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 | 在沈阳看帐篷剧 （修订版）

在沈阳看帐篷剧

作者：刘岩

在沈阳看《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是我第二次看帐篷剧。上一次是2007年在北京，已经是十二年前了，中间一直都没再看过，这点说来惭愧，不过在这期间，我读过孙柏师兄关于帐篷剧的论文，以及戴锦华老师和樱井大造导演的对谈。基于这些有限的了解，当得知帐篷剧第一次离开北京，就来到沈阳，我感到特别兴奋，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看，沈阳是我的家乡，也是近年来我尝试进入历史的入口，而帐篷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地的介入性，对当下空间的介入，同时也是对历史记忆的再生产。

《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演出的地点是沈阳铁西区的1905文化创意园，原来是沈阳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厂区的一部分。21世纪初，铁西区进行被称作“东搬西建”的空间改造，市场化浪潮中幸存下来的工厂迁到更西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新的工业园区，老厂区的土地改为商业和住宅用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利用土地开发的收益解决90年代国企改革中遗留下来的债务、冗员等问题，并使企业获得转型升级的资本，与此同时，凋敝的老工业区也在消费主义改造中“浴火重生”。1905文化创意园是在这种“浴火重生”后出现的铁西区的新地标，帐篷剧来到这里，首先是对重写历史的消费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介入。

这个空间为什么叫“1905”？创意园里有文字说明，说1905年是“铁西工业区始建”的年份，也是沈阳的工业元年，“开启了百年工业史”。这个说法特别似是而非。首先，1905年的时候，铁西工业区连影儿都还没有，其次，早在1896年，沈阳就有了近代机械工业，清政府建立的奉天机器局，在今天沈阳的大东区，不在铁西。那么，1905年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能和沈阳工业扯上关系呢？对于沈阳乃至东北的历史来说，1905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分出了胜负，获胜的日本取代沙俄掌控中东铁路支线长春以南的部分，改称南满铁路，并扩大铁路附属地。南满铁路经过沈阳，所谓“铁西”就是南满铁路的西边，铁西区的名字是从这儿来的，但1905年的时候，并没有铁西区这个建置，满铁附属地主要是铁路东侧的商业区和住宅区，铁路西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像样的建设，直到1916年，才出现第一家日资近代工业企业“南满洲制糖株式会社”，之后又有了“满毛”和“满麻”。在今天人们的一般印象里，沈阳是一座以重工业著称的城市，而铁西区是沈阳最著名的重工业区，但在20年代，铁路西边主要是“毛”、“麻”、“糖”这样的轻工业，无论规模还是近代化程度，都远不如当时沈阳东部和北部的重工业区，在沈阳的东部和北部，奉系军阀建立了沈阳最早的重工业区。比如大东工业区，有号称“东方第一”的东三省兵工厂，也就是今天沈阳黎明发动机公司的前身，这个工厂一直是沈阳最大的工厂。还可以举两个大家或许更熟悉的例子。在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有一个工厂搬迁的口述史，50年代末，沈阳111厂援建西部，在成都建立420厂，把新中国的航空工业从东北带到了西南，而电影里没说的是，111厂的前身是奉系建立的东北航空工厂。再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工业题材的开山之作，女作家草明的小说《火车头》，写沈阳刚解放的时候，老解放区干部接收先后由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的一个大工厂，马家湾铁路工厂，原型是皇姑屯铁路工厂，后来叫沈阳机车车辆厂，这个工厂最初也是由奉系建立的。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奉系已经奠定了沈阳发展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而日本殖民者在30年代打造铁西工业区，搞重工业，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就是侵吞奉系的资本和产业。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沈阳的近代工业是在对殖民主义情境的回应中产生的，却不是由殖民者创建的。将日本殖民者看作沈阳近代工业的创建者，进而将东北的早期现代化简单等同于殖民现代性，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历史误认。去工业化的铁西区的文创地标命名为“1905”，正是在这种历史误认的基础上，以对日殖时代的暧昧怀旧，来构造消费空间的灵韵。

而帐篷剧来到1905文化创意园，其最显著的异质性和介入性，就是和暧昧的后殖民怀旧以及消费主义灵韵短兵相接。《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一开头就说到“一百年前是很艰难的时代”，人参娃娃来自一百年前的矿区，被想象通往幸福城市的煤矿坑道里“到处都是沾满血的伤口”。日本殖民者最初在东北搞的重工业其实是采矿业，也就是就是对南满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采掘，帐篷剧准确地捕捉到了矿坑这个意象，用这个意象告诉观众，别把“1905”当作寻找幸福城的起点，那是新的不幸的开始。剧中有一个专门表现历史记忆的再生产的场景，就是无常和甲虫来回推动时钟，把时钟变成一个大钟摆，无常说这是“为了创造出记忆的活动空间”，在他们俩推动时钟的同时，人参娃娃站在舞台的上方，用rap讲述平顶山惨案：“那是煤矿附近的赤贫山村……”这个场景一下子让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第一次组织我们外出活动，就是去抚顺参观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我因为出水痘，没去上，难过了好一阵。三十多年后，在一个把“1905”物化为消费灵韵的空间，看一位日本艺术家编导的戏剧讲述平顶山惨案，“推动”本地观众回忆日殖时代的赤贫饥民与血腥灾难，实在感慨系之。

当然，“创造记忆的活动空间”不只是批判殖民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作为主流现代性逻辑的资本逻辑的反思，剧中有大量与此直接相关的台词，尤其是关于资本和空间的矛盾关系的表述——资本不断制造又试图消灭无用的空间，同时却不得不依赖空间——既有政治经济学的洞见，又有历史经验的支撑。《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中的痂壳街，历史上曾经是工业区，后来成了被弃置的所谓负开发地区，现在资本又来开发了，进行“幸福街”改造工程，熟悉历史的甲虫提醒名叫“多数”的角色：“不要上当！资本怎么可能把幸福送给我们。”

这个视角对理解东北的变迁和困境颇具启发性。前面说到暧昧的后殖民怀旧，与之相比，另一种怀旧显得更理直气壮，就是对奉系的怀旧，比如2016年热播的《少帅》，长影参与投资的电视剧，其中的张作霖被塑造成一个保境安民的慈父形象，枪杀报人、镇压进步文化这些事似乎都不值一提；还有前面说的奉系工业，在今天的很多叙述中，被笼统地表述为民族工业，是不是官僚资本好像也不再重要。两种怀旧的对象——本地军阀和外国殖民者——固然不同，但在时间上发生交叠的怀旧本身却是同一种资本饥渴症的症候，东北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首先是成为资本竞逐的前沿，欧亚列强资本和本土官商资本在这里激烈竞逐，而今天的东北则是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带，怀旧者与其说真的是在怀念某个过去的统治者，不如说是在怀想新的投资者的降临。这种饥渴的怀想呼应着关于当下东北困境的流行性表述——“投资不过山海关”，目前又有了新的说法，所谓“抄底东北”，仿佛东北对资本的渴望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被云行雨施者视为价值洼地了，负开发地区终于有机会开发幸福城了。

但只要稍微回顾一下近代东北开发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开发与负开发是同一个资本逻辑的空间再生产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资本经济最早进入东北，是1861年英国在营口——辽河入海口开埠，辽河航运随之勃兴，带动了沿岸一批城镇商贸的兴起，但随着20世纪初中东铁路的建成，资本流动和增殖的空间被重构，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新的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迅速崛起的同时，一些辽河航运时代繁盛一时的城镇从此一蹶不振，今天我们经过这些地方，仍然可以发现那段兴衰历史的印痕。而在离我们更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类似的开发与负开发并行的逻辑，与新兴的产业中心和开发区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凋敝的老工业区——所谓“锈带”的出现。当然，相对于一百年前，在新世纪，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和缓解危机的实践都已经常态化，在几乎已经没有处女地可以垦殖的前提下，资本不断到被它弃置的负开发区去寻找价值洼地，所以早在“抄底东北”之前，就有了“锈带复兴”的说法，在东北经济出现所谓“断崖式下跌”之前，经过消费主义改造的沈阳铁西区也曾经被视为这种复兴的典范，而吊诡的是，今天包括铁西区在内，整个沈阳市内都看不到“锈”（凋敝的老工厂废墟）了，沈阳却又被看作一座“锈带”城市。如果这个命名真的可以成立，那么“锈”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看不见的锈迹就是《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所说的“痂壳”——失去容身之处的历史的创伤标记。“要想治愈伤口，先得把痂壳剥开，然后用清水冲洗”，“只洗一遍还不行，因为马上又会结上痂壳。要重复好多遍，伤口才能愈合”，“不过对于开发商来说，没有这么从容的时间。因为速度就是资本的生命”，“资本的速度产生出来虚假的幸福”，“城市被虚假的幸福所占据，从前的伤口失去了容身之处”。但被放逐的历史记忆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压抑了，被压抑者随时都可能回归。

从召回历史记忆或“创造记忆的活动空间”的角度说，《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还有进一步丰富的空间。在沈阳及东北的百年历史中，有一段极其特殊和异质的历史，就是5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剧中并没有专门被表现，我想结合帐篷剧的主体命名来讨论这个问题。《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最关键的主体命名是“小D”，指底层的、零余的、碎片化的劳动者，“拆掉旧建筑、修整道路、运送食物、处理排泄物、发传单、看大门等等”，从事区别于主流职业的杂业，正是这些杂业支撑着城市，如果没有杂业劳动者，城市生活就无法运转，这可以看作是对今天的城市的描述，但所谓杂业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那么在50到80年代，从事这类工作的劳动者和城市是什么关系？是否也是区别于主流职业和主流市民的碎片化的底层？

我1985年上小学，算是在记事的年龄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尾巴，所以最后想谈点自己的童年记忆。在读学前班和小学一年级（后来动迁搬家转学）的时候，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的父母都是清洁工，父亲运垃圾，母亲扫大街，他家和我家是邻居，关于他父母的工作，我有一个模糊但深刻的印象，就是有时听我父母唠嗑，会听到说他们的工作待遇怎么好，我父母都是国企职工，母亲在国营工厂，父亲在国营商场，和清洁工一样，都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工人阶级，而我父母觉得环卫部门的待遇更好。（整理发言的过程中向母亲提起这件事，她又做了类似的表达，谢天谢地，没有出现那种小说里常见的情节：“是我说的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记忆更清晰，或者说更羡慕的，是两件事，一是他父亲夏天经常带他到游泳馆去游泳，二是他吃的新奇的水果罐头，当时很多南方水果在东北吃不到，所以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有一次，我们胡同几个孩子从他家门前过，看他在门口吃罐头，就猜他吃的是什么水果，一人说一个名字，都没说对。当时不知道“前卫”这个词，但现在回想，生命中第一个给我“前卫”感觉的人就是父母是清洁工的这位朋友。说一个清洁工家庭“前卫”，今天听起来有点像酒后的迷醉想象，像波德莱尔写《拾荒者的酒》，因为并不遥远的历史和生命经验已让我们自己感到陌生和不可思议。那么如何在更具普遍性的历史书写中处理这种不可思议的经验呢？《小D外传 痂壳娃娃街》中有一段至为悲怆的叙事：“听老人家们说，在渊最深的地方，有一个横向的洞穴，那里是乌托邦的入口。……18岁那年，我跳进了水渊，但水渊最深处并不是乌托邦的入口，只有夹在岩石中的数不清的淹死的尸体。水渊深处的乌托邦原来是‘甜美的绝望’。我对‘甜美的绝望’绝望了，于是就随波逐流地漂流着。最后抵达的，是名叫城市的乌鸦邦。”在沈阳及东北讲述关于乌托邦的故事，是适宜的在地表述，但我想，如果能将在这里发生的那段不可思议的异质历史纳入其中，类似的叙事或许会更加充实丰富。

本文原载于“流火帐篷”公众号，感谢刘岩老师和“流火帐篷”公号授权海螺社区发表。图片由刘岩老师提供。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陆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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