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干雄｜战后日本思想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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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流火帐篷故友阿部干雄的一篇发言稿，时间是2012年11月1日晚，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讲座，樱井大造的发言是《核辐射下的东京：再思考关于精神状况与文化生产/消费的变形》；阿部干雄介绍了《战后日本思想与亚洲》；由汪晖教授主持，评议人是丸川哲史；另外，池上善彦先生和羽根次郎也在场。

记得当时应该是阿部干雄先发言，樱井大造反而是在他的后面。阿部发言时有些紧张，中文也不如他平时说得那么好了，最后搞得自己大汗淋漓，当时只觉得是他很可爱的性格和形象的一种体现，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跟他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

我在那一年早些时候还曾经见过他两面，那个学期他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跟孙郁老师做访问学者，我们特别约了在学校的水穿石咖啡厅见面，那一次他也是得了重感冒刚刚有所好转，见面时间不长，他一直在出汗，身体很虚弱的样子。后来还有一次是傍晚时在学校东门偶遇，我们都行色匆匆，简单聊了两句就别过了。而这次讲座，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转过年来不久，就传来了他在天津突然去世的消息。

2013年1月，樱井大造来北京，流火在朝阳文化馆的小学教室里做自主稽古。一次聚餐时，胡冬竹打来电话提议，为阿部举杯送行。樱井大造则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接下来东京野战之月的帐篷演出里，喊出了“阿部”的名字。……

收拾文件时，翻到当时发到每人手上的讲稿，就把它重新录入了，除了少数误植和标点错误，我做了校正外，这就是他的文章的原貌。

以此纪念阿部。

（作者：孙柏）

2010年5月，阿部干雄（右一）和帐篷成员在北京皮村看演出场地。皮村上空时不时飞过飞机，大家抬头看驶过的飞机。冯婧 图

01

开头

在讨论1945年战后日本思想如何思考亚洲问题时，我自己认为可将日本战后思想简单分为三种立场：（1）战后民主主义；（2）新左翼；（3）保守派。

众所周知，战败以后，日本实现了由明治以后形成的天皇制国家到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转变过程。在此背景下，议会制民主主义以及拥护“和平宪法”话语方式也随之占据思想界的主流空间。对此战后体制新左翼提出了批判之音。

另一方面，冷战结构导致国家之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保守派则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出发，提出了如何与亚洲各国交往应对等课题。下面就来看看以上三种思想立场各自的特点吧。

02

 “战后民主主义”的亚洲

在此，我首先试着整理1945年以后日本的思想状况。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日本败战为转机来区分战前/战后。日本国宪法象征着战败后的美国占领以及以民主主义为基调的国家形态的变化。跟过去的明治宪法（此宪法里规定天皇主权）完全不同，日本国宪法规定“主权在民众”，放弃军队和战争，具有划时代的内容。

一般认为，把制定这个含有民主性、和平性的宪法即所谓“和平宪法”作为标准，把战前/战后视为历史的“断裂”，其起点正是天皇宣布日本战败之日——1945年8月15日。以此日为界，战后的日本自诩为民主主义国家、和平国家。

当然，这样的自我认同，对外国人来说，会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关于“和平国家”这一点，日本已经有名为“自卫队”的军队。这个“自卫队”的原型“警察预备队”的诞生，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的爆发。直到现在，“自卫队”在美国东亚战略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边是诉诸放弃战争的日本国宪法，一边是在外国人眼里就是军队的“自卫队”的存在，它们奇怪的共存状态，被视为脱离本来现状的“扭曲”。可以说，这种“扭曲”现在也决定着日本的情况。并且，这个矛盾在东亚显得尤为激烈。

日本人把自己视为和平国家，可是在东亚只不过是美军的同盟，这个认识的差距导致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日本左翼、批判知识分子的讨论一遇到东亚的现实就行不通。其原因正在于日本方面缺乏对自己“扭曲”现状的认识。

与位于冷战最前沿的两岸、朝鲜半岛完全不同，日本在“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下获得经济上的繁荣。所以历史地来看，日本经济的繁荣并不像一般日本人想象的那样，是源于日本人勤奋的国民性和创造性，而只是因为日本可以跟冷战的对立双方保持一段距离这个偶然的因素。

当然我们绝不能忘记被迫作为美国军事基地的冲绳的存在，并且，大家都知道日本繁荣的起源就是朝鲜战争的军事特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本应该在考虑到亚洲情况的基础上思考战后日本繁荣的原因。尽管这个繁荣起源于他国战事，可是，在一般的历史记述上，有关日本繁荣的言说通常忽视与东亚的关系，只强调“和平宪法”、民主化和日本人的努力。竹内好将此类自闭型的话语空间叹息为“丧失主动与亚洲交往的主体姿态”。

03

“新左翼”的亚洲

接下来，我想谈谈关于“新左翼”的问题。首先，我想说说1952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1965年的“日韩基本条约”问题。

被美国占领后的日本，通过1952年缔结“旧金山和平条约”，初步确立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架构。可是，这个条约的缔结却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缺席为前提的。其问题在于与战争的直接被害者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之间的议和却被推后了。正是源于此，在国际法意义上，当时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持续着战争状态。同年日本也跟台湾缔结“日华和平条约”。这样的情况直到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才解决。

此外，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美军继续驻留在日本国内。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反对运动遍及到全国范围，迫使当时日本岸内阁下台，得到了很高评价。但是实际上，日美安保条约终究还是缔结了，美军驻留的事实表明日本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冷战体制。

实际上，在此后的越南战争中，军用飞机从国内的军事基地和冲绳基地（当时冲绳还未“返还”）出发飞向越南。这样的情况下，岸内阁之后的池田内阁高举“所得倍增论”的政策，把国家的路线转变为经济增长。

可以说“和平宪法”的存在为这样的政策铺路：放弃战争、军事的宪法让日本政府可以缩减军费，以集中经济建设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一边作为美国的同盟者让美国自由使用自己的土地，一边在和平宪法的保护下享受经济的繁荣，这样的“扭曲”状况确实存在。

另外，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意味着日本把亚洲的整体作为新的经济领域纳入自身。从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经济关系的确立可以看出，战后日本不是以“军事”而是以“经济”的形式进入亚洲。通过以经济为中心的形式，日本重新建立与亚洲的关系。

那时，把这种从经济上进入亚洲的关系看做新的“侵略”的人们就是所谓“新左翼”。日本新左翼把日本面向亚洲的经济活动看做新的“剥削”，犹如过去的“大东亚共荣圈”。

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里规定了经济援助，可是，这意味着战争赔偿无效。这是战后日本亚洲战略的第一步。把对亚洲的经济输出定为中心战略的新战后日本国家的再编制，使大部分左翼重新意识到亚洲的存在。而这种以向亚洲进行经济输出为轴心的新经济体制确实给日本带来了新的“和平与繁荣”。

新左翼批判的核心问题在于这样的“和平与繁荣”不过是执政者的新亚战略的产物而已。新左翼批判认为，正是因为能够享受战后这种“和平与繁荣”的相对安定状况，才使得日本能够如此完整地忘记“战争历史经验”。

04

在“保守派”里的亚洲

冷战结构秩序之下的东亚局势可谓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较其他东亚国家而言，日本的情况则相对稳定。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亚洲情况，日本如何理解？

我们可以看看其中的一个例子——国际政治学家高坂正尧的思想主张。一般认为，高坂正尧属于保守派（右派），即上述的三个立场之中的（3）保守派。有意思的是，他的父亲是有名的“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高坂正显。下面，我想以这对父子的思想为例，来介绍左翼人士以外的、主张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认识之变化。

首先，我想简单地说明一下“京都学派”。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们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思想，将推行大东亚战争的大日本帝国之立场理论化。在战争旋涡中，他们的中国认识的特点是将中国定位为“天下，而非近代国家”，在他们看来，中国还处于前近代的分裂状态，尚未步入近代。

较其父的主张而言，战后的高坂正尧则冷静地认为，在经历了与日本的战争、共产党的胜利之后，中国已经建立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他主张从国家之间的战略问题出发来考虑中日关系。1964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带给他很大的冲击，可以说这使得他更加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兴起与重要性。这样的中国认识使他意识到日本位于亚洲这个简单的事实，也成为他重新审视此前日本长期追从欧美的战后外交方向性的一个契机。

05

末尾

以上简单地梳理了日本三个思想立场与亚洲、中国的关系。不难看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在个人层面占据战后日本思想主流空间的同时，又恰恰是三者之中最缺乏中国认识的思想立场。当然，它对和平友好的诉求，在促进民间交流、两国友好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作为思想资源，却不得不说，在三者中，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是最不完整的。

竹内好曾经说过：“也许日本人对亚洲的最大认识是太平洋战争，其范围不过限于大东亚共荣圈”。

现在日本对亚洲、中国缺乏深层次的理解，正讽刺性地验证了竹内好的话。然而，对日本思想来讲，以亚洲为对象进行思考，并不单止于加深对外国的理解，也为如何思考日本的近代提供了许多资源与契机。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对战后日本思想中的亚洲认识进行整理，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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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