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只有一步之遥

戴锦华

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者按：

5 月 15 日晚上，戴锦华老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围绕去年的大热美剧《使女的故事》的同名原著小说，以及这部小说的作者——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作了一次演讲。演讲全文由公号「上海译文」进行整理和发布。海螺今天转发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现实与《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

仅仅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来源｜戴锦华老师的演讲，限于篇幅有删节

很荣幸在这里分享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我不说女作家，这是最重要的作家，也是最重要的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不需要被赋予一个前缀，她不是靠性别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认为诺贝尔奖错失的最重要的作家就是阿特伍德。因为今天的诺贝尔奖，更像是一种丧失了依据的游戏的配票。每次都要配票：这次是要给一个女人，最好给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非西方的有色人种的女人，还是应该给一个舞台剧剧作家，还是应该给一个摇滚歌手。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不值得去深究。阿特伍德并不需要一个诺贝尔奖来认证她，她几乎赢得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奖项。

从单纯的文学意义来说《使女的故事》不是她最出色的一部，但因为《使女的故事》重叠了几个重要的因素，所以是一部精彩的小说，一个令人肝胆剧裂的反面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幽暗恐怖的景象。同时又表现了阿特伍德的最长项，就是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我们今日的生存，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所依然发生，和正在发生中的所有危机性事实的高度敏感和极端准确的捕捉。

当然，阿特伍德的性别是女性，她和绝大多数当今世界一流女作家略有差异的是，尽管非常不喜欢别人给她的小说贴上女性主义标签，但是她用全部的才情去捕捉女性的生存，现实生存、历史生存以及女性在今天世界上所可能充当的功能，以及由于女性功能可能在改变之中的，或者是形构之中的未来。几乎今天所有世界一流的女作家，换句话说在无需用“女”字标识的最优秀的作家群体中，阿特伍德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着极端的性别体认和立场的作家。

作者: Margaret Atwood 
出版社: McClelland & Stewart
出版年: 1985-1-1

《使女的故事》于 1985 年出版，作品写于 1984 年。大家知道 1984 年在文学，在现代政治史，在反面乌托邦，在未来想象中的特别位置。也许是偶然，但我想一定不是绝对偶然的。基于大家对《美丽新世界》、《我们》，或者是《漫长的一天》，或者是《1984》这个作品的熟悉，我们说这是一个反面乌托邦的故事。

我要说明两个事情。第一，反面乌托邦不是反乌托邦。经常有人认为“反面乌托邦”是“反乌托邦”，换句话说反面乌托邦展示的是乌托邦式构想所必然的人类梦想的反面。

“反面乌托邦”从来不是“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展现的，是今日现实世界当中所有问题的极致性延伸。就是我们身处世界的所有问题，把它延伸——甚至不需要延伸得太过极致——我们将进入什么世界。这是第一点。反面乌托邦也许有一个更好的说法叫“恶托邦”。乌就是不曾存在，即使乌托邦是关于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想，那才是乌托邦，是基于现实社会认知和批判的，对理想社会的政治构想。乌托邦并不是一种文体和小说形态。但是“反面乌托邦”到今天为止，主要是用小说形态来描述，它反而是一种文类。

刚才跟几个朋友谈这部小说，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这部小说在他们所接触，所阅读过的所有反面乌托邦当中最惊悚。这个惊悚当然不是在讲惊吓、威慑（这种）意义上的惊悚。我们说的惊悚是，当我们进入这部小说，进入到小说改编的剧集时，完全无法解脱的恐惧，那种颤栗，那种血管里面开始结冰，从冷气开始在血管穿行，到最后血液要冻结的感觉，那不是想象，而是完全代入。这种代入不仅是文学的魅力，更是我们未来日常的经验。

这部小说对我震撼最强烈的，是翻开小说读到的最早的章节。原因很简单，最早出现的“奥芙弗雷德”，这个名字本身非常恐怖。我们忘记了那样的事实：离现在不到 100 年前，张王氏，李赵氏，你丈夫和你父亲的名字构成了你的名字，女人拥有乳名，不拥有自己的名字。

这个故事的惊悚不在于这样一个古老的事实，突然以极端陌生的方式闯入到我们的视野和内心，在于它从我们真切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自我认知的时刻进入。当我们把自己提认为我，提认为这样一种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之后，突然有一天你变成了奥芙弗雷德，你变成了张王氏，李赵氏，变成了赵大家的。恐惧来自于这里。

（恐惧）同时在于女主人公自始至终没有名字。阅读者、批评者不断推论说她原来叫“琼”，但是小说没有名字存在。是第一人称叙事。

必须道歉我还没看剧集，我没有把电视剧纳入我的研究视野。我可以戒掉电视剧，但我不能戒掉烟，这是小说带去最真切的时刻：清晨赶去上班，发现没有烟了，你走进 7·11 买烟，售货员告诉你说卡被锁了。多么真切日常的一个细节，对于你，对于整个世界，你发现女人已经不再拥有财产。

当信用经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已经把现代社会、资本主义所承诺给我们的，我们的身家、财产，我们最基本的保障交付给了系统。今天我们甚至不刷卡了，今天我们用电子支付，这是更巨大的虚拟化，无需那个小小的环节——那个你的卡可能被锁的时刻——你只是突然发现手机不工作了，或者你的微信二维码扫描不工作了。

这个桥段，这个细节被用于很多通俗类型中，比如说警匪片、惊悚片甚至恐怖片。它在说什么？当现代生活如此的舒适——而且越来越舒适——的时候，以我们为中心、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让我们更加舒适，更加安全。在如此舒适安全自在的环境中，我们会忘记一个东西：我们生存所依仗的一切是如此脆弱。

这个话题有点脱离阿特伍德了。多说一句。今天我们很容易指责理想主义者，很容易指责种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表达，很容易嘲笑情怀党，很容易拒绝或者是真的根本不能理解那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功利主义逻辑的言说、追求、行为。我们认为我们高度的现实主义，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相信每一个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相信只有功利主义的具体目的能驱动我们。

我们忘记了，这种功利的利益结构下的，趋利避害的，完全利己的社会是建筑在一个高度虚拟的系统中的，而这样一个系统本身所依照的机构和机器是极端脆弱的。它首先漏洞百出，其次任何一个漏洞和环节一旦发生问题，整个机器就会瘫掉。

而我们与它们的连接本身有两个性质：一个性质就是它极端脆弱，建筑在你的密码、你的身份证号码上。我好像最近每天都要一次以上地交出我的身份证号码，经由电子网络，确保我的财富安全。而每一次交出它，我不知道要跟多少人共享这维系着我生命、财产、安全最基本的号码。

一个是大家发现我们和系统之间的连接是多么脆弱和多么虚拟化。更进一步说，当一切都如此虚拟化，都只是数字时，当一切都是可以瞬息万变的数字，当影响这个数字的因素是很难用数字去计数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如此安然。说明什么？说明每一个今日的现实主义者都是高度的理想主义者，每一个今天最为功利的人都是充满信仰的，你是靠信仰的力量才如此信托这个系统。

看到海报我才注意到前面放了一个广告语：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曾真实地发生过。它告诉我们几件事，一件事是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写的，为了这本关于未来的想象的故事，她做了大量历史考据的工作，她在告诉我们，这个关于恐怖的、构成反面乌托邦的未来途径，都曾在历史中发生过。“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曾发生过”，也在告诉我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过，可能就在我们生命里发生过，可能就在我们的近旁，也许就是相邻的地方发生过、发生着，或者随时可能发生。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阿特伍德的另外一本小说《羚羊和秧鸡》，我最早读的是台湾版。读这本书的时候是 2003 年，非典，北京成为疫区，一个北京人或者一辆北京车很难开出北京的疆界。（《羚羊和秧鸡》）是在 2003 年非典爆发时候出版的，出版后全球性的疯狂畅销，而小说结尾是一场瘟疫毁灭了整个地球。瘟疫非常像非典。

（那时）我发现很无聊，每个朋友都在读两本书，一本《爱在瘟疫蔓延时》，一本《鼠疫》。朋友从北美给我寄来《羚羊与秧鸡》，围绕着瘟疫所建立的一个反面乌托邦的故事，一个幽暗、悬测性的故事。

我们发现现实生活呈现出一种极端怪诞的状态，极其艰辛，简单说：北京的一切生活停滞了几个月。但非常有趣的是，短短的这几个月，北京的天湛蓝，叶子非常绿，早上惊醒我的是鸟鸣声。我最直接的感慨是大自然的修复能力多么强悍，而现代文明的破坏是多么巨大，哪怕仅仅是我们的步伐稍稍慢下来。

作者: Margaret Atwood 
出版社: Anchor
出版年: 2004-5

再开一个玩笑，那时候我知道北京的路有多么好，多么宽，驾一辆车穿越北京的速度多么短暂。简单说我看到了一座空城。这正是反面乌托邦或者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另一种未来途径，用意大利著名诗人的诗句来说是：现代人创造了文明的丰碑，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这丰碑比人类生存更长久。

回到阿特伍德。阿特伍德的特殊之处，是把性别叠加在反面乌托邦之上，或者是变成建构书写反面乌托邦的主轴。

我们说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曾经发生过，引申出另外一个议题，这本书里阿特伍德在做着一种未来考古学的工作。当故事结束时她告诉我们说，小说的叙事人不是站在今天去想象着可能的恐怖幽暗未来的阿特伍德，而是身处“未来的未来人”在反观历史，是录音带记录了这个叫“奥芙弗雷德”的女人的故事。

在这儿，阿特伍德表现了她的柔软，她描述了一个太真切、太绝望的反面乌托邦的世界，这个反面乌托邦的世界距离现实似乎一步之遥。而后她把她的柔软放置在了未来视野的那一段，在她的叙事中，这个恐怖世界最终沉沦了，反叛军最终胜利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奥芙弗雷德得救了。

正是这份柔软使得阿特伍德这在本书中搁置了一个问题，她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放到一边了，就是如果反叛军最终成功，如果反叛军救出了奥芙弗雷德和使女们，作为性工具的女性奴隶和作为奴隶的男性奴隶都最终得救的话，将重现一个怎样的世界？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所有的世界，所有想象世界的形态就是我们的现实，而我们的现实与《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世界紧密相连，一步之遥。

在所有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痛彻心肺的，是看到那样一种集权专制下对女性生命、身体的掌控，对女性的一切——不要说尊严，自我，意志，姓名，甚至对所孕育和生养的孩子之间那血缘连接的承认——都被剥夺地干干净净的事实就是并非久远的历史中的基本事实。

但《使女的故事》这部小说提示我们的，是关于现代主义的最基本承诺，就是我们会不断进步，不断上升：我们相信人在自我提升，相信文明在自我提升，相信文明带领人类在永恒进步，相信进步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将经由进步给予解决。

阿特伍德说：这是反面乌托邦吗？我不想说是反面乌托邦。这是女性主义吗？我不想说是女性主义。我反宗教吗？我不想反宗教。她都否定掉了。但也可以说它们都是。女性小说不是它的全部。阿特伍德以她的才情、敏感，用这样的故事提示着当下我们置身其间的安然、异常安然的社会环境中所潜藏的问题，所携带的所有危机。

她在书写一个预言，关于现实的预言，而不是未来的预言。她也在写一个预言，关于即将到来的，可能到来的预言。她是一个预言者，预警者，发出警报者。

刚才讲了女性主义，性别，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掌控，对女性的奴役，对女性的彻底剥夺。但我们像所有的女性主义言说一样遮蔽了一个东西：形成高压的威权世界的，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而是少数被称之为主教、大主教的人占有了一切，掠夺了一切，劫掠了一切。这才是我说不只是女性主义，它关于现代文明，关于脆弱的不平等，脆弱的平等，脆弱的社会正义理念。而同时，平等和正义刚好是二十世纪末被我们所抛弃的理念，甚至不再具有乌托邦冲动的力量。这脆弱的平等或正义是极端容易被摧毁的，它一旦被摧毁，我们将坠入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使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我总是说，认为女性主义是女人主义，认为女性主义只关乎女性的人们太乐观了。女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平等的诉求和表达，只是一种要求包容，要求接受差异，要求尊重差异的乌托邦冲动而已。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尊重、接受差异，允许个体的差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存依据而存在。

讲到女性主义，谈到阿特伍德，谈到生育，谈到女性身体，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可能大家会想到全球性的反性骚扰运动。我想说这不是全部，因为《使女》这个故事中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主教们不仅有妻子，还有这么多使女，不仅仅占有一个女性，是男性权利外在彰显的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退一步说，拥有四个和四个以上妻子的事实难道离我们远吗？并不遥远，某种意义上，事实上的多妻制已经存在，是资本所赋予和彰显的权利。在反贪全面展开之前是权钱交易的最好的外在形态。

《使女的故事》不是说男性占有如此多的女性来彰显权力。之所以有使女，是因为人类生育，整体陷入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危机状态。为什么？这是阿特伍德长于去处理，也是深刻关注的另一个问题：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生态灾难迸发式的发生，以至于人类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最终成了人类对自身的一个磨除过程。我们毁灭了这个那个，完全忽略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损害本身是对我们的损害，最终将成为对自身的损害。这才是有意思的故事。

我觉得很好玩。小说里的女性被分化，或者是组织被命名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着装方式来标识她们。

我觉得当中有好几个东西，一个是等级社会，而这个等级社会本身是一种复辟或倒退。一个是等级被高度外在化。我感觉阿特伍德非常巧妙地提示了绝大多数主流文学中，女性是被这样分配和类型化的。女性是在男性书写中类型化的，是以男性需求和相对男性的功能来作为建立的依据。当然在《使女的故事》中，这样一种分工更为社会化，不是光强调对男性的心理需求和身体需求，男性的物质需求，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结构。

女性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假定相信了一个性别的集结，相信了我们都是女人，是姐妹。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对我来说最感人最有理想的就是姐妹情谊。但是最大的问题和难点就在于女性群体是人类的一半，在女性与女性之间间隔着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地域的和年龄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从不是平等的，这使得女性主义的话语带有想象性和暴力性，她自身的问题会掩盖一些问题。

引申一下，把故事超离性别，回到不平等，回到压迫、等级、迫害、暴力的基本问题上，你会发现不平等、阶层化的人类历史从来不单独的，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各种各样的压迫者群体在帮凶的帮忙之下，压迫才能成立。

举一个例子，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幕，你看到德国派驻的人数会看傻：几万个囚犯，只有几十个军人在管理着，甚至运行着灭绝营。怎么可能呢？近年来关于纳粹的书写中浮现出来的，是犯人在管犯人，始终是某一些人把他们赶进毒气室，拖出毒气室，焚毁物体，对遗物进行分类。

奥斯维辛和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很少有人开口讲述集中营的故事。一个是这段事实超出了现代文明，理性主义。我们面对纳粹暴行同仇敌忾，但是出现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的时候，人们想的是：你怎么活下来的。换句话说，你从那样的暴行当中幸存是有罪的。但是他真的有罪吗？是什么力量驱赶他去杀害同样命运的人？

我不会从人性的角度，或者单纯的性别角度讨论嬷嬷的训诫。这样一种体制的暴力，不平等的结构，势必就会扭曲、分割、撕裂所有的共同命运的人，把他们自身分化为加害者和受害者。

我会讨论制度。所有人说你诱惑了他，在我看来不是一个集体暴力，因为她们是被教化说这句话。看上去她们参与了对珍妮的迫害，但是制度就是通过这样的行为矮化她们，侮辱她们，毁坏她们自己。这种侮辱和毁坏，将成为她们变驯顺的依据。因为每一次尊严的折毁，都使得她丧失反抗的可能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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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上海译文」，发表时间为2018年6月7日。感谢公号授权海螺转载。

本期编辑 | 谭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