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南方崛起的先驱
迪特·森哈斯/文
王立秋/译
2009年伊本·鲁世德自由思想奖得主萨米尔·阿明
萨米尔阿明是一位真正具备全球视野，并极富生产力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科学工作克服了作为许多发展的理论家和计划者的特征的那种过度的专业化。他们狭隘的科学进路，他们对模型的依恋，是阿明所没有的。阿明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出发，从事基于证据的研究（在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能力，是相当罕见的。他的分析总是把社会-结构条件，和对政治权力的思考也考虑进去，而他的定位、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则指出了前进的道路，这使他成为一个灵感的来源，通过一种拒绝正统和教条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不断地激励着后来的学者。阿明一直致力于关注新的发展趋势并回顾自己的立场，开启新的讨论，和参与正在进行的讨论。其智识和政治动力的来源，是他一直旺盛的好奇心，和好辩的政治立场。这种好奇和好辩的性情，也从对资本主义存在之前的全球历史发展的分析，延伸到关于最狭隘语境中的主题发展计划的反思上。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有经验依据的，基本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为一个可欲的未来，提供了先驱性的提议。正如萨米尔·阿明曾经论证过的那样，他从来不是一个（只关注第三世界问题的）“第三世界主义者(tiers-mondiste)”，而永远是一个面向全球的“世界主义者”。这——也不只是这个——把他和那许许多多的，在社会和发展理论的，以及更为新近的，世界分析的名人录中占突出位置的人区分开。他毕生的科学成就，展示了一种永远抵抗限制的，思想的自由。
萨米尔·阿明一直是第三世界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与大约六十年来（他全面的工作也涵盖了这整个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发展研究者不一样，他一直追求一种全球的视角。《全球规模的积累》：这个把世界的历史、结构和发展的动力机制诊断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几个单独的大陆、社会或区域的范式，对当前关于发展的分析的、和政治的思考，特别是新古典主义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考，提出了分析上的、和政治上的挑战。
萨米尔·阿明于1931年9月3日出生于开罗，他的埃及爸爸、和法国妈妈都是医生。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赛德港渡过的，他在当地的法兰西中学上学，并于1947年取得他的中学会考证书。1947年到1957年，他在巴黎学习并在取得政治学(1952)和统计学(1956)学位后，进一步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在早年的自传《智识之旅》(Itinéraire intellectuel)中，阿明写道，在这几个时期，他偏好于花最少的时间来准备他在大学里的考试，这样，他才能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激进的行动上。他的政治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显然，这个倾向，在巴黎也得到了延续——这不奇怪，因为巴黎一直是一个有着无与伦比而高度活跃的知识生活的都会。这座城市，对来自世界各地，而不仅仅是来自非洲说法语的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科学的集会场所。到巴黎后不久，阿明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PCF)，引自，他也就自然地介入了数十年来一直主导着法国都会的智识场景的，左翼及其形形色色的派系内部的智识和政治争论。后来，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范式的疏离，也受到了他这些年与其他第三世界学生合作编辑《反殖民主义学生》(Étudiants Anticolonialistes)经验的影响。这个期刊不总是招PCF中央委员会的待见。阿明的一些战友后来在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1957年，阿明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导师之一，是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论欠发达的起源，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Aux origines du sous-développement, l’accumulation capitaliste à l‘échelle mondiale)。但这个题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来说，太过敏感。他的导师们说服他选择了一个更加隐晦的题目：《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国际整合的结构效应：对生成所谓欠发达国家的机制的理论研究》(Les effets structurels de l’intég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conomies précapitalistes. Une étude théorique du mécanisme qui a engendré les économies dites sous-développées)。在论文中，阿明正确地假设，之前没有人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表述过“欠发达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命题。他的观念，就像他在1957年表达的那样，是：我们不应认为“欠发达经济”是一个独立的（自指的）单位，相反，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要求边缘国家按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也即，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再生产机制，来进行永久性的结构调整。
我们必须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语境考虑进去。在一开始占优势的关于发展理论和政治的讨论的框架内，阿明的命题的确是新颖而原创的：当时，在拉美，所谓的发展主义(desarrollismo)(CEPAL, 普雷维什等人)刚刚出现，并且它在差不多十年后，才在关于依附(dependencia)的讨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甚至来得更晚。但深知常规的发展理论，也还没有真正流行起来；它们的代表（W.A.刘易斯、A.赫希曼、C.米尔达、W.W.罗斯托、P.罗森斯坦-罗丹等人）在1984年才出现在世界银行编辑的《发展的先驱》(Pioneers in Development)中。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关于发展政策的讨论，才从像UNCTAD、世界银行和后来的ILO那里获得必不可少的动力。
因此，阿明早在1957年就提出一种对他的智识对手在之后才花了一二十年才发展出来的立场的精准、细致的批判，这是令人震惊的。他的批判还延伸至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及其“赶超”（“补齐”）的发展计划。这些事实经常被人忽视，因为阿明1957年的论文，直到1970年，才拓展成书的形式，以《全球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为名出版。
在取得博士学位后，阿明回到开罗，并在那里，于1957年至1960年在担任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门主任(Chef du Service des Études de l’Organisme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他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谓深入狮穴，因为在规划部，官员们是按与阿明的洞见相反的方式，来计划埃及未来的发展的。因为这个原因，也是为了逃避个人的危险和艰难，阿明离开开罗，到马里巴马科的规划部担任顾问（1960年到1963年）。当时许多非洲国家才刚刚独立，非洲大陆上也出现了政治的激进化（“非洲社会主义”）。1963年，阿明应邀前往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IDEP)任职。1963年到1970年，他一直在这家由联合国建立的，位于达喀尔的机构任职，同时还在先后在普瓦捷大学，和达喀尔大学以及巴黎八大教书。1970年，阿明升任IDEP主任，一直到1980年离任。
这个时期，也召开了几次支持研究发展问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网联的大会：1972年，像阿明和依附论的主要人物（卡多索、奎加诺等人）那样的，研究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召开了这方面的第一次会议。我有幸作为获准参会（尽管会议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保留）的来自工业国家的三位学者之一，参加了1972年的这次会议，并在智识上，从中获益良多。（也是这次会议，使我动了编辑《边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关于依附和欠发达的分析》[Peripherer Kapitalismus. Analysen über Abhängigkeit und Unterentwicklung]的念头。）在回顾他在IDEP的这段时间的时候，阿明强调，当时的目标，是训练大约一千名非洲知识分子，让他们获得批判地评估发展计划和政策的能力。
1980年，阿明离开IDEP，去担任总部同样在达喀尔的第三世界论坛(Forum du Tiers Monde)的主任。这个论坛是一家NGO，其任务，是通过各种面向全球的计划、会议和平台，关联从拉美、非洲和亚洲视角出发的，关于发展问题的跨大陆讨论。1996年，阿明又额外担任了另立世界论坛(Forum Mondial des Alternatives)，后者认为自己是一个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对等的机构，并在1997年发表了宣言《是时候反转历史的过程了》(Il est temps de renverser le cours de l’histoire)。
萨米尔·阿明出版过大约五十本书；其中大多数被翻译为多种语言。他最重要的早期著作无疑是《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另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他的《不平等的发展》(1973)，这本书也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这两本书之间，阿明还出版过其他几本书，在这些书中，他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来研究特定的国家（关于埃及、马里、几内亚、加纳、马格里布地区国家、象牙海岸、塞内加尔、和普遍而言的西非及阿拉伯区域）的情况。《历史中的阶级和民族与当代的危机》(Classe 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et la crise contemporaine, 1979)是另一部重要著作，它提出了一种超越发展理论的狭隘讨论的，关于全球史和发展史的视角。阿明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选项的分析，可见于他的《毛主义的未来》(L’avenir du maoïsme, 1981)。他关于脱钩的思考之精华，则包含在《断离》(La déconnexion, 1985)一书中。在1989年和1990年后，阿明出版了几本关于全球化及其固有危机的书（比如说，1991年的《混乱的帝国》[L’Empire du chaos]）。在《时风批判》(Critique de l’air du temps, 1997)中，他对当代的讨论提供了批判的评估，特别是回应了那种教条的后现代主义。他的书《美国的霸权和欧洲计划的消失》(L’hégémonisme des États-Unis et l’effacement du projet européen, 2000)则明智地呼吁，用“欧洲计划”来对抗不容辩驳的美国霸权，这样才可以不用再像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那样，服从“华盛顿的命令”。后来，阿明还多次遗憾地表示，深孚众望的欧洲计划依然不够强大，依然没有发展它自己的全球态度的立场。根据阿明的诊断，它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服从于华盛顿的霸权。他后来的著作进一步发展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他对全球权力结构的批判（《超越衰老的资本主义》[Au-delà du capitalisme sénile], 2002）；他还介入了关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主义运动及风尚的讨论（《现代性、宗教和民主》[Modernité, religion et démocratie], 2008）。在其所有的出版物中，阿明一直是一位敏锐的分析者，但同时，他也一直是一名政治的作家。
那么，阿明对全球和发展分析的智识贡献是什么呢：身为科学家的贡献，身为时代的分析者的贡献，身为敏锐地论证、但也秉持着深思熟虑的合理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贡献？
（萨米尔·阿明，2007年5月27日）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发展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不同，阿明总是从这样一个观察出发，那就是，我们只能从全球的视角，来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因此，也就有了他那个为他人指明道路的书名：世界规模的积累。不过，阿明并没有假设，在殖民和重商主义初期，对南方那几个大陆的掠夺，使成功进行早期现代化的国家，走向了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他也没有假设，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中心或都会的工业发展，可以在没有南方大陆的边缘（殖民地，非正式的帝国，等等）的情况下发生。在农业和工业资本主义（它们只在欧洲取得了成功）发展初期，边缘的存在，为这个发展提供了便利，但它们并非促成发展的功能性因素。中心的发展动力，是一个固有的积累的动力机制导致的结果，这个机制的结构的、和政治的背景，导致了作为去封建化过程的结果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又引起了与之同步的或者说，稍微滞后的工业化，工业化首先引出了为大规模市场进行的，对简单的、不耐久的产品的生产；通过这个生产，同时或稍后，一个新的资本部门演化出来了；这个资本部门的产品大大提高了农业和消费部门的生产力，并因此而提高了资本部门的生产力。对阿明来说，从世俗发展的视角出发，看到这点是重要的，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中心，作为成功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在整体经济的生产力提高后，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所提高；这就促成了一个能够刺激所有部门生产力增长的，国内市场的动力机制。这个动力机制在美国和两个欧洲的定居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这些地方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出现的要早得多。
正如你不能纯粹通过经济学，也要通过分析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政治冲突的构造（带来历史的和原则上是开放的后果的政治斗争）来解释都会积累的动力机制那样，你也不能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边缘的积累的动力机制。对阿明来说，在后者那里，积累是这样出现的：边缘，作为中心外部的领土，作为资本主义的中心的飞地，被迫整合到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去，结果，也就形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结构。和支撑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的概念不同，这个类型的，向世界市场的整合，使“边缘”的形象进一步得到强化，因为作为在边缘盛行的积累的动力机制的结果，廉价劳动力的储备会依然廉价并且永不干涸，无论实践上，飞地的经济是否以农业或采矿业为基础，也无论那里有没有发生过早期的工业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通过进口取代来鼓励当地生产的工业化）。
为什么廉价劳动力储备不会衰落呢？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和工资水平的上涨不会在边缘同步发生呢？为什么在边缘，资本不会得到广泛全面的强化呢？在阿明逐渐阐发的——作为通过大量的比较观察，对许多国家进行的案例研究的结果——边缘积累的动力机制模型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要描述这些事实，是相对容易的：边缘的积累的动力机制遭到了系统的扭曲。其背景，是基础广泛的农业革命的缺失。它是通过依赖飞地的出口经济获得动了的。与这个出口相对的，则是对被定义为来自利润的消费部分的要求的，“奢侈品”部门的进口。在这个积累机制中缺少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这就使它不可避免地，要靠提高农业生产力，来反哺大众消费品部门和资本设备部门（也即，当地生产的机器）。
从这点来看，显然，对萨米尔·阿明来说，对发展来说，农业问题一直是，现在也依然是核心的、在战略上高度相关的。他的许多经验研究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对他来说，农业问题也不只是土地的分配问题，我们还应该把它理解为这个问题：在这部门，合法的确定性（产权）何以可能出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之对等的工业部门可能会愿意供应并有能力供应允许农业部门动力化的基础商品和设备。
从阿明的分析来看，未来的情况可能是，这个边缘的积累机制，是不太可能甚至不可能转变为都市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发展的（“被阻碍的发展[développement bloqué]”）。因此，他呼吁“断离”或“脱钩”。脱钩也因此而被定义为，使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服从于真正的内部发展的逻辑。这与边缘的主流定位相反，这种主流的取向，致力于满足都会资本主义的需要，并带来了这样的后果：现存的资本主义在全球规模上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了：它塑造了都会的资本主义，和边缘的依附的资本主义。但如果没有国家的主动干涉，那么，这种通过脱钩来取得“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的策略，也是不可想象的。寻找以选择性地利用世界市场的机会——只要它们与国家自己的计划兼容——来推动一种基础广泛的、内在的发展为目标的混合策略，是国家，和利益相关的社会党派的任务。
对阿明来说，这点是显然的：这个发展选项（脱钩，而不非自给自足！）需要相应的政治前提。对各国的案例研究（开始只限于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使他认识到，这样的精英，也即，重视民族计划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不存在，也不会出现。相反，他在各地看到的，只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后来所谓的“游离/流氓资产阶级(Lumpenbourgeoisie)”意思差不多）的涌现。这个买办资产阶级——这点，也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正面——想做的，仅仅是促使他们的国家向结构不对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整合，因为他们直接受益于这个整合。脱钩只可能是朝向另一个方向的发展，即，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包括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的发展的工具。这些考虑，促使阿明对中国的发展策略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阿明在细节上不断提炼和更正的这个发展范式，从一开始，就与一切线性的-进化论的发展模型相悖。他的进路挑战了发展理论的资产阶级或新古典主义变种的“发展主义”。阿明明确反对CEPAL学派提出的“发展主义概念”他认为，发展主义在分析的层面上看似行得通（但不完全令人信服），但在政治上纯属幻想。阿明还对在去殖民化时期、和在后殖民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博得大量第三世界精英同情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异议。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期间，阿明极度地怀疑、并从根本上批判了好几个著名的发展政策和规划方案：比如说，新国际经济秩序（极其操作概念）、基本需求策略、和ILO的非正式部门项目。
从他的角度来看，发展的目标不能使“赶超”而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发展：“做另一个选择！”：一种不同的，服务于那些被系统地歧视和边缘化的人群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将使他们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成为必然。在作为去殖民化斗争的成果，人民获得解放(‘libération des peuples’)后，现在，阿明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革命运动，集中在大众的革命(‘révolution des masses’)上。对阿明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现在也依然是一种政治的经济，甚至更多地还是一个文化革命的过程，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意识的话，那么“做另一个选择”也是不可设想的。
在博士论文的语境中，萨米尔·阿明考察了三个社会计划：
（至少在欧洲）引出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福特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的“苏联”模式，和作为通过赶超来发展的计划的“发展主义”。早在1989-1990年，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其后，阿明出版了大量考察这三个计划的失败的著作。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及其特有的管理机制遭到了侵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破坏了国家在政治上进行控制和引导的可能性，等效的，区域或全球层面的控制手段——只有国际组织才能做到这点——又不存在。苏联的模型崩溃了，因为它内部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因为，它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过渡失败了，而这，（除其他原因外）又是政治改革缺位带来的又一个后果。所以，所有这些对另一个可选模型的希望（几十年来，第三世界一直广泛持有这样的希望，阿明则不然），都破灭了。最后，被视为“赶超”的发展系统之标签的“万隆”，也失败了。这也导致了第三世界内部的分化——随之而出现的是多个中心，阿明认为这些中心是新的半工业化国家；和一个被称为“第四世界(quart mondialisation)”的边缘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南方各大陆上的大片区域，也包括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
考虑到这些发展，萨米尔·阿明对当时的世界作出这样的诊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书的书名指出的那样：“大骚乱”(Le grand tumulte, 1991)，和“混乱的帝国”(L’Empire du chaos, 1991)——也就不奇怪了。一个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没有可靠的管理机制，没有任何激励人的反-模型，也没有任何对发展成功之前景的组织的世界——在这世界里，人们不能再忍受世界层面的、和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了，这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连最糟糕的情况都是可预期的，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像全球环境变化那样的问题了。
对萨米尔·阿明来说，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持续加剧，尽管中间也断断续续地有过经济发展的阶段，但单独来看，这些发展阶段都未能克服系统的根本矛盾：那就是，两极分化、不平等、和边缘化的倾向，这个倾向不但没有被克服，还得到了强化。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病毒”，也即，解除一切管制的倾向，也传播开了(《自由主义病毒，永久战争和世界的美国化》[Le virus libéral. La guerre permanente et l’américanisation du monde],2003)。阿明预见了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金融市场的去管制化、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比如说，早在2001年的时候他就写道：“但‘金融泡沫’不可能无限增长：有一天它会破灭。这已经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了。因此，一些改革者也建议通过消除对短线投机安排的激励，比如说，通过征收托宾税，来降低风险。”
金融市场的发展——它的划界、和它没有任何自我矫正机制的自我驱动的(autodynamic，自指的，self-referential)的扩张——是阿明所谓的“市场的物神化”的原型样本。这个发展，和其他特别是在过去二十年里的、灾难性的发展，都是一种政治的群体本能（特别体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行为上）导致的结果。它们都遵循了在盎格鲁-萨克森世界取得成功的正统：TINA（“别无选择”），这使阿明得出这样的诊断，世界的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但如今，这个霸权也和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巨头（美国或北美，欧盟，和日本）社会那里发展起来的，“集体的帝国主义”相关了。这个俱乐部也试图垄断那些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相关的行动领域：技术，金融流动，对世界原材料的获取，传播和媒体，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这个集体的帝国主义俱乐部相关的，是所谓的半-边缘。G-8向G-20的转变——正如最近，至少在声明层面上发生的那样——可能是走向依附性合作的一步。世界其他地区依然是“剩下的”。只要政治利益使然，这些“剩下的”国家随时会变成军事干涉的目标。但考虑到世界许多国家内部的混乱处境，成功而有成本效益的干涉的前景依然渺茫。
这个灾难性的处境有出路可循吗？萨米尔·阿明不仅是一位敏锐的分析者，也是一个立场鲜明的政治活动家。我们可以简要地指出一些例子：
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发展”，也就是说，提出一种批判的、替代性的发展构想，此构想不基于“通过赶超来发展”，而是指向另外一钟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阿明，这将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但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一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计划。这个新的开始，应该以社会运动为基础。而促使萨米尔·阿明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中进行全球性的、不懈的活动的，正是这个假设——因为我们不能期待精英来做这件事情。
而且，合乎逻辑地，阿明认为，没有脱钩（脱钩不等于自给自足），就不会有发展的新开始。脱钩意味着，使外部关系服从于内部结构的需要，而不是相反，比如说，脱钩不是单方面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全球层面上的主流趋势。
萨米尔·阿明还断然呼吁，要重新组织世界（《为了一个多极的世界》[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 2005）。这再现了一种对一个以区域为导向的，“集体的自立”的呼吁，这个自立，是重构全球关系、和管理那些需要在其全球层面上达成一致的需要的基础。
我们可以问：这里简要而完整地概述的这些单个的计划点，难道不是纯粹乌托邦的表达吗？对于这个问题，阿明的回答是：是，但这些指出前进道路的提议，也遵循了“创造的乌托邦”的逻辑。“历史并非为纯粹的经济规律的无错的展开所统治的。它是由对这些表达在这些规律中的、决定了社会条件（而这些规律又是在这些条件的框架内运作的）的趋势的，社会的反应创造的。‘反系统的’力量冲击着，也和资本主义积累的纯粹逻辑一样影响着真实的历史。”
萨米尔·阿明一生都在面对这些相反的、高度政治化的逻辑，而他本人，也令人信服地，对全球层面的，关于这些逻辑的争论，做出了贡献。
迪特·森哈斯
不莱梅大学
本文译自Diete Senghaas, “Samir Amin: Pioneer of the Rise of the South”, 原载Samir Am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Samir Amin: Pioneer of the Rise of the South, SpringerBriefs on Pioneers in Science and Practice, Vlume 16, Springer, 2014, pp. v-xiv.
本文基于2009年12月4日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ss)教授在柏林，在萨米尔·阿明获伊本·鲁世德自由思想奖时做的致颂词(laudatio)。本文由汉斯·君特·布劳什(Hans Günter Brauch)从德文译为英文，并经过了Mike Headon, Colwyn Bay（英国威尔士）的润色和编辑。森哈斯教授的致颂词原文见http://www.ibn-rushd.org/typo3/cms/en/awards/2009-samir-amin/laudatory-held-by-dieter-senghaas/（网页有变，已不可见），萨米尔·阿明用阿拉伯语做的授奖演说见：http://www.ibn-rushd.org/typo3/cms/en/awards/2009-samir-amin/speech-of-the-prize-winner/（网页有变，现为德文）。
感谢译者王立秋先生授权海螺社区首发刊载，图片来源自网络。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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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