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巍丨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上）

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

——鲁迅“幻灯片”叙事再探

程巍/文

程巍

湖南岳阳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史、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史。

对鲁迅而言，1920年代写作《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之时流行的“民族性”和“文明”的话语及鲁迅本人的写作动机，使他“重建”了1905年那张“幻灯片”及其历史语境，从而将它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然而，正因为“回忆”暗含“现在的动机”，这张“幻灯片”就不得不进行“修改”，成了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多年后对他1905年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期间在微生物课课间遭遇的一个“创伤事件”的“回忆”。尽管近年中日两国的一些研究者质疑其历史真实性，但他们出示的证据，乃至他们找到的鲁迅提到的那组幻灯片（但有缺漏），无一堪为“铁证”。同时，多数研究者依然遵从鲁迅的强大叙事，将“回忆”当作“本事”。本文不从“物证学”角度继续考证“幻灯片事件”的真假，因为这一叙事出现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而作为文学作品，即便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组幻灯片中没有鲁迅提到的那张，《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也完全可以把他在别处或事后看到的类似照片（如营口的日本照相师三船秋香1912年出版的写真集《满山辽水》中那张“露谍の斩首”[1]）“插入”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的那组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中间。

《满山辽水》为日本人三船秋香在营口开设的三船写真馆（三船本人是照相师）在日俄战争期间拍摄的写真集，1912年出版，其中这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为“露谍の斩首”（露谍即俄谍）。

写作的动机可以改变回忆的细节与结构，乃至创造“回忆”。鲁迅通过《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将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流行的有关“种族性”的话语“往前”投射到了1905年，将“幻灯片事件”建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文字图像证据，尽管恰恰是在1904到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也即“中日黄金十年”最为亲密的“隐性同盟”阶段，“同文同种”以及“东亚一体”的强大说辞一定会抑制中日双方从文明和种族上进行彼此切割的倾向。

一．两个文本的错位

对鲁迅的“事后的回忆”而言，1905年的“幻灯片事件”足以构成一个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创伤事件”，以致多年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细节都依然记忆犹新。他在1922年12月3日为《呐喊》写序，第一次提到这起事件：

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中忽然会见我那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盛举的人们。[2]

四年后的1926年10月12日，当他在《藤野先生》中再次提到这张“幻灯片”时，细节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连“画面结构”都不得不随之改变：

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映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3]

“砍头”在这里被改写成了“枪毙”。或许有论者会把这个“改写”解释为鲁迅的“记忆失误”。然而，有自己四年前发表的《呐喊·自序》可供记忆之助，照录便行，加上“不可磨灭的细节”正是“创伤事件”的记忆特征，那么，鲁迅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记忆错位。实际上，鲁迅并非疏忽，因为《藤野先生》中随后的文字也为“枪毙”提供了佐证：“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醉酒似的喝彩。”

但这一“改动”势必导致行刑场面的空间结构——即“幻灯片”画面空间结构——的变化：枪毙现场不同于砍头现场，由于可能发生子弹走火或者误伤情况，枪毙现场严禁围观人群靠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的区域，往往被勒令远远站在十几米乃至几十米开外。正因如此，1914年当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将死刑由砍头改为枪决（手枪顶后脑勺开枪）时，北京的刑场随即由人口稠密的菜市口迁至先农坛二道门外一块空旷之地[4]。但被枪毙者和执行者的中心区域与远远站在后面的围观人群之间通常巨大的景深，使照相机不能像拍摄砍头场面那样将枪决现场的几方——处在中心区域的处决者和被处决者，以及远远围观的人群——同时收进一个画面且还能保证所有人的脸部表情（例如“麻木”）清晰可辨。此外，摄影师也不可能站立在被枪毙者的正前方，即子弹打来的方向，来观看被枪决者的脸部表情。

熟悉摄影的鲁迅对“镜头”的把握非常准确，既然他把《呐喊·自序》中的砍头改为《藤野先生》中的枪毙，那就得相应调整这同一张“幻灯片”的整个场景的角度和景深，删去《呐喊·自序》中的“站在左右”，也不像《呐喊·自序》中那样能看清相隔甚远的被枪毙者和围观者的“麻木的神情”。在《藤野先生》中，不再是“幻灯片”上中国人“麻木的神情”震惊了他，而是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哀。

但这张“幻灯片”的观众（鲁迅及其日本同学）不也构成看客，为何鲁迅却把“看客”行为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围观死刑，几乎是“寰宇通例”，如弗里德所说：“死刑旨在产生威慑和示范效果，似乎死刑犯的身体是一个告示牌，呈现对他的犯罪的审判。”[5]被中国新文化派讴歌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发明了断头台，还将处决现场变成盛大的“醉酒式”的观看仪式，甚至，迟至1930年代，美国（中国新文化派的理想国）的肯塔基州还在上演这种盛大的围观场面：“尽管1911年肯塔基州艾迪维尔安装了电刑椅，但直到1936年，依然有1万5千人围拢在肯塔基州欧文斯勃洛的绞刑架四周，观看最后一起绞刑。”[6]

二、俄国占领下的满洲

作为“麻木”和“愚弱”的国民性证据之一，是“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但问题更在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鲁迅会从幻灯片中那个间谍是中国人而联想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因而在观看同一张“幻灯片”的日本同学面前感到难堪和孤立，是一个“低能儿”的民族的一员：“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藤》：317）。如果虚掉“课堂”这个空间，“幻灯片”上的日本兵及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受刑者（中国人）和观看者（中国人），就构成一个“对阵”。在鲁迅看来，这个对阵就是文明与愚弱、意识与麻木的对阵，而“我”暂时处在文明和意识的一方，并将以文明和意识来改变另一方，即作为“他们”的中国人。

然而，如果将“幻灯片”上的角色调整一下，变为“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替日本人做侦探，被俄国军捕获，要枪毙了”或“要砍头了”（必须一提的是，俄军处死间谍的方式，是公开的绞刑），是否会瓦解这个对阵？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间谍活动最为频繁的战争，双方捕获或处死的替对方充当间谍的人不少，不仅有替俄军或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还有替俄军充当间谍的日本人、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俄国人以及替日军或俄军充当间谍乃至双重间谍的欧美人等。这些同样都在战时日本和西方的报纸书刊上得到大量的甚至更多的报导，常配以照片或宣传画，鲁迅无论在日俄战争之时，还是战争结束之后，都不难看到。为何他在“事后的回忆”中单挑出一张“日军处决替俄国人充当军事侦探的中国人”，而不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换言之，同样是处决一个中国人，充当“俄谍”或者“日谍”，难道会有不同意义？鲁迅没有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安置这张“幻灯片”，就使当初各方关系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分化和重组，已经非历史化了。

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夹在里面”，也不在于替“外国人”充当间谍，而在于“替俄国人充当间谍”，这在日俄战争时期被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认为是“卖国的”、“麻木的”、“该死的”。如果“幻灯片”上是“俄军处死替日本人充当军事间谍的中国人”，那么，这张“幻灯片”的观看者（满堂日本学生，还有一个“我”）与“幻灯片”上的行刑者（日军）和观看者（中国人）将在情感上融为一体：与“我”一同观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定会将那个因充当日军间谍而被俄军处死的中国人视为“兄弟”，一个为了中日共同的目标而慷慨赴死的英雄，并将这种油然而生的手足之情转移到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我”身上；在“幻灯片”上的人群与课间观看“幻灯片”的人群组成的一个圆圈里，唯有那个“俄谍”是孤独的，是唯一与俄军有瓜葛的背叛者。事实上，日俄战争期间鲁迅在仙台受到的“优待”，绝不是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藤》：313）鲁迅受到“优待”，恰恰因为他是中国人——那时，在满洲，有无数中国人不仅“夹在里面”替日本人充当间谍，还组成众多的义勇军或游击队，在日本军官带领下神出鬼没地向俄军交通线和侧翼发起袭扰。这被认为是日军屡屡获胜的关键原因之一。

 描绘中国之危局的漫画

在日俄战争之时中-日-俄围绕东北亚的博弈中，中日之间构成一种“隐性同盟”或“准同盟”关系，双方都极力塑造对方的正面形象，以致出现1898-1907年间“出人意料的融洽而有建设性”的“中日黄金十年”[7]的顶峰。本来，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使中国人对日本产生仇恨，但反思自己的失败之因后，中国人却开始以日本为师，亲近日本的态度让世界大吃一惊。另一方面，已割让给日本的辽东半岛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被迫以“赎还”方式归还中国，让日本感到奇耻大辱，对俄国顿生仇恨，但中国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判断日本对中国威胁更大，依然执行联俄拒日策略，使俄国取得在满洲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支线的权利，指望这条铁路能在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时将大批俄军迅速运至东亚——不出所料，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更向中国示好，以离间中俄。1898年，俄国又向中国强租大连与旅顺，证明联俄拒日策略此时已是引狼入室。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派兵镇压，联军之一的俄国趁势占据满洲，且无意在战后撤兵。这就同时危及了中国和日本。

共同的敌人创造了同盟。中日迅速接近，努力消除彼此的敌意。此外，基于驱赶中日在美劳工的需要，美国以种族优劣为旗号，先后实施排华运动和排日运动，这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脱亚论）主张以及日本政府的相应政策受阻，而在“脱亚入欧”盛行之时处于抑制状态的“亚细亚主义”（兴亚论）则趁势崛起，“同文同种”一说此时被日本提出以便结交中国共同抵抗西方。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东亚”一词，被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同文同种”的种族符号，用来动员中国人，使之产生“中日兄弟一家”的认同情感。如果说“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大获全胜告终，让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突然有了一种种族优越感，并且出于一种提升自己的优越感的动机，对中国人加以贬低（1894年阿瑟·史密斯出版的《中国人的特性》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6年迅速被日本人译为日文《支那人气质》出版，作为一部有关中国人的民族性的“权威叙事”，在日本广为流传），那么，出于迫在眉睫的俄国威胁，日本以“同文同种”、“东亚一体”来动员中国，就等于重新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归为“同一个种族”，从逻辑上说，从种族上贬低中国人，就是贬低日本人自身，因而必须抑制“中国人的劣根性”一类的种族叙事。

 1904年3月19日《警中日报》刊登的漫画，讥讽清廷在俄国要“牵走”满洲之时向西方列强乞求“局外中立”，而昏睡于局外的“国民”则愚昧麻木。

尽管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亚细亚主义”，都是一种以日本自身利益为目标的“说辞”或者“话语建构”，但它依然会体现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转向。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外山正一撰文指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新》：31），这点明了日本人自身的焦虑，即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以与强大的俄国一决雄雌，不得不联合中国。“亚细亚主义”的创始人近卫笃麿也写道：“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在心。”（《新》：14）这透露出日本人的一种犹疑：他们既想以“同文同种”来动员中国人共同参与眼下这场与俄国的“种族竞争”，又担心这种“种族之战”的观念会使西方列强集矢于日本，于日本将来的外交不利。然而，不管怎样，迫在眉睫的需要总能迅速体现为权宜之计，尽管它背后的理论却指向“文化”、“种族”这些更为传统或更为“坚固”的因素，指向一种可以成为政治浪漫主义灵感来源的“悠久的共同记忆”。于是，就出现了具有这一时期的特点的中日交往特征：感于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赴日本学习现代化，而试图以“同文同种”来动员中国人共同抵抗俄国的日本人则以一种过度到虚假的热情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崇敬，并特别强调中日之间的传统文化纽带。

中日之间军事交往和政治交往由此迅速升温，但更能制造中日之间情感认同的还是文化交往和民间交往。已成习语的“同文同种”在大量场合被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次次使用，以营造“中日一家”、东亚一体的共同幻觉。1898年日本在上海开设东亚同文书院，从日本招收年轻学子学习汉语及中国学问（其实是培养日本间谍，为将来日本侵略中国做情报准备）。受邀参加开学典礼的中国官员热情致辞，称同文书院是对“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新》：11）。日本设立东亚同文会的举动，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回应，《中外日报》遂提议：“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拒》：43）日本驻华公使谷野鼓励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承诺日本将承担几百中国学生在日学习费用（鲁迅的“不收学费”大概受惠于此），不过，在致日本外相密函中，谷野道出此举的深远动机：“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中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以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新》：132-133）

1902年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的吴汝纶在日本考察学制时，所到之处受到日本各个政府机构和部门、大学、工厂、博物馆、各界官员、学者以及一般市民近乎狂热的接待，去其下榻宾馆拜会他的日本人络绎不绝，而索其墨宝者更是排起了通宵的长队。离开日本回国前，吴汝纶在日本同志记者俱乐部为其举行的送别会上答谢曰：“今日诸君厚谊，招令宴饮，实不敢当。只因下走未来，诸公已腾播报纸，多奖誉之言。到此以后，日日记载，尤多溢美，遂轰动一时，贵国朝野名流，无不拭目相待。推原本始，皆诸君过事揄扬之功。”[8]尽管吴汝纶乃“桐城派殿军”，但他在日本受到的狂热接却并非仅仅因为他的名望和学问，这一点，他本人似乎也有所意识。在日本名流三岛中洲等人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就在座日本人提出的“贵国与敝国有辅车之势”，他尽管不欲多谈外交（因朝廷主事者还在幻想俄国对中国的保护），但依然借助于中国古籍，作答曰：“兄弟阋墙，家人常有之事，不足介意。至外侮猝至，则必同心一力，以相抵御，此自然之理。窃尝谓国家交际，不得记仇，如刘先主伐吴崩于军中，蜀吴之仇，当不共天，而诸葛为政，首先和吴，此事足为我两国今日之法，但恨敝国无诸葛之妙策耳。”[9]

尽管如此，中日之间的和解气氛还是越来越浓。自1897年以来，大量日本顾问和教席受聘于中国政府部门和大学，他们利用自己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暗中促成中国联日抗俄。1903年5月，京师大学堂众日本教习探知中俄密约可能签字，立即准备东渡回国，为国家所用，临行前法律教习岩谷孙藏以沉痛的赠语刺激学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而“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拒》：152）。此言立即产生效应，京师大学堂学生“鸣钟上堂”，开会演讲，鼓动运动，又向各省学校发去电报，以图联合从事，并上书时任管学大臣（相对于教育总长）的张百熙，请其向朝廷代奏拒俄书，其中以一种战略性的预见写道：

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分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麋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拒》：147）

事后发生的一切与这番预见几乎不差毫厘。拒俄运动在东京以及中国南北各地展开，由演说而行动，各处纷纷成立“拒俄义勇军”和“铁血会”等组织。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因1919年五四运动而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褪色到几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颜色。不过，中国人——学生、官员、文人以及满洲的“马贼”和农民——绝不是因为“愚弱”和“麻木”而“夹在”交战的日俄之间，而是一种主动而理性的选择，而且，事后看来，也完全达到了联日拒俄之策的预定目标。

日俄战争之时俄国的漫画（左为俄兵，右为日兵，中间女子象征满洲）

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东北亚也是一个敏感的核心地带，牵涉到东西列强的均势。“均势”是列强国际关系的核心，而在除俄国之外的东西列强看来，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唯独俄国未从其占领的满洲撤军，已破坏“均势”。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英美对于日俄战争极端关切，派出军官作为观察员随日军行动，甚至一些美国人还决定前来东亚加入日军对俄作战，“尽管日本政府宣布不希望外国军队卷入”[10]。从一开始，俄国就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俄国与日本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战争，而是俄国与一个隐性的“国际联盟”的战争。当时俄国的漫画无不显示俄国作为“正义”和“弱者”的保护者面对着几个国家的“挑衅”。

日俄战争之时俄国的宣传画（英美背地支持日本挑衅俄国）

列强的“国际法”在许多方面不利于弱国，但即便是弱国，也有机会利用“国际法”为自己谋取一些权益，因为“国际法”以列强的相互制衡为基础，至少对列强也起到部分牵制作用，例如“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或许是除了俄国外的世界大国都乐见的一场战争：对日本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俄国对满洲的占领直接威胁到日本自身安全；对其他列强来说，让一个新崛起的东方强国与一个庞大的对西欧形成威胁的亚欧大国兵戎相见，彼此消耗，从而回归1900年前的“均势”，何乐而不为？对中国来说，借日本之力赶走满洲的俄军，同时消耗日本国力，等于不战而改变自己东北方向面临的东西两强威胁的格局。

当战争已不可避免之时，美国总统约翰·海伊同时指示美国在彼得堡、东京和中国的外交人员“务必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长表达美国政府最为严肃的关切，即在日俄军事行动之时，中国及其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的中立地位应受到交战双方的尊重，交战区应尽可能固定于一地并受到限制，以避免中国人民由此产生的激愤与不安，并最大程度减少对世界贸易以及和平交往造成的损失”（International:246-247）。这个照会立即获得了包括俄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各国的赞同，但其中有关“中国”的定义却模糊不清，例如战后从“国际法”角度对日俄战争进行研究的美国法学家阿莫斯·赫尔希就给“中国及其可以实现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语添了一个注释：“‘可以实施有效行政管理的地区’一词被一些人认为是模糊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它一定是指中国官员实际管理或统治的中华帝国的那一部分国土的行政完整性，至少包括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南十八省、西藏东部，可能还包括蒙古。满洲和朝鲜当然排除在外，正如列强在中国国土上的租界。”（International：246）

这恰好说明列强不视满洲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而是“主权待定”：“满洲的地位在主权上具有双重性或模糊性，类似于外国军事占领或双重管辖之下的土地。”（International：253）正因为“国际法”将满洲等同于“租界”，俄国才表示自己在“中国中立地位不延伸到满洲”（International：247）的前提下接受照会。另一方面，中国的排满革命者也将满洲视为“非中国之地”。为了不让满洲从中国脱离，中国就必须尽快对俄一战，或推动日本对俄国发起战争。既然日本向俄国开启战端的动机是将俄国势力赶出满洲，消除自己面临的威胁，那它不仅赞同美国照会，还做出战后要将满洲主权归还中国的外交与道义的高姿态。日本这一战略具有现实性，它的国力和军力尚不足以挑战“均势”，“三国干涉还辽”是其前车之鉴，它只希望此战至少获得列强对日本之于朝鲜的“保护权”的承认。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与俄军开始血战于东北亚及其附近海域。中国“以日驱俄”之策实现，遂宣布严守“局外中立”。根据中立条约赋予中立国的权限，中国立即向辽河以西与日俄交战区毗邻的“中立区”派出1万8千人的军队，以防止日军或俄国越界，并负责当地治安。不过，基于“国际法”（如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改进版1899年的《海牙公约》）的中立国条约又规定，“中立国公民有权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这是国际法中认可的事实，中国政府不必为此担负责任”（International：264）。于是，大量中国人“以个人身份参与交战国的军队”，主要充当日军间谍，或以游击队形式与日军一起行动，而不幸被俄军捕获者，则被俄军处死绞刑。

俄军处死替日军充当间谍的中国人

日俄战争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当作清政府愚昧的一个证据：眼见两个国家以自己的部分领土为战场，却宣布中立，让中国人饱受战火摧残。这种论点的缺陷在于，它没考虑满洲在1900年之后已为俄军占领、中国已失去对满洲主权的事实，而在俄军残暴的占领与统治下，满洲的中国人已在遭受屠杀、饱受欺凌。此外，俄军对满洲占领既久，各种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就可能使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并不是没考虑过日本赶走俄军后可能鸠占鹊巢，但既然日本已向世界宣布此战是为了替中国恢复满洲主权，还有列强的均势外交牵制日本，同时日本希望在国际上树立遵守国际条约的“文明”形象，那么，这就值得一试。

日本描绘俄军荼毒满洲的宣传画

中国组建的1万8千人的军队部署在交战区与非交战区的分界线的辽河西岸，而辽河以东是俄军右翼及其交通线。这支军队主要由满洲“马贼”组成，被西方称为“红胡子”。早在1901年，东北就活跃着多支拒俄义勇军。他们本是杀人越货的马贼，但国难来临，大多成了出生入死的爱国者。俄国人为永据东北，大批驱赶和杀戮中国人，其残暴无行激起中国人普遍的仇俄情绪。在匪帮头子张作霖（被任命为“将军”）领导下，“马贼”团结成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经常分散成几十或几百人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扰俄军，而为日军充当间谍的满洲无数无名无姓的中国人使俄军陷入一张巨大的情报网。

中日之间的这种“非官方”的半公开的联合，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1904年5月英国《印度太晤士报》刊文云，“远东近日之现象，其最可诧者，乃中国忽表同情于日本耳”，且预断“无论此战之结局如何，中日两国，必当自此联合也”[11]。中日战后可能联盟的景象在西方产生“黄祸”临头的幻觉，遂有离间中日之策。为驳斥西人挑拨中日关系，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1906年1月发表谈话，谓“当日俄未战以前，[满洲]居民损失不赀，及战端既开，转以无恙，其对于日本之感情，今日尚难解决”（《黄》：389）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流行着一种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种人对白种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的观念。这一点给随日军深入满洲城乡进行报道的英国人道格拉斯·斯托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日军招募中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比俄国人容易得多：

在日军战线沿途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服务于日本人。我们越是深入这个国家，就会发现，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体验越多，就越是亲日本人。他们对俄国人的仇恨，主要集中在俄国人对他们的女性家属的欺凌。现在对俄国人来说，与中国人交朋友已为时太晚。第一批仇恨的种子已在俄国人对义和团的残暴中种下——我曾见过他们的孩子被俄国人冷酷地砸碎脑袋——现在到了收获之时，不仅为了义和团，也为了满洲在被俄国人占领的这些岁月满洲每一个农村妇女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惧。[12]

日俄战争时期西方流行有关“黄祸”的漫画，而漫画中欧洲要么将自己描绘为女武神，要么就描绘为弱女子。

斯托里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这不仅是日本人与俄国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战争。”（Truth:48）1905年伦敦《真相周刊》发表一篇对斯托里调查的评论，指出日军屡屡获胜，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史无前例地将野蛮人的勇敢与对文明之科学和算计狂热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日本人还拥有一个全面覆盖的情报系统,有着数不胜数的侦查员和间谍。满洲的每个中国人，部分因为其反感白种人，尤其反感俄国人，部分因为其同情他们的黄种人兄弟，都是一个自愿服务于日本的侦查员或者间谍”，在中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令人尊敬的，是讨人喜欢的”，“现在看一看中国人与他们的日本亲戚之间的普遍的热情的合作吧，这在道格拉斯·斯托里先生看来，是将来白种人与黄种人、西方与东方的战争的一个毫无疑问的预示”（Truth:48）。

“种族之战”的观念一时喧腾于各国报章，也影响了中日两国内部的一些“攘夷论者”，于是中国报刊屡屡出现排外的文字，这让《日本每周邮报》的评论员感到不可思议，说“中国报纸的口吻近来大变，它们以前连篇累牍地批判政府滥用法律以及行政，如今却大肆诽谤外国人”[13]。实际上，日本的攘夷论者也不遑多让，以致1904年1月10日日本公共教育大臣不得不向日本的学校颁布一道命令，要求其不得鼓励沙文主义：“尽管日本帝国政府与俄国目前正在交战，但目标是为了以后确保永久和平。各大中小学学生必以此为其特别目标，不得为难在日俄国公民。这种行为只会让外国对我们产生糟糕的意见。这一点十分紧要，应考虑纳入男女学生的教育内容之中。”（International:283）

由于从报纸上读到新民屯的“红胡子”（西方人对满洲“马贼”的称呼）经常袭击过往俄军的报导，美国退役军官路易·希曼前往该地一探究竟，发现那里大约有1万左右的“红胡子”，以游击队的方式袭扰俄军，迫使俄军抽出哥萨克骑兵前往该地保护俄军供给线及俄侨撤离的必经之路：

其中一些日本军官化装成中国人，非常得力。这些游击战行动给库罗帕特金将军的部队造成了严重麻烦，他们抢劫俄军运输列车，迫使俄军在交通线沿线不得不布置双重警戒线，并强化其右翼及后方的防卫……我们到达前两天，距新民屯七英里远，一队俄军被这里大约2百人的匪帮袭击，俄军五人被击毙，另四人被枭首，他们的脑袋被插在枪刺上带回营地。这同一支匪帮还消灭了一支护送着1千头马和牛去俄军方向的哥萨克骑兵，缴获了全部马和牛。为报复他们，1千哥萨克骑兵袭击了距该地不足十英里的一个地区，但他们的行动依然是徒劳的。[14]

希曼还谈到了中国人为何与日本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俄国人：

中国佬不能忘怀自俄国占领满洲以来俄国人带给他们的可怕遭遇。他们对海兰泡惨案记忆犹新，将近8千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孩子被俄国人用刺刀赶进了黑龙江的狂涛中……这些惨剧以及其他甚至更为可怕的灾难，为当地人一直铭记在心，现在是时候报复俄国人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十分容易获得他们的同情，尤其是当日本人还付给他们钱的时候。据信，有超过1万人的匪徒，他们被分成2百到3百不等的小队，由日本军官率领，并由日本支付费用。（From：170）

西德尼·泰勒在1905年出版的《日俄战争》中写道：“俄军从沈阳到哈尔滨的漫长供给线实际上经常被红胡子切断，这些匪帮为本地的凶狠的马贼，他们对俄国占领者的仇恨被证明是日军的颇有价值的辅助。他们的行动，在许多情形下由日本军官组织和指导，迫使库鲁帕特金将军不得不护卫自己后方每一英里的铁路，尤其是每一座桥梁与涵洞,这种以大量军队维护交通线安全的必要分散了俄军战场的有生力量。”[15]泰勒还详细描述了东京报纸有关这些游击队的报道：“东京的报纸引用一位日军军官的话，说满州的‘正义之师’是大有希望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中国正规军要优越，而且忠心耿耿。它们的指挥官以及下属以极为友好的方式看待日本人。”[16]当然这种合作关系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例如希曼记载道：

我们了解到，这些匪帮与日本人甚至当地人的关系并不总是融洽。新民屯的知府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并不总是如鱼得水，但他们在这艰难的时刻能够将个人的小恩怨放在一边。在日本军官与匪帮头领之间发生过几次争吵，但其中一起差一点产生严重后果。此事源于一个美国记者前往光民附近的一个营地进行访问，身上带着一个有名的美国传教士出具给当地匪帮“头号马贼”靳少三[音译]的证明,但日本人认定他是俄国人的间谍而要枪毙他。日本军官与靳激烈争吵，一直吵到天亮，以致日本军官最后以不再给这些游击队提供经费相威胁。“无所谓，”靳少三回答道，“你不给就不给吧，但你不能枪毙一个来我这里做客的人。”于是那个美国人获准离开。看来强盗中间的古老的骑士精神以及荣誉感甚至在偏远的满洲都依然没有消亡。

在我们到达靠盘子的当夜，五位日本军官在一群红胡子的协助下，从列车的车厢里抓走一个在义和团战争时期曾帮助过俄国人的中国翻译，将他带到附近的高粱地里，连开了五枪，并暴尸两天。（From：168）

日军士兵与中国农民

中国报纸一直追踪着日俄战争的进程，对东北抗俄义勇军报道颇多，例如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办的《大陆》1904年8月报道，“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近，彼自称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又报“爱国马贼”人数已“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满洲居民皆与之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报道还称义勇军“均有新式之枪械”，但未说明提供者。但据1903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致德皇威廉二世信，可约知其来源：“两天前，我接到一份报告，说日本人正在你我的背后偷偷摸摸地武装中国人来反对我们。报告又说，他们已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协定，以二万支新式连发步枪和弹药、四十八门野战炮、十二门速射山炮和弹药供给中国军队。”（《黄》：119）由于俄国欺压犹太人，移居或流亡东北的犹太人也组成了秘密组织，据1904年3月《矿工拒俄》报道：“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号召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两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拒》：244）

东北义勇军战士（“向导”）为日军提供帮助

俄军则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情报工作的捉襟见肘，让前方将军哀叹“无熟练的情报官员或者间谍，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敌人的军事能力”[17]。由于俄军在仓皇撤出奉天向北满撤退时将一车载有地图、秘密情报以及谍报人员名单的列车留在了那里，被日军截获，按照名单抓人，导致俄军整个东亚情报系统一度瘫痪，“有这么一个时期，数以百计的被派遣出去侦查的中国探子连同他们的身份卡一起消失了”（Russian:123），而之前派往日本本土活动的俄谍此时几乎全被俄国秘密召回（Russian:118）。到1905年夏，俄军情报工作才算恢复，并在上海的欧洲人中招募间谍（Russian:117），将他们派往日本或者满洲，但这些为钱卖命的人往往是双重间谍。至于满洲战场，俄军除了在欧洲人及俄军自己中招募间谍，让他们化妆成中国人（身穿中国衣衫），还在当地中国人中招募。

俄军军需总监奥兰诺夫斯基1905年7月3日密令“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武官随从阿法那谢耶夫上尉从山海关派出一些中国间谍，让他们穿过日军战地，在那里他们将会被日军聘为挑夫、杂役等，随其前往日军司令部。这些人左边袖子的内衬缝有一个‘福’字，这样他们到达我们的前哨时就可避免被误抓”，“在1905年中间数月，派出的‘过路’间谍达到17名，用于他们的秘密使命的花销每月达到7千到9千卢布”（Russian:122）。即便花钱，俄军也招募不到多少愿意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俄国情报官员在对中国人进行了一项心理调查后发现：“中国人，正如其他亚洲人，视白人种族的代表的态度犹如视下等人：他们认为每个欧洲人都是野蛮人，因而他们虽渴望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却令人嫉妒地向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国人是平和的，正如人们从懦弱之人那里看到的平和，与此同时，他们总是疑心被人冒犯，尤其是当他们的家人被冒犯时，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报仇，绝不退缩。”（Russian:123）

俄国情报官根据“心理动机”将被招募的中国人分为三类：“第一，‘志愿者’，第二，‘强征而来者’，第三，‘为钱受雇者’”（Russian:123）。俄国人显然错判了金钱的力量，因而他们难以理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主动为日军提供帮助，而为俄军充当间谍的少数中国人，一旦被红胡子或抗俄义勇军抓住，也一定会被作为卖国贼残酷处死。1904年3月《天津日日新闻》报导“东省仇俄会”成立及处死三名通俄犯情形：“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众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拒》：238）

日本摄影师拍摄的冯麟阁及其麾下的“东亚义勇军”

1906年法国內格里尔将军出版的《日俄战争的教训》提供了一份1904年7月21日至8月2日之间俄军方面有关日军情报网的报告，但这份报告更多体现了俄军的嫉妒，因此他们情愿相信中国人是在日军刺刀威胁下为其充当间谍的:“在敌人前出的整个方向，散布着日军的一张由本地间谍构成的有效的情报网，他们的任务是跟踪俄国的任何动向。处死的惩罚不仅针对背叛，而且也针对不精确的情报。”[18]

回到鲁迅的“幻灯片”。当鲁迅在1926年的《藤野先生》中说“幻灯片”中跪着的那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时，他实际把1905年的中日关系想象成了1920年代的中日关系，即一方是日本人（“幻灯片”上的日本军人和课间看“幻灯片”的日本同学），一方是中国人（“幻灯片”上的受刑的与围观的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即便这张“幻灯片”在1905年仙台医专微生物课课间放映过，其情形也是“幻灯片”内外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对一个“俄谍”进行处决。这里存在着一种与1920年代不同的“情感结构”。

[1] 三船秋香《满山辽水》，东京：中央制版所，1912年，“露谍の斩首”图片插页说明文字。

[2]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438页。

[3] 鲁迅《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7页。后文引用同一文章，只随文标注该文名称首字“藤”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田书和《北京市区主要街道景观导览》，崧博事业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菜市口”条。

[5] Charles Fried, Gregory Fried, Because It is Wrong：Torture, Privacy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the Age of Terror, New York: W.W.Norton Company, 2010, p.77.

[6] Kathleen O’Shea, Women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98, Westport: Praeger, 1999, p.177.

[7]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言第1页。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新”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8] 吴汝纶《同志记者俱乐部送别会答辞》，《吴汝纶尺牍》，徐寿凯、施培毅校点，黄山书社，1990年，第310页。

[9] 吴汝纶《三岛中洲等欢迎会答辞》，《吴汝纶尺牍》，第305页。

[10] Amos S. Hershey,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06, p.80.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International”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吕浦等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第309页。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字“黄”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2] Desmond B. O’Brian, “Letters on Books”, in Truth, A Weekly Journal, vol.LVII, London: “Truth” Buildings, 1905,p.48.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Truth”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27, 1906.

[14] Louis Livingston Seaman, From Tokio Through Manchuria With the Japanese, London:Sidney Appleton, 1905，pp.161-162.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注该著名称首词“From”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5] Sidney Tyler, The Japan-Russia War: The Greatest Conflict of Modern Times,Philadelphia: P.W.Ziegler Co., 1905，pp.434-435.

[16] The Japan Weekly Mail, Jan.6, 1906.

[17] Evgeny Sergeev, Russ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War with Japan:,1904-05: Secret Operations on Land and at Sea, London: Routledge, 2007, p.122. 后文引用同一著作，只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Russian”及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8] General de Négrier, Lesso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trans. E.Louis Spiers,London：Hugh Rees, Ltd., 1906, p.59.

该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后有所增补。本文为程巍老师特别为海螺重新修订版本，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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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