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工业技术对象征控制的把持”丨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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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人”贝尔纳·斯蒂格勒于8月6日去世。
他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当今法国文化、艺术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得意门生。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数次抢劫银行（他宣称“我只抢我存钱的银行”）并因此被判刑，却在服刑期间开始自学哲学，并得到德里达的赏识，在德里达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技术与时间》也是他最著名的著作。
斯蒂格勒多次在中国讲学，连年在南京大学开设短期课程，其中2016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的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的课程讲义已汇编成《南京课程》（译者：张福公）一书于去年出版。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张福公 译
在这本书里，斯蒂格勒深入剖析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纪时代中人的历史性生存所遭遇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以数字第三持存为载体的自动化社会中以无产阶级化、系统性愚昧为表征的人类生存困境，并积极探索一种通过依托现代技术的药理学双面性来逃离人类纪、走向负人类纪的替代性方案和可能。
另外，斯蒂格勒的两卷本著作《象征的贫困》也将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译者：张新木、庞茂森）将于近期出版。
在这里，斯蒂格勒重新审视了我们这个时代中政治与美学的关系。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工业技术对象征的把持，其中美学既是经济战争的武器，也是该战争的剧场，这导致了一种“象征的贫困”。绝大多数人现在完全受制于市场营销的审美条件，因此与任何审美探究的体验都疏远了，审美参与的概念已经基本崩溃。斯蒂格勒因而呼吁艺术界发展对自身作用的政治理解。在这里他特别关注电影，它在时间之战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电影既是工业技术，又是艺术，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对抗美学的制约条件。
《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译者：张新木、刘敏）预计明年出版。《休克状态：21世纪的愚蠢与知识》（译者：张新木）也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是我对原始自恋的毁灭进行思考的继续。这种毁灭源于一种引流，即将消费者的力比多引向消费品。在《爱，自爱，互爱：从“9·11”到“4·21”》一书中，我已经就这一问题开启了思考。
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工业技术对象征控制的把持，其中的美学既是经济战争的武器，也是该战争的剧场。由此产生了一种贫困，其中的制约条件取代了人生经历。
这种贫困是一种耻辱，哲学家面临的这种耻辱，有时会感受为“一种哲学上最为强劲的动机之一，必然使得哲学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生为人的耻辱”，如今首先由“控制社会”所生成的这种象征的贫困所引发。就这一点而言，这套两卷本的书至少是对吉尔·德勒兹《关于控制社会的附言》所做的评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导致当下时代特异性的历史趋势，本书试图草拟普通器官学（organologiegénéral）和美学系谱学的概念。
贝尔纳·斯蒂格勒
第一章先引入这一想法，然后重读一篇最初刊登在晚报《世界报》上的文章，并就此展开论述。
第二章将展开讨论工业时代的物品，即电影和录音歌曲，以对阿兰·雷奈的电影《法国香颂》的分析为例。
第三章将深入讨论个体化丧失的问题，试图描绘出西方精神和集体个体化的一部小史。我们将采用西尔凡·奥鲁（Sylvain Auroux）提出的语法化概念。语法化过程是西方个体化和象征控制战争的典型做法，这场战争也以象征控制为最终目的。语法化过程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时代对应于数字化。数字化是控制社会的技术基础，其重大意义将借助“蚁穴的寓意”进行分析，推论出由网络承载的超共时化(hypersynchronisation)的趋势，把它看作独特事物的独特化（正如其反面一样），即看作历时和共时的解体。这一章是全书的核心。
第四章受贝特朗·波尼洛的电影《忒瑞西阿斯》的启发，力图说明电影为何在时间战争中占据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当代象征的贫困：电影既是工业技术又是艺术，它也是审美体验，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对抗美学的制约条件。
后记将回到象征的贫困，从纯粹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三重性问题，即2002年4月21日的法国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作为任一政治生活的动力，也是当今友爱的动因。
本文节选自《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陆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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