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不存在——基特勒的数字媒介批判

文 | 车致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1991年1月17日多国部队对巴格达的第一次轰炸在CNN上直播

1991年，美国发动了海湾战争。在这场被称为史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中，美军凭借精确制导武器等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在几乎“零伤亡”的情况下用时一个月就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发表了文章《海湾战争从未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在文中鲍德里亚把海湾战争重新解读为一场“媒介化”的战争，即一场在电子屏幕上展开的虚拟战争。也就是说，海湾战争只是对真实战争的一种拟像（simulacra），对于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观看（首次实现“现场直播”的）海湾战争与观看一部好莱坞大片并无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以一种挑衅式的后现代姿态宣称：“海湾战争从未发生”。[1]

鲍德里亚发表了文章《海湾战争从未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

表面上看，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的这种激进的后现代阐释突显了“媒介”在现代战争乃至现代社会中的先验地位。“媒介”（或鲍德里亚更常使用的“拟像”）在今天的历史-技术语境下，已不再是对所谓的“真实”世界亦步亦趋的模仿。在后现代社会中，“拟像”自身就是“真实”，甚至已经成为比“真实”更真实的“超真实”（hyperreality）。因此，鲍德里亚——曾被誉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对海湾战争的阐释似乎的确是在延续麦克卢汉主义的要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基特勒对海湾战争的理解却与鲍德里亚截然相反。

以一种“不点名”的方式，基特勒在《保护模式》（Protected Mode）一文的开篇就直接否定了以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媒介哲学（它们无异于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帮凶）：

1991年的“空地一体战”（Airland Battle）再次展现了在全部后现代幻觉策略中，没有哪个能像去模拟软件确实是存在的一样有效——直到与此相反的事实出现在战场上，也就是说，当计算机十分清楚地表现了它们是用来摧毁敌军硬件的硬件。[2]

这段文字也引出了晚期基特勒的数字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 “软件”（software）这一观念的谱系学批判。基特勒的“结论”其实相当直接：与其说是“海湾战争不存在”，不如说是“软件不存在”（There Is No Software）。“软件”才是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而“海湾战争”并不是（虽然美国政府和西方媒体希望它是）。正如美国军方或后现代哲学话语对海湾战争的阐释掩盖了这场战争的实质依然是一场“硬件与硬件”之间的对抗，“软件”自其诞生以来的发展与普及让我们忘记了“软件”自身的历史“起源”。简言之，之所以说“软件不存在”，是因为“软件”狡猾地遮蔽了自身的物质性，而“软件”丝毫不“软”的物质基础正是计算机的“硬件”。

但是，正如其一贯的写作风格，基特勒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论述过程是相当复杂而含混的，本文仅仅分析其中的几个要点：

我们不难发现，基特勒进行“软件批判”的最终目标——挪用精神分析的话语——就是带领读者“穿越”（traverse）软件的幻象，去发现软件自身的历史性，绕过“软件”（以微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资本）的“中介”，实现在人与计算机之间更为“直接”地交互：

软件——一种基于地球上最便宜的元素的上亿美元的产业——竭尽所能地阻止所谓的“人类”有权进入硬件。拥有一台通用的AT386计算机和Word 5.0，在微软的DOS3.3操作系统（正如它恰当的称呼）“之下”运转，一个人可以对这三个对象写一整篇论文而丝毫不会察觉自己其实已经被策略性生产的种种幻觉所欺骗。毕竟——正如“之下”已经表明——一个人是作为微软公司的主体或下属进行书写的。[3]

然而，基特勒所构想的这种批判性的“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是一种乌托邦政治。换言之，它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计算机用户所面临的障碍首先是计算机程序语言的数量（层级）的不断增长。我们应该意识到，计算机在诞生之初其实只有“硬件”，并没有任何今天意义上的“软件”可言。早期的计算机，如二战中英国用来破译德军密码的Colossus计算机，使用的是机械系统（用于输出和输入的一些穿孔纸带）和电子系统（真空管）的组合，由于并没有预先存储好的程序，所以当时的人们必须通过手工插接线的方式才能实现计算机的“编程”。换言之，只能由人类操作员手动对其物理结构进行重新调整。因此，这种设计导致了一种矛盾：即机器运算的极端快速与人类操作的极端缓慢之间的不匹配。因此，一旦需要为了完成其他操作而必须对计算机进行编程，那么人类发明计算机——一种以加快运算速度为根本目的的技术——所赢得的时间又重新丢失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50年的EDVAC计算机（以二进制的形式）在计算机的硬件中预先存储了一定的“程序”以便人类无需通过实际的物理操作，只需“象征性”地使用一系列语言指令即可对计算机进行编程——这一刻就是“软件”诞生的时刻。然而，在基特勒看来，这种看似有利于人类操作的解决方案的出现，却造成了（既是理论意义上，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严重后果：

安装在弹道研究实验室的EDVAC

……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和读取这些实际上不可辨识的普遍书写-读取机。众所周知，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被称为“软件”，也就是说，发展出更高级的程序语言。那种古老的垄断——在其中日常语言的功能是作为它们自己的元语言，因此不承认有他者的他者——已经崩溃并转变为一种新的程序语言的等级制。与此同时，这个后现代巴别塔正在逐渐地延伸，从简单的指令代码，其语言学延伸仍然是一种硬件的配置，再到汇编语言，它们是这些同样的指令代码的延伸，最后到所谓的标准语言，它的延伸——通过在解释器、编译器与连接器中的无数次迂回——同样被称为“汇编语言”。今天的书写，当它出现在软件的发展中，是一种被分形几何发现的由自我相似物所组成的无限序列；除了，不同于数学模型，（以一种物理/生理学术语）有权进入其中的全部层级在数学上依然是不可能的。现代媒介技术——自从电影与留声机的发明以来——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破坏感官知觉而设置的。我们无法再获知我们所书写之物在干什么，至少在我们编程时无法完全知道。[4]

正如基特勒所指出，软件实际上具有一种“等级制”结构 ——从位于金字塔底端的最贴合硬件运转的初级语言（即“机器语言”）到较高层次的“汇编语言”，再到位于顶层的最高层次的程序语言——在其中，高级语言的表述形式最接近“自然语言”，因此在用户（人类）看来，这些高级程序语言似乎比最底层、最原始的二进制代码更为“透明”和“自然”，但实际上这些二进制代码才是这一等级秩序的真正基础。在这个被基特勒称为“后现代巴别塔”的计算机语言等级结构最外围的，是对于普通计算机用户而言，早已习而不察的“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这些图形用户界面是如此美观、如此易于使用（即所谓的“用户友好”）、如此符合人体工程学——甚至还带有微妙的欺骗性，例如“Windows”这一命名正是为了宣称它自己并不具有的“透明性”——以至于这些“用户界面”让使用者最终忘记了它们其实只是这个语言等级秩序的最表层。也就是说，相较于机器语言、汇编语言、或高级语言，计算机用户所熟悉的“图形用户界面”与计算机用户的最终目的地（计算机硬件）之间的实际距离反而最远。而与此同时，不仅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意识到）处于这一巴别塔底部的那些原始的机器语言和二进制代码，即便对于专业的程序员而言，现在其实也只能在高级程序语言或汇编语言的层次上进行编程工作，所以他们也无法接近计算机的物质基础。

除此之外，计算机用户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第二重障碍，即程序语言的“密码性”。换言之，人类用户之所以无法真正“进入”这些计算机程序语言，不仅是因为这些语言的数量越来越多，更是因为这些不断出现的高级程序语言形式，其自身的加密程度或者说对其进行反向破解的难度与日俱增：

高层级的程序设计语言——它们组成的巴别塔建的越高就越像日常语言——的运行方式就像是最新的数学密码学中所谓的单向功能……反向操作——即根据某功能的结果推算输入参数——所需的时间成本，相对于该功能的复杂程度将出现指数式的、不可承受的增长。换言之，单向功能从算法自身的结果中保护了算法。

简言之，基特勒在这里指出的是，在今天由于种种最新的密码学特性，从这些高层级的程序语言“回到”那些支撑着它们的原始代码的做法，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再可能。因此，正是通过这种极具“密码性”的设计方式，计算机制造商成功地确保用户只能停留在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最表层。

不仅如此，这种不许普通用户（乃至普通程序员）进入计算机内部的“禁令”不仅在于软件层面的程序语言设计，这种“禁令”甚至已被结构性地写入了硬件层面。正如基特勒的文章标题所示，一个往往为人们忽略的关键转折点是，自1982年的80286型号开始，英特尔公司在其生产的处理器的“真实模式”（Real Mode）之外，又设立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运行模式，即所谓的“保护模式”（Protected Mode）。表面上，英特尔公司宣称该“保护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引入内存分区的可能性，也为了控制和保证每个任务不超出为其分配的那部分内存，即一种能保证把不同程序和不同使用者的数据分开的多工编程的可能性。然而，正如基特勒一针见血地指出，设立“保护模式”的真实用意（恰如其名）无非就是为了“保护”计算机系统不会被计算机用户控制与修改：“……不同的指令集，不同的地址可能性，不同的注册集，甚至还有不同的命令执行时间，将小麦与谷壳相互分离，将系统设计与用户相互分离”[5]。而且，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仅是在“量”上的区别——比如商业用途、工业用途与军事用途的芯片的工作温度依次增高——更是在“质”上的根本区隔：“在保护模式中，CPU自身是携带着优先性、禁令、特权与障碍来进行工作的”，例如，对于一个同样的指令（如“结束”指令），“保护模式”需要比“真实模式”额外增加多达八倍的循环才能完成。

英特尔公司在 1982年推出的80286芯片

然而计算机的硬件结构设计中这种区隔性的二元等级秩序，这种内在固化的权力机制，在计算机诞生时并不存在。例如冯诺依曼式的计算机原型设计是完全不区分“指令”与“数据”，即不区分系统本身与用户对系统的使用这两个层面的——因为那时“计算机”的存在本身就是政府机构的绝对机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阻止用户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禁令已经不仅存在于“软件”的层面，无论是高级程序语言、汇编语言还是机器语言中，这种对用户的禁令已经预先取决于计算机的物质结构，取决于计算机的硬件设计本身。而这样严格地区分对计算机的“使用”和“控制”（即“真实模式”与“保护模式”），正延续了现代媒介在诞生之初的状况——媒介技术在越来越广泛地向大众开放的同时，也在不断试图逃避使用者的操纵。众所周知，本应该供大众使用的无线电设备的基本结构被专门设定为无法主动地向外发送信号，而只能作为一种被动的接收装置，从而保证了只有政府-军队的无线电设备才有权进行信号交换（例如二战中德军对民用无线广播的设计）。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

最后，让我们的思考重新回到方法论层面。在基特勒对数字媒介技术的讨论中，隐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元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的历史限定性下继续对权力进行批判（如果所谓的“批判”依旧可能）？基特勒对我们的提醒是：

一方面，我们应该不再试图把权力，如从前那样，理解为所谓的“社会”的一种功能。与之相反，我们现在应该从芯片设计中重构社会学。一开始，我们的任务至少是去分析微型处理器的特权等级，它正是委任了该微型处理器的设计并将其部署在大众中的同一种官僚机制的真相。以下事实并非偶然，摩托罗拉将监控层（Supervisor Level）与用户层（User Level）相互区隔，以及英特尔将“保护模式”从“真实模式”中分离出来之时，正值美国开始建立一种密不透风的双阶级系统。[6]

在以上这段引文中——极为罕见地出现了“阶级”一词——基特勒试图强调在当下进行权力批判的有效方式，不再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去分析芯片结构中的等级秩序，而是“颠倒”这一顺序，首先从对芯片结构（即软件的物质性）的批判出发，去重新想象一种有别于基于主体而非客体，基于抽象的意识形态而非物质性的传统社会学/文化研究式的批判路径。总之，在基特勒看来，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对媒介技术的批判必须先于对社会的批判，否则就没有任何批判可言。

注释

[1]Jean Baudrillard ,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 trans. Erik But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p.209.

[3]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09.

[4]Friedrich Kittler,“There Is No Softwar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21.

[5]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12.

[6]Friedrich Kittler,“Protected Mode”in The Truth of the Technological World: Essays on the Genealogy of Presence,p.212.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全新修订版。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公号立场。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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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谭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