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 · 布迪厄丨论“青年”和“工作”：教育、阶级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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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只是一个词
安妮-玛丽·梅泰利（Anne-Marie Métailié）对布迪厄的采访，发表于《青年及其第一份工作》（Les Jeunes et le premier emploi, Paris: Association des Âges, 1978），第520-530页。
社会学家如何处理青年的问题？
职业的反思就是要指出，年龄之间的划分是任意的。这就是帕累托（Pareto）指出的悖论，他说，我们不知道老年何时开始，就像我们不知道多少开始算富裕。事实上，青年与老年的边界是所有社会都在争夺的东西。例如，几年前，我读到一篇论及16世纪佛罗伦萨青年与长辈的关系的文章；它论证了这座城市的长辈是如何向青年提供阳刚之气（virilité）——德性（virtù）——和暴力的意识形态的，这是一种为自己保留智慧和权力的方式。同样，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也证明了，在中世纪，家产持有者如何为了使青年贵族保持青年状态，即无责任的状态（否则青年贵族会渴望继位），而操纵青年的边界。
我们可以在俗语格言中，或仅仅在对青年的刻板印象中，或在从柏拉图到阿兰（Alain）的哲学中找到完全相同的东西，它将特定的激情分配给每个年龄段的人——从爱情到青春期，从野心到成熟。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划分这一意识形态表征授予了最年轻的人某些东西，这意味着作为回报，他们必须把许多东西留给他们的长辈。这一点在体育运动中看得非常清楚，例如在橄榄球运动中，温顺、善良的猛兽会被称颂为“强悍的青年球员”，得到经理和评论员的提拔，被分配到粗暴的前锋游戏中（“闭上嘴，不要思考，只要用你的力量就好了”）。我们在其他地方（比如在两性关系中）也能找到这种结构，它提醒我们，青年和老年之间的逻辑划分也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一个（均分意义上的）权力划分的问题。按年龄（但也按性别，当然还有阶级……）分类总是意味着施加限制，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秩序，使其留在自己的位置上。
您所说的“老年”是什么意思？成年人？参与生产的人？领取养老金的人？
当我说青年/老年时，我是以最普遍的形式来看待这种关系的。一个人总是某人的长辈或晚辈。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年龄组的划分还是代际的划分都是完全可变、可操纵的。例如，人类学家南希·芒恩（Nancy Munn）就表明，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社会中，人们认为老妇人用来恢复青春的再生魔法是极其邪恶的，因为它颠覆了年龄之间的界限，以至于没有人再知道谁是青年，谁是老年。我的观点很简单，青年和老年并不是一堆不言自明的数据，而是青年和老年的斗争中的社会建构。社会年龄和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比较来自支配阶级的不同部分的年轻人，比如所有同年进入高等师范、国家行政学院、综合理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学生，我们就会发现，越接近权力极点，这些“青年”就越具有成人、老人、贵族、名流等群体的特征。从知识分子到总经理，所有一切给人“青年”感的长发、牛仔裤等特征都消失了。
正如我在谈到时尚或文艺作品时所表明的那样，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老化规律。要想了解代际是如何划分的，就必须了解那个场域的具体运作规律，了解人们争夺的具体奖项，了解斗争中出现的分化（“新浪潮”、“新小说”、“新哲学家”、“新裁判”，等等）。这些都是相当平常的事情，但它们表明，年龄是一个被社会学所操纵的且可被操纵的生物学数据；而仅仅把“青年”当作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单位和构成的群体来谈论，并把这些利益与生物学定义的年龄联系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操纵。至少，我们应该分析不同类别的“青年”之间的差异，或者简而言之，至少分析两种类型的“青年”。例如，我们可以系统地比较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与处于同样（生物）年龄的学生青年，比较他们在生存条件、劳动力市场、时间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一边是现实经济世界的约束，家族团结勉强能缓解这种约束；另一边是基于补贴、低价的餐饮和住宿、影剧院的打折票等优惠的人为的依赖性的世界。你会发现，在所有生存领域都存在类似差异：比如，那些骑着破旧摩托车带女友兜风的邋遢长发小子，正是被警察抓走的人。
换句话说，用同一个概念把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的社会世界归入同一个术语之下，这是对语言的严重滥用。曾经，你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春期世界，换句话说，一个临时的不用负责任的世界：这些“青年”身处一个社会的无人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是成年人，在另一些事情上是孩子，这两种方式他们都有。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青少年梦想着无限期延长自己的青春期：这就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弗雷德里克的情结，他永远地延长了自己的青春期。说到这里，“两种青年”只是对立的两极，是向“青年”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的两个极点。泰弗诺（Thévenot）的著作中出现的趣事之一就是，它表明，如今人们可以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一端是资产阶级学生，另一端是连青春期都没有的青年工人——之间找到所有的中间立场。
难道不是教育系统的变革产生了这种连续性吗？而以前的阶级之间存在着更明显的差异。
不同阶级青年之间的对立变得模糊的一个原因是，在所有阶级中，接受中等教育的比例都较高，因此，一部分其父母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生物学上的）青年人发现了这种暂时的状态，即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过渡时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事实。即使是在与19世纪的学生境况最不相关的环境中，即小村庄里（现在即便是在小村庄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孩子都会去当地的中学上学），青少年也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里被置于了那些几乎在社会世界之外的位置上，这些位置定义了青少年的境况，而以前的人在他们这个年龄时已经开始工作了。这种分离的存在使青少年无法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似乎青少年境况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源自这种分离的存在。“有权力的学校”，特别是高等专业学院，将青年安置在与世界隔离的封闭空间、准修道院的空间里，在那里他们遁入自己的世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全心全力为“最高职位”做准备。他们在那里做的事情完全是无偿的，就像在学校里做的那些事情一样，用空弹进行练习。这种情况的出现已经有好些年了，即所有的青年都有了获得某一版本的这种经验的途径，这种经验或多或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它或多或少会持续一段时间。无论这种经验有多么短暂和肤浅，它都是决定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足以产生与不证自明之事的决裂。有一个经典的案例，矿工的儿子想尽快下矿，因为这是他进入成人世界的途径。即使在今天，工人阶级青少年想很早离开学校开始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希望尽快获得成人地位，以及相关的经济能力。对一个男孩来说，挣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就可以跟上同龄人的脚步，和伙伴们、女孩们一起玩乐，被人看作且自视为一个“男人”。这也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抵制提高离校年龄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他们被置于“学生”情境中这一事实会引发各种构成学校情境的东西。他们用绳子把书捆在一起，坐在踏板车上和女孩聊天，课下和同龄的男女交往，在家里，他们以学习为由免除了物质性工作（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工人阶级赞同这一默许的契约，导致学生被设定成了“无法发挥作用”的人）。
我认为，这种象征性的拒绝有一定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它伴随着教育制度的基本效应之一，即操纵愿望。人们总是忘记，学校不仅是一个学习东西、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地方：它同样是一个授予资格——从而赋予权利——的机构，因此也是一个赋予愿望的机构。旧的学校系统产生的混乱比现在要少，因为现在的系统有着复杂的路径，这导致人们的愿望与他们的实际机会不相称。过去的路径相当明确：如果你获得了小学文凭，你就去上附加课程，或“高小”，或初级中学，或高级中学；这些路径之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谁也没有任何疑问。现在，这个系统中存在一系列难以分辨的路线，你必须非常警惕，以免碰壁或走进死胡同，还要避免课程和文凭的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的愿望与实际机会的脱节。先前的系统状态意味着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内化了；因此，人们接受失败或限制，将其视为公正的或不可避免的……例如，小学教师是——或有意或无意地——被选拔和培训出来的人，因此，他们与农民和工人分道扬镳了，同时又与中学教师截然不同。现在，这套系统给了社会各阶级的儿童进入中学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被贬低了，而先前这些儿童是很难接受到中学教育的，这鼓励了这些儿童及其家庭去期待系统为中学生提供曾经一度与他们无缘的东西。进入中学教育，就是进入在系统早期阶段被铭刻在进入中学教育这件事上的愿望；进入中学意味着，就像穿上一双靴子一样，穿上成为中学教师、医生、律师或公证人——一切在战争期间由中学教育所开启的职位——的愿望。之前——工人阶级的孩子尚未进入系统的时候——的系统与现在的系统不同。因此，通货膨胀导致贬值，同时文凭持有者的“社会素质”也发生了变化。教育通货膨胀的影响比人们通常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文凭的价值总是与其持有者的价值一致，因此，如果一个文凭变得更加普及，那么其价值当然就会贬值，不过尽管如此，它还失去了更多的价值，因为“无社会价值”的人也有了获取文凭的途径。
这种通货膨胀的后果是什么？
我刚才所描述的现象意味着，这种就像在系统早期阶段那样被客观地铭刻在系统中的愿望是令人失望的。学校系统通过我所提到的一系列效应，鼓励了愿望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就是集体失望和集体拒绝的原则，这与前一时期的集体坚持（我提到了矿工儿子的例子）和预先对客观机会的屈从（这是经济运行的默认条件之一）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恶性循环的某种断裂，矿工的儿子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其他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便想要下井。当然，我所描述的并不是对所有青年都有效：仍有大量的青少年，特别是资产阶级青少年，他们仍在圈子里，像以前一样看待事物，想进入高等研究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商学院，想参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考试，就像以前一样。
工人阶级的孩子最终会不适应工作世界吗？
在学校系统中，人可以足够自在地与工作世界隔绝，但还不足以凭借文凭成功地找到工作（在1880年代的保守主义文学中这已经是一个主题了，那时的保守主义文学已经在谈论失业的业士（bachelier，译按：指法国中学毕业会考通过者），表达对机会、愿望以及与之相关的不证自明之事的圈子被打破的担忧）。在教育体系中，人可能会十分不开心，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应，但仍然参与到学生亚文化中，加入那帮在舞厅里晃荡的中学生。这帮人发展出了一种学生的风格，并且为了远离家庭而充分地融入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不再理解家人，家人也不再理解孩子——“他们有这么多优势，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他们对工作有一种混乱、绝望的感觉。事实上，在这种打破圈子的效果之外，无论如何，他们还有一种对这一问题的混乱的认识，即教育系统为某些人提供了什么，有一种——甚至是通过失败而获取的——对这一事实的混乱的认识，即这种系统有助于特权的再生产。
我认为——而且我在十年前就写过——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教育系统，才能发现教育系统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只要他们——除了读小学的时候——与这个系统毫无关系，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旧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即“学校教育是一种解放力量”，或者实际上，不管发言人说什么，他们都没有意见。现在，在工人阶级中，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发现教育制度是特权的工具（即使他们还没有找到表达这一发现的语言）。
但是您如何解释，我们在过去三四年中看到的明显更大规模的去政治化？
对工作、学校等事情的质疑是一种综合性的、混乱的反抗；它对整个教育体系提出了挑战，它完全不同于系统在早期状态中的失败经历（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消失，你只要听听访谈就知道了：“我的法语不好，我在学校不上进，等等”）。“或多或少的失范和无政府形式的反抗所催生的事情，并不是通常被理解为政治化的事情，即政治机器准备登记和强化的事情。它是一种更广泛、更模糊的质疑，是一种工作中的不安，它不是既定意义上的政治性的事情，但可以是政治性的事情；它十分类似某些政治意识的形式，这些形式对它们自身来说是模糊的，因为它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声音，但它们却有一种非凡的革命力量，能够压倒政治机器，人们在下层无产者或农民出身的第一代产业工人中也能发现这种力量。为了解释自己的失败，为了使自己的失败变得可以忍受，这些人不得不质疑整个系统，质疑教育系统，也质疑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家庭，质疑所有的制度，把学校与军营、军营与工厂等同起来。存在一种自发的极左主义，这让人在很多方面想起了下层无产者的语言。
这对代际之间的矛盾是否有影响？
人们没有想过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即历代父母和子女的愿望是根据不同的商品分配状态和获得不同商品的机会而形成的。对父母来说是一种格外优越的特权的事情（例如，在他们20岁的时候，在他们的年龄和环境中，每千人中只有一个人拥有一辆汽车），从统计学上看，已经变得十足平常了。很多代际之间的冲突是不同时期的愿望体系之间的冲突。第一代人用一生来争取的东西，第二代人刚出生就已经拥有了。对处于下降阶段的阶级来说，这种差异尤其明显，他们甚至没有他们在20岁时——一个所有的特权（滑雪、海滨度假，等等）都已经变得普遍的时期——拥有的东西。反青年的种族主义（这在统计数字中非常明显，尽管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按阶级划分对其进行分析）是衰落的阶级（如手工业者或小店主）或衰落中的个人和普通老年人的特征，这绝非偶然。当然，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反青年，但老年也意味着一种社会衰落，是社会权力的丧失，这样一来，老年与青年人的关系也是衰落阶级的特征。自然地，衰落阶级的老年人——老手艺人、老店主，等等——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结合了所有这些症状：他们反对青年，反对艺术家，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抗议，反对一切世事激变，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未来已然在他们身后了，他们没有未来，而青年人被定义为有未来的人，是将定义未来的人。
但是，教育系统能把在相同社会位置上，但在不同学校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难道这样的教育系统不才是代际冲突的根源吗？
我们可以从一个具体的案例说起。目前，在许多可以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得的中级公务员职位上，你会发现，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并排坐着这些人：直接从教育系统获得业士学位，甚至学士学位的青年人；三十年前就着手获取初级证书的五十多岁的人，在那时的教育系统的发展阶段中，那样的证书还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资格，他们通过自学，凭着自身的资历，获得了管理职位，而这些职位现在只向持有业士学位的人开放。这里的对立不是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对立，而实际上是教育系统的两种状态之间的对立，是稀有度各异的资历的两种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形式表现为分类上的冲突。因为老年人不能因为自己年龄大就说自己是负责人，他们会引用与资历相关的经验，而青年人则会引用资格证书所担保的能力。在工会主义领域，（例如在邮局“工人力量”工会内部）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蓄着胡子的托派青年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那些同情旧式社会党的老活动家之间的紧张形势。你还会发现，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并肩作战的工程师们有的来自高等工程技术学校，有的来自综合理工学院。表面的地位同一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俗话所说，一个群体的前方有一个未来，他们只是匆匆路过了一个对其他人来说已是终点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很可能会采取其他形式，因为“老-青年”（“老”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很可能已经将对学历的尊重内化为了本性差异的标志。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被视为世代冲突的冲突实际上是由那些与教育系统有着不同关系的人或年龄组来表现的。一代人的统一原则之一（如今）在于他们与学校系统的某一特定状态的共同关系，在于特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同于由与系统的不同状态的关系所定义的那代人的利益。总而言之，所有青年，或至少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学校系统的、至少从中获得了某种基本资格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某一特定工作中，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有资格。（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经受了某种歧视、通过某种过度挑选而进入工作岗位的女性，她们经常处于这种情况，即她们几乎总是比同等职位的男性更有资格。）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所有阶级差异，青年还有集体性、代际性的利益，因为除了“反青年”歧视的影响，仅仅是他们遭遇了教育系统的不同状态这一点，就意味着他们在文凭上的收获总是比上一代人要少。这一代人面临结构性的去技能化。这可能对试图理解在这一整代人中较为普遍的祛魅十分重要。即使是当下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冲突也很可能可以为这个原因所解释：继承的时间间隔在拉长，正如勒·布拉（Le Bras）在《人口》（Popula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继承或传位的年龄越来越晚，而支配阶级的后辈们却等不及了。这大概与我们在专业领域（建筑师、律师、医生，等等）和大学中看到的争夺不无关系。正如老年人有兴趣把青年推回青年时代一样，青年也有兴趣把老年人推向老年时代。
有些时期，人们对“新”的追求愈演愈烈（在这种追求的驱使下，“新人”［通常也是生物学上最年轻的人］会将现任者视作“过时者”，将其推向社会死亡），同样地，代际间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这些时期，最年轻的人和最年长的人的轨迹有所重合，年轻人渴望“过早”继承。只要年长者能够调节年轻人崛起的节奏，引导他们的事业，对那些不能自控的人、那些拼命追求晋升的“雄心大志者”施加压力，这些冲突就可以避免。其实，大多数时候老人们是不需要踩刹车的，因为可能五十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内化了界限，也就是众数年龄（âges modaux），即一个人可以“合理地向往”某个职位的年龄，在“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提前索取。“界限感”丧失后，就会出现年龄界限的冲突和年代之间的界限的冲突，这些冲突事关权力和特权在代际之间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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