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 | “休斯在中国”与1930年代的左翼国际主义及其限度

摘要：1933年7月美国黑人诗人休斯访华是1930年代左翼国际主义的大背景下的文化事件，其意义亦应在这一背景下探讨。1930年代初共产国际对“黑人问题”的重视，为休斯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条件。休斯本人对1920年代美国黑人文学中“异域化”倾向的反思，构成了他向左转的内在动力。他对现代中国的体验与书写，传达出跨越民族边界的基于共同被压迫境遇的连带感。左翼国际主义虽然促成了休斯的苏联与中国之行，但其中隐含的以民族为单位的认识框架仍构成了某种内在限制，并影响了1930年代中国文坛对休斯的接受。而鲁迅对休斯和黑人的共情则体现出他对这一框架的超越，这与休斯对连带感的体认是内在相通的。

关键词：休斯；左翼国际主义；异域化；鲁迅

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Hughes，1902—67）1933年7月访华期间是否见过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张钊贻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详尽考辨此事原委，得出了休斯见过鲁迅的结论，可为定谳。¹《文学》1933年8月号发表了署名“伍实”（即傅东华）的《休士在中国》一文，文章为休斯（按：休士即休斯）来华未受到鲁迅和梅兰芳等“名流”招待萧伯纳那样的礼遇而不平，揣测鲁迅未出席文学社等团体招待休斯的聚会是因为休斯“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²这引起鲁迅的愤怒，他去信驳斥道：“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³诚如张钊贻所言，鲁迅的文字给人一种他并未见过休斯的印象，后人的回忆文字则说法不一，但休斯本人的回忆录《且行且思》（IWander as I Wonder）中明确说明他见过鲁迅。关于此事的争议也多集中在两人究竟是否会过面这一问题上。张钊贻通过对相关史料和档案的详细辨析与考证，指出鲁迅虽未参加7月13日文学社等举办的与休斯的座谈会，但在此前7月5日伊罗生召集的晚宴上见过休斯，彻底解决了这桩公案。兰斯顿·休斯在史实得到澄清之后，休斯访华引起的这场风波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鲁迅信中激烈的语气，尤其显示出他对种族问题的敏感。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是，1930年代的左翼文坛是如何接受和认识黑人文学的？塑造这种接受和认识模式的力量与机制是什么？追踪休斯访华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只有在一个跨文化的左翼国际主义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深入的探讨，而1930年代“黑人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凸显这一大背景亦随之浮现出来。

“黑人问题”与休斯访华的国际背景

1933年7月休斯访华实际上是他环球旅行的一部分。1932年7月，休斯与另外二十一位美国黑人应邀前往苏联参加一部题为《黑与白》（Black and White）的反映美国南方种族矛盾的电影的拍摄，休斯作为已颇负盛名的进步作家，负责修改电影剧本。对当时绝无可能进入好莱坞的美国黑人来说，这当然是很高的待遇。休斯一行在苏联受到隆重的接待，但电影《黑与白》却以流产告终。按照休斯后来在回忆录《且行且思》中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原剧本作者对美国南方黑人生活不熟悉，情节和人物均严重失实，休斯本人也无能为力，拍摄工作因而搁浅。⁴但实际原因很可能是苏联急切希望得到美国外交上的承认，看到苏美有希望建交，怕引起外交争议，便中止了电影的制作。⁵此后大部分同行者返回美国，休斯则选择留在苏联旅行，游历了中亚地区，对苏联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成绩印象深刻。休斯原本计划坐火车经由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前往北平，但由于日军切断了中苏边境的中东铁路，只好改为以海参崴为终点，由海参崴坐船前往日本。⁶1933年6月27日，休斯抵达日本，短暂逗留后于7月1日到达上海，7月19日离开上海，再经日本回美国，8月9日抵达旧金山。休斯在中国与日本短暂停留期间，均被安排与当地的左翼文艺团体接洽和座谈，这本身就表明当时存在一个活跃的国际性的左翼文学网络。文学社等团体招待休斯的座谈会是左联组织的，而在日本东京，休斯与左翼戏剧社团筑地小剧场的成员聚会，并观看了他们的演出。在休斯抵日之前，他的诗歌就已被译介到日本文坛，照片甚至登上了日本文学杂志的封面。⁷休斯在苏联更是受到热烈欢迎。他于193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Not Without Laughter）的翻译工作在他来苏前即已启动，并于他旅居苏联期间完成。两部早年诗集《疲惫的布鲁斯》（Weary Blues）和《给犹太人的好衣服》（Fine Clothes to the Jews）的俄译也已着手进行，前者还要被翻译成乌兹别克语。⁸虽然1920年代休斯的诗已被翻译到欧洲⁹，但他真正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家却是在1930年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邀请包括休斯在内的美国黑人代表团来苏拍摄电影，在国内大力译介休斯的作品，这种对美国黑人文化的高度重视，其实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直接关系。1928年7月至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黑人问题”（Negro Question）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大会最后的决议中，美国黑人被明确界定为一个被压迫民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¹⁰美国黑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反抗白人的斗争，因而被提升到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加以认识。美国的种族压迫不再是美国国内的问题，黑人的反抗也不仅仅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境遇，而是获得了削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进而推动世界革命的崭新意义。这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国内建立落实反种族主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¹¹在美国国内，1928年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之前，美国共产党并未特别重视黑人问题。¹²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决议发表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共产党仍旧对在黑人中开展工作较为冷淡。¹³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30年10月又专门通过决议，批评美国共产党内的“白人沙文主义”迹象，敦促共产党人站在黑人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¹⁴此后，美国共产党加强了与黑人的联系，特别是在文化领域，美国共产党利用其文化机构和报刊媒介，推动黑人文学的发展，并借助共产国际的全球网络，帮助包括休斯在内的黑人作家获得在国际舞台上表现的机会。¹⁵例如与美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新群众》（New Masses）杂志自1930年以后就开始大量发表黑人创作或与黑人有关的作品，仅1931年2月号就刊载了休斯的四首诗歌。1930—33年间，休斯的名字一直列在该刊的报头位置。¹⁶实际上，《现代出版界》在报道休斯访华的消息时，就称其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执笔者”。¹⁷此外，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 Literature）也让休斯和其他黑人作家的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外国读者。¹⁸推动休斯访华的关键人物史沫特莱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和休斯建立联系的。《新群众》1930年10月号刊出了一篇《不是没有笑的》的书评，作者高度评价这部反映美国下层黑人生活的小说，认为它是对美国黑人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双重贡献，并将其与史沫特莱1929年出版的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相提并论。¹⁹休斯于是寄了一本《不是没有笑的》给史沫特莱，读完休斯的小说后，史沫特莱连夜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她为两部小说的相似程度——基本上都取材于个人经验——而感到惊讶和亲切，表扬休斯语言的诗意，但也恳切地指出休斯未能写出黑人劳苦大众的阶级意识。史沫特莱还讲述了她在中国所感受到的沉重现实，谈到刚刚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并且提及休斯在《新群众》1931年2月号上发表的四篇诗作中的一首——《呼唤创造》（Callto Creation），称赞其中关于中国的两行“胜过其他美国诗人或作家写过的关于中国的任何东西”。²⁰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其实史沫特莱对休斯及其他黑人作家的作品并不陌生。1929年9月，她曾为黑人女小说家福赛特（Jessie Redmon Fauset）的小说《梅子面包》（Plum Bun）撰写书评。福赛特和休斯同为1920年代美国黑人文艺复兴（因以纽约黑人聚居区哈莱姆[Harlem]为中心，又称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而史沫特莱据以评价福赛特小说的标尺正是以休斯为代表的黑人诗人的作品，认为前者尚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不过在文章结尾，史沫特莱仍向对美国种族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读者推荐这部小说，“大多数中国人一直都是从白人传教士那里了解到有关黑人的再司空见惯不过的蠢话。如果他们愿意读这样一本书，就可以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²¹。可以想象，怀着这样的关切的史沫特莱，当然乐意帮助休斯与中国左翼作家建立联系。1933年5月，休斯在莫斯科第一次见到了刚从中国来苏联的史沫特莱，从她那里了解到远东的严峻局势。²²在史沫特莱的安排下，休斯到达上海后与伊罗生取得联系，进而与宋庆龄和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会面，并在伊罗生主编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上发表文章，实际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阵线的活动中。²³

黑人文学的“异域化”与休斯的选择

傅东华的文章《休士在中国》介绍休斯的文学生涯时，提到“一九三三年的《国际文学》第一号里有一篇评论说的很详”，即苏联批评家费拉托娃（Lydia Filatova）的《兰斯顿·休斯：美国作家》（Langston Hughes: American Writer）一文。实际上，傅文对休斯创作阶段的描述，许多是对该文的译写。另外一篇评介休斯的论文——郑林宽的《兰斯顿休士》（载《清华周刊》1934年12月第42卷第9、10期合刊），基本上也是对该文的编译。费拉托娃在阶级的视野里，大体描述了休斯从沉溺于黑人种族意识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的历程。然而，这篇影响很大的文章对1920年代美国黑人文学和休斯创作的评述，却不乏武断和扭曲之处。例如，她把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导倾向概括为“鼓吹一种超越‘狭隘’的直接的种族问题——种族压迫主题——框架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艺术”，认为休斯也倾心于这种唯美主义（estheticism）的取向，就非常偏狭。²⁴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哈莱姆文艺复兴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即通过自觉运用美国黑人文化中的独特形式，建构黑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描绘黑人的日常生活，来确立黑人自身的身份认同。休斯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²⁵当时确实有个别黑人作家希望超越黑人题材，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作品，如诗人卡伦（Countee Cullen）宣称，“如果我要做一个诗人，我要做的是诗人而不是黑人诗人”²⁶。然而在休斯看来，这种所谓超越自身种族局限的追求不过是黑人中产阶级对白人文化的向往而已。黑人应该勇于表达黑人的生活，无须为此感到羞耻，无须在意白人的眼光。在他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黑人艺术家与种族大山》中，休斯自信地写道：“我们今天从事创造的年轻的黑人艺术家想要表达我们黑皮肤的独特自我，无须恐惧也不必害臊。如果白人喜欢，我们很高兴。如果他们不喜欢，那也无所谓。”²⁷需要辨析的是，1920年代黑人文学与后来共产国际对黑人民族的界定完全不同。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受到威尔逊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nationalism）概念的影响，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种族的文化经验，“种族”和“民族”在这里基本上可以混用。²⁸而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所理解的黑人民族则与其种族特征无关，黑人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身份主要植根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以及黑人对这种资本主义剥削形态的反抗。斯大林对“民族”下定义时，首先就指出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²⁹民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乃是构成民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³⁰由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左翼知识界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文化民族主义取向多有批评。更重要的是，当黑人作家极力表达自己的“种族骄傲”（racepride），把自己的文化传统追溯到遥远的非洲大陆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带有异域情调的、供大都市里白人消费的奇观。《新群众》上那篇评价《不是没有笑的》的书评，肯定休斯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与哈莱姆传统的决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传统把黑人粗俗化和闹剧化了，就像电影和戏剧中表现的那样。”³¹费拉托娃在评价休斯的文章中，也谈到白人资产阶级有意鼓励这种哈莱姆传统，“在哈莱姆的卡巴莱和爵士乐队的背景下，黑人被看作某种带有异域情调的人种”³²，尽管这与她前面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整体界定不免有些矛盾。休斯本人也开始质疑和反思哈莱姆文艺复兴中黑人文学的这种“异域化”（exoticization）——文学作品中的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为一种带有本质主义特征的供读者消费的形象——的倾向。尽管休斯曾宣称黑人文学不必在意白人怎么看，但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市场上，有购买力的白人的趣味对黑人的文化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休斯认识到，“美国大一些的资产阶级的刊物报纸对于黑人的作品或者是关于黑人的作品都是很谨慎地刊载。只是异国情调的或滑稽的故事还偶尔可以登出。如果小说描写黑人怎样野蛮未开化，愚蠢好笑的，那他们还可常常登。”³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哈莱姆文艺复兴本身就是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上演的一场大型种族秀，它让休斯声名鹊起，但也让他陷入了某种困境。出版了两部诗集后，在黑人文坛崭露头角的休斯得到了富有的、对黑人文化充满兴趣的白人梅森夫人（Charlotte Mason）的青睐，她愿意承担休斯所有的生活费用，让他安心创作。事实上，《不是没有笑的》就是在梅森夫人的资助下完成的。然而，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梅森夫人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而休斯也无法忍受梅森夫人对他创作的控制。³⁴他后来回忆说：“她想让我具有原始色彩（primitive），让我了解和感受原始的直觉。但不幸的是，我感受不到身体里涌动的原始韵律，我不能装作我感受到了那样来生活和写作。我只是个美国黑人——我热爱非洲的大地和韵律——但我不是非洲。”³⁵原始主义（primitivism）代表了白人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刻板印象，而休斯正努力要打破这种印象。与梅森夫人的决裂也是与哈莱姆传统的决裂，同时也构成了休斯向左转的内在动力。自1931年起，休斯与美国共产党及其下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关系日益密切，他甚至担任了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团体“争取黑人权利联盟”（Leagueof Struggle for Negro Rights）的主席。与此同时，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开始写作大量的革命诗歌，这些作品很少再使用那些在1920年代为他赢得声誉的黑人特有的文艺形式（如布鲁斯和灵歌），似乎它们已不足以表达反抗压迫的战斗主题。³⁶费拉托娃也注意到了休斯的这一变化，她发现休斯最近的诗歌“谈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无产阶级，描画了广阔的图景。偶然和具体的事物溶解到一般性中”，她担心这会“导致某种公式主义和抽象性，导致斗争中活生生的具体内容的某种丧失”。因而尽管她充分肯定休斯政治上的转向，但却对他诗歌形式上的某种“倒退”提出了批评：
革命艺术在性质上是国际主义的。休斯的诗篇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这在各方面都是应该欢迎的。然而诗人抹除了民族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的诗歌中特定的民族氛围，这就走过头了；在这个意义上，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说，这是一种倒退。我们主张一种“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艺术。休斯首先是一个黑人无产阶级的诗人。他的创作应该帮助解决美国劳苦的黑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休斯比许多其他民族和种族的作家对这些问题有更周密的理解和把握。作家应该以最大的敏锐性来呈现他自身种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必须从阶级的方面来呈现。如果休斯更接近黑人大众并且讲他们的语言的话，他的诗歌的力量就会更强，影响也会更深远。³⁷
费拉托娃提到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苏联官方民族政策中的表述。1930年6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³⁸，针对的是除俄罗斯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目标是培育和发展它们的民族文化，使这些落后民族有条件真正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不难看出，这一政策与共产国际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无论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美国黑人，还是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都需要通过发展民族文化和确立民族意识，成为普遍性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费拉托娃才用苏联民族政策的口号来要求休斯的创作。1932年9月至1933年1月休斯在苏联中亚地区游历时，见证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看到训练有素的俄罗斯导演如何利用乌兹别克音乐、诗歌和舞蹈的所有民间因素，帮助创建了从未存在过的乌兹别克民族戏剧。³⁹这样一种民族文化实践，当然与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基于某种本质化的种族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潮流迥然不同。休斯对此兴味盎然，然而他同时也注意到，莫斯科的观众沉醉于各少数民族在舞台上搬演的“具有异域情调的作品”。⁴⁰这不是很像美国纽约的白人观赏黑人文艺的情景吗？休斯对苏联的民族政策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本身也可能成为刻板的定型。⁴¹事实上，休斯的疑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1933年前后，苏联对“民族”的界定和认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简而言之，即从视民族为资本主义产物的建构主义观点，转向某种“原始主义”（primordialism）的本质化的民族观，少数民族文化的异域色彩被凸显，⁴²这反而更接近休斯想要摆脱的哈莱姆传统中的那种文化民族主义。费拉托娃关于休斯诗歌形式“倒退”的论断，不妨说实际上反映了苏联民族观的某种“倒退”。从休斯1930年代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来看，他并未接受费拉托娃的规劝。

休斯笔下的中国

在文学社招待休斯的座谈会上，与会的中国作家询问休斯美国黑人文学的一般状况，休斯回答说过去十年黑人的作品确实容易受到出版界的注意，然而也因此“有才能的作家忙于供应，便不免粗制滥造，将作品商品化了，这班黑人的作家，只有一种成绩，就是使白人知道黑人也能产生优美细腻的作品罢了。但是这班作家之不能代表全部黑人，就犹之有个中国人在《纽约时报》上批评《大地》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人一样”⁴³。《大地》是指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TheGood Earth），所谓黑人作品的“商品化”，当指哈莱姆文艺复兴中黑人文学被白人读者消费的现象。显然在休斯看来，美国出版界接受有关中国的作品如同接受黑人作品一般，都包含了某种对异域的猎奇心理。休斯意识到，在美国的文化市场上，“黑人作品被编辑和出版商看作是异域情调的东西。有关黑人的材料跟中国的材料、巴厘岛的材料或东印度的材料一样，被归入特定的类别”⁴⁴。这种对中国人和黑人被“异域化”的相似处境的意识，促使休斯在与哈莱姆传统决裂的同时，也自觉摆脱美国白人看待中国的东方主义式的眼光，这构成了1930年代休斯书写中国的认识论起点。在休斯1933年7月访华以前，他与美洲的华人就有接触。1930年初休斯坐船访问古巴时，与船上的华人厨师成了好朋友。他和这些华人一起去了他们在哈瓦那的朋友的住处，发现他们“晚上都睡在铺着草垫的层层搭起来的床板上，肩并肩地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⁴⁵。休斯对下层华人的同情，渗入到他逗留上海期间对中国人苦难遭遇的观察之中，又添上了对制造这些苦难的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愤怒。他看到被日军轰炸过的闸北仍旧一片焦土，十室九空；看到河道上漂浮着死于饥饿的中国人的腐烂的尸体。⁴⁶在为《中国论坛》撰写的《从莫斯科到上海》一文中，休斯写到在由外国帝国主义者、买办和军人、工厂主与银行家、中外警察层级构成的权力金字塔下辗转呻吟着的劳苦大众，写到被秘密杀害和囚禁的左联五烈士等中国作家，最后他以辛辣的语气写道：
全世界都闻名的老中国文化，那种你在西方大学里读到的文化在哪里呢？今天它唯一的用途似乎只是将枪口擦拭干净，这些枪镇压了工人大众，杀害了作家，同时保护着妓院、鸦片田和满是童工的工厂。⁴⁷
休斯所说的西方大学里教的那种“老中国文化”，同时也是美国出版市场上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文化，而休斯关注的则是中外统治者压迫下的现代中国。1930年代休斯的诗歌中也频频出现中国或中国人的意象。史沫特莱曾称赞《呼唤创造》一诗中关于中国的描绘，诗中写道：“听着！/你们所有的制造美的人，/暂且放下美。/看看粗粝，看看痛苦，/再看看生活。/看看啼哭着的饥饿的婴儿，/听听富人的谎言，/看看将要饿死的中国。/听那东方传来的低沉的声音：‘无论如何，/生活一定要继续。’/在双手合十的印度/在拿着枪的中国，/在苦涩地微笑的非洲——”⁴⁸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并列，传达出一种被压迫人民休戚与共的意识。在另一首题为《列宁谣曲》（Ballads of Lenin）的诗中，休斯运用复沓的诗节，以三位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劳动者（农民伊凡、黑人奇科和上海的工人张）向列宁诉说自身境遇的形式，表达全世界劳苦大众通过抗争必将获得解放的主题。“列宁”成了各地被压迫民众沟通和对话的媒介，诗歌也因此传达出某种“连带感”（sense of connectedness）。⁴⁹罗良功在分析休斯诗歌中的中国意象时指出，休斯主要是将“中国”用作世界革命的换喻（metonym），来拓展他的政治想象的视域。⁵⁰但需要辨析的是，休斯笔下的“中国”并非单纯的符号而已，而是以他与华人交往和实地访问中国的具体经验为基础的。休斯正是在1930年代穿越国界的旅行中获得一种具有实感的国际主义视野，在对美国黑人、中国人等共同的被压迫处境的体认中形成某种连带感，进而将其延展至他未曾接触过的被压迫人民（如印度人）身上，从而打破了被固化的种族特征或民族形式所限定的民族与国家的边界。休斯的《怒吼吧，中国》，初刊于《自由志愿者》（ Volunteer for Liberty ），1937 年 9 月 6 日休斯1930年代还写过一首以中国为题材的诗歌，题为《怒吼吧，中国！》，发表于1937年9月，其时休斯正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做战地记者。这首诗的标题显然来自苏联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 iakov）享有盛名的同名剧作。该剧1926年首演于莫斯科，1930年10月至11月又在纽约上演，休斯曾现场观看。⁵¹休斯访苏期间与特列季亚科夫交往颇密，特氏还赠送他一份《怒吼吧，中国！》剧本的英文版，并在他动身前往远东时亲自到莫斯科火车站为他送行。⁵²特列季亚科夫的剧作以1924年四川某县境内长江上英国军舰与当地军民的冲突为素材，具有鲜明的纪实风格，作家本人亦强调对中国现实境况的如实描绘，从而与其好友、导演爱森斯坦（Sergei Eisentein）对中国充满异域情调的想象区分开来。⁵³这与休斯认知和书写中国的路径不谋而合。在这首明显以刚刚爆发的抗日战争为背景的诗歌中，休斯调动他在上海期间的中国经验，以激昂的节奏鼓动中国奋起反抗：
大笑——怒吼吧，中国！喷火的时候到了！张开你的嘴，东方的老龙。吞掉在扬子江上的炮舰！吞掉在你天空里的外国飞机！过去的爆竹制造者，吃掉子弹——对着敌人的脸孔大声讲出自由！⁵⁴
休斯运用了“龙”“爆竹制造者”这样看似陈旧和刻板的隐喻中国的意象，却在极富动态的现代战争的场景中翻转了它们的意涵，使之成为某种活中国的象征。⁵⁵在整个1930年代，休斯始终拒绝将中国“异域化”的书写策略，基于共同的受压迫处境而与这个他仅仅停留了两个多星期的陌生国度建立起了牢固的情感联结。

1930年代中国文坛对休斯的接受

与苏联和日本不同，休斯访华前国内对休斯作品的翻译很少，笔者调查发现，1933年7月以前，中文报刊上正式发表的休斯诗作只有1930年南开校园刊物《南开双周》第6卷第5期上的三首，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休斯对中国的访问带动了翻译休斯作品的一个小小的热潮，1933年8月至1934年底，几乎每个月都有休斯作品的译作问世。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不是没有笑的》的连载（1933年10—12月连载于《文艺》第1卷第1—3期，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出版单行本）。据休斯的回忆，出席招待他的座谈会的有一位年轻人是该小说的译者⁵⁶，夏征农或祝秀侠都有可能。⁵⁷另外，休斯193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人的行径》（The Waysof White Folks）也受到中国译者的关注，光是集中的第一篇《不害臊的科拉》（Cora Unashamed）就有三个译本，分别载1934年6月《矛盾》第3卷第3—4合期、1936年4月《复旦学报》第3期及1937年2月《新中华》第5卷第3期。姚克则翻译了这部小说集中的另外两篇小说《好差事没了》（A Good Job Gone）和《圣诞的前夕》（One Christmas Eve），发表于1936年4月和5月的《译文》新1卷第2期和第3期。小说之外，1937年黎明书局出版了杨任编的《黑人诗选》，收入休斯未发表的诗稿21首（见该书序言）。不过就报刊上发表的译作而言，对休斯诗歌散文的翻译许多是以《新群众》和《国际文学》这两种具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上的休斯作品为底本，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左翼文学网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接受休斯的视野。例如史沫特莱称赞的《呼唤创造》一诗，费拉托娃的文章中引用了片断，傅东华也在《休士在中国》一文中将这一片段翻译为中文。傅东华的文章中还译载了休斯《我们的春天》（Our Spring）一诗，费拉托娃原文未曾引用，应该是傅东华自己加进去的。这首原刊《国际文学》1933年第2期的诗歌在中文报刊上传布颇广，除了傅译外，还有三个译本，分别刊于1933年9月《弢名旬刊》第2期、1933年11月《文艺月报》第1卷第3期和1934年10月《诗歌月报》第2卷第1期。1934 年 5 月出版的《文学》第 2 卷第 5 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刊出谷风翻译的休斯诗三首整体来看，翻译成中文的休斯诗歌多是1930年代休斯向左转后的作品，带有政治抒情诗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某种“民族文学”的翻译眼光也隐现其中。以对休斯诗歌的两次较为集中的翻译为例。1934年5月出版的《文学》第2卷第5号刊出了谷风翻译的休斯诗三首，这一期实际上是“弱小民族文学专号”，而休斯的诗歌正是代表“黑人”这一弱小民族的文学。胡愈之在同一期发表的总论性的文章中，将“黑种民族”列入“被压迫民族”，考虑到胡愈之对苏联的熟悉，这应该是遵循共产国际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而下的论断。⁵⁸另外一个例子是杨任对休斯诗歌的大规模翻译，他认为休斯“诗中充满了民族的，阶级的意识”⁵⁹，又指出黑人文学是“深深渗透自一个民族灵魂的产物，悲壮沉痛的被欺压的人种的疾叫”，而以休斯为代表的若干诗人则“做了自己民族的咽喉，发挥出火样的反抗和批评的精神”。⁶⁰这里将黑人作为“民族”来理解，也非常符合共产国际对“民族”概念的界定。193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对休斯的译介，大多发表在左翼期刊上。对休斯的评价，一方面受到费拉托娃文章的影响，强调休斯1930年代创作中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又在黑人民族文学的脉络里肯定休斯的价值。如一篇《不是没有笑的》书评在称赞小说对黑人劳动阶级生活的细致描绘的同时，仍批评其阶级意识不够成熟，而相比之下，“近年的休士的诗篇不是更像一支光亮的黑色民族的解放的火炬了？”⁶¹显然在作者这里，阶级自觉和民族解放是相辅相成的。另一篇系统评述美国黑人文学的文章，亦明确地将黑人作家的左倾，视为这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觉醒的标志，并把休斯看作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⁶²有趣的是，当时关注休斯和黑人文学的不只是左翼文坛，还有带有国民党官方色彩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1934年6月，《矛盾》月刊也推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并译载了休斯的短篇小说《不害臊的科拉》。实际上，早在休斯访华之前，民族主义作家就开始大力介绍美国的黑人文学。曾名列《前锋月刊》“特约撰述”名单的汪倜然注意到一战以后美国黑人文学的兴起，指出“黑人作家底作品，都表曝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浓厚的反抗情绪”⁶³。易康亦注意到黑人诗歌中民族意识的勃发：“他们赞美亚非利加洲的伟大，他们歌颂自己底民族和家乡，要把沉没了底尼格罗全民族从黑海中拔起”，并将休斯列为黑人民族运动的代表诗人。⁶⁴杨昌溪撰写了数篇介绍黑人文学的文章，也刻意强调黑人民族意识与非洲的关联。⁶⁵民族主义作家关于美国黑人文学和休斯的评述集中发表于1930—32年间，因而他们主要关注的是19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包裹着种族意识的民族主义取向，与他们对“民族”的理解正相合。正如倪伟所指出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民族概念强调血统、肤色等自然特质，带有明显的种族论的痕迹。⁶⁶《文艺》1933 年 10 月第 1 卷第 1 期所刊休斯的画像及其签名种族意识也渗透到左翼作家对黑人的认知中。傅东华《休士在中国》一文的结尾写道：“我们所看见的休士，只不过肤色稍黑一点，下颚并不突出，嘴唇并不特别厚，也并不翻出唇里的猩红，面角也不像是七十度，举动谈吐都和白色的绅士没有两样，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革命文学家那样凶恶怕人的。”虽然看上去是要纠正人们对黑人的“偏见”，但仍暴露出某种以“异域化”的眼光看待黑人的猎奇心理，鲁迅对傅东华的反感，除了认为自己受到诬陷以外，未始与傅文中这种种族无意识的流露无关。

鲁迅与休斯

除了1933年7月5日与休斯会面，鲁迅在现实生活中未接触过黑人，但通过欧美的小说和电影了解黑人形象的机会并不算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直对欧美流行文化中以“异域化”的眼光呈现黑人的做法持强烈的批判态度。鲁迅早年读过哈葛德以非洲探险为题材的小说，由此“看见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指出英美帝国主义者用来做教本的“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只是一种“醉饱以后”的消遣而已。⁶⁷1930年代居留上海期间，鲁迅热爱看电影，其中许多都是所谓“风情浪漫”的充满异域情调的影片，对黑人的表现刻板而僵化，或歆羡白人文明之发达（如“非洲土人顶喜欢白人的洋枪”），或沉溺于性欲而极富攻击性（如“美洲黑人常要强奸白人的妇女”），⁶⁸或对白人的主子忠心耿耿（“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⁶⁹），鲁迅对此都一一加以辛辣的讽刺。这种“异域化”的猎奇眼光背后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白人眼中，黑人是一种低劣的、理应被压服和教化的人种。而中国读者和观众在欣赏这类作品时，却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白人身上。鲁迅批判的不只是对黑人的“异域化”呈现，更是这种内化的种族心理。在揭破民族主义文艺为帝国主义张目的真相时，鲁迅讽刺民族主义作家对西方军人的移情：“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发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⁷⁰不幸的是，这不过是中国人在自作多情，在电影里面，“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⁷¹。鲁迅尖锐地指出，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其实和黑人一样，都是类似“土人”的“异域化”的景观，用来满足白人资产阶级的文化消费需求。1934年11月，法国通俗小说家德哥派拉（M.Dekobra）来华访问，鲁迅对此人印象不佳，认为他搜集素材的目的是“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而中国人在“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鲁迅警告说，“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⁷²。鲁迅所觉悟的“被描写”，某种意义上即是如欧美电影和小说再现黑人一般被“异域化”地描写。⁷³当休斯看到美国的文化市场上关于黑人的作品和关于中国人的材料一样都被当作“异域情调的东西”的时候，他跟鲁迅的思考不是很接近么？略微不同的是，休斯曾置身其中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某种程度上是黑人为迎合白人的口味而“自我异域化”的产物，不属于直接“被”白人“描写”的文化现象，但“自我异域化”和安于“被描写”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臣服于欧美白人设定的本质化的种族论述，满足其文化消费的需要。有意味的是，当鲁迅提出“中国的事情，总要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以打破这种“被描写”的困境的时候，他举的也正是休斯举过的赛珍珠的例子：“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究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⁷⁴在反抗“异域化”的“（被）描写”方面，鲁迅和休斯的心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鲁迅由中国人和黑人同被西方人视为“土人”的事实中，发展出一种基于相似的被压迫命运的连带感。在文网日密的1930年代，鲁迅将自己受到“围剿”的境遇比作黑人所受的虐待：“大约这种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会愤懑的，后来经验一多，就不大措意，也更无愤懑或苦痛。我想，这就是菲洲黑奴虽日受鞭挞，还能活下去的原因。”⁷⁵更有意味的一个例子是鲁迅直接将自己比作休斯。1934年3月，邵洵美和章克标主编的《人言》杂志译出鲁迅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谈监狱》。编者注中说此文是“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意识到“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说法隐含着杀机，对此痛下针砭：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的主公邵先生，在赞扬美国白诗人的文章中，贬落了黑诗人，“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国语的圈子。”（《现代》五卷六期）我在中国的富贵人及其鹰犬的眼中，虽然也不下于黑奴，但我的声音却走出去了。这是最可痛恨的。但其实，黑人的诗也走出“英国语的圈子”去了。美国富翁和他的女婿及其鹰犬也是奈何它不得的。⁷⁶
邵洵美“赞扬美国白诗人”“贬落了黑诗人”的文章是指《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发表于1934年10月《现代》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上。“黑诗人”即指休斯。文中写道：“现代美国诗中又有和爵士音乐一样轰动的黑人诗：像林德赛等，他们是从黑人里去寻材料的；像休士（Langston Hughes）等则是黑人自己的表现。但是我相信这种诗是走不出美国的，至少走不出英语的圈子。这是在世界主义的诗的脚底下蠕动的小动物；正好是一种对照，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命。”⁷⁷所谓“世界主义的诗”是指庞德和艾略特的诗歌。邵洵美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对休斯的诗歌嗤之以鼻，却暴露出他所谓的“世界主义”背后隐含的白人种族主义眼光。鲁迅引休斯为同道，也正是基于这种同遭“富贵人及其鹰犬”的蔑视和抹杀的境遇，其中所表露出的深切的共情，与休斯在对现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处境的体认中形成的连带感也是相通的。鲁迅这里提到休斯，也是因为两人的作品都走出了各自的国度，走上了国际舞台，1930年代出现的国际主义的左翼文艺网络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⁷⁸可以说鲁迅与休斯的相遇即是这一网络运作的结果。然而，1930年代的左翼国际主义在为休斯提供更大的舞台的同时，也包含了某种限制。从词源学上看，“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是以“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存在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在跨越国家的流动和互动中，左翼文学的“民族”标记仍旧难以抹去，甚至得到彰显。共产国际对“黑人”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认定，苏联批评家对“民族形式”的强调，渗透到中国左翼文坛中的种族意识，都在有意无意地凸显差异，制造区隔，将像休斯这样的黑人作家限定在某种对象化乃至“异域化”的位置上，这也正是休斯不断反抗的认知模式。1930年代的休斯从未从“民族”身份的角度界定自己，⁷⁹他最常用来表达认同的是“有色人种”（the colored people），然而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对休斯而言，“肤色”（color）绝非某种本质，而是一种经验，而且是一种推己及人的经验。⁸⁰休斯将自己与一切被压迫的有色人群联系在一起。整个1930年代休斯一直在旅行，足迹遍布美国、古巴、海地、墨西哥、苏联、日本、中国、西班牙和法国，不断跨越边界的体验让休斯形成了一种与一切有色人种乃至所有人都彼此关联的意识：
我的兴趣从哈莱姆和美国黑人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有色人种——事实上，是世界上的所有人——我和他们有关就像他们和我有关一样。^{81
这再次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82。鲁迅和休斯这种自觉地将自己与广大的人民关联起来的深切的连带感，乃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1    张钊贻：《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秘密会见鲁迅的事实与谎言——兼补“左联”活动及茅盾与宋庆龄生平一项缺漏》，《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期。

2    伍实：《休士在中国》，《文学》第1卷第2期，1933年8月。

3    鲁迅：《给文学社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页。原信最初发表于1933年9月1日《文学》第1卷第3号。

4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Wonder, in Joseph McLare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3, pp.115-121.

5    斯蒂芬·李（Steven Sunwoo Lee）查阅了俄罗斯国家文艺档案馆中保存的原电影剧本，发现并不像休斯说的那样失实，而是相当忠实地反映了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李因此指责休斯的回忆“几乎完全是捏造”，但他同时也指出休斯没有揭破实情，某种意义上是“保护苏联作为希望之灯塔的形象”，见Steven Sunwoo Lee, The Ethnic Avant-Garde: Minority Cultures and World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21-124。实际上，围绕电影拍摄过程中的波折，当时在黑人代表团内部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部分成员对苏联官方提出抗议，美国国内左翼知识界也有批评苏联的声音，认为苏联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了争取黑人解放的进步事业。而代表团内包括休斯在内的大部分成员则公开为苏联辩护，只是私下里向共产国际表达不满。参见MeredithL. Roman, Opposing Jim Crow: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Indictment of U.S. Racism, 1928-1937,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2, pp.136-153。从这个角度看，休斯的回忆虽然对事实有所掩盖，但并未偏离他当时的立场。考虑到他的回忆录写于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0年代初期，休斯对苏联的体谅乃至褒扬更显得可贵。撇开休斯不谈，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1930年代初期苏联在国际主义与自身国家利益之间的摇摆。

6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 Wond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p.232.

7    Ibid., pp.243-244.

8    Laurie F. Leach, Langston Hughes: A Bi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4, p.75.

9    Arnold Rampersad, The Life of Langston Hughes [Volume I: 1902-1941, I, Too, Sing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29.

10  参见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梅豪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83页。关于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黑人问题”的提出和相关决议起草和发布的经过，参见Mark Solomon, The Cry Was Unity: Communists and African Americans, 1917-1936,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 pp.69-81。

11  Meredith L. Roman, Opposing Jim Crow: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Indictment of U.S. Racism, 1928-1937,p.7.

12  James Edward Smethurst, The NewRed Negro: The Literary Left and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1930-19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18.

13  Meredith L. Roman, Opposing JimCrow: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Indictment of U.S. Racism, 1928-1937, p.15.

14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美国黑人问题的决议（节录）》（1930年10月26日），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李匡武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63页。

15  James Edward Smethurst, The New Red Negro: The Literary Left and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1930-1946, p.33.

16  Faith Berry, Langston Hughes,Before and Beyond Harlem, Westport: Lawrence Hill & Company, 1983, p.110,p.343.

17  《作家与出版界》，《现代出版界》第15期，1933年8月1日。

18  James Edward Smethurst, The New Red Negro: The Literary Left and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1930-1946, p.41.

19  Walt Carmon, “Away from Harlem”, review of Not Without Laughter by Langston Hughes, New Masses VI, 5,(Oct. 1930), pp.17-18.

20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10-211.

21  Agnes Smedley, “In Defense of The American Negro”,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ept. 21, 1929, pp.142-143.

22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Wond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p.222.

23  Etsuko Taketani, The Black Pacific Narrative: Geograhpic Imaginings of Race and Empir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Hanover: Dartmouth College Press, 2014, pp.126-130.又见张钊贻：《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秘密会见鲁迅的事实与谎言——兼补“左联”活动及茅盾与宋庆龄生平一项缺漏》。

24  Lydia Filatova, “Langston Hughes: American Writer”,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1 ( 1933 ), p.100.

25  参见Anthony Dawahare, Nationalism, Marx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Wars: A New Pandora’s Box,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3, pp.48-69.

26  Ibid., p.49.加粗部分原文为斜体，表强调。

27  Langston Hughes, “The Negro Artist and the Racial Mountain”, in Christopher C. De Santis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p.36.休斯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卡伦的言论而写，虽然他没有点出对方的名字。见Arnold Rampersad, The Life of Langston Hughes [Volume I: 1902-1941, I, Too, Sing America], p.130。另外，费拉托娃在文章中也引用了休斯的这段话，但却扭曲休斯的原意，见Arnold Rampersad, “Langston Hughes and His Critics on the Left”, The Langston Hughes Review, Vol. 5, No. 2 ( FALL 1986 ), p.36。

28  Anthony Dawahare, Nationalism,Marx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Wars: A New Pandora’s Box, pp.3-5.

29  James Edward Smethurst, The New Red Negro: The Literary Left and African American Poetry, 1930-1946, pp.23-24.

30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6、28页。

31  Walt Carmon, “Away from Harlem”, p.17.

32  Lydia Filatova, “Langston Hughes: American Writer”,  p.100.

33  Langston Hughes, “Moscow and M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9, p.61.译文据兰斯顿·休士：《我和莫斯科》，梦则译，《文史》第1卷第4期，1934年10月。

34  关于休斯的这段经历，参见Arnold Rampersad, The Life of Langston Hughes [Volume I: 1902-1941, I,Too, Sing America], pp.156-181。

35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 Wond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p.243.

36  Anthony Dawahare, Nationalism, Marx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 Wars: A New Pandora’s Box, p.105.

37  Lydia Filatova, “Langston Hughes: American Writer”, p.107.傅东华《休士在中国》一文因为是对费拉托娃文章的节译，没有翻译这段文字。郑林宽的文章中有这段译文。有趣的是，费拉托娃接下来写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诗歌的一个典范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诗人萧三（EmiSao）。”（郑林宽文中未译出这句话）休斯访苏期间与萧三有来往（见I Wander as I Wonder, p.218），但具体情形不得而知。萧三后来曾参与1939—42年间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他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一文中写道：“斯大林有名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的文化’，那段说话是我们每个写作人，文化工作人的金科玉律”，见《萧三诗文集·诗歌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从费拉托娃批评休斯的文章到萧三的诗论，隐含着一条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国际线索。

38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摘录）》，《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415页。

39  Langston Hughes,“I Wander as I Wond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p.243.

40  Langston Hughes, “The Soviet Theater in Central Asia”,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9, p.121.

41  休斯对苏联民族文化实践的疑虑和失望，参见Steven Sunwoo Lee, The Ethnic Avant-Garde: Minority Cultures and World Revolution, pp.35-36。

42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42-450.

43  伍实：《休士在中国》。

44  Langston Hughes, “Democracy and M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9, p.203.加粗部分原文为斜体，表强调。

45  Langston Hughes, The Big Sea, in Joseph McLaren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3,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p.221.

46  Langston Hughes, “Swords over Asia”,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9, p.104.

47  Langston Hughes, “From Moscow to Shanghai”, China Forum, July14, 1933, p.5.转引自张钊贻：《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秘密会见鲁迅的事实与谎言——兼补“左联”活动及茅盾与宋庆龄生平一项缺漏》。

48  Langston Hughes, “Call to Creation”, in Arnold Rampersad ed.,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135.

49  Langton Hughes, “Ballads of Lenin”,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p.183-184.关于该诗的分析，参考了Vera M. Kutzinski, The Worlds of Langston Hughes: Modernism and Translation in the America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207-208。

50  Luo Lianggong, “China 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angston Hughes’s Poetry”, in Zhang Yuejun, Stuart Christieeds., American Modernist Poetry and the Chinese Encount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11-119.

51  Steven Sunwoo Lee, The Ethnic Avant-Garde: Minority Cultures and World Revolution, p.101.

52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Wonder, p.206.

53  Steven Sunwoo Lee, The EthnicAvant-Garde: Minority Cultures and World Revolution, pp.85-87.

54  Langston Hughes, “Roar China!”,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angston Hughes, p.199.译文参考了兰斯顿·休斯：《兰斯顿·休斯诗选》，邹仲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页，有改动。

55  斯蒂芬·李认为休斯运用这些被特列季亚科夫抛弃的异域化的意象，结果损害了这首诗的艺术品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见StevenSunwoo Lee, The Ethnic Avant-Garde: Minority Cultures and World Revolution,pp.113-114。

56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Wonder,  p.256.

57  张钊贻推断祝秀侠的可能性更大，见张钊贻：《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秘密会见鲁迅的事实与谎言——兼补“左联”活动及茅盾与宋庆龄生平一项缺漏》。

58  化鲁（胡愈之）：《现世界的弱小民族及其概况》，《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

59  杨任译：《休士诗钞》，《诗歌》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

60  杨任：《序》，杨任译：《黑人诗选》，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2、4页。

61  章瑾：《不是没有笑的》，《清华周刊》第45卷第12期，1937年1月25日。

62  张一柯：《美国的黑人文学》，《世界知识》第4卷第9号，1936年7月16日。

63  张勃令（John Chamblain）：《美国黑人文学底启源》，汪倜然译，《真善美》第6卷第1期，1930年5月。

64  易康：《黑人诗歌中民族意识之表现》，《前锋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

65  包括《黑人的文学与艺术》（《万人月刊》1931年1月，第1卷第1期）、《黑人文学中民族意识之表现》（《橄榄月刊》第16期，1931年8月）、《黑人戏剧中底民族意识之表现》（《橄榄月刊》第26期，1932年11月）。

66   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120页。

67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72、473页。

68  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同上书，第419页。

69  鲁迅：《电影的教训》，《鲁迅全集》第5卷，第309—310页。

70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321页。

71  鲁迅：《电影的教训》，《鲁迅全集》第5卷，第310页。

72  鲁迅：《未来的光荣》，同上书，第443、444页。

73  关于鲁迅对“被描写”困境的认识和反抗策略，郜元宝有精彩的论述，参见郜元宝：《反抗“被描写”——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述》，《鲁迅六讲》（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74  鲁迅：《331115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496页。

75  鲁迅：《340515 致杨霁云》，同上书，第100页。

76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11页。

77  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

78  《改造》杂志当时也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左翼色彩，参见王中忱：《〈改造〉杂志与鲁迅的跨语际写作》，《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0期。

79  实际上休斯对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有关“黑人问题”的决议是持保留态度的，参见AnthonyDawahare, Nationalism, Marx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Between theWars: A New Pandora’s Box, p.95, p.108。

80  David Chioni Moore, “Local Color, Global ‘Color’: Langston Hughes, the Black Atlantic, and Soviet Central Asia, 1932”,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7, No. 4 ( Winter, 1996 ),pp.64-65.

81  Langston Hughes, I Wander as I Wonde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angston Hughes, Vol.14, p.383.

82  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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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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