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 我是一名研究法律的教授，为什么翻译了三本有关教育的书？

《寒门子弟上大学》译后记

文 |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雅理读书”公众号主持人

*本文选自《寒门子弟上大学》，三联书店，2021

从2017年《我们的孩子》，到去年《娇惯的心灵》，再到眼前这本《寒门子弟上大学》，这三本书对我来说，是一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关系。站在译者这一端，我有时会把这三本书连贯起来，就好像是某种三部曲，贯穿其间的议题倒也不难凝练，就是目前全社会上下最为关注的“教育”问题。在我写作这篇译后记时，正赶上今年的“两会”召开，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各路代表的提案形形色色，但真正能让千家万户都揪着心的、各类网络“热搜”停不下来的，还是教育问题占了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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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这三本书，于我始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时不时就会被“震撼”。我自己的专业是法学，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着手并逐步深入的。现在细想起来，以宪法为方法去认识美国，我也不是独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段时期我们理解美国的主流路径。

谈到美国，言必称“宪法”——当然，这里的“宪法”是广义的，不仅是那部历时两个多世纪的宪法典，也包括由形式法律所构建的美国政体或体制，其中有些制度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一度顶礼膜拜过，比如三权分立、联邦制、司法审查等等。但必须承认，这种观乎其政的旧方法，在当下遇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谓四十年未有之大危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三部曲”的翻译对我则有了一番别样的启示。搁在学科的版图上，我牵头翻译这三本书，多少显得逾矩了。我不是一个教育问题的专家，充其量是一个“野生”的观察者。但也是在翻译这三本书的过程中，我不仅闯入了教育专家的论域，还以“教育”问题作为一个通道，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而教育不过是其中戏剧表现张力最强的一个领域或舞台而已。

我们最近之所以越来越觉得无法理解美国，根本就在于我们缺失了对这个“社会的图景”的再认识，没有自觉地追溯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行程与变革。我们曾自以为处在“光荣与梦想”的余韵中，殊不知梦醒时分才发现，这段过往原来早已是“下沉年代”的序章了。还好，这三本书都不是就事论事的教育学“专著”，从帕特南到杰克，他们的写作都有更广阔的视野，不是为了取悦同行或讨好读者，教育问题在书中始终嵌在一个美国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作为译者，我从中学到很多。

既然是写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的后面，请允许我对这本书多说几句。这本书是一位年轻学者的初试啼声，却做到了一鸣惊人。作者安东尼·杰克，我在邮件里总会称他“托尼老师”，目前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助理教授，这本脱胎自博士论文的著作自出版后获奖无数。去年，杰克甚至还因本书拿到了一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这头衔在我看来都是属于终身成就序列的。

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有一种感受是此前少有的，那就是不断被它打动。虽说杰克写作这本书时是新手上路，但翻译他的文字让我不断感慨，写作这件事有时候真是靠老天爷赏饭吃——当然，每当遇到杰克妙笔生花的段落，就要轮到我搜肠刮肚，字斟句酌了。甚至他最后的致谢，我在翻译时就忍不住和编辑感慨，一方面写得低调华彩，谈笑有鸿儒；另一方面则用情真诚溢于言表，一点也不觉得“凡尔赛”。

某种意义上，杰克在书里真正做到了“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原书书名也即核心概念“寒门幸运儿”所讲述的，就是像他那样的人：出身贫寒，却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外加幸运，最终敲开了精英大学大门的学生——往往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

《寒门子弟上大学》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与本书英文原版

在书中，杰克没有把大学里的寒门子弟视为铁板一块，从早先的个人经历以及沉浸多年的田野调查出发，他发现，同为寒门子弟苦出身，人生道路的分岔要发生得更早些，也即大约在类似我们这里初升高的时间点，一部分寒门子弟有机会离开自家所在的破败社区，如杰克当年一样，升入一所精英的私立寄宿中学；而另一部分则留在原地，日子照旧，从公立学校到穷人街区，一片凋敝。

在书中，他把这两类学生分别称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前一类之所以“幸运”，在于他们虽然难以摆脱原生家庭的苦难，但中学的训练让他们做好了进入大学的准备，如杰克在书中所言， “他们很穷，但他们也很幸运”。无论哈佛、耶鲁，还是书中的“英杰大学”，或者杰克本科就读的阿默斯特学院，在很多方面不过是一所更大些的精英中学而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一类“双重贫困生”，杰克所说的“双重”，我想一重在于经济上的“穷”，另一重在于文化上的“困”。田野调查做得扎实，故事讲得精彩，论述简约有力，杰克在博士毕业后能留校哈佛，靠的就是这本书及其理论上的贡献。

在这篇译后记里，我作为译者，其实不想过度推销这本书的理论贡献。说到底，上述的概念区分是不是适应中国的情况，需要由中国学者基于本土的经验研究来加以回答。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做的不是把杰克的理论搬过来，而是要像杰克一样去思考，去研究发生在祖国大地的问题。就好像帕特南告诉过一位中国读者，中国版的《我们的孩子》，终究要靠中国学者或作者来完成。

在这里，借杰克这本书，我想说一点并非题外的话：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要正视某些学生文化资本匮乏的问题。总有些学生，就好像杰克一样，一路过关斩将，简直是美国教育选拔的“bug”，寒门出了贵子，克服重重人生障碍，考入了“985”大学或一所好大学。但在告别父母、踏入校园后，他们是否能适应这种博雅的文化空间？校园生活的日常会不会经常让他们感到被“微侵犯”？他们是否能做到从容自若，还是总显得畏首畏尾，甚至被判定为有这种或那种“学习障碍”？以上种种，不是我在这里凭空想象或作为译者的脑补。

去年进入人们词汇库的两个新词，从“小镇做题家”到“985废物”，所描述以及表达的其实就是杰克所说的“双重贫困”问题——在中国，可能尤其体现在文化上的“困”。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

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在此意义上，大学本科阶段切不可把社会上“胜者通吃”的一套搬进来，这种所谓的绩优制（meritocracy），运转到最后就是把所有人都裹挟在里面的“绩点为王”文化。

为什么有些学生在用生命去“卷”？就是因为有限的资源、机会和荣誉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分配给同一批“少数人”，那些风口浪尖的“好”学生。

反过来说，“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只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教授们高高在上的法眼，其实未必懂得他们的挣扎。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生群体中也存在着某种两极分化，那么不可能在于“merit”本身，而一定是表现“merit”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文化资本。如此而言，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教育，在于因材施教，在于老师应尽可能地对学生多一些了解，在于不让老实学生吃亏。作为译者，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让这场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继续，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还有一点要略作交代，三部曲的翻译有一个共同点：由我牵头，每一本书还有一位合作译者，她们分别是宋昕、苏心和孙竞超。

宋昕和苏心都曾是我的本科学生，前些年，我还在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任教时，曾受甘阳老师委托，在2013年、2014年的秋季学期分别给两届的大一新生上过一门“奇怪”的课——《学术英语》。当时，宋昕和苏心都属于班上表现优异的学生，她们每周交上的翻译作业，一点都不像是大学新生的样子。现在一晃多年而过，她们已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了。孙竞超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首届本科生（2009级），我没有教过她，但因研究方向接近，一直保持着学术交流。2019年，正巧赶上她博士毕业后找工作的阶段，我邀她同我合作翻译了第三本书。现在，她已是南开大学法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感谢她们的翻译以及对我的信任，这种不完全是基于分工的合作，在当下越来越讲求效率的学术时代，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经历。

回想三部曲的翻译，从第一本起头，到现在第三本书即将出版，前后历时大约五年。过去这五年，我们都在见证历史，有特朗普，有“新冠”疫情……美国在变，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什么没有变？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也许是文字工作者的本分，教书育人者的职责，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友谊和信任。说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孩子》的编辑刘海光、张阳和陈邓娇，《娇惯的心灵》和《寒门子弟上大学》的编辑王晨晨。冯金红老师对“雅理译丛”在三联的出版，一直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包容，我也要特别感谢她。

当然，最后也是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三本书的读者，尤其是三本书都读过的读者们！

田雷

2021年3月8日

寒门子弟上大学

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

雅理译丛

[美] 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 著  

田雷 孙竞超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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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寒门子弟上大学》，

转自“雅理读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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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