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 | 留美学生围绕语言改革的讨论及实践与文学革命的发生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8卷第7期（1913年5月）封面
原编者按：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源于他留美期间的思考与实践，既往的研究多依据胡适本人的回忆和叙述，侧重于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友人的论辩，季剑青博士则利用较少为学界关注的英文《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注意到这份刊物上有相当多的围绕语言改革的讨论以及对相关实践的记述，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重构了文学革命的发生语境。
留美学生围绕语言改革的讨论及实践与文学革命的发生
文/季剑青
在胡适有关文学革命的起源的叙述中，他留美期间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最终汇聚成一股合力，“逼出”了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1]这种凸显“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的叙述方式，强化了胡适本人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者地位，却有意无意地略去了留美学生群体中的某种氛围对他可能产生的影响。胡适确实曾反复论及任鸿隽、梅光迪等好友与他的争论，但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当时的《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以下简称《月报》）、《留美学生年报》（后改为《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就会发现留美学生中关注中国语言改革问题的大有人在，且各种讨论和实践相当热烈。梳理和分析这些讨论和实践，发掘它们与胡适文学革命论述的内在关联，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胡适的论述框架，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中重构文学革命的发生史。[2]
一
官话的使用
二十世纪初，随着留美学生人数的增加，各类学生团体纷纷建立。最早的学生社团是1902年12月成立于旧金山的美洲中国留学生会，后来芝加哥、绮色佳等地的留学生也相继组织学生会，1905年建于马萨诸塞州的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成立最后，而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刊印汉文年报、英文月报、留学同名录及每年之月份牌等件，均由东美操权”。东美中国留学生会自成立起即每年夏天举办年会，以讨论会务，交换智识，联络感情。1911年全美各地留学生会联合成立留美中国学生总会，下分西美、中美、东美三部，各部仿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旧例，每年夏天自行择地召开年会。[3]
随着留美学生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使用何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成为一个现实问题。由于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彼此间方言不通，不得不使用英语作为沟通的媒介。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每年的夏季年会，就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英语这门外语反而可以超越地方差异，有助于留美学生形成对中国的民族认同。[4]留美学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留学界论，寄居欧美者，有闽粤人焉，有江浙人焉，有燕齐人焉。我所以通情达意者，转操外邦语言，否则视同路人，情意隔绝，不相闻问。此岂国家前途之福耶？”[5]“语言合一”已成为当务之急。时在克拉克大学就读的张彭春密切关注着国内语言改革运动的进展，民国成立后，他看到了语言统一的希望，视其为“真正的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6]
1909年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5卷第2期 1909年12月）
留美学生也努力推动在各类活动中使用通行的官话。1909年东美中国留学生会年会引入了中文演说比赛，主事者尽管意识到应该使用官话，但并未做硬性的要求。[7]时为耶鲁大学学生的周诒春在会后指出，应该尽早规定下届年会的中文演说比赛只能使用官话，让参赛者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和训练。[8]1910年初，东美中国留学生会行政部部长、哈佛大学学生朱庭祺明确表示当年夏季年会上只能使用官话（mandarin）参加中文演说比赛，目的是“在留美学生中间推进统一语言的运动”。[9]在这里“官话”基本被赋予了国语的内涵。1911年的夏季年会上，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会又破天荒地发起了中文辩论活动。[10]按照该校学生贺懋庆的说法，“按中文辩论，系纯用中国官话论辩，关系实大。”第一条理由就是“可使中国各省语言渐趋统一，不至各自为别。”[11]此后在历届东美中国留学生会的夏季年会上，均设置了以官话进行的中文演说和辩论环节。1913年发布的《东美学生会章程及规则》，更是明确规定“国语为本会用语”。[12]官话的使用在留美学生中日渐普及，到了1918年的夏季年会，官话已经无处不在，随处都能听到人们用中文演说、谈话、唱歌、讲笑话、表演短剧，赵元任因而感慨道，“过去在年会上听不到一句中文的‘光辉’日子似乎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也许一去不复返了。”[13]
在身体力行地练习使用官话之余，一部分留美学生还努力在华侨当中推进官话教学，开展大众教育。1910年3月，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部分留学生在波士顿创建了服务当地华侨的公益组织波士顿公义社（the General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oston），并在当地华商的资助下，借用维新派团体的会所，开办了面向唐人街劳工的国民义务学堂（the Citizenship School of Boston）。[14]公义社首任社长是哈佛学生朱庭祺，但参与社务和学校教学者以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为多，包括贺懋庆、邢契莘、周厚坤等人。[15]从创办伊始，国民义务学堂就将“官话”列为课程之一（其他课程包括英文、算学和国文），这在当时实为创举。由于华侨中广东人居绝大多数，二十世纪初年美国侨民学校中的中文教学，文字方面侧重于教学生认字和简单的文言语法，口语方面则基本上是教广东话。[16]也正因为认识到“华侨皆广东人，语言不通，实为不便”，国民义务学堂才积极推动官话教学，尽管实际运作起来困难重重。[17]为了课堂教学的方便，教师中大多数都是广东籍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留学生，“然于此可见吾国言语不统一之害。故国语一科，最宜重视，不独国民义务学校当然也，凡吾国内地所有中等学校，均须首先注意。”[18]可见留学生投身语言统一之事业的自觉。1915年，公义社还设立了面向当地华人的演讲会，“国语英语并用”。[19]由于缺少更具体的材料，国民义务学堂的官话教学效果尚不清楚。但至少到1916年5月，包括该学堂在内的公义社各项事业仍在进行，可以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20]
如果说在留学生群体内部普及官话尚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效，那么波士顿公义社推进官话教学的努力则显得困难重重，因涉及大众教育这一更艰巨的任务。然而语言统一运动不可能置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于不顾，如何让汉语更容易为大众所掌握，使其成为教育和启蒙的有效工具，就成为留美学生关心的话题。
二
汉语拼音化引起的争议
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革命”道路的经过的时候，胡适提到的第一个刺激的因子是位于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书记钟文鳌给留学生寄送鼓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21]胡适提到钟文鳌是基督徒，深受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影响，可以引为旁证的是华盛顿的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确曾在留学生群体中发布传单，强调汉语罗马化的必要性，理由之一便是有利于大众教育。哈佛学生朱中道驳斥了这套论述，指出汉语罗马化会带来语言分裂等种种问题，实际上不可行。他承认大众教育是首要的问题，但现有的汉文仍有很大改善的空间，并不一定要罗马化才能满足教育的需要。[22]
除了中国的基督徒，一些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也提出了汉语拼音化的建议。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发表了他对中国语言运动的看法，他指出要统一中国的语言，首先政府必须在全国的学校强力推行官话的教学，其次汉语应该采用一套字母系统。用现有的汉文来普及教育，即便不是行不通，也是困难重重。[23]美国传教士、积极鼓吹朝鲜独立的政治活动家赫伯特（H. B. Hulbert）在1913年一次面向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会的演讲中，也强调中国需要一套表音的字母来统一语言，这是推广大众教育的前提。为了避免伤及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大概也是出于他对朝鲜的热爱，赫伯特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即使用朝鲜的谚文系统来书写汉语，毕竟谚文是中国士人帮助发明的。在赫伯特的演讲稿后，哈佛学生曹云祥以附记（Note）的形式列出了汉语拼音化的利弊，“恳请那些有志于教育工作的留学生仔细地思考一过，为了在无数中国人中普及教育这一事业而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24]
撇开具体的技术问题不谈，对许多留美学生来说，汉语拼音化意味着割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这在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身处异国他乡，这种通过对中国文字之价值的充分肯定而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感，甚至比在国内还要强烈。即便像张彭春这样承认汉语作为表意语言有缺陷的人，也强调语言改革不应以废弃“我们卓越的经典与文学”为代价。[25]就读理海大学的易鼎新表述得更为直接：“然吾国文字，遗传至数千载，今日欲改良，其道何由。主急进者，见外国拼音文字之便利，于是倡采用西文字母之说，然吾知吾国人民，决不肯从。即肯从矣，亦非一朝一夕之间，可奏功效。……况一国文字，国粹所关，固未可轻易变易者。”至于教育问题，则另有办法，“今日欲改良文字以广教育，莫如从现有之文字着想”，即以浅显的通俗文字来启蒙民众。[26]
在对待汉字汉文的“保守”态度上，胡适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14年9月的一则日记中，胡适写道：“凡人不通其祖国语言文字者，必不知爱其国，必不能免鄙俗之气”，又云，“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或用简字之议。”[27]似皆有感而发。在稍早写的《非留学篇》一文中，胡适强调“祖国文字，乃留学生传播文明之利器”，不能运用中文，等于“数典忘祖”，批评相当严厉。[28]由此便不难理解，胡适对于钟文鳌的传单如此反感。不过胡适并未完全否定汉语拼音化的思路，而是有鉴于“此问题至重大，不当以意气从事，当从容细心研究之，故建议以‘国文’为今年年会讨论题目。”[29]1915年6月出版的《月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称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文艺科学组（Arts and Science Group）将以“中国语言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作为今年年会的讨论主题，胡适与赵元任已经同意各自就该论题的某一方面发表一篇论文，“也恳请该组的成员或提交论文，或参与到讨论中去”。[30]胡适是这个“文艺科学组”的负责人[31]，这则启事应该是他本人起草的。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0卷第9期（1915年6月）
刊登的关于讨论“中国语言问题”的启事
按照胡适日记中的记述，他与赵元任各有分工，赵元任“论吾国语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办法”，胡适则讨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32]胡适的论述下节再谈，赵元任最后发表于《月报》上的三篇系列论文，其实与最初设定的主题出入很大。前两篇分别讨论中国语言学科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和中国语音学的重要问题，只有第三篇涉及语言的改革，而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论述了拼音化的可能性及具体方案。[33]赵元任基本上对拼音化持肯定态度，针对拼音化会导致文化传统断裂的疑问，赵元任承认“一种语言和一个民族必须靠它的文献而存在”，但他接下来又表示“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释义来保存现存文献的大部分价值”。[34]赵元任对汉字汉文的文化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烈，他很早就决定“做一个世界公民”[35]，这大概在留美学生中是一个特例。
三
文言、教育与白话文学
胡适为1915年东美中国留学生会夏季年会准备的英文论文，中心思想是讨论“汉文究竟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的问题。胡适首先强调无论汉语能否拼音化，当下只能保存文言作为“仅有之教育授受之具”。接下来胡适指出“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全文论述的重点因而落在论述旧的教授法之弊病及补救的方法。胡适具体分析了文言的特点，从“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吾国文本有文法、而古来从未以文法教授国文”、“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等四个方面，探讨改进文言教学方法的策略，第二个方面着墨尤多。[36]通观全文主旨，不难发现胡适所谓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而非当时一般留学生关心的更为迫切的大众教育问题。另外值得玩味的一点是，胡适既已明白指出文言乃“半死之文字”，白话是“活文字”，为何舍易就难非以文言为教育之工具，而不径用白话？这可能仍是出于那种珍视“祖国语言文字”的保守心态。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时间跨度长（胡适提供的教学方案涵盖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各个阶段），完全可以满足教授文言的要求，自然没有必要再教浅易的白话。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会上讨论“中国语言问题”的建议虽然由胡适提出，但因为他当时正忙着准备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因而并未参加1915年8月27日至9月3日在康涅狄格州中城（Middletown）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召开的年会，而是由“赵君元任于今年东美学生年会时读之”。[37]等到他的论文与赵元任的系列论文之一正式在《月报》上发表，已经是1916年6月了。更重要的是，《月报》上的文章与他之前提交给年会的论文出入很大。前者英文题为 “How to make the written language of China teachable”（“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38]，后者则题为“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现行汉文的教学法”[39]）。就内容而言，虽然讨论文言教授方法的主旨没有变，但具体的论述有很多调整。首先，在对文言与白话的总的看法上，文言“几乎是一门完全死了的语言”，而不再是“半死之文字”了；而白话不仅是“活语言”，而且是本质上优美的“活文学”（原文是斜体，表示强调）。再者，在具体讨论改进文言教授法的时候，胡适提出采用一套科学的字母系统来统一语言，这是吸收了赵元任的观点；同时胡适又添加了“提炼白话”和“阅读通俗文学”两条原来没有的建议。最后，胡适更是明确表示要“确立白话的地位，它既不是文言的低俗变体，也不是文言私生的杂种，而是其合法的继承者”。[40]
此前胡适的论文只讨论文字问题，并未涉及文学问题，更未对白话文学的价值做出如此充分的肯定。胡适思路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1915年夏至1916年春天正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酝酿时期。1915年9月17日，胡适赴哥大前夕，在送梅光迪赴哈佛大学的诗中写道：“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这是胡适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号，此后围绕诗歌创作，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好友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中寻找胡适前后两篇论文思路变化的线索。胡适自己在回忆中也说，“这时候【按：指1915年夏天为年会准备论文时】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41]然而，这段文字有倒放电影的嫌疑，因为我们翻阅胡适的日记就会发现，这一时期胡适关注的“文学”革命或改良基本上局限于诗这一特定文类，即所谓“诗界革命”。直到1916年2月3日，胡适提出“以质救文胜之弊”的文学改良三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觐庄书来用此语，谓Prose diction也）”，仍未提及白话。[42]而胡适发表于1916年6月的英文论文，至迟于1916年1月24日就已经完成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胡适引用了一段“吾所为文（英文，在中城学生年会所读）原文”，与《月报》上的发表版本别无二致。[43]
稍早时候，胡适曾于1915年末前往剑桥，与时在哈佛念书的赵元任同居一室，临别前畅谈竟日，对赵元任语言学之功力赞不绝口。[44]考虑到两人正式发表的论文多有互相引证之处，且置于“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总题下构成一个系列，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胡适此行的任务之一便是与赵元任讨论并合作完成这一组文章。另外，据当时留学麻省理工学院的胡光麃回忆，胡适此次剑桥之行，出席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学生会庆祝圣诞节的联谊会，并在会上公开鼓吹“白话文”，令两校学生错愕不已。[45]可见胡适此时已成竹在胸，而他特意选择在两校学生面前发布他的主张，似乎也带有某种“示威”的味道。
1915年12月《月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有可能为我们提供理解胡适观点和行为的线索。这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张贻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文言与大众教育》（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的论文。更有意味的是，这篇文章原先是作者在1915年夏季年会上参加中文演说比赛的演讲稿，并获得了首奖。[46]尚不清楚张贻志是否也是“文艺科学组”的成员，但这篇文章很有可能是响应胡适的号召而作，引起胡适的注意也在意中。大体而言，该文的主旨是讨论文言是否适用于大众教育的问题，与胡适的关怀有相通之处。张贻志的观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文言必须保存，因它包含了先人优美的文学、哲学思想和道德教义，并且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二）文言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表音的西方语言和表意的汉语各有擅场；（三）文言不应为过去大众教育的失败负责，后者应归咎于教学的不得法；（四）文言需要改进和简化，首先应该引入一套合适的字母系统（作者推荐章太炎的方案）；再者应将文言区分为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两类，所有经典文献归入前者，供专研文学者和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研读，后者则应尽量接近日常的口语，避免引经据典，如此，则不仅我们优美的文学可以得到保存，而且汉语的简化和标准化也能得以实现；（五）为了疗救文言书写含混之弊，应该引入标点符号，使汉语更加准确和科学。最后，作者强调，准确和有效的文言是我们教育广大民众的唯一媒介。[47]
张贻志《中国文言与大众教育》初刊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1卷第2期,1915年12月）
通观全文，除了第四点，张贻志和胡适在其余几个问题上的看法并无根本差别，张氏甚至有可能受到年会上赵元任代为宣读的胡适论文的启发亦未可知。然而，关键正是在第四点表现出的差异上。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张贻志应该对他的同学通过国民义务学堂在当地华工中普及教育和推广官话的实践非常了解，他对大众教育的关切或亦与此有关。就大众教育而言，重要的是语言媒介必须通俗易懂，文学性的文言自然不合适。然而胡适所谓的文言教授法始终限定于学校教育的范围，更偏向技术性的分析，大众教育从一开始就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反而让他有可能认真考虑白话的文学价值的问题。当张贻志将文学性的文言与口语化的普通语言打为两截的时候，胡适则反其道而行之，从作为“活文字”的白话中发现了一个“活文学”的传统。即便我们不能确认胡适对白话文学的发现直接源于张贻志文章的刺激，通过对两人观点的对读亦可更深入地领会，对教育问题的不同认识，如何引出对白话之定位的不同理解，进而为一种新颖的白话文学论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
演说竞赛与白话论学
张贻志的论文虽然以英文发表，最初却是夏季年会中文演说比赛的演讲稿。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每年年会上举行的中文演说比赛，是留美学生评论时事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胡适也曾参与其中。兹将1912年至1917年各次年会中文演说比赛的获奖结果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麻省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的表现最为出色，前者有三人次获奖，后者则有四人次。语言改革两次成为演说比赛的话题，亦可见其颇受留学生关注，可惜我们无法读到杨光弼的讲稿。许多演讲稿都会整理成文，在留美学生的刊物上发表。1912年邢契莘、胡适两位获奖者的文章，均刊布于1913年度的《留美学生年报》，当然都是文言。胡适在国内的好友许怡荪在读到《赔款小史》一文后，在给胡适的信中对其赞不绝口，“前在沪上购读《留美学生年刊》，大著《赔款小史》中间包举史事，出以蕴藉，后半精核无余，前后不懈，似此文字，大可列于当今著作之林矣。”[54]
胡适留美期间极为热衷演讲活动，按照他1915年4月一则日记的记载，“吾三年中演说何啻七十次”[55]，平均一个月两次，数量可谓惊人。胡适的演讲以英文为主，但中文也不在少数，除了1912年年会上的演说外，他还曾于1911年7月与康奈尔的同学组织“演说会”，明确提出“吾辈在今日，宜学中国演说，其用较英文演说为尤大”，三个月间演说不下五次。[56]除《赔款小史》外，胡适这一时期的中文演讲稿基本没有保存下来，在他尚未形成白话文学的论述的时候，以文言来准备演讲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演说的对象并非平民大众。1916年7月，当胡适已经坚定地主张“以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小说”的时候，以白话作演讲稿自是顺理成章：“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让他高兴的是，一贯跟他唱反调的任鸿隽态度也出现了松动，告诉他“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57]
中国科学社是任鸿隽等几位康乃尔大学留学生于1915年10月成立的社团，因其社员多属东美中国留学生会成员，遂以便利之故，于1916年9月2日当年夏季年会结束次日，在原会场举行第一次年会。[58]科学社年会亦仿照夏季年会形式，设置讲演会，任鸿隽的演讲稿题为《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确实用白话写成，发表于1917年1月《科学》第3卷第1期年会专号。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夏季年会上参加中文演说比赛的陈衡哲，也用白话撰写了她的获奖演说《平和与争战》（发表于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1号），这应该是中文演说比赛中的第一篇白话演讲稿，比她的白话小说《一日》（发表于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号）还要早。考虑到陈衡哲当时和任、胡两人的友情，陈衡哲当也应是受了胡适的鼓励才有此创举。
胡适本人并未出席科学社的第一次年会，但也在任鸿隽的催促下[59]，贡献了一篇白话演讲稿，题为《先秦诸子进化论》，由杨铨代为在会场宣读，“内容哲、科、文、史，四学齐攻，读者听者均觉津津有味。”[60]该稿与任鸿隽的文章一起发表于《科学》第3卷第1期年会专号。后来胡适又加以修订，以《先秦诸子之进化论》为题，重刊于1917年9月《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3号。这是胡适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的第一篇白话论学的文字，意义不可小视。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61]而在朱自清看来，胡适的长篇议论文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62]从《先秦诸子进化论》诞生的经过来看，留美学生中的演说风气对胡适以白话论学的开创性实践功不可没。
胡适摄于1914年（图片来源：搜狐网）
关于演说对于论学的助益，胡适很早就有自觉的认识。1914年1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演说中国古代宗教，就意识到“今欲演说，则非将从前所约略知者一一条析论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说之不可。向之所谓模糊领会者，经此一番炉冶，都成有统系的学识矣。”[63]胡适的白话论学文章亦以条理清晰见长。[64]留美期间胡适谈论演说的好处，着眼于思维的训练和有系统的学识的获得，这与晚清知识人以演说启蒙大众和开启民智的思路很不一样。其实胡适赴美之前，也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过大量面向下层民众的演说体白话文[65]，他并且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用这一时期写白话文的经验，来支撑他“深信白话文是不难成立的”的信念。[66]这是胡适典型的为了建立连贯的历史叙事而将不同时期的经验统合起来的叙述手法。
当时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天兰曾撰文区分“通俗演讲”与“非通俗演讲”，前者为“输进常识于平民之讲说”，后者又分若干类型，其中“词章演讲，多行于学校，有锦标以赏之，评员以断之，与赛者则美其文法，善其语言”。作者希望留学生“归国以后，毋忘通俗演讲也”，或即有感于年会上演说竞赛之风气而发。[67]胡适留学时期的演讲当然属于“非通俗演讲”，其听众不论美国人还是中国学生，大体都是具有同等学识水平的精英群体。但也正是这种置身同侪之中的氛围，让胡适得以不断磨砺其思考和表达，最终将白话提升到足以胜任严肃的思想和学术表述的高度。
五
汉语的科学化
在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前约一年，康乃尔大学的留学生已经开始筹办一份以中文出版的科学杂志，以激发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在国内传布科学方法和重要的科学进展，同时“建立一个系统的术语和表达体系”，并“练习用母语来表述在英语中所习得的知识”。[68]1915年1月，《科学》正式创刊，《例言》中明确将科学名词的翻译和审定作为杂志的重要任务之一：“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本杂志所用各名词，其已有旧译者，则由同人审择其至当，其未经翻译者，则由同人译议而新造，将竭鄙陋之思，藉基正名之业。”[69]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布的《科学》征订广告
留美学生习理工者居多，无论归国后是从事科学教育和研究还是投身实业，科学名词的翻译都是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当时一些拼音化论者主张汉语罗马化，理由之一也正是“字母文字能够准确地翻译西方语言中的专名和科学名词。”[70]汉语能否胜任准确地迻译科学术语的重任，是留美学生必须面对的课题。1915年，围绕这一论题，《月报》和《留美学生季报》上展开了一场讨论。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朱汝梅提出翻译和统一科学名词的倡议[71]，同校的张贻志、侯德榜和贺懋庆纷纷发表意见。张贻志认为创立学会，可为统一科学名词之助[72]，侯德榜也强调划一科学名词的重要性[73]，贺懋庆则提议在夏季年会上，由不同专业的留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分工合作。[74]赵元任代表科学社，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表示《科学》杂志正着手此事，但无意以权威自居，科学名词的统一不必听某一家的号令，应让不同的译名同时并存，优胜劣汰。赵元任并且发挥他的语言学长项，具体讨论了翻译名词的方法，指出需考虑词义、与相关名词的一致性、用法、外国名词的语源、字音以及长度等因素，特别提出音译外国名词时，应以官话为标准。[75]科学社的另一位社员邹秉文则不像赵元任那么低调，在当年的夏季年会的中文演说比赛上，他直接提出“划一科学名词，必由科学社主之”。[76]撇开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间隐隐的争夺科学名词之审定的领导权的竞争不谈，就该项事业的实绩而言，科学社确实贡献卓著。1916年7月，科学社成立名词讨论会，“为他日科学界审定名词之预备”。[77]后来任鸿隽在忆述中国科学社社史时，就将“科学名词审查”作为其业绩之一。[78]
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对汉语发出的另一项挑战是打字机的发明。拼音化论者把汉字不适用于打字机，当作以字母文字乃至英语代替汉语的理由之一。[79]前面提到的赫伯特在面向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生的演讲中，也指出打字机是现代商业生活必不可少之物，为此汉语必须改用拼音文字。演讲现场还实地展出了一台打字机，引发了中国学生的讨论。[80]此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周厚坤已经在设计他的中文打字机，其基本思路是不改变汉字形体本身，而是选出六千汉字安装在字盘上，使用传送和击打装置完成打字。[81]字盘上安置的均是常用汉字，且用白话中的常用字取代文言中的常用字。后来周厚坤又进一步将字数缩减到六百字，称作“通俗打字盘”[82]，他明确表示发明打字机是为了服务于通俗教育，这或许与他参与波士顿公义社及其附属的国民义务学堂的实践有关。约略同时，纽约大学的祁暄也发明了一台中文打字机。与周厚坤的打字机不同，祁暄的打字机的基本原理是将汉字拆分为类似字根的偏旁部首，然后再通过按键加以拼合。祁暄声称他通过仔细研究汉字形体，已经发现了析分和组合汉字的合理而便捷的方法，也是制造中文打字机唯一实用和科学的方法。[83]
周厚坤像（《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10期）
1914年9月夏季年会上，周厚坤曾发表演讲，介绍他设计的中文打字机。胡适现场聆听，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会场上他也了解了祁暄发明的打字机，不过他对两种打字机的实用性都有疑虑，前者觅字费时，后者则难以解决同一字根在不同汉字中所占位置大小不同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充分肯定两人的努力，对那种认为汉字因不适应打字机而应废除的论调嗤之以鼻。[84]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汉字的研究，祁暄还发明了一套汉字索引系统，可用于各种名单和目录的排列与检索。[85]这也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在日记中称赞祁暄“其人最重条理次序”，并详细记录了祁暄自名之为“事类串珠”的系统的使用方法。[86]
胡适也是个重视条理次序的人，对文字符号的讲求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14年7月，胡适就为自己的日记和劄记创制了一套标点符号，此后又不断加以更新补充。[87]在提交给1915年夏季年会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胡适亦将采用文字符号作为改进文言教授法的手段之一。《科学》杂志创刊后，引入横排印刷和西式标点，目的是“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公式”[88]，胡适特意为撰写《读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在称赞“‘科学’之以规定之文字符号作文刊报，已为吾国文学史破一天荒”的同时，对该杂志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加以阐释和扩充，使其意义扩展至一般的书面语领域。[89]诚如汪晖所言，《科学》月刊从审定名词到引入西式标点的一系列努力，表明包括胡适在内的科学共同体正在通过对汉语书面语的改造，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科学语言，它本身就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合法性的保证。[90]可以补充的是，《科学》杂志的这种实践，实际上是更大范围内留美学生将汉语科学化的努力的一部分。
胡适对文字符号的讲求，与他重视文法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吾国数千年来未有文法之学，未始不由于符号之缺乏也。”[91]胡适留学期间，对汉语文法颇下过一番功夫，不过他一开始关注的文言文法，以疏通文法作为解读典籍和教授文言的捷径，《诗经言字解》和《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都包含了这方面的自觉思考。[92]值得注意的是，在1916年发表的英文论文《现行汉文的教学法》中，胡适尽管已经充分肯定白话文学作为“活文学”的价值，但却不同意赵元任所提出的方言比文言语法上更有规则的观点，认为“白话由于未经学者研究，且不受任何标准或法则的约束，在语法上较文言更不规则。”[93]此时胡适似乎仍残留着珍视“祖国语言文字”的保守心态。然而，随着胡适确立起以白话为中心的文学史观，他对白话文法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16年他在一篇札记中讨论“的字的文法”，指出“的”字有许多用法为文言虚词所不及，由此“便知白话之胜于文言，文言之长，白话皆可及之，白话之长，非文言所能企及者矣”。[94]胡适的“文法之学”开始被纳入到他的逐渐成型的文学革命论述中去。后来胡适更是专门撰文讨论国语在文法上较之文言进化的地方。[95]在这个意义上，白话相对文言不仅是更优美的文学语言，也是更科学的语言。
袁一丹在讨论胡适发起文学革命的动因时，指出留美学界鼓吹科学救国或实业救国的主流声音对以文学为志业的胡适的刺激作用，颇具创见。[96]不过我们同时也须注意到，胡适对中文打字机和汉字索引系统的关注，对标点符号和文法的讲求，亦可见出留学生群体中弥漫的某种“科学主义”氛围的影响。[97]从更大的语境来看，留美学生围绕汉语的科学化的一系列实践，体现了近现代语言运动中“语言技术现代性”（technolinguistic modernity）的维度，即将汉字和汉语书面语作为信息的载体，尽可能使它们适应现代技术条件，以实现准确储存并且科学有效地传递和提取这些信息的目的。[98]这些本身就是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它们由精英化的留美学生群体来推动并非偶然，胡适文学革命论述的“科学”色彩亦是这一环境的产物。
余论
自1915年9月胡适在赠梅光迪的诗中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以后，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等好友围绕诗的创作展开一系列辩难和讨论，在此过程中，胡适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着手白话诗的实践。这是胡适日后回忆和追述文学革命发生史的一条剧情主线，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后来人对文学革命之起源的理解。然而，通过对胡适留美时期围绕语言改革的思考和实践的细致梳理，就会发现在这条“主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同时并行的线索，它们之间至少从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胡适探讨文言教授的方法，发现白话作为“活文字”和“活文学”的价值，投身中文演说活动，创制和采用标点符号，求索中国文法之学，凡此种种都与他对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兴趣并行不悖，只是在后来，当胡适开始有意识地建立他的系统的文学革命论述和文学革命发生史的叙述的时候，它们才被整合进来。如果说胡适对文学的爱好和对各种作诗法的实验带有鲜明的个人趣味的色彩，那么他在语言改革方面的这些思考和实践则是与当时留美学生群体内部诸多相关的讨论和活动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后者对胡适的刺激和熏陶作用不容小视。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胡适的文学志业和诗歌创作的兴趣，还是他对语言改革诸多问题的思考，都是在留美学界某种相对精英化的氛围中酝酿和展开的。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价值的肯定，出发点是要解决“文学”这个高雅文化的领域如何自我更新和突破的问题，这与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截然不同。胡适后来批评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个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99]实则大体而言，胡适留美时期目中并无“他们”，只有“我们”。唐德刚对胡适留学阶段的精英意识有过一段刻薄的评论：“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正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在此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100]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不妨说正因为胡适置身于留美学生群体中，他才摆脱了早年亦曾参与其中的白话文运动的氛围，从而有可能跳出以白话为大众教育之利器的常规思路，发展出新颖而又令同时代人惊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
1915年麻省理工学校中国学生会摄影
（《留美学生季报》1915年9月号）
唐德刚笔锋所及，几乎全盘否定留美学生的平民关怀，亦未见公允。当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留学生群体，就身体力行，通过创办波士顿公义社和国民义务学堂，努力在当地华工中普及官话和大众教育。他们的观点和实践，其实构成了理解胡适文学革命论述的一个有趣的参照系。撰写《中国文言与大众教育》一文的张贻志，1916年谈起他对留美学界的观感，称留学生中“有尽废我之语言文字者，有欲代以罗马文字者，有欲以白话代文言者（我昔亦主此说，及今思之，觉不可能，思反其说，而以文言代白话，其理由当别论之）。此种论调，吾在年会中数数闻之，在提倡者之意，或将藉是焉为普及教育之津梁，或将藉是焉为振兴国势之方法，其用心良苦，未可厚非，特吾所不敢苟同者。”[101]所谓“欲以白话代文言者”，当即针对胡适而言。他将胡适的主张也归入“普及教育”或“振兴国势”的方略，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读，但亦可见他自己的关注点所在。1919年秋张贻志回国，与若干留美学生在上海创办《民心周报》，其时文学革命已在国内成如火如荼之势，张贻志颇不以为然，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新旧文学之争》一文，批评道：“吾亦非谓白话之不应入文也，以白话代文言，自有其特长之处，如统一方言，普及教育，划一语文，皆为吾国当务之急，作者方赞助之不暇，决无反对之理，惟愚意以为今日之所谓文学革命，实不足以语此。”[102]此时他已看清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的出发点其实与“普及教育”无干。
有趣的是，胡适也注意到了张贻志的这篇文章，他说：“近来有一般留学生出了一种周刊，第一期便登出某君的一篇《平新旧文学之争》。这篇文章的根本主张，我不愿意讨论因为这两年的杂志报纸上早已有许多人讨论过了。”[103]并未正面回应张贻志的观点，不过他后来在一篇演讲中明确澄清了白话文学与“普及教育”的关系：
有一般人以为白话文学是为普及教育的。那般失学的人们以及儿童，看那些文言文不懂，所以要提倡白话，使他们借此可以得着知识，因为如此，所以才用白话文，但是这不过是白话文学最低限度的用途，大家以为我们为普及教育为读书有兴趣，为容易看懂而提倡白话文学，那就错了，未免太小视白话文学了，这种种并不是新文学运动之真意义。[104]
这段话把文学革命的精英取向表露无遗。尽管胡适在别处又强调，“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甚至说“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105]，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缝隙，但这更像是出于一种论述策略的考虑，是为了确立文学革命的合法性而将其嫁接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大众教育的论题上。实际上在新文学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它的建立新的文学语言的精英取向与面向大众以普及教育的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种子，其实在文学革命得以发生的、留美学界围绕语言改革的一系列讨论和实践的具体语境中就已经埋下了。
注释
[1]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是1905年由东美中国留学生会创办的一份英文杂志，后以留美中国学生总会名义发行，内容以留美学生的论说文字及对留美学生各类活动的报道为主。在有关中国近代语言改革运动和文学革命之发生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运用这一文献，目前笔者只发现白莎（Elisabeth Kaske）注意到这份杂志上有关语言问题的讨论，但论述较为简略，且重点落在胡适和赵元任1916年以“中国语言问题”为总题发表在该刊上的那一组文章。见Elisabeth Kaske,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Chinese Education, 1895-1919 (Leiden: Brill, 2008), pp. 421-425.
[3]区克明：《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3号，1917年9月，第65-72页。
[4]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8.
[5]朱进：《美洲问题六种》，《留美学生年报》第一年，1911年7月，第42-43页。
[6]Peng Chun Chang, “National Ideas.”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以下简称CSM] 8:1 (November 1912): p. 19.
[7]“Fifth Annual 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 CSM 4:8 (June 1909): pp. 486-487.
[8]Y. T. Tsur, “General Report of the 1909 Conference.” CSM 5:1 (November 1909), p.24.
[9]T. C. Chu, “Executive Board. President’s Report.” CSM 5:3 (January 1910), p. 152.
[10]Y. T. Tsai, “The Seventh Annual 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 CSM 6:8 (June 1911), p. 686.
[11]贺楙[懋]庆：《东美学生会报告》，《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1913年1月，第1页。
[12]《东美学生会章程及规则》，《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1913年1月，第14页。
[13]Y. R. Chao, “My Impression of the Eastern Conference.” CSM 14:2 (December 1918), p. 144.
[14]T. C. Chu, “Report of the General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oston.” CSM 5:7 (May 1910), pp. 421-424; 徐佩璜：《波士顿公义社国民义务学堂大会纪事》，《留美学生年报》“第一年”，1911年7月，第9-10页。
[15]贺楙[懋]庆：《波士顿公义社报告》，《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1913年1月，第5页；“Instruction for Boston Chinese.” CSM 8:3 (January 1913), p. 48.
[16]Belinda Huang, “Teaching Chinese in the Trans-Pacific Society: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19.”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9, pp.227-228
[17]朱庭祺：《美国留学界情形》，《留美学生年报》“第一年”，1911年7月，第31页。
[18]贺楙[懋]庆：《波士顿公义社报告》，《留美学生年报》，第2卷第3号，1915年9月，第120页。
[19]贺楙[懋]庆：《波士顿公义社报告》，《留美学生年报》，第2卷第3号，1915年9月，第121页。
[20]“The General Welfare Association of Boston and Its Vicinity.” CSM 11:8 (June 1916), pp. 600-601.
[21]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一册，第140页。
[22]C. T. Chu, “Observation on Rom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SM 11:7 (May 1916), pp.472-476.
[23]“Universal Language.” CSM 8:5 (March 1913), pp. 298-299.
[24]H. B. Hulbert, “An Alphabet for China.” CSM 8:5 (March 1913), pp. 307-318.
[25]P. C. Chang, “Our Language Problem.” CSM 8:5 (March 1913), p. 300.
[26]易鼎新：《文言改良浅说》，《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3号，1915年9月，第24-25页。
[27]胡适1914年9月3日、4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471、472页。
[28]胡适：《非留学篇》，《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1914年1月，第13、14页。
[29]胡适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07页。
[30]“Arts and Science Group to Discuss Our Language at Middletown.” CSM 10:9 (June 1915), p. 612.
[31]1914年9月4日，在东美中国留学生会在马萨诸塞州安谋司（Amherst）举行的年会上，胡适被推举为“文艺科学生同业会”(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的会长，即这里的“文艺科学组”负责人，见《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第472页。胡适在不同的回忆文字中对该组织有不同的称谓，具体辨析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569-570页。
[32]胡适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07页。
[33]赵元任的文章以“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为总题连载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第11卷第6-8期（1916年4至6月），中文译文见《中国语言的问题》（赵世开译），收入《赵元任语言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68-712页。
[34]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集》，第707-708页。
[35]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季剑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2-123页。
[36]胡适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07-210页。
[37]胡适1915年8月26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07页。
[38]见胡适1915年8月25日致韦莲司的信，“To E. C. Williams (August 25, 1915),”《胡适全集》第4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9页。
[39]此处借用江勇振的译法，见《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第571页。
[40]Suh Hu,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 CSM 11:8 (June 1916), pp. 567-572. 中文译文参考胡适：《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席云舒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第203-208页。需要说明的是，席云舒的译文仍沿用胡适之前日记中给出的中文标题，并不恰当。
[41]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一册，第143页。
[42]胡适1916年2月3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77页。
[43]胡适1916年1月24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64页。日记中引用的英文原文，又见Suh Hu,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 CSM 11:8 (June 1916), p. 569.
[44]胡适1916年1月26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69页。
[45]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168-169页。
[46]胡博渊：《东美中国学生年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1号，1916年3月，第119页。
[47]Y. T. Chang, “The Chinese Writing Language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 CSM 11:2 (December, 1915), pp. 118-121.
[48]“The Eigh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U. S. A,” CSM 8:4 (February 1913), p.254; 邢契莘《论中央集权》文后编者按，《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1913年1月，第51-52页。
[49]杨铨：《第九次东美学生会夏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1年第1卷，1914年3月，第106页。
[50]杨铨：《东美中国学生会十龄纪念夏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4号，1914年12月，第76页。
[51]胡博渊：《东美中国学生年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1号，1916年3月，第119页。
[52]陈衡哲：《东美中国学生年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4号，1916年12月，第186-187页。
[53]林荀：《东美中国学生年会第十三次年会记略》，《留美学生季报》第5卷第1号，1918年3月，第160页。
[54]许怡荪1913年5月17日致胡适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5页。
[55]胡适1915年4月25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90页。
[56]胡适1911年7月19日、7月23日、8月6日、8月13日、9月10日、10月22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第166、167、170、171、178、188页。
[57]胡适1916年7月6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354、355页。
[58]陈衡哲：《东美中国学生年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4号，1916年12月，第192页。
[59]见任鸿隽1916年8月26日致胡适明信片，《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14页。
[60]梅光迪、赵元任：《讲演会纪事》，《科学》第3卷第1期，1917年1月，第84页。
[61]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14页。
[62]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99 页。
[63]胡适1914年1月28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第265页。
[64]参见陈平原：《胡适的述学文体》（下），《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第56页。
[65]关于晚清白话文与演说风潮的关系，参见陈冬冬：《“但开风气不为师”——试论近代演说体白话文的兴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王海晗：《从视觉到声音：演说风潮与中国白话文变革》，《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66]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一册，第155页。
[67]林天兰：《通俗演讲议》，《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3号，1916年9月，第73、71页。
[68]“Club and Personal News.” CSM 10:2 (November 1914), p. 109. 这段文字出自赵元任之手。
[69]《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第2页。
[70]C. T. Chu, “Observation on Rom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SM 11:7 (May 1916), pp.474.
[71]Yu Mai Chu, “Appeal for Suggestions for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erms.” CSM 10:6 (March 1915). p. 388.
[72]张贻志：《创立国家学会刍议》，《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1915年3月，第28页。
[73]侯德榜：《划一名词刍议》，《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1915年3月，第31页。
[74]M. C. Hou, “Proposes General Conference to Decide on Scientific Terms.” CSM 10:7 (April 1915), p. 453.
[75]Yuan R. Chao, “Science Society’s Attempt to Translate Scientific Terms.” CSM 10:7 (April 1915), p. 454.
[76]邹秉文：《科学与科学社》，《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1915年12月，第36页。
[77]《名词讨论会缘起》，《科学》第2卷第7期，1916年7月，第823页。
[78]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41页。
[79]“Judging Eastern Things from Western Point of View.” CSM 8:3 (January 1913), p. 154.
[80]H. B. Hulbert, “An Alphabet for China.” CSM 8:5 (March 1913), pp. 317-318.
[81]H. K. Chow, “The Problem of a Typewriter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CSM 10:7 (April 1915), pp. 435-439.
[82]周厚坤：《通俗打字盘商榷书》，《教育杂志》第9卷第3期，1917年3月，第12-13页；Thomas 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Boston: The MIT Press, 2017), pp. 140-143.
[83]H. Chi, “The Principle of My Chinese Typewriter.” CSM 10:8 (May 1915), pp. 513-514.
[84]胡适1914年9月4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第472-473页。
[85]H. L. Huang, “A Chinese Index System.” CSM 11:3 (January 1916), pp. 213-214.
[86]胡适1917年5月27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515页。
[87]胡适1914年7月29日，《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第428页；1915年9月18日、10月15日、1916年4月23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第二册，第229、236、321页。
[88]《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第2页。
[89]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第29、9-34页。
[90]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142页。
[91]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第13页。
[92]胡适：《诗经言字解》，《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1913年1月，第4-5页；胡适1915年8月26日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二册，第210页。
[93]Suh Hu,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It Is.” CSM 11:8 (June 1916), p. 571; 赵元任的观点见Yuan R. Chao,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Philology.” CSM 11:6 (April 1916), p. 440.
[94]胡适：《藏晖室杂记》，《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3号，1916年9月，第148页。
[95]胡适：《国语的进化》，《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第1-13页。
[96]袁一丹：《新大陆的旧文苑——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71-73页。
[97]关于留美学界中的科学主义氛围及其影响，参见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273-274.
[98]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在他关于中文打字机历史的精彩研究中提出了这一极具启发性的概念，不过他刻意将语言技术领域（technolinguistic realm）与语言改革（language reform）相区别，指出前者关涉的是与意义无关的信息处理的维度，则有失偏颇。实际上他归入这一维度的西式标点，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很难将这两个维度截然区分开来。见Thomas 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pp. 17-20.
[9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三册，第252页。
[100]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一册，第222页。
[101]张贻志：《年会感言》，《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4号，1916年12月，第53页。
[102]张贻志：《平新旧文学之争》，《民心周报》第1卷第1期，1919年12月6日，第5页。
[103]胡适：《国语的进化》，《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第1页。
[104]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胡适文集》第十二册，第21页。
[10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第8页。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载于公号“论文衡史”，感谢作者和“论文衡史”授权海螺转载。文中图片除注明出处外，均为作者提供。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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