在眼下非常流行。您能解释一下货币战争是什么意思吗？

萨米尔·

阿明

关于货币战争的话语、修辞是非常肤浅甚至充满误导性的。众所周知，谈论货币战争的人说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贬值了，而这对全球贸易平衡来说不好。就好像中国要为系统的“不好”负主要和完全的责任一样。每个人都在说，人民币贬值了。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权力——也即，美元的权力——和现存的整合的全球货币与金融系统和市场中其他所谓的伙伴的无-权力[non-power]（因此，这些伙伴实际上也不是伙伴[non-partner]）之间的不平衡。

真正的问题是那个不平衡。你听听美国当局是怎么说话的，你就知道这个不平衡是多么地显而易见的了。美国说，并且它傲慢地反复重申这点：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和你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把根据它自己的需要和目标（无论好坏）来管理它自己的货币的工具，留在自己手中。这的确也是美联储做的事情，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受美国财政部管辖。美联储把执行它认为必要的货币政策，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人的工具留在自己手中。所以，是美联储，而不是银行系统固定了利率。美国把利率定高、定低，都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目标，无论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它就是有这个权利，并且它紧紧抓住这个权利不放。美国还保留了让美联储买进长期国库券的权利——这，说到底，就是通过通胀、通过印钱，来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

主权国家有正常的权利，它们也会保持那些权利。它们自由、独立做出的决定，无论是什么，当然也会对其他伙伴造成影响。这样的决定，在许多情况下，对其他国家来说，是有害的。它们说，好吧可这是我们的货币。你们要是不爽，那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应该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可以采纳这个原则的话，那么，其他的所有国家，也可以采纳这个原则。国际法有一个基本的、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国家的主权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为自己保留了那些权利，那么，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这么做。而这确切来说，就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中国的行为，就和美国一模一样：它保留了根据它自己的目标和需要来管理它的货币政策的工具。决定中国利率，和购买中国国库券（也即，通过通胀来弥补最终的国家财政赤字）的，也是中国政权控制的，中国的中央银行。

此刻并没有赤字，但要点在于，他们保留了那个权利。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和美国没有任何区别。它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它保留了它所有的主权权利，就像美国保留了它的主权权利那样。

所以，中国人在对美国人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是绝对正确的：如果说美元是你们的货币和我们的问题，那么，同样，人民币是我们的货币和你们的问题！所以，你们（美国）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跑来怪我们。

另外，美国的问题，也不是中国的行为导致的结果，相反，这些问题，是美国在与公司管理、教育与研发设计、金融管理等相关的许多方面的失败造成的结果。因此，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华盛顿的命令，而且，坦白说，中国也的确不接受这些命令。但美国的宣传还没完没了——都怪中国，都怪中国，都怪中国。

在眼下的事态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不幸地，除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保留那些权利。没有任何其他大的（G20的）伙伴完全保留过那些权利，尽管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和巴西，做过一些差不多是那个效果的事情。相反，他们普遍接受美国的命令。

的确，“欧元大陆”通过马斯特里希特和里斯本协定阉割了自己。它自己为自己所谓的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并非中央银行（因为不存在负责经营它的欧洲政权）——的运营采取了一些有趣的规定。它不可以向成员国贷款，而美联储和财政部，是的确可以给州贷款的，就像中国的中央银行可以给国家贷款那样。

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之所以会有这样难以置信的态度，再一次地，是因为不存在欧洲政权，且欧盟也不信任欧洲的民族国家。因此，不给各国贷款的决定，出自于这样一种有趣的信念，那就是，中央政府要扮演的唯一角色，是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任何程度的通胀！“无通胀”法则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原则。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布罗迪说过，这是十分愚蠢的。的确如此。类似地，欧洲中央银行也不决定利率。它把利率留给所谓的“市场”来决定。而实际上，这意味着，它把利率留给大银行，欧洲的和美国的大银行，甚至在欧洲运营的日本银行来决定。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把自己给阉割了。所以，欧洲人是没有资格来告诉中国人，是他们的错的。为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规则的不是中国人！如果说这些规则是白痴、愚蠢的话，那么，那也是欧洲人的错。

至于其他伙伴，也即大不列颠和日本，它们也为站到美国身后而接受了，并且持续接受着美国的命令，并且把全球整合的货币和金融系统，留给美国来管理。换言之，它们接受了那种有利于美国的，根本的不平衡。这也是它们的问题：如果它们决定听从美国的命令的话，那它们哪里来的自信，抱怨中国不那么做！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有权像美国和中国那样管理他们自己的货币。但他们做了一个政治决定，要站到美国那边去。因此，他们的这个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都与中国无关。

重要的是要理解到这点：这就是核心问题之所在。问题出在美元，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美国政权的排他特权的统治之下的全球整合的货币和金融系统上。这个系统是不可接受的。这个系统本身就是问题。人民币的汇率或卢比的汇率或任何其他货币的汇率都不是问题。绝对不是。

Q

那么，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萨米尔·

阿明

真实的问题——不是货币的可变汇率的假问题，而是全球整合的货币与金融系统的真问题——有三组可能的回答。

首先，对那些认为这个系统还没那么糟糕、那些接受美元真的应该是主要的（如果还不是绝对排他的）国际货币的人来说，他们的想法会是，通过一些小的、管理上的改革（大多本质上只是装装门面、说说而已，不是真正的改革），把这个系统恢复到2008年金融崩溃前的样子。

这确切来说，正是斯蒂格利茨委员会和斯蒂格利茨报告的目标。它接受了这点，即，美元应该继续充当几乎是排他的国际货币（做了一些小的妥协）。但它也接受，美国政府有完全、自主地管理其货币的权利。至于其他国家，它们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美国的命令。这，特别是对南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日本人接受它，那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不认为亚洲人、拉美人、非洲人有任何接受它的理由。这就是斯蒂格利茨式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关注斯蒂格利茨报告，它被扔进了垃圾桶，也没人真正地在乎它。它并没有说服美国的伙伴们，特别是来自南方的伙伴。甚至北方国家，也没有对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作任何考虑。

第二套解决方案，是理论上的、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将涉及建立一个新的、整合的全球货币和贸易系统，新的系统将不像现在的系统那样，受美元的统治和华盛顿的控制。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不一样的系统。这将意味着发明或创造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当然，这个货币单位将由一个主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以及可能的话，其他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来定义。

“货币篮子”

这个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成分所占的比重，将依各国、或各国家组织对全球贸易的贡献而定。也就是说，接近于特别提款权(SDR)，甚至更加接近于凯恩斯在1945年想象的“班科(bancor)”。这个新的货币单位将是一种现实的国际货币，当然，这种货币也需要得到适当的管理。我们还必须为它发明新的、行之有效的规则。

除需要那样的规则外，这种货币，不可避免地，也要和黄金挂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稳定器的话，那么，系统是不可能稳定的。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必须被定为等同于确切数量的黄金。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必要的，但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布雷顿森林时期，也就是从1945年到1971年的那种金本位制度，当时，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受到了美国单方面决定的压制。在这三十多年里，实际上，可以说，美元等同于黄金。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这当然是“理想的”。但这个理想，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遭到了美国及其麾下的盟友——欧洲和日本——的拒绝。换言之，它遭到了三巨头的拒绝。它们不想要它。而如果它们不想要它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会有全球共识了。如果没有全球共识，那么，理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追求理想的解决方案将意味着，写无数篇几乎没有任何效果的文章。这个方案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遭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拒绝。

因此，剩下的，就只有第三个选项了。我们——也就是说，和其他国家一样新兴的南方国家——应该力图在我们自己之间建立安排。如果我们可以实现某种跨全球南方的安排，那就再好不过了，但就目前而言，这还很困难。但我们可以建立独立于统治全球系统的那些规则的、区域的安排。我们就把全球系统留在那里吧，我们就让美国人去和欧洲人一起抱怨好了——我们才不关心他们的问题呢。关于这样的区域安排的想法已经有了，但与这个想法相应的实际成就，还极其有限。

委內瑞拉总统马杜洛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出席 ALBA 会议时讲话。（来源：Miraflores Palace / Reuters）

这就是中国人在建立上海组织，和提议与东南亚的东盟区域的一些国家达成区域性的金融与货币协定时心里想的事情。这也是一些拉美国家在建立玻利瓦尔联盟计划ALBA和货币单位“苏克雷”Sucre时想象的事情。

需要做和必须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这就是解决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南方不同区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安排，最终可以在全球南方的层面上互联起来。我们必须独立地行动。

我们必须接受这点：既然全球的共识是不可能的，那么，处在全球南方的我们，就必须独立地、并且尽可能地一起行动。上一次G20会议已经再一次证明了，全球共识是不可能的。G7先是拉拢俄国组成G8，继而又拉拢一些新兴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G20的努力，本质上已经失败了。我们是礼貌的。我们的政府去参加了这些G20会议，但会议并没有产生任何共识。所以，我们不得不独立地主动行动了。

本文作者萨米尔·阿明，译者王立秋。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庆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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