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周云龙：《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

别处的世界

作者：周云龙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21-11

定价：96.00元

页数：304页

ISBN：9787100205177

本期推送福建师范大学周云龙教授的新著《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商务印书馆，2021年）。这是国内第一部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亚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研究型著作，以核心旅行书写文本为依托，对欧洲中心世界体系形成的叙事和认知基础做出全面勾画，深入阐发了这个时期“东方”形象生成的语境和机制。同时，这部著作也将有力推动形象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拓展。这是本公号“新书推介”专栏介绍的第二部著作。

作者简介

周云龙，文学博士，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访问学者（2019-2020年），从事比较文学形象学、跨文化戏剧和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集中于早期近代欧亚文化互汇。目前正在进行一本有关跨文化戏剧研究方法的书稿写作和《剑桥美国戏剧史》第一卷的中文翻译。主要著述有《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合著，2014年）、《呈述中国：戏剧演绎与跨文化重访》（2012年）、《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2010年）等，译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Vol.1.1》（2013年）、《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合译，2011年）。

内容简介

早期近代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另一面是知识大发现。本书通过解析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中的亚洲知识状况及其生产机制，探讨亚洲在现代欧洲世界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借助这项研究，检验并扩展比较文学形象学既有的观念与方法空间。本书不追求统摄性的单一分析框架，而是在“世界意识”这个总问题脉络中，根据不同文本所依托的具体叙境，从相应的主题（比如主体、透视/视觉、替补、空间、时间/时态、帝国、性别、暴力/欲望、文体、模仿、声音、共同体、知识型等）进入文化或历史文本，尝试开放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传统学科领域边界。

内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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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1

第一章 导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形象 3

一、异域形象：从信息到知识……4

二、表征分析：敞开与关闭……12

三、身份政治话语的激增……19

四、作为方法的异域形象研究……29

五、本研究的任务、问题与起点……34

六、本研究的概念与框架……42

第二章  亚洲景框与反思性主体的诞生：

《曼德维尔游记》中的“替补”逻辑  54

一、引言：《曼德维尔游记》及其问题……54

二、《曼德维尔游记》与《鄂多立克东游录》……57

三、亚洲景框与反思性主体的生成……63

四、“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与“替补”逻辑……70

第三章  时间修辞与亚洲书写：

《东方志》的政治宇宙学  73

一、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印度洋贸易网络……73

二、《东方志》的枯燥或真实……79

三、亚洲的时态……85

四、“反实用”的旅行路线……92

五、帝国的欲望地理……97

六、时间与政治宇宙学……103

第四章 艾菲尔的回望：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性，帝国与亚洲形象  108

一、超越民族主义……108

二、达玛斯托尔的诅咒……116

三、亚洲与帝国的男性气概……120

四、欲望的仙境或陷阱……132

五、文艺如何复兴……143

第五章 亚洲形象与世界意识：门德斯·品托《旅行记》中的暴力书写  150

一、门德斯·品托及其《旅行记》……150

二、封闭的形象学……155

三、忏悔文体作为话语构型……159

四、欲望三角机制中的暴力……164

五、暴力的起源与传染……169

六、我们都是叛教者……175

七、受害者与世界一体化想象……180

第六章 开放的心灵：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的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 187

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187

二、被延搁的欲望……192

三、浪漫的观念旅行……196

四、文化大发现，或知识地图的展开……201

五、开放的心灵……209

第七章 别处的世界：莎士比亚《考利欧雷诺斯》中的旅行书写与全球意识  217

一、“你的声音证实你是他”……217

二、“确定性”与共同体……223

三、（伪）世界主义……232

四、近代欧洲的知识型与世界观念……238

附  录 

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与表述脉络  242

一、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242

二、西方“中国崛起论”的历史节点和时间架构……245

三、西方“中国崛起论”的意义结构……250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  262

一、推导式论述结构中的逻辑陷阱……263

二、研究对象的错置……265

三、作为盲点的中国形象“源点”……268

四、祛魅/再魅：本土批判立场的缺失……272

参考文献  277

1．英文文献……277

2．中文文献（含中译著述）……281

后   记  292

“导论”节选

目前形象学的这一知识状况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封闭的学术心态。也可能是该领域的学术传统太过深厚，当下很多研究者对形象学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狭隘界定层次上，似乎只有那种历历可见的、可描述的、甚至是可定性的东西才属于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一旦进入形象研究，就鬼使神差般地落入某个确定无疑的前辙或窠臼。事实上，形象学的研究远未饱和，其学术空间亟待开放，把自身的领域性向方法性转换。比如，还存在着诸多观念形态的思想学说或价值体系，[1]经过跨文化传播与容受，在异域既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以被“翻译”或“媒介化”（mediatized）的姿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这些以观念形态存在的跨文化现象，就很难使用、也许根本就不必使用传统意义的“形象”语汇（比如扭曲的、真实的、意识形态的或乌托邦的等）加以描述——形象学的重点应是异域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不是异域形象的自身性质。

近年来，讨论当代中国形象学前景的论文也在不断发表，但多数评论仍停留在增补研究范围（多见于传播学领域）或“（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上。研究范围无论如何扩展，如果没有观念与方法的推进，把知识结构的问题误以为知识系统的残缺，形象学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相对研究范围的增补，另一种拒斥“理论”的“实证主义”和本体研究倾向有着更为雄辩的学术姿态和繁荣的语言市场。这一研究倾向中，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其论者常常是其他“西方”理论思潮，如“新批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坚定拥趸。如果说为这些论者极力拒斥的“后学”是“西方”理论，那么他们操持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同样来路可疑。要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和争论陷阱。当思想被冠以人为的标签时，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心灵的封闭，而且，为部分研究者避之若浼的“后殖民批评”其实也是一个被粗暴简化了的理论标签。在这样的学术视界中，能够获得承认与好感的形象研究似乎是扎实辛苦的史料考辩，或者“让文学回归文学”的文体纯粹正义，而具有跨学科思辨性质的概念化工作却很容易遭遇“故弄玄虚”的定性批评。也许因为史料考辩工作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要依靠更具体的体力劳作，它似乎因此而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势——对学术工作的无比虔诚；而回归文学性的本体研究，则更是理所当然；相形之下，理论思辨工作因为其由概念到概念的特征，往往带着务虚甚至是亵渎研究对象的嫌疑。事实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偏见。当然，史料工作是必要的，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但把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堆砌等同于研究的全部，在观念与方法上却是一种倒退。没有概念化的步骤，在对史料进行剪裁与解释时，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随着时间的推进，曾经被视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最终被发现竟是虚词诡说，而且这类研究对学术范式推进没有丝毫贡献。这类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承认与好感，多数情况下是在研究者的“苦劳”，而不是“功劳”方面，或者借用韦勒克揶揄20世纪初美国“语文学”的伪科学态度时的说法，就是“对于那些倾慕其机械性的精确和那种超然态度的人，对于那些老实而勤勉的人，它仍然有一些吸引力”。就回归文学的本体研究而言，它与理论思辨的关系远非水火不容。事实上，理论视角的介入，常常拓展了文本“细读”的内/外美学空间——绝对纯粹的文学性研究会让文学研究窒息，而且，其提出的本身就已经依赖了所谓的“外部”研究。因此，没有重大的问题关怀和知识系统转型做支撑，重返本体研究或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真伪之辨，可能不过是一场理不胜辞、毫无依据的意气用事。

身份政治在形象学中的突出位置，在批量生产的学术研究中激发出的论述激情，是否亦可视为福柯所谓的某种“压抑假说”在暗中作祟？只不过这里造成“压抑”的东西是“（后）殖民/全球化”或形象的生产机制。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压抑”/身份政治问题的存在，而是要对形象学中批量生产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一次福柯式的思考：为什么身份政治的论述统摄了几乎所有的形象研究？这些研究与其所意欲批判的“压抑”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在福柯“压抑假说”的启发下，我们更容易看清楚形象研究中的身份政治所暗隐的话语诡计。关于身份政治的论述固然可以对西方现代性启蒙“大叙事”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对抗，但不无讽刺的是，这类研究在质疑、批判西方启蒙“大叙事”时，仍然是一种与拯救被压抑的历史主体背道而驰的思想行为。身份政治的阐发很容易引导后现代性国家的学人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地方性文化为基点，反向评估、甚至质疑西方现代性叙事构建的二元格局中的自我强势文化的普遍性，进而论述地方性文化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这是一种否定的激情，试图对西方现代性的“大叙事”提出批评和拒绝。但是，在激情的背后，它仍然和西方现代性的框架分享了同一个理论前提，即边缘和中心的二元区隔。地方性文化虽然在此得到了承认，但被忽略的问题则是：地方性文化需要谁的承认？为什么需要其承认？答案一目了然，即作为地方性文化对立面的西方强势文化。在这一“批判”方案中，地方性文化落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它假设自身是超越历史的、静态的、完成的文化模式。这一假设事实上支持了西方强势文化的普遍性地位，因为地方性文化（不）自觉地把自身设置为其对立面，并未对它们所共处的话语结构构成任何挑战，从而使地方性文化成为“普遍——特殊”模式中“特殊”的一极。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叙事构建的二元格局事实上更加稳固了。所以法农才会说“倒是殖民者成为当地风格的保护者了”——当然，法农的出发点也是“压抑”。甚至可以想象，在多元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论证地方性文化特殊性的实践，其实也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深刻地复制了原本属于强势文化的运作机制，并使强势文化的运作逻辑就此不朽，所以它本身就是否定边缘的。在其心智层面，地方性文化同样存在着成为“中心”的渴念，而所谓的“多元”不过是“一元”的改头换面或修订取代。因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合法的表象，其伪善和危险的一面也更容易被忽视。

由此可见，身份政治的讨论可能正是“（后）殖民/全球化”历史网络的组成部分，其始作俑者也许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这个学科/领域自身。（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诞生于欧洲的学科/领域，它本身就内在于“（后）殖民/全球化”的历史网络，它鼓励身份政治成为该领域喋喋不休的话题，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生产机制，自身就拥有大批量生产、复制后发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身份政治问题的机能。形象，无论是曾经作为反映真实的信息，还是如今作为话语机制选择处理过的知识，始终在“压抑假说”中被重构或解构。

学科边界的重绘或消失带来重新想象形象学的可能。当“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介入人文研究领域后，在巴特、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康、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启发下，人文研究领域开始实现大规模的科际整合或跨越。比较文学是最先回应并践行该学术动向的学科之一。诸如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批判、新媒体技术批评、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少数文学研究、“全球—南方国家”文学研究等，成为备受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新兴领域或方法。但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开始变得模糊，原有的传统研究领域纷纷重组或分解。与早期“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在“文学性”为主体的前提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平行比较不同，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此次变革，有意识地强调研究的“历史性”并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要求的是学科间的相互借鉴与挑战，互相的对话甚至协作”，并借此质疑、打破既有的学科疆界带来的权力关系，厘清被传统学科疆界中存在的盲点所掩盖的内容。“直至1990年代，至少在北美的大学里面，比较文学系成为了‘理论’的家园，因为比较文学的跨民族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们采用了一种开阔而灵活的文学生产与接受观念来对抗那种限定在民族主义中的文学研究思路。但是，这一追随理论的热情，对那些较为保守的文学研究者而言，显得更像是哲学，而不是文学研究，这种倾向也成为比较文学迈向终结的标志。伴随着文学逐渐被作为诸多话语类型之一来分析（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是把文学‘降级’和‘削弱’）的状况，理论导致了文学的相对化。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主体、身份、国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对化浪潮，它与美国民权运动和其他去殖民的历史事件所激发的西方人自觉意识是相互协作的。”在形象学和比较文学的其他领域一道发生学术范式转换的同时，关于异域形象本身的研究不再成为形象学的唯一标签，形象研究和比较文学学科一样，开始变得边界模糊，面目全非。如果阅读这一时期人文学术著作，关于他者形象的问题似乎无处不在，可是，当我们试图去寻找作为学科领域标志的名称时，“形象研究”多数情况下却又无迹可寻。孟华观察道，形象学“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就绝少受人关注”。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韦勒克对异域形象研究的批评，我认为这正是有着自觉的学科“危机”意识的美国比较文学开放而活跃的表征之一。事实上，类似早期的形象研究早已超越传统学科边界，被冲散并稀释在广义的文化批评中而化身万千。比如，“后殖民”作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无远弗届的涵盖面早已把他者“形象”研究纳入其中。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就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典范，当然，它也是异域形象研究的典范，但是在当代却鲜有学者从形象学这一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出发，来给《东方学》定位。有着同样处境的还有斯图尔特·霍尔及其学术同道们合作的著作《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这部杰出的文集完全可以作为形象学的经典教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没有标举形象研究，却完全可以纳入此列的杰出成果。这种情形在性别、翻译研究等领域中亦是如此。正如有识者所言：“……对比较文学人文使命的思考，显然不能限于学科内涵式理解，而应从它的演化历史和当下态势中，不断重新发现它在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历史时空中所呈现和蕴含的‘观察时间窗口’，从而使这种理解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向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经验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形象学是以“方法”的姿态而活跃于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中的，成为一种文化批评的路径，通过研究异域形象来回应时代的命题。换句话说，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发展过程中，自身发生了一次文化转向。形象学正是在这种领域/学科身份的模糊中，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有别于文学的非学科基础和契机。

在非学科的视野中，我们可以把形象的生产本身视为一种“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通过排列组合各种符号，把某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疆域或生存（文化）形态，整合在某种日常实践中，赋予其某种特殊的国族、性别等方面的意义。因此，形象既是意义的符号或媒介，又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和形象一样，形象学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具有话语分析意味的“意指实践”。形象学是对形象的生产过程的对话和拆解，但这个对话与拆解过程，和形象的生产一样，也是动态的意义编码。前述形象学领域内大批量的身份政治研究路径，折射的正是研究者自我表征的方法——“自我形象”，即使不问“自我形象”是什么样的，也至少回应了“自我形象”不应该是什么样的。狄泽林克在论述形象研究的必要性时论证到：“一种多少有些天真幼稚的已经过时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时会轻易地相信各单一文学带着固有的、受‘民族心理’(völkerpsychologisch) 制约的性质。与此相反,正是形象学在这方面明显地完成了将重点向科学化方向的转移。它的确不提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的‘本质’或民族‘特性’? 而是探究外在的、人为赋予德、法、英文学的特色。它或许还会探索哪些特色被阐释为这些文学的天然‘本质’。不管怎么说,它要分析在这些所谓的特色亦即所谓‘本质’的原因和结果的基础上所推演出的不同理论。”如果说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表征分析”的反本质主义研究路径与任务，但是，它在批评异域形象构建的本质主义做法的同时，也体现出异域形象研究仍然未能脱离自我期许的性质——始终围绕着“自我”打转。在“意指实践”的层次上，这种研究路径是有机会避开的，即避免从异域形象中寻找“自我”。

传统的形象学致力于探讨“自我形象”和“他形象”的关系，但从“意指实践”的角度看，这样的研究可能是在复制“编码”的程序。如果说“真伪之辨”是把形象视为透明的玻璃，“表征分析”则是把异域形象视为“负向的镜子”，那么，从“意指实践”的角度看，需要打碎这块玻璃或镜子及其依附的分类学，把形象视为形象生产者的一次意指活动和后果。研究者面临的任务是在某个历史具体性中解读形象的特定意义及其形成。如此，形象学可能会显得不太像“形象学”，甚至异域形象在具体的研究中会隐迹遁形，但这可能正是形象学的活力所在，它把自身转换为批评 “方法”的姿态广泛播撒消融在非常自由而多元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中，而不必自我设限般地囿于某种既有的框架或模式，甚至异域形象本身也不必然限定于国族的指涉，阶级或性别亦可耦合（articulate）其中。换句话说，开放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应成为当代异域形象研究的方向。因此，异域形象其实是一个现象学意义上的跨文化空间，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介入跨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长18世纪研究”，感谢公众号“长18世纪研究”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莫伉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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