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宇丨灵长类的科学话语与文化政治：哈拉维及其《灵长类视觉》

灵长类的科学话语与文化政治

哈拉维及其《灵长类视觉》

文丨胡亮宇

在唐娜·哈拉维的学术谱系中，出版于1989年的《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1]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密切连接着哈拉维毕生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动物、科学、性别、权力，等等。在本书中，哈拉维不仅仅细致地考察了作为科学研究的灵长类动物学的几次重大生成变化过程，同样，她深刻地洞见了与之相关的一整套知识，是如何被建构，又是如何与现实发生联动，并最终构建为权力话语，进而反身型构人类社会的。

《灵长类视觉》

作者: （美）唐娜 • 哈拉维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
译者: 赵文 
出版年: 2017-6-26

灵长类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灵长类何以值得言说？总体说来，灵长类动物在历史和科学中的位置，是一个“由强烈的神话性的围栏围成的区域”[2]，灵长类所携带的丰富性，与自然/科学的天然连接，该秩序中的诸多知识，是通过一次次学科实践所不断“发现”、形成和巩固的。这一过程，又深刻地关联着特定时代的科学范式、叙述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外部现实，带有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不易察觉的印记。由于灵长类动物与人类天然的高度相似性，他们往往被套上人类问题和希望的“盛装”，成为人类最理想的科学实验考察对象，这种相似性经过科学和大众文化的共同作用，使得灵长类的位置既在伊甸园，亦在太空；既在丛林，又在人类的实验室里，在充当各种各样的角色的同时，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能指。同样重要的是，在哈拉维眼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灵长类成员，目前都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充当人类替代品的第三世界动物”的身体和生活长期被人类科学的进程所捕获，并深度参与到人类社会自身构建自然、性别、种族等知识的过程中。那么，在当代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视野下考察灵长类问题，对哈拉维来说，不但是要反思学科史本身，重审过去那些问题重重的科学范式（Paradigm），更是要通过对福柯意义上的，将灵长类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型”（Form of Knowledge），透视灵长类、女性、以及知识分子在科技、自然、社会和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话语中所处的同构性的位置。

在哈拉维看来，灵长类的研究就是一门讲故事的技艺。科学也是一种叙事，只不过其表现内容为“制造事实的技术和社会手段”的历史，科学实践由此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实践。那么对于灵长类这个复杂领域的叙述，哈拉维所采取的策略，是把与之相关的文本放置在了一个“科学和幻想的边界日益模糊的领域”中来进行考察。这个领域，被哈拉维称为“SF”——科学（Science）和虚构（Fiction）。在“SF”这个区域中，科学事实被放置在虚构的异质空间里，成为异质文化在高度技术化世界的生产中的一个领地，这个区域里，阅读和写作结构性地依存。在这一策略的关怀下，科学的“神性”得以消解，也就避免了被盲目相信和膜拜的可能。从19世纪初开始的生物学话语，一直以来都是以生命史的方式对有机体和生物进行讲述的话语，根本上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是这种叙述创造了有机生物被“发现”的事实。是生物学家对自己眼中的生物进行学科化，最终“转译”为科学的事实。这一过程，恰恰体现出布鲁诺·拉图尔在关于“现代”的讨论中所总结的，现代科学的实践形式。科学通过对自然的转译（translation/transition），使得自然和文化发生混同。譬如，人在早上翻开的第一份报纸，其内容必然包括了在自然现象，科学路径，工业发现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之间的逻辑连接。另一种实践，则是试图通过对自然进行“纯化”（purification），创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人类与非人类。[3]

布鲁诺·拉图尔

在这里，哈拉维和拉图尔理论上的亲缘关系清晰可见。她对自然/科学，人类/非人类等主客二分的本质主义方法的拒斥，恰恰是灵长类——这个处在现代和前现代，人和非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准客体”（quasi-object）的启示所在。在面对灵长类这样一个科学对象时，需要追问的不是“灵长类是什么”，而是“灵长类何以为灵长类”——这必然要求一种经验的切入和视角的转化，不再是从主体出发与定位客体，而是从客体本身出发，研究其构建过程中的主体意识。具体到科学研究上，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即考察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连串事实的积累，又是如何在一次次的研究中被建构起来的，这也是拉图尔说的“反哥白尼革命”的含义，也是哈拉维朝向科学知识的“托勒密化”的反攻策略。

在另一篇文章中，哈拉维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科学史观。简言之，在她那里，科学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建立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人类生活经验上。因此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往往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支配，所以知识是被历史、语言、物质、文化所中介的世界。[4]在她看来，要重估客观性，就要考察对象的形象化依赖，因为形象总是能具体化到一个有限定性的地点的，而客观性正在于地点的限制性，即“情景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关于这一观点，尤其是科学研究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建构“事实”，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通过对实验室这个科学的发生空间，进行了一次人类学的考察。拉图尔借用德里达的“铭写”（Scriptures），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装置。实验室是一个空间，也是一个科学空间，在那里实验、设备、仪器都对客体产生作用；处在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各自国籍、肤色、信仰、性别不同，又各自拥有一套特定的生活习性和工作方法，所有这些，都对科学知识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室内部绝对不是封闭的，它和实验室之外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大学，政府，经费，国家政策，消费者，它们深深地渗透到实验室中，同实验室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知识的生产。如果说，实验室内部的研究是微观的知识建构的话，那么，外部的影响则是宏观的知识建构，则是社会的、政治的，关于客体的科学知识，就诞生在这种宏观建构和微观建构的结合中。实验室——这一“情景化知识”的具体生产空间，在哈拉维这里，被具体化到更加广泛和丰富的情景之中：非洲、博物馆、电视屏幕、科幻小说等等。她通过对几次大的科学范式的变化——如体质人类学、社会生物学、人类工程学，以及灵长类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意涵和表意符号的建构，其包含的与人类起源/未来相关的隐喻性象征资源进行了逐一探讨分析，试图打开这个“黑箱化”的建构过程。

德勒兹

那么这一重新打开客体经验的过程，亦是在反本质主义的总体关怀下，主体/客体，人/动物的边界的不断模糊，重新融合扩张的过程。在这种视角转化后，主体对客体丧失天然的界定权的合法效力，主客体关系要求下的人和物的关系，人和物的界限也不断模糊。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人和物之间总是进行着持续性的属性交流。一方面，人通过与物的交流从而获得物的属性，譬如人的鼻子通过辨香器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更为敏锐的气味分辨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先验主体，而是人在实践中，通过与辨香器的具体交流而获得的具身性技能。另一方面，物也会分有人的存在，赋予了主体意识，比如证件、照片，离开了物，人甚至都难以实现其主体身份。

这种杂交（hybrid）状态在德勒兹那里，成为一种突破本质主义新的尝试，他试图用“生成”（becoming）代替“存在”，“生成”意味着持续的流变，对抗静止的时间和空间，不断打破自身的同一性。德勒兹认为生成—动物应该是异质共生 (symbiose) 或者异质联盟(alliance)。不同序列、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存在物皆可发生联盟。“生成—动物”也是不断跨越自身界限、不断与异质发生连接的动态生成过程，并不是要真实地去变成动物，而是在人和动物边界消弭的过程中，情感强度的流变，以及这种持续的流变状态本身，这种主体间的“中间性”（inbetweenness）所带来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才是自身边缘化、异质化、自我边界溢出的迷人之处所在。即使哈拉维对德勒兹的“生成—动物”学说颇有微词，但我们亦看到了二人相似的思想策略——通过对功能性分工，主体性界限乃至实质性差异等方面的拆解，人和（动）物二元论的根基经历了不同的形式的动摇[5]，这一思想深刻烙印在哈拉维关于伴侣动物（Companion Species）和赛博格（Cyborg）的系列学说中。哈拉维致力于与其他物种一起生活，有时她从与她的同伴一起的日常生活中获取经验，她重视人和动物的这种关系，她也会借用“内共生”这样的概念，说明人和狗通过线粒体的接触来彼此构建，共同生活，共同进化的关系。[6]在这个意义上说，赛博格，灵长类，（伴侣）动物扮演的是相似的角色，都是人和物，人和非人之间那日益模糊的地带中的某个阶段的不确定形态。这一切，都是为她一直试图颠覆的知识体系，试图寻找的替代性的伦理规范和可能的政治策略服务的。通过对客体/灵长类的关怀，亦使得哈拉维成为部分研究者眼中“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7]。她敏锐地对政治和历史进行协调，并在生成的张力中承担起这些义务，在这一复杂而微妙的过程中，使她能够追踪权力和欲望，并把它们引导至种族化、性别化的历史结构中。

灵长类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起源

在影响哈拉维整体思想进路的其他几条哲学脉络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她在书中提到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在根本上在细微之处决定着认识和实践”[8]，哈拉维始终参照的，正是全球现代科学建构当中的性别与种族所打磨成的历史“镜片”，因为和灵长类科学一样，种族和性别不是当下的普遍社会规范，是历史的产物。

卡尔·冯·林奈

哈拉维直言不讳地指出，灵长类科学是犹太-基督教的科学。这一说法的直接对话对象，是现代动物种属学奠基人林奈。哈拉维认为林奈的主要贡献有两点。首先，对生物种属的划分和命名，把人和动物一起放入自然的分类秩序中，因此迈出了与基督教的前提和假设相分离的一步；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林奈维持了现代主义同一性的象征意义——作为“第二亚当”和“上帝之眼”，通过命名，对自然的真理和信仰加以确认，对眼睛和词语进行“提纯”。在这个世界中，新“人”部分维持着“自然平衡”。这正是在欧洲的扩张过程中，面对表面上同一性的难题的解决之道——现代主义对自然的描述和命名，便是一次次对统治秩序的确认和规训。因此，林奈作为“在天堂里四处走动的亚当”，他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安置帝国在扩张之中面对的爆炸的博物学、地方性知识。林奈的分类系统很大程度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动物研究，他照搬了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即属名（genus）+种名（species)的命名方式。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林奈明确说，“大地上的创造是上帝的荣耀，始于自然之工，只凭人而实现”——在这个神学的假定下，不管林奈如何辩解，他在道德上始终以人为中心，所以甚至可以说自然研究，都是对殖民时代知识框架的填充性的工作，这个框架就是他说的“自然阶梯”或者是“存在之链”。福柯在《词与物》之中，把这种博物学既看做是描述性语言序列，也看做一种有构建科学秩序的数学因素，这一语言序列亦跨越了科学秩序的书写，进入到文学的想象与书写中，在玛丽·普拉特的《帝国之眼》中，她更是将这一过程直言不讳地命名为“行星计划”——通过种种航海实践、旅行书写共同谱写而成，从而将所有的世界性知识全部中断，纳入欧洲的统一秩序之中[9]。

但林奈其实也曾面临过一个困境，即他本人关于猿类的喜爱，使得其难以想象人和猿的区别究竟在何处（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猿猴的犬齿和其他牙齿中间的一道缝隙）。笛卡尔曾说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会用语言和理性，所以把动物看成设计精密的机器，林奈对此调侃，笛卡尔一定没有见过猿。林奈所坚持的基督教-形而上学假定，把人归类为人形目（order of anthropomopha），后来改称“灵长目”（primates），这也正是阿甘本认为林奈的天才之处所在：他对动物进行分类，而没有对人这么做；他没有明确人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特点，只不过后来又把人（Homo）改成“智人”（Homo Sapiens），这也彰显了林奈晚期对形而上学的彻底回归：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能不断地将自己体认为人，所以智人也就成了一个生产人的认同的机器。这也正是阿甘本所说的，人是“人类学机器”，每当自然科学动摇形而上学，就会有一个东西站出来，反复督导，划定人和动物的边界。[10]那么在哈拉维看来，林奈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是“断言了扩张中的欧洲带来的现代秩序中人与动物的亲缘关系”[11]，自然的人只能在动物中去寻找，被命名为灵长类，构成自然的第一秩序，命名的人则称为科学家，由此推论，生物学从19世纪开始，就被构建为有关自然的一整套话语。到了20世纪，灵长类学成为一座“生态学剧场”和“进化戏剧”，一边是符号意义上的，将灵长类科学理解为不断使用的犹太-基督教神话系统的叙事技艺；另一面则是生殖和繁衍意义上的，如何观察猩猩的进化，有效克服现代人类所面对的焦虑。

由此观之，在现代生物分类学基础上诞生的灵长类科学，自身所包含的强烈的我/他二元结构便不言自明了，这一特征被哈拉维称作“猴类东方主义”。西方的灵长类学一直以来都是以他者的原材料加工出自我的建构过程，是“文化生产中对自然的挪用，从动物的土壤中结出人类的过程，把白色和其他灰暗色彩分置的过程，是让男人从女人身体中分裂的过程，从性中挑选性别的过程，通过活化身体让灵魂得以显现的过程”[12]，灵长类科学最终力图建立的是某种政治秩序，通过不断划分边界，譬如家庭规范、男女社会分工、卫生健康政策、以及文化生产得到巩固。在此，哈拉维所接续的萨义德的东方学思想资源便再明显不过了。在萨义德那里，西方通过不断想象性地表述“他者”建构着东方的形象，而灵长类则展示了西方人对社会性起源的想象（尤其是在家庭的概念上），是在生物性、社会性的主体形象上，人类对自我的集体想象。在哈拉维关于灵长类的叙述中，我们发现种族、性别、科学是不断被技术、资本、权力所编码的，其中自然而逻辑地内嵌进白人的、父权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所以灵长类学是一整套现代西方话语，因此也是性别化的话语、等级制的话语、殖民的话语。而这一切，则是在一次次人和非人/灵长类的指认中完成的。

科学与政治的联动：学科范式的三次转换

在《灵长类视觉》中，哈拉维对该学科在二战前后的几次范式转化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分析。总体而言，二战前，该学科基本全部由西方人主导，以实验室或博物馆为基础的。作为科学的对象，活体的猴子和猿类来自实验室、公共或私人收藏，而死体的则存在于监狱、大学和博物馆的展柜中。“野外”动物的掠夺，在非洲建立的研究和保护站，基本上是为了向马戏团、宠物商、医学研究、动物园等贩售动物的目的而进行的。所以哈拉维指出，这一阶段的灵长类研究，无论就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都是一桩“殖民事务”。从灵长类的身体到他们的栖息之地，都是被殖民主义的话语、价值所文本化的。

唐娜·哈拉维

在这一阶段中，有两个学科曾先后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是人类工程学。它的主导思想，在于试图通过人类的科学和理性，对实验条件进行多种变化和控制，在灵长类的思维、心灵和行为等方面开展全面考察。在此过程中，人和灵长类的实验关系，实则是人类再造自然的直接反应，其最终目的，则是介入20世纪美国的工业组织生产、家庭组织生产和一般社会组织生产的人与物的要素的科学管理之中，从而给出当下迫切问题——包括稳定家庭、调节性别结构，劳动分工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人类工程学是“通过研究和操控人类行为在个体和机体层面控制人的生产要素的运动”[13]，对人类进行编码，使之整合进工业资本主义的生存和消费链条之中。在此过程中，要移除非理性的东西，放逐掉情感、种族、性别等“使之效率低下的因素”。

当时的实验尤其关注心理生活、对意识的研究，以及对“行为适应性”（behavioral adaptivity）的研究。在著名生物学者亚尔克斯眼中，行为适应性就是“智力”，它进化表现为族群间的合作，而合作的第一活动中心就是家庭。在实验中，视觉作为一种感官系统的重要性，体现出它在心理和行为惯习生产中的作用：科学家所规定的“合理”的家庭生活规则，通过动物的视神经以记录，形成印象，继而构成行为习惯，最后在固定群体中生成观念，塑造、规训性格。更重要的是，在家庭这一基本组织单位中，灵长类猩猩被有意地按照一夫一妻制的关系被管理起来，这种基于差异性的角色的家庭结构，同样是基于本能的、性的。灵长类的传统研究表明，雌性和雄性大猩猩尽管在心理构造、本能冲动等方面并无太大不同，但个体之间表现颇有差异，这种差异是性格构成的，是有机的冲动和有意识的自我的整合。在实验中，灵长类的性和性别都受到实验组织的调节，正如哈拉维所说，本能被理所当然地通过性格的控制和药物治疗而实现的合理化控制所替代，性在去宗教化之后，又被科学和医学动员了起来，性格被约化为“雄性气质”和“雌性气质”。人类工程学对性格的规范，亦是对社会角色的规范。这一实验的核心和目的也正在于此：提供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面对复杂环境更为合理化管理方法，从而迈向了现代社会的人力管理最优模型。

其次，社会生物学的灵长类研究亦影响深远。一系列缺损实验的操作——通过摘除器官研究性，通过不断地移除和置换猴群中的首领来研究群体心理，科学家们发现猴子配偶先是必须按照性能力和已有的排序优势进行分级，在发生变化时再次协调、生成与等级制所相适应的生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互补和对抗的差异性关系中生成出整体。通过社会计量学的方法，科学家们观察到，稳定群体中成年雄性和雌性的性冲动是相互协调平衡的，不平衡的时候，会有新成员的加入，群体裂变，然后整体的稳态调节机制就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迹象，不断内部调节，控制，整合。重要的是，这个群体的分化是异性性本能的组织轴心而结构起来的。这种控制论的雏形，在加入了符号学之后，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总体思路仍是将动物社会看作一整个生态共同体，一个“命令-控制-通信系统”。无论生物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行为和环境的关系，其实就是信息交换和控制系统的关系，通信成为交往的关键词，生物体则成为机器中的零件。

第三，二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灵长类学发生了转向，在体质人类学、通讯科学和军事科学的共同作用下，灵长类被改造为人类的替代品，人的近亲。这时，关于人类的想象已不仅限于一次次重返起源时刻的非洲，同时指向了人类的未来空间——太空。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新体质人类学，是重新回到起点，将非洲古人类重新发掘，并定义为人的原型，从这里出发，通过古人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法，经过灵长类的历史，研究人的问题，发掘人类共同分享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人性起源。这其中的人道主义面向不言自明，而这种价值向度恰恰是可疑的：分享这种生活方式的，是颇有些达尔文主义的，“狩猎者”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人，他们也是进化中的幸存者。那么，在所谓去殖民化、去种族化之后，在二战和核爆后的冷战语境下，幸存者只有一种命名——符合自由主义民主版本定义的人。在哈拉维看来，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这种人的官方命名的合法化。宣言昭告了人类虽属不同民族，肤色不同，但具有同等的心理状态，可塑性和遗传性。不必说该宣言诞生于冷战之中并未获得所有国家一致同意的现实背景，它在一些关键性的修辞上的模糊和偷换，自身所包含着的进化主义的深刻印记，更是这一时期总体社会政治面貌的鲜明反映。

那么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让人类之所以区别于猿猴的特征是两个，一个是二足性，一个是盆骨的变化。盆骨的综合的变化带来了胸部的变化，手的使用次数明显增多，从而发展出发明工具、使用工具的生活方式，也就发展出了文化；二足行走，则让人们开始适应平地生活，适应狩猎生活。这两个变化极为重要，因为他们为以后人类的进化和各种进化适应奠定了基础，同时重塑了人类的身体，也强调了这种整体性的适应性能力。期间，性和工具的使用，成为群体内部功能性适应的综合的基础，逐步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契约。因此，性别的分工，在这里就被编码了，工具的使用是用来获取素食（从树上打果子）和照顾孩子，或者是以合作的形式去屠杀狩猎动物。于是支配性的，围绕狩猎中心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塑造了以男人为核心的家庭形式，这其中也包含了冷战时代有关技术和家庭话语的语码。这个过程，正如哈拉维所说，消耗了动物，创造出了人。

视觉展示与道德教化：纽约城博物馆里的灵长类

在对既有研究范式的简单梳理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科学研究方法，灵长类总是长久处于一种相似政治诉求的注视之下——即带有鲜明的现代资本主义焦虑，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不断向自然进军，同时反身型构人类社会的故事。这一套长久以来镶嵌着性别、阶级、种族话语的神话，在不断试图弥漫超越自身的疆界，进入更为丰富的文化书写和公共生活中。哈拉维在纽约市中心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发现了其最富代表性的讲述。

美国自然博物馆

坐落于纽约市中心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于内战结束后不久，为了大众教育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建立的。有两个地方最值得玩味。一是博物馆专门纪念西奥多·罗斯福的展厅；另一个则是1936年起对公众开放的非洲馆。前者是美国精神、男子气概的集中展演，而后者则是一个“起源现场”，通过精细的建筑和布局，让人们直接进入人类的起点，动物到人的交替、美国精神的凝结时刻。二者的并置，让博物馆成为一个保证起源性故事，美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泰迪熊父权制”（“泰迪”为罗斯福的昵称）等核心意识形态持续再生产的装置。这一切，通过一系列视觉传导抵达它的观众，包括展示雕塑、照片、标本等等。

在哈拉维看来，自然博物馆所记载的关于罗斯福狩猎与自然搏斗的主题故事，支配性地指导着关于美国起源的叙述，也是整个自然科学的血腥暴力又充满种族和性别话语的隐喻。罗斯福纪念馆和非洲厅是整个灵长类故事的一体两面的空间性隐喻。她事无巨细地描述了整个博物馆里的建筑安排和布局，比如纪念馆入口是一个巨大的罗斯福骑马像，旁边站立着指路的印第安人，纪念碑采用的巨大希腊石柱支撑着，内部的建筑又秉承了的新古典主义简约风格。大理石上篆刻着一系列铭文，譬如“自然、青年、男子、气概、国家”，以及罗斯福关于正义和责任的名言等等，这一系列布景指向一个主题，那就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的国民性的起源性描述——男子气概的、民主的、敢于向危险的自然资源发出挑战、并最终征服自然的生死观，如果人们来探访博物馆，会被提升到一种“男子气概的道德境界之中”，而罗斯福在冒险中的死，也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在哈拉维看来，在这个“泰迪熊父权制”的颠倒世界中，生命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个人偶然性物质性的降生完成的，而是通过杀戮实现的，罗斯福是这个馆的灵魂，他起的作用，哈拉维说，是“绝好地帮助博物馆实现如今备受基因堕落和社会堕落所困扰，备受移民多产的身体所威胁并因男子气概的失落而处于风险之中的男子气的、内在的城市公共生活的再生任务”[14]。

罗斯福骑马像

博物馆的这一教化功能，在托尼·本内特的研究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本内特认为，博物馆从出生到发展，一度曾是王室展示权力的场所，后来则和监狱一道扮演着所谓“逆反对称”的功能，只不过监狱通过把人隔离，权力在内部通过监视、规训和惩罚来影响行为的偏差，而博物馆则是从王室的、私人的领域转变为景观的，有教化意义的空间，通过展现和讲述达到相同目的。博物馆不同之处在于，它总是让参观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才是知识的主体，而不是被管理的客体，带来一种权力属于观看者的幻觉。哈拉维分析中没有提到的是，博物馆也是一个明确把人的身体作为改造的对象的机制，比如通过一些禁止的行为规范，禁止吃东西，禁止乱摸展品等等，成为一个阶级之间相互仿效行为的空间——让工人阶级模仿中产阶级的行为，学会新的得体的行为方式，所以也由此在建构一个文化空间的同时，建构了文化区分实践，意图筛选出不同的公众行为方式。[15]

与此同时，在非洲馆中，博物馆颇费心机地陈列出早期探险者的种种“战利品”。非洲成为了一台时间机器，让人们穿过20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世界，来到这个人和动物相遇的起源性时刻之中。这个展厅布置的二十多个展框里的照片，让非洲大陆的主要区域和哺乳动物得到展示，在组织展示的过程中，动物的族群也是被有意识地、逻辑地、“有机地”组织起来的。譬如说，常见的组织逻辑是以一个巨大的雄性动物为中心，一个雌性动物和一两个小动物围绕，以一种潜在的家庭组织方式呈现；其次，性别的功能分化、劳动分化、种族分化，也在不同的栖息地的等级分布中被嵌入了。哈拉维尤其提到的是，处于画框中的动物，都是一个警觉的姿态，在和观众发生视觉接触的那一刻，人们能感受到这种关系的张力，动物是在最生动的一刻冻结，超越了生死，永远处在当下。博物馆展示的这一个个瞬间，在此发挥着雕塑曾经发挥过的某种功能，正如莱辛对拉奥孔的观察中所发现的，那是既包括过去也解释未来的“最富孕育性”的时刻，他们的本质生命永远定格在此时当下[16]。

哈拉维尤其谈到了一只银背大猩猩，那是阿克利的第一个战利品，也是整个馆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标本，这个被称为“美国的弗兰肯斯坦”的大猩猩，集中体现了多种现代视觉的展示手段。首先是标本剥制术，这一技术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是体现典型化，第二是体现真实。前者意味着选取合适的标本，而选择的标准，便是自然界动物的等级制：狮子、大象、长颈鹿的地位，要优先于野驴、羚羊、袋鼠等等之上；而在同一种动物之间，雄性又高于雌性，因为他们生命力更强，也更为健美。典型化的要求，则需要人在现实中丛林里去打猎、采集标本，在自然中通过不断工作萃取典型。具体到制作层面，标本剥制术则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目的是用来再现真实的，是通往丛林的观察孔，而人们通过标本看到的，则是一个毫无雕琢的，完美的自然。其次，摄影亦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哈拉维认为，摄影侧重于表现未来，雕塑侧重于表现过去，雕塑是通过有机论的生物学和现实主义艺术的双重话语制造生命知识，摄影机的可视触觉则从二战以来支配着我们对于自然的理解。生物学家阿克利把摄影和枪进行了意义上的嫁接，确信冒险精神的最高体现形式就是用摄影机进行狩猎，从而“让一个男人变成两个——父亲在狩猎，通过影像孕育出儿子”。摄影从娱乐变成可学的教化，扮演着超越现实和时间的占有性角色，目的是和现实互看，互相界定，互相保护，遏制现实的衰败。第三，则是最为重要的，故事的讲述。在位于非洲探险的漫长历史中，往往是作为白人男性的狩猎人形象留下来了，女性和当地人的故事消失了。最终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的，是一个个充满男子气概、征服自然的故事。阿克利在自己关于非洲科学考察的书中，详细地叙述怎么去狩猎大象，又是如何受伤等等。而消失的叙述包括，他的前妻在科考中的行动。他的第二任妻子通过出版、修订阿克利的传记，遮蔽了前妻的存在，前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科考贡献，而他们都被一些当地人语焉不详的叙述所代替。这些故事后来重见天日，让人们得以了解到博物馆那些“整齐划一的真理背后的混乱”，以及那个被消声了的“黑暗的非洲”。[17]

卡尔·阿克利

可以说，哈拉维笔下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意义生产机器，一种各类视觉技术共同作用的装置，作为资本主义引发的种种自然和文化间紊乱关系的社会病症的治愈场所，它自然再现为一种技术的社会关系的存在，同样也连接着美国的国家起源时刻。由此，灵长类学在博物馆这个空间中，揭示着这个中心化的知识-权力的意义巨链的生产、再生产的过程。

结语

除上述内容之外，哈拉维在书中还对灵长类动物在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灵长类动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思考和分析。可以说，《灵长类视觉》或许是哈拉维最富野心的作品之一，她从灵长类动物出发，力图重新打开的，是这一科学对象在长久的建构过程中，附着之上的种种话语、意识形态、和学术政治的历史印痕。这一反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进路，在她日后的研究中得到了持续的演化和升华，为她情景化知识、赛博格等重要理论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为我们面对数码时代、网络生存的新的历史境遇，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为人们思考当下阶级、性别、种族等文化政治议题，尤其是关于女性主义研究中生物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争所陷入的本质主义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视野下，在未来这一维度的参照下，哈拉维亦打开了有关“后人类”、“后人类主义”等诸多话题的全新探讨空间。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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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版于201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首发，2017年5月再版，译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赵文。

[2]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3]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  Haraway, Donna,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1988,Vol.14,No.3, p.575–599.

[5]   汪民安：《什么是当代》，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6]   Haraway, Donna,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7]   Kohn, Eduardo, “Anthropology of Ontolog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5,Vol. 44,No. 1,p.11–27.

[8]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9]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 方宸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10]   吉奥乔·阿甘本：《开放性：人与兽》，李自修译，载于《生产·第3辑》，汪民安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12]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13]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14]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8页。

[15]   Tony, Bennet, The Birth of Museum: Culture: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pp.201.

[16]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7]   唐娜·哈拉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8-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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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丨李瑞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