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宸 | 《山海情》：如何写就新时代的创业史
开播之前，没人能想到一部讲述东西部协作扶贫的电视剧竟然成了2021的头号爆款，不仅以豆瓣9.4的评分收关，收视口碑双丰收，而且还颇受青年群体的喜爱。
怎么，年轻人口味变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一种并不少见的《山海情》接受方式：把它看作一篇种田文。种田文，来源于模拟经营类游戏，在网文中发展壮大，顾名思义，就是指主人公白手起家，克服万难，开发建设一片区域。《山海情》讲西海固的吊庄扶贫，把干沙滩变金沙滩，把荒漠戈壁变绿水青山，确有番经营种田的意味。
这可能是年轻一代理解一部扶贫剧的方式。自然，模式可以部分解释《山海情》的吸引力。但是，模式在简化问题的同时，也会遮蔽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更关键的或许是，《山海情》以应时的扶贫题材、经营种田的叙述节奏所“复刻”出的那个“传统”：对农村变革的史诗性呈现。那么，可以追问的便是，这种“复刻”的成功之处何在？在曾经“移山造海”的豪情之后，一部“山海相合”的新时代“创业史”应该如何写就？
村里回来了
马得福
“创业难……”
1950年代末，周立波、柳青、赵树理等一批作家将笔触对准了农村如火如荼展开的合作化运动，试图去把握这种“移山造海”般“创业”的农村巨大变革。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许多令人钦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其中的佼佼者就要数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
带着理想化的激情，柳青将梁生宝塑造为了一个大公无私、肩负重任、带领蛤蟆滩的农民打赢粮食增产胜仗的“当代英雄”。但这种半经验半理想型的人物塑造方式，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质疑。最著名的是严家炎提出的“三多三不足”。简单说，就是梁生宝更像是作者对国家政策领悟的化身，却少有剧情冲突的支撑，所以立不太住。
类似的质疑延续到80年代，农村书写中的“梁生宝”形象便在某种“不信”中远去。纵然被视为柳青衣钵传人的路遥，在其常销书《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孙氏兄弟，也只是80年代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乡下人进城的代表，扎根农村的梁生宝式基层干部仍然缺席。
于是，对农村变革的呈现变转化为了城乡二元对立中农村的固守或迷失：要么是《白鹿原》中白嘉轩式乡绅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要么《秦腔》里引生式疯子视点窥见的乡土生活的破碎。90年代中期，何申等人曾试图以“现实主义冲击波”恢复对农村变革的直接表现，但囿于改革中期的阵痛，其笔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虽然多了些真实的人情私欲，却在令人手忙脚乱的琐碎现实中被“淹没”，难以形成有效的感召。
这里面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褪去之后，究竟如何在新时代书写农村变革，“复活”一个在当前条件下具有真实感召力的基层干部形象？
在此意义上，马得福的“回村”可能恰逢其时。
老实讲，马得福并没有那么高大完美，但却更加真实可感。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媒介特质不同带来的创作思路转变：小说中心理呈现较为容易，而电视剧里更能凸显人物的则是戏剧冲突。不像梁生宝，马得福对扶贫政策的领悟就是在经营种田式克服困难的冲突中完成的。最初时，马得福也只是单纯听信领导“画大饼”，说国家政策就国家政策，塞上江南就塞上江南，但在体认和解决通电、引水、种菇等吊庄户实际困难的过程中，马得福也逐步理解了“政策是人定的”、塞上江南也得“一步一步发展”的道理。正如马得福在和张主任交心时所言：“没有一天的工作是轻松的，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一个事情接着一个事情”，但恰恰是在接踵而来的困难、事情和冲突里，在一点一点取得成果的过程里，观众才能和马得福一道在种田经营式的节奏中体认到了扶贫工作的不易与意义。
而在这些困难中，最为瞩目的便是贫困。不同于一些劣质电视剧的教条口号带来的“贫困的真实”，《山海情》在情节和视觉上呈现了“真实的贫困”。触目惊心的干旱贫瘠与锱铢必较的讨食生活，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体验。
正是这些体认与共情，成为了观众理解马得福行为逻辑的基础。这样，马得福带领村民上访，甚至不惜冒着牺牲前途的风险也要向领导汇报村民种菇现状等行为，也就有了有效的叙事与情感支撑。
显然，不同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塑造的梁生宝，马得福是由拥有新的叙事条件和节奏的现实主义“复刻”出来的农村基层干部。他褪去了些许既往人物的理想光环，也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很多冲突的解决中，得福的努力都不能决定事件的结局），但他却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贴近大地”、深入人心。
西海固群像：
扶贫史诗的谱写
以往对农村变革的书写有着明确的史诗意识，就是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变革。这就要求创作者塑造出各个阶级、阶层中具有典型性的人物群像。这一点在柳青、路遥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不仅有贫苦大众，还有富裕农民、技术人员、各级党政干部等人物形象。正是一些丰富的典型，充实起了一部“史诗”。
这种史诗意识在《山海情》中也得到了继承。
率先“吃螃蟹”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女性、奉献一生的乡村教师、为扶贫出谋划策的本地和外来干部……《山海情》刻画了一大批生动的人物群像，其中尤以“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小农代表李大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麻副县长、西海固贫苦妇女代表李水花为典型。而且这些形象不仅只是具有代表和典型化的功能性作用，还拥有鲜活且不可缩减的生活与情感内容。
以李水花为例。同《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山海情》也设置了初恋受挫这一情节。而《山海情》的李水花虽然表征了贫困地区妇女的命运（感情经历可能参考了《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但一方面，她和马得福的感情线在第一集就结束，不至于使其沦为如其他电视剧一般撒狗血灌水的工具，另一方面，演员热依扎的精彩表演充分展现了水花面对不幸命运的憾恨、面对贫困生活的坚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丰富的情感加成使其非但不是为贫困地区妇女的悲惨命运辩护，反而激起了观众“不让李水花式悲剧再出现”的情感波澜。在网站哔哩哔哩上，关于李水花情感命运的视频剪辑播放量高达四百多万，不少人因此入坑，可为这种典型性与鲜活性一证。
另外，《山海情》的史诗意识还表现在它阔大的时空意识。
空间意识首先在片名上体现出来。宁夏福建，山海相逢，这是以往农村变革书写中没有的新内容，它为扶贫史诗提供了一个东西国土的宏大空间背景。
不过，本剧更突出的还在于对时间意识的呈现。这种呈现不仅是指电视剧时间跨度数十年，更在于它对西海固历史的一种勾连、融汇与发展。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曾是同治年间清政府安置反叛的回民军老弱的地方。它在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表现，要数张承志《心灵史》对其的宗教书写。《山海情》通过涌泉村马、李两姓先辈的往事以及一些场景道具的设置（如村小学生写给白校长的信）含蓄地涉及了这一地区历史性的民族宗教内容。然而，《山海情》更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将西海固的这些历史转换为了一种关于“根”的表述。
在电视剧的最后一节迁村中（经营种田的最后一难），马得福为动员整村搬迁，追溯了马李两家的历史，并且认为迁村不是“断根”（断绝历史）而是“移根”（接受历史并使之延伸），“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了，哪儿就能再扎根”。通过“根”的转换，西海固的现实主义得以历史化，既往的历史被融汇接纳，而新的历史经由扶贫变革也正在展开。《山海情》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历史意识。
由上可见，《山海情》不仅是以经营种田的节奏对扶贫题材进行的叙事调整，更是以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具有典型特征与阔大时空意识的史诗谱写方式对农村变革书写传统的一次真诚“复刻”。它的成功证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仍然拥有无限的可能。
本文原载于“文汇报”，作者杨宸。感谢文汇报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文中图片来自原文。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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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李炜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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