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岩 | 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历史化边缘视角下的东北区域变迁及现代性问题（作者最新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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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纪念碑的老城
——历史化边缘视角下的东北区域变迁及现代性问题
刘岩 | 文
摘要
聚焦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讨论区域整体，是现代东北研究的常规视角。以克服该视角导致的本质主义叙事为目的，本文尝试从历史化边缘切入东北区域的形成、变迁及其现代性问题。所谓“历史化边缘”具体指的是塑造开原老城这一当下边缘空间的历史过程。梳理从古代边疆要冲开原城到现代边缘镇街老城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开原老城因为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而丧失自己的传统优势的时刻，正是东北作为现代区域形成和作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而崛起的时刻。另一方面，老城的衰败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工业废墟铭刻着它在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改变衰败命运的历史可能性，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意义不在于区域自身的发展成就，而在于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另类现代性逻辑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老城当下的凋敝空间实际上是两种“现代”的历史铭文，一是塑造了工业化东北的主流现代历史趋势，一是使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的另类现代性。
关键词
一、引言
拆迁旧城，新建“古城”，无疑是最近十多年城市改造中建设性破坏的常态，而开原古城复建工程的特殊之处在于，建设投入及开发能力与破坏的力度极端不成正比。在开原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展览着再现主城区棚户区改造前旧貌的照片，照片中的砖瓦旧宅早已被林立的高楼整体替代。而在距离开原主城区不到七公里的老城里，至今还没有建成一个居民小区，除了城西的烂尾楼，上世纪90年代为开原四中教职工建的一幢五层家属楼是唯一可见的多层住宅建筑。在一度以“棚户区改造”著称的辽宁省，开原老城仿佛被抛在城市现代化浪潮之外的孤岛，然而，这座当下的“孤岛”并不是中国东北区域发展史上一个可以忽略的地点，一方面，它的边缘状态是在现代历史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正是塑造这一内部边缘的历史过程同时塑造了现代东北的区域整体。换言之，老城的凋敝空间正是区域现代史本身的碑铭，以其特殊的文体深刻铭写着现代东北的形成与变迁。在现代东北研究中，对区域整体的讨论往往聚焦于现代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中心城市，在这一常规视角下，东北的百年变迁被再现为与特定时代本质相对应的“兴－衰”历程，围绕这一线性历史想象，大致形成了三种决定论的叙事模式：（1）兴于工业时代，衰于后工业时代；（2）兴于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近年讨论东北的一种潮流，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被从20世纪50年代上溯至伪满乃至奉系军阀时期），衰于市场经济时代；（3）兴于冷战时代，衰于后冷战时代。尽管具体的二项对立范畴有所不同，但这些主流叙事都是把东北的区域特征转喻为某种时代特征，将东北和20世纪的历史同时本质化。[2]相对于聚焦区域中心建立的本质主义决定论的“兴－衰”叙事，作为历史化边缘的开原老城为探究东北区域变迁及其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二、从开原城到老城：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
开原城的兴起和发展，缘自它在传统中国边疆地理中的位置。明代开原城被辽东长城在东、西、北三面环抱，为明长城九边军镇之一辽东镇的北部门户。辽东镇诸城按军政建制分镇、路、卫、所、堡五级，开原城为路城，在军政级别上仅低于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辽阳城和都指挥使分司治所广宁城，而“因其三面临边，其规模和镇城相当，甚则已经超过了广宁镇城的尺度”。[4]除了军事战略意义，开原还是长城边疆重要的边贸地点，明朝设“开原马市”，与蒙古、女真诸部互市。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指出，作为华夏农耕文明与内亚游牧（及渔猎）文明以各种方式互动的空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很多历史时期“并没有长城那样清晰的界线，而只有一些边疆地带”。[5]长城的边界意义随明清鼎革而消失，但长城地带的边疆形态并未因此改变，具体到被现代中国人称作“东北”的地区，清朝为封禁“龙兴之地”而修建的柳条边，不仅成了辽东长城的物质形态替代物，而且以其“人”字形的走势更加分明地区隔出农耕、游牧和渔猎三大经济－文化区域，开原城由于扼守柳条边的“人”字形边墙交会处的边门，仍是这三种经济－文化往还互动的边疆枢纽。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内亚边疆的东北部逐渐成为现代欧亚资本主义竞逐的前沿。1861年，英国率先在营口——辽河入海口开埠，辽河航运由此进入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沿岸市镇带”和“梯级市场”[6]，地处辽河干流北部水系的开原城商贸因此更加繁盛。不同于英国最初借助传统边疆地理及其媒介进行资本渗透，沙皇俄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争夺铁路修筑及控制权作为建构“满洲”殖民空间的首要前提。随着以铁路为标志的工业现代性的植入，传统的边疆形态被彻底改变，全新的交通媒介消弭了农田、草原和森林的区域地理界限，使从前相互区隔的三大经济－文化区域“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7]。晚清政府以设立“东三省”，全面开禁招垦，以及利用铁路移民实边等措施来回应这一过程，作为现代区域的“中国东北”由此渐次形成。[8]1903年，东北的现代交通大动脉中东铁路全线通车，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支线在长春以南的部分，改称“南满铁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重塑了东北的城市体系，在哈尔滨、长春、大连等现代交通枢纽和区域中心城市迅速崛起的同时，传统边疆地理条件下的一些水陆要冲日益边缘化，开原城便是其中之一。但不同于那些因偏离铁路而衰落的城镇，开原城的边缘化恰恰是从南满铁路开原驿的兴起开始的。开原驿最初是开原城西南十八里一个叫“小孙家台”的村屯，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在这里选址营建火车站及铁路附属地，日本取得小孙家台站的控制权后，铁路附属地的商贸规模迅速扩张，以致开原城内的商家纷纷“被其吸收，相继歇业”，开原县境的“商务之中心点遂移于小孙家台车站”。[9]日本满铁在改扩建小孙家台站的过程中将其更名为“开原驿”，“开原”由此成为两个分裂对立的城市空间的共同能指。铁路附属地与传统城关的对立，不是20世纪初开原的特殊境况，而是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沿线的东北古城在现代转型中的一种普遍经历，如在沈阳，就曾出现过奉天驿满铁附属地与奉天古城的对立，只是在这两个“奉天”的中间地带，还存在着第三种空间，即清政府自行开埠、民国奉系军阀政府着力建设的商埠地，商埠地不仅在经济上有制衡日本资本扩张的作用，而且在地理上将分裂的城市空间连成一片，最终构成了现代沈阳的中心城区。与沈阳形成对照，自建商埠地的失败正是决定现代开原城市格局的关键。开原地方政府自辟商埠，缘起于二十年代中期开丰线铁路的营建。为建开丰路而成立的“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上是民营公司，但从该公司股东名簿和董事履历表来看，许多大股东和董事会成员是奉系军政要员，其中张学良位列投资最多的大股东的第二十位。[10]作为奉系官僚资本实际控制的“民办”铁路，开丰路以开原驿东北的石家台为起点，经开原城通往西丰县，并计划续建延伸至海龙县，与奉系最重要的自建铁路奉海线相连，明显蕴含着和日本满铁竞争路权的意图。[11]开原县知事以此为契机，在石家台辟市招商，并规划了包括公园、学校、医院、电灯场等在内的现代城市空间，试图建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市政公所。但兴办市政的计划并未获得奉天省长公署的批准，奉系高层尽管重视开丰铁路的修建，对石家台商埠的定位却是“究属乡镇之一”，认为其所谓“市政”只是不必要地靡费财力，申令当地官员不得“妄事铺张”。[12]由于无法获得市政建设的支持，石家台商埠始终没能发展起来，开原城市空间的整合因此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开原驿满铁附属地相对于开原城的优势地位也终于无法逆转。据伪满大同学院1934年组织编写的《满洲国地方事情》之《奉天省开原县事情》，开原城内最大商号的年销售额仅为开原驿满铁附属地资本金不到其一半的商号的六分之一。[13]与此同时，对照1918年、1929年两版民国《开原县志》和1934年伪满《奉天省开原县事情》中的开原城地图，可以明显发现，开原城内的菜地持续从方形城区的四角向东西南北四边拓展。也就是说，在开原城的商业空间因开原驿挤压而萎缩的同时，它的传统农业（蔬菜种植业）空间却在不断扩大，呈现出日益显著的乡镇化趋势。1939年，伪满当局将开原县署从开原城迁移至开原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开原县政府都没有再改变这一行政中心的地点设定，由火车站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空间因此成了“开原”的唯一城市所指，而承续明清两朝五百多年建城史的开原城则失去了其固有的名字，改称“老城”。一方面，老城不再是开原县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它作为县“蔬菜生产基地”的身份却从此固定下来，此后数十年间，只有当人们谈起驰名东北的“开原大蒜”时，老城才是“开原”的代表。
三、老城的命运与“共和国长子”的意味
东北作为中国乃至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崛起于20世纪上半叶，但在1949年之前，东北工业企业的地理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沈阳、抚顺、鞍山、本溪、大连等构成的辽中南城市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抗美援朝期间“南厂北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落实苏联援华项目，整个东北被建设成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新兴的工业区主要出现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而辽宁的工业布局还是以中南部的传统工业区为框架，地处辽北的开原县直至“一五”末期工业仍十分匮乏。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根据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指示精神，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大跃进”期间，作为沿海工业大省的辽宁一方面加大对内地的工业支援，开始全面承担“共和国长子”对兄弟省区的责任，另一方面以搬迁工厂、“厂社挂钩”等方式来调整省内工业地理布局和城乡产业关系。以辽宁最具代表性的工业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为例，这座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1956年便以“对口包干”的形式承建武汉和包头两大钢铁公司，1958—1960年，更是抽掉近两万名技术工人和干部，援建被称为“三大”“三中”“十九小”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企业体系和各地方冶金工业，支援地区涵盖东北三省和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华南的十多个省市自治区。[15]几乎同一时期，辽宁省内掀起了“厂社挂钩”形式下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的高潮，据1960年底的统计，全省共有2473个城市单位（大部分是工业企业）对459个农村人民公社进行了挂钩援建。[16]开原县与农业生产、基本建设密切相关的地方小型工业——如农机修造厂、化肥厂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兴办起来的。同样是在1960年，沈阳起重机厂和沈阳市化工机械制造厂从辽宁省会迁移到开原县城，加上1954年从锦州迁来的原辽西省化工一厂，以及1958年旧址重建的开原造纸厂（1939年建立的老厂40年代中期遭严重破坏停产），开原县的中型工业企业几乎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其中三家重工业国企全部来自大城市的工厂迁移。由此可以发现，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平衡产业地理关系的实践在东北区域内外同时展开，相对于后来中苏交恶背景下的大小三线建设，不仅时间上更早，而且更加直观地呈现出以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自身的逻辑。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关系格局一样，开原工业地理的均衡性持续推进，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从县城布局到更为边缘的乡镇。老城的三家国营工厂都建于这一时期。其中，1969年成立的辽宁省开原制药厂最为突出，系辽北地区唯一的制药国企，负责辽北“几百万人口的医疗康复保健事业”[17]。1970年成立的开原县砖瓦二厂（即老牧羊人所在的开原市水泥制品厂的前身）和1974年成立的开原县农机修造三厂，都是为进一步满足该县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需要而增设的相关行业的国营工厂。继开原县砖瓦二厂后，从1971年到1973年，老城又接连建立了三家建材企业，皆为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工厂是包括老城镇在内的开原县地方工业的主体，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1956年城镇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的生产合作社，1968年，开原县“手工业生产社、组全部转为集体工厂”，“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逐步替代手工操作”。[18]二是“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的社队企业，经过1962年的经济整顿和调整，开原县的社队企业职工人数从1958年的5533人锐减至1109人，70年代再次进入发展高潮，1975年，全县社办工业共有职工4417人，“产品品种由1970年的84种增加到134种”。[19]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县属企业，还是社队企业，开原县地方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国营工业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联，如老城镇人民公社下属的自行车零件厂便是在沈阳自行车厂的帮助下建立的，为后者著名的“白山”牌（曾改名为“东方红”牌）自行车生产配件。在此情境中，老城内外形成了包括轻工制造、农机具修造、橡胶机械制造、建材制造等在内的地方工业体系，公有制工厂不仅是城镇户口居民就业的主要单位，而且吸纳了蔬菜生产队的剩余劳动力，部分农村户口居民就地转变为工人阶级，他们的工业生产劳动既为当地需要而进行，也是超越地方性的普遍社会主义生产的内在构成。从企业数量和就业人口来看，80年代是老城工业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据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开原县老城镇1985年共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32家，其中，市属企业1家，县属企业12家，镇属企业19家，这19家中有12家成立于1979年之后。[20]80年代前期新成立的镇办工厂超过了老城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一，这无疑与乡镇企业兴起的大潮密切相关，在1985开原县的283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乡镇集体企业共有173家，占比超过60%，而全县农村村办工业企业和农村户办工业企业则分别达538家和2314家。[21]与此同时，根据《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的不完全记录（个别镇属企业没有记录职工人数），1985年开原县老城镇的镇属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全民和集体）有职工2747人，[22]是年老城镇人口为5732户，21635人，[23]由此计算，在村办、户办企业兴起的前提下，全镇（含城外各村）大约平均每两户家庭便有一人在国营或县、镇属集体工厂就业。而实际与公有制工业相关的老城人口数量可能比从官方统计获得的数据更高，如在工业普查资料中，开原县水泥制品厂1985年的职工人数是537人，但这一数字是按全民所有制来统计的[24]，该厂还有大集体编制的职工，并且非正式地采取了某种“灵活”的用工方式，据老牧羊人回忆，相当数量的在编职工并未实际在岗工作，而是用工资雇人代岗，自己去做小生意，他本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老牧羊人最初的生意是从开原县城批发雪糕回到老城零售，卖雪糕的小商贩在乡镇出现，凸现出当时骤然增长的冷饮消费。但开原县从事相关生产的主要国企开原县罐头厂的冷饮车间的年利润却从1980年的13万元大幅缩减至1985年的3万元，由于“县内小冰果厂、小汽水厂逐年增多，相互竞争激烈”，该厂“冷饮生产景气不佳，日见萧条”。[25]在企业间曾经的生产互助关系被利润竞逐关系所取代的情境中，伴随企业数量和职工人数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发展速度快”和“经济效益低”形成了巨大反差，从1980年到1985年，开原县工业总产值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多，利润率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多。[26]乡镇企业在对同行业国营企业造成冲击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相似困境，相较于1980年，开原县的乡镇营集体工业1985年“亏损企业数上升4.6倍，亏损额上升2.6倍”[27]。具体到老城镇，在1979年之后成立的12家镇营工业企业中，有7家企业在1985年处于亏损状态。[28]以交换价值增殖为核心的全新生产逻辑，不仅使公有制工厂日益陷入经营困境，而且渐次瓦解了工人“以厂为家”的集体主义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企业及职工数量的增长表明，在80年代，国营和集体工业仍然在为地方就业乃至职工福利承担责任。在解决上述两方面矛盾的90年代市场化中，无法满足资本增殖要求的工厂与工人共同成了被淘汰的冗余。由于开原老城的工厂全部为小型企业，在以“抓大放小”为原则的改革中，老城公有制工业彻底消失，而无法像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的东北主要工业城市一样保留某种“浴火重生”的可能。这种“欲火重生”的实现，依靠的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空间本身的生产”对“空间中事物的生产”的替代和重塑，“现代经济的规划”由此“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29]。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为例，通过铁西区的“东搬西建”，借房地产开发脱困的国有资本在偏远的市郊建立起崭新的工业园区，原来老工厂集中的地带被各种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项目改造为消费空间，与此同时，在核心老城区持续进行着以复建“满清民国风”为目的的旧城改造，整个城市在扩张和改造中成了被不断“创造性破坏”的都市/消费/景观社会[30]。在老城进行的开原古城复建工程同样属于这一逻辑的空间生产。据《辽宁日报》报道，复建开原古城的想法最早来自2004年开原市举办首届旅游节，开原古城和开原籍喜剧明星赵本山被选定为发展地方旅游产业的“古与今两张响当当的名片”，老城因此重建南城门，成为开原古城复建工程的先声。[31]但在古城复建停滞多年之后，这座城门已是一个破败空间的壮观门面。从南门进入老城，循南大街走向钟鼓楼，一路萧索触目，倒闭的店铺、倾圮的房屋、拆迁后的荒地皆沿途可见，而在钟鼓楼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都可以看到老工厂的废墟。自21世纪初以来，不断有艺术家、学者和媒体将东北工业城市描述为中国的“锈带”，在沈阳这样的大城市的市区，“锈”的本来所指——凋敝废弃的老工厂经过一轮轮的城市改造已难觅踪迹，但在开原老城，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却难以进行，失败的开原古城复建项目表明，资本无法在对老旧空间的破拆开发中获利，便任其沦为废墟。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商业开发的异常滞后，公有制工业彻底消失的老城反倒最大程度保留了典型的“锈带”空间。
除了直观的工业废墟，“锈带”的另一特征表现在人口地理上。在与老城居民的交流中，年届不惑的笔者不时会被称呼为“小伙儿”，当地成长的“小伙儿”大多在外地就业安家，这直接导致了更年轻的下一代的减少，以至于老城除了倒闭的工厂和店铺，还有一类特殊的废墟——废弃的校舍，在生源日减的情况下，城里原有的三所小学连同城外的十余所村小撤并成了一所小学。老城仅存的小学位于已拆为荒地的塔子胡同，作为屈指可数的未被拆迁的“伙伴”，其近旁还有一座金代古塔和一所以“古塔”命名的养老院。在近年的公共舆论中，人口负增长和净流出，尤其是年轻人的持续外流，几乎构成了关于东北经济、社会和文化困境的最重要的议题。在东北的大城市，由于对周边城乡劳动力的吸纳，人口变化表现得并不直观，从统计数据看，个别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仍在增长。而在作为县级市的边缘城区的开原老城，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则是可以通过感官经验直接捕捉的事实。从空间到人口，老城的“锈带”表征看起来十分契合关于东北的各种主流“兴－衰”叙事。但是，这些主流叙事中的东北衰落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故事，而老城的衰落却从一百年前就开始了，换言之，明清边疆要冲开原城因东北内亚边疆的现代化而丧失自己的传统优势的时刻，正是东北作为现代区域形成和作为亚洲工业文明的前沿而崛起的时刻。这个百年前崛起的工业文明前沿同时是资本（欧亚列强资本和本土官商资本）竞逐的前沿，因营口开埠而勃兴的辽河航运被铁路系统所取代，意味着资本流动和增殖的空间的重构，按照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一般现代性逻辑，当一城一地在全新的交通网络和经济地理中被边缘化，其衰败便不可避免。然而，老城的衰败又并非一个线性过程，那些老工厂的废墟铭刻着它在特定时代改变衰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个时代就是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的时代：“共和国长子”的意义不在于东北自身的区域发展成就，而在于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另类现代性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寻求均衡发展的互助与共享替代制造分化的竞争与垄断，是后者的另类逻辑的核心。因此，老城当下的凋敝空间实际上是两种“现代”的历史铭文，一是塑造了工业化东北的主流现代历史趋势，一是使东北成为“共和国长子”的另类现代性。未来老城重建的成败，正取决于对具有双重意味的“现代”纪念碑铭的读解，在真正合理的老城改造中，废墟将不仅是有待清理的历史遗留物，更是在清理之前被充分领悟的启示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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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高喆、郝玲：《开原古城全面改造》，《铁岭日报》2007年7月20日。
[2] 在主流媒体关于东北发展困境的表述中，上述三种叙事模式彼此竞争又相互借重，如在东北经济呈现所谓“断崖式下跌”的2015年，《南风窗》的专题报道一方面质疑东北需要进行“第三产业”转型的流行观点，一方面认为：“东北经济曾经的辉煌，得益于上世纪特殊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军事因素的推动，而它的衰落则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冷战后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步。”（谭保罗：《世界变平，东北“告急”！》，《南风窗》2015年第17期。）
[3] 全禄等：《开原县志》卷二，清咸丰七年（1857年）刻本，第41页。
[4] 魏琰琰、张玉坤、王琳峰：《明长城辽东镇防御体系与军事聚落》，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24页。
[5]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6] 曲晓范：《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38页。
[7]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71页。
[8] 清朝中期文献（如嘉庆《清会典》）间或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辖区称为“东三省”，这个非正式的政区指称几乎整体排除了柳条边以西的草原地带（辽西丘陵、松辽分水岭和松嫩平原大部），以至于当今东北三省的诸多人文地理标志，如黑龙江大庆、吉林查干湖、辽宁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等，都不在这个“东三省”的范围内。因此，现代东北的形成并非只是清代三将军辖区的行省化改制，更为关键的是对传统边疆地理畛域的现代化整合。
[9] 李毅等：《开原县志》卷九，开原驿文英印刷局，1929年，第12页。
[10] 辽宁省档案馆藏《开拓汽车公司股东名簿》，档号：JC010-01-008472；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履历》，档号：JC010-01-003898。
[11] 1924年2月，奉天省长公署批准“集资试办”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开拓长途铁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三条：“本公司路线先以开原为起点修至西丰，俟开车营业后再行招股，继续修至西安、东丰、海龙为止。此路线附近不准他人营同一事业或类似汽车营业并道行驰，以免互相失利。”（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为北镇县呈西丰、开原、北镇等商人（内有郭松龄、高纪毅等官僚资本参加）集资开设长途汽车公司事》，档号：JC010-01-003900。）根据此前日本与北洋政府签订的《满蒙五路借款大纲》（1913年）和《满蒙四路借款预备合同》（1918年），投资修建开原至海龙的铁路的权利为日方所据。1923年至1924年，张作霖委派王永江就修建奉海铁路与日本满铁进行交涉，奉海铁路不仅从长远来看与南满铁路存在竞争关系，更直接与日方拟建的开海铁路发生冲突，奉天省长公署在与日交涉期间批准“民办”开丰铁路，相当于造成一种既定事实，策应奉海铁路的修建。
[12]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为开原县呈拟在石家台开辟市场事》，档号：JC010-01-019674。
[13] 冈部善修：《奉天省开原县事情》，大同印书馆印刷部，1934年，第1626-1627页。
[14] 全禄等：《开原县志》卷二，清咸丰七年（1857年）刻本，第42页。
[15] 吴伟：《大国重器——鞍钢发展史》，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页。）50年代后期的钢铁工业基地布局颇能体现这一思路。
[16] 辽宁省工业支援农业委员会办公室：《厂社挂钩》，辽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页。
[17]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工业普查资料分析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127页。
[18] 开原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原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19] 开原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原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8-339页。
[20]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666-683页。
[21]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工业普查资料分析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1页。
[22]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666-683页。
[23] 开原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原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24]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670-671页。
[25]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工业普查资料分析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153-154页。
[26]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工业普查资料分析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11页。
[27]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工业普查资料分析选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10页。
[28] 开原县工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原县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7年，第678-685页。
[29] 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30] 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种历史变迁趋势的理论化，异名而同实。
[31] 霍大为、刘立纲：《回到开原》，《辽宁日报》2006年12月15日。
本期编辑：周新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载于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感谢公众号和作者授权海螺社区转载，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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