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益 | 科幻十年

走进科幻研究这个“异域”的确切时间，我已经无从追忆了。可以肯定的是，在开始第一项研究工作之前，童年时代翻阅无数次的《奇怪的病号》《365夜科幻故事》《19号太阳门》，少年时代一期不落的《科幻世界》，以及上大学后参与的科幻协会活动，都为后来的选择和坚持做了日积月累的铺垫。但《贾宝玉坐潜水艇》一文的启发，仍是不可或缺的机缘。彼时王德威教授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引发了学界对于晚清小说的强烈兴趣，而他的灵动文笔所揭示的晚清科幻之奇崛狂放，尤令我心折。一扇新的大门打开了，我的心之所好从此安顿于学术。

那时我在重建的北大科幻协会担任副会长，同时也是北大未名BBS科幻版的版主之一，写过几篇评论，打过几场笔仗，研究经验却谈不上。拉上宿舍对门的楸帆合作关于晚清科幻小说《新纪元》的论文，全凭一股子冲劲，跟接龙似的你一节我一节，就这样写出了我们的第一篇“成果”。虽然参加挑战杯无功而返，还被班主任老师劝诫应该研究经典作家，我却对科幻研究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北大科幻协会的伙伴们。2004年摄于北大西门。

2003年秋天，我和王瑶（夏笳）去北师大旁听了吴岩老师的科幻课程。吴老师从这一年开始招收科幻研究方向的硕士生，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届三位同学的名字和面容——高福军、胡俊、肖洁。课堂颇为热闹，因为冯臻、杨蓓等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几年后投入吴老师门下的郭凯这时都来旁听，讨论氛围很好。有时吴老师会放科幻电影并组织研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由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两百岁的人》（又译《机器管家》），不止一个人观影时落泪。

吴老师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动力。本科最后一个学期，我在科幻研究方面做了两项正式工作，一是以韩松为研究对象完成了毕业论文（其中一部分几年后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刊出，成为我的第一篇期刊论文），二是与当时同为北大科幻协会骨干的挚友刘夙合作创建了“科幻理论网”。这个以收集和发布科幻研究文献资料为宗旨的网站存在了十一年之久，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科幻学术网站，保存着有志者的一点火种。

读研三年间，中国科幻发生了好些“事件”，比如《三体》横空出世，又比如陈楸帆和王瑶先后成为名动天下的科幻新秀。不过，我的硕士论文主题并不是科幻，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时研究科幻仍有“旁门左道”之嫌，另一方面则和我的学术兴趣的发展有关。我由科幻小说接触晚清文学，又由晚清文学认识了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受其宏大气象、不羁想象和深切情感的吸引而驻足。清末民初的乌托邦书写，泰半可以视为科幻创作，所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乌托邦”也可以说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入科幻文学。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科幻与乌托邦本来就有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北美学术界的科幻研究和乌托邦研究几乎同时兴起于1970年代，都是风起云涌的“全球六十年代”之余波。虽然殊途同归，我至今仍对进入乌托邦的思想史路径情有独钟。和西方学院中更为常见的理论或者文类史取向相比，这一路径不那么“文学”，但却能引导研究者将自己的工作与特定的时代精神联接，融入彼时最深刻的思考。毋庸讳言，在思想史的脉络中把握乌托邦并非易事，而要再藉由乌托邦的视角，恰切地论析科幻，这对研究者的分寸感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我的求索过程与其他“野蛮生长”的中国科幻研究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通向这块处女地的道路虽多，却都是榛莽未除的小径。王瑶念完大气物理的本科之后去中传学电影，楸帆修了艺术学双学位，贾立元（飞氘）从环境工程专业转投到吴岩老师门下，研究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张峰（三丰）在香港开始做“幻译居”网站……多年后大家重新聚首，为科幻研究带来了各自的新鲜气息。当然，道路千万条，文献第一条，这方面的需求促使我在读研时与更多的学者建立了联系，并从相濡以沫的交流中获益匪浅。在做早期鲁迅科幻翻译研究时，我抱着不妨一试的想法联系日本的中国SF研究会会长岩上治先生，他很快寄来了《月界旅行》井上勤译本的影印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与林健群、上原香、张治等几位先行者的交往，更在文献资料之外，给了我更多治学和为人的启发。他们的共性是淡定——我记得，在北京初次见面时，上原香说，“我的人生过得很慢”——认准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求闻达，悉心搜集，细细揣摩，审慎落笔。这种细密严谨、言必有中的学风，在科幻论著与日俱增的今天，尤其值得研究者取法。

与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来访的日本学者上原香合影。

2006年摄于北京。

吴岩老师这个时候的学术工作开始变得立体，带学生、发论文、做课题、编丛书，逐渐造成了一点声势。他还试图在早年颇有名气的《星云》同人刊的基础上，创办一本同名学术期刊，但做了一期就无以为继。和早已体制化的主流文学刊物不同，科幻刊物除了《科幻世界》《科幻大王》等少数几家，都是小范围传播、旋起旋灭的同人刊物，这倒是与新文学草创时期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没有进入公共流通渠道并不尽然是坏事，至少从今天看来，它们体现了当时的科幻作者和爱好者们的真实看法，乃至一些公开出版物上难觅踪迹的重要材料，很有参考价值。这些不为人知的刊物，记录了若干名家的雏凤清声，也保存着一些湮没无闻者的不凡识见。

2007年，我去美国念博士，从而与国内科幻界以及东亚地区正逐渐成形的中国科幻研究社群有所疏离，却又因缘际会地见证了北美中国学界对科幻研究燃起的热情。最初几年中，忙于适应环境、致力学业的我，并没有太多时间读科幻小说，除了“地球往事”第二部《黑暗森林》。待到有些余暇，我便和吴岩老师以及博士论文选题为晚清科幻的美国同学那檀霭孙（Nathaniel Isaacson）一道，在2010年创办了“世界华文科幻研究坊”。和之前的“科幻理论网”相比，研究坊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华文世界，并邀请所有华文科幻研究者和关心华文科幻创作和研究进展的人士参与讨论。应邀加入这个群博式的研究坊的，除了海内外的华人学者，还有日本的上原香、美国的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英国的安迪·索耶（Andy Sawyer）、立陶宛的芭芭拉·德拉苏泰特（Barbora Drasutyte）、瑞典的迈克尔·哈斯（Mikael Huss）、意大利的马西莫·苏马雷（Massimo Soumaré）等。随之创办的《中国科幻通讯》（后更名为《中国科幻月报》），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一年年末，中国科幻界翘首以待的《死神永生》问世，并在一些热心的媒体人士推动下，迅速出圈，掀起了超出所有人预想的“三体”旋风。研究坊也与时俱进地展开讨论：刘慈欣是否已经企及，或如坊间所言，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准？在作品畅销之外，世界级科幻作家还应具备何种品质？其他中国科幻作家能否与之并驾齐驱？非英语科幻作家如何赢得世界声誉？以及，刘慈欣是否有机会获得雨果奖？……冈恩教授强调说，《三体》要得奖，需要先翻译成英文呀，要不就得把世界科幻大会放中国开，或者中国读者组团参会。再次出乎所有人预料，这种在半开玩笑的研讨中出现的“what if”，数年后就经由刘宇昆的精妙译笔成为现实。

冈恩教授的评论。斯人已逝，幻心永存。

2010年无疑是中国科幻的“大年”。《三体》三部曲的壮丽竣工以及首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颁发，不仅让此前因《科幻世界》“编辑部的风波”而萎靡沮丧的科幻作家振奋起来，也有力地呼应了学术上的未雨绸缪。7月，“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大批知名学者、作家云集浦东。韩松和飞氘获邀参会并发言。本以为是陪衬或点缀，两位以修辞见长的科幻作家却以视角新颖、扣人心弦的发言，赢得满堂彩，向文坛和学界展现了科幻文学的实力和魅力。飞氘并置韩松和刘慈欣，以相反相成的方式指出，科幻“在深入处理某些文化命题和对未来的崇高叙事两个方面”，“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准备了丰富的空间”。这篇注定载入史册的演说，以一个寓言式的双重预言收尾：

由于误解，科幻更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许某一天，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会斜刺里杀出几员猛将，从此改天换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最后自生自灭，将来的人会在这里找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锻造和挥舞过这把兵器的人们则被遗忘。

飞氘在“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寂寞的伏兵”从此成为中国科幻的代名词，后来夏笳所编《当代中国科幻短篇精选》也用了这个标题。它让人想起遍及《野草》的“寂寞”。飞氘在面向“当代文学”发言时，不断地回溯鲁迅的表述，这既是中国科幻论证自身合法性的传统策略，又为研究者探讨当代中国科幻与鲁迅乃至五四文学之关联提供了线索。但同时，积蓄着力量，以待“斜刺里杀出”的“伏兵”，又让人想到《野草·题辞》中最具爆发力的意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寂寞的伏兵》，夏笳编，三联书店，2017年。

这股力量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对于提升科幻的学术生态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执教于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的宋明炜老师，就是在这次会后投身科幻学术，并逐渐成为海外中国科幻研究的旗手。2011年，他的《弹星者和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一文发表于《上海文化》，就我所见至今仍是文笔最细腻、最有感染力的《三体》品读。随后，他的一系列围绕“新浪潮”（New Wave）这一概念展开的论文，主编的两部英文版中国科幻小说选集，为《中国比较文学》《中国视角》《文学》等学术期刊组织的科幻专辑，以及在世界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举办的多场科幻主题学术讲座和会议，为中国科幻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巨大助力。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较少受到学科建制的束缚，这从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见一斑。这本煌煌千页的巨著，将收尾的荣光或重担交给了宋明炜老师承担的“2066：中国科幻展现后人类未来”这一节。同期出版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和《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也都包含了由他撰写的科幻专节。2019年的《剑桥科幻小说史》为当代中国科幻专辟一章，则彰显了向为英语或西方科幻主宰的科幻史写作对晚近中国科幻成就的认可。

我和宋老师首次见面，是2011年在夏威夷。这年三月，两个大型亚洲研究学会AAS和ICAS的年会在夏威夷合开，几千名各国学者参会，一时间群英荟萃，颇为热闹。那檀和我策划了一个侧重科幻小说的讨论组，题目叫做“书桌上的赛先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科幻、冒险和乌托邦”，参加者除了我们还有韩倚松（John C. Hamm）、叶纹（Paola Iovene）、马邵龄等几位师友，吴岩老师应邀担任评议人。我们这一场人不多，但讨论气氛很好，吴老师讲了几个中国科幻的段子，把大家都逗乐了。宋老师也饶有兴致地参与进来，提了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可能是AAS年会上第一次成规模地出现中国科幻研究者，而会议地点回想起来也很有意思。夏威夷孤悬万顷碧波之中，被称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虽是美国治下，却总让人想到旧大陆和新大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分野。昔日梁启超横渡大洋，心潮澎湃，在夏威夷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尔后办《新小说》、作《新中国未来记》，中国科幻随之而兴；如今我们在任公曾经驻足之处，聚议中国科幻之复兴，岂非赓续前缘？

左起：Paola Iovene、Nathaniel Isaacson、吴岩、李广益、John Christopher Hamm。2011年摄于夏威夷。

两年后，中国科幻研究者再次集体登上国际舞台，并产生了更加长久的学术影响。海内外学者的不断绍介，使得国际科幻学界对以《三体》为代表的中国科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领域的权威刊物《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遂因势利导，于2013年春推出了由吴岩老师和加拿大学者维罗妮卡·霍林格（Veronica Hollinger）共同主编的中国科幻研究专号。专号由吴岩撰写导言，收入了韩松、刘慈欣、那檀蔼孙、马邵龄、瑞丽（Lisa Raphals）、宋明炜、贾立元、姜倩、杨维等九位作家和学者的论文，涵盖理论、历史、作家、作品、翻译、电影等多个方面，后续研究多有征引。

这时我还在鏖战博士论文，所幸如期完成、顺利毕业并觅得教职，回到祖国进入人生下一阶段。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个新的平台上，我首先策划的是两件事：

其一，包含20部译著的“科幻研究经典译丛”。此前，吴岩老师利用不多的国家社科项目经费辗转腾挪，出版了好几套科幻研究丛书，使得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奥尔迪斯的《亿万年大狂欢》等多部科幻研究名著有了中译，为科幻研究在国内的大规模开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然而，以海外尤其是英美学界科幻研究数十年来积累之丰，之前的译介还远远不够。因此，2011年我在堪萨斯大学参加科幻教学培训班时，请教冈恩教授意见，拟定了一个涵盖较为广泛、学术品质亦有保证的书目。很快，世纪文景就对这套书表示了兴趣，但往下遇到重重困难，直到去年才出版了由姜倩翻译的《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其他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书目中的几部，但据说是为了营销而随意更改书名，造成了原题为《拉美科幻小说的诞生》、以早期拉美科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顶着《拉美科幻文学史》的名头问世的滑稽场面。

与詹姆斯·冈恩教授合影。2011年摄于堪萨斯大学。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世纪文景出版社，2020年。

实事求是地说，科幻研究著作的翻译颇有难度，译者不仅要熟悉国外人文社科学术的一般语汇，还得了解不少来自科幻作品或流行文化的自造词，不然很容易张冠李戴。至于组织译丛在经费、人员甚至政策上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可胜数。此外，一部经典著作的译本能否从内到外都具备较高的学术品质，和出版社的水准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种原因，酝酿多年的译丛到现在才有了点眉目，尚需时日方能与读者见面。

其二，举办“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工作坊。华文学界以科幻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之前只有叶李华主持的台湾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在2003年办过一次，而在大陆还是头一回。在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学院领导和科幻界的大力支持下，2014年5月，工作坊在重庆大学文字斋顺利召开。与会者既有刘慈欣、韩松、吴岩、郑军、宝树等科幻名家，也有来自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以及慕名而来的科幻迷和媒体人士，气氛十分热烈。这次会议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一是科幻作家尤其是刘慈欣的妙语连珠，二是参会学者以年轻人为主，除个别人外都是讲师或者博士生，甚至还有几位硕士生，充分体现了科幻研究的“新兴”气象，三是多年不见的上原香提交了一篇极具冲击力的论文，通过扎实的史料工作考证出，顾均正写于抗战时期的多篇科幻小说实为译作，颠覆了对中国科幻史的惯常认知。会议论文后结集成吴岩和刘慈欣作序的《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一书出版，是为一众青年学者初试莺啼的纪念，他们中的多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科幻研究的中坚。

大刘最知名的人物照之一。2014年摄于重庆大学文字斋。

撸串是科幻作家们聚会时的保留节目，参加学术会议也不例外。在大刘率领下，几位作家围坐重庆的路边摊，品尝了著名的烤脑花。在“黑暗料理”的刺激下，宝树发明了“一人一碗云天明”的段子，一时传为美谈。总的来说，科幻创作对于知识量的要求，使得科幻作家整体上学历较高，不乏学者型作家，这也为他们参与学术讨论提供了基础和便利。这些作家基于创作经验的理论观点和文本分析，往往能体现“文学者”和“科幻人”的双重内部视角，弥补一般研究者的隔靴搔痒或简单粗暴。不过，学界最为关注的刘慈欣对于文学领域的学术会议兴趣不大，只参加了2014年的重庆会议和2016年由宋明炜老师策划、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科幻文学工作坊，对其他的邀约大都婉言谢绝。这对于后来的几次科幻学术会议是个遗憾，因为少了一位观点极为独到、发言机警幽默的嘉宾；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作家与批评家和研究者的相对疏离，很多时候更有利于严肃讨论的深入展开，而这在当代中国是不乏反面教训的。

除了复旦的工作坊，海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也在2016年分别举办了科幻主题的学术盛会。看上去，这是《三体》2015年获得雨果奖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和回应，但事实上都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筹划。组织海大会议的刘复生老师作为当代中国最为敏锐和犀利的批评家之一，对科幻文学的崛起早有关注。正如会议名称“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所显示的，文化研究力量的介入是这次会议的突出特征。会上，戴锦华、罗岗、刘复生等名家以及京沪琼三地青年学者的精彩论述，展现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科幻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可谓“升维”。怀着前路豁然开朗的兴奋，我在随笔《再向海南行》中写道：

或许可以这么说：重庆会议代表着科幻界内部学术研究力量的兴起，而海南会议体现了科幻研究向整个文学研究界乃至学术界的扩散。

……

与会学者普遍具有的整体性视野，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总体状况进行观照和分析的研究旨趣，与《三体》的极富深度、复杂性和延展性的宏大叙事形成了共鸣。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戴老师原来是一位资深科幻迷，对于科幻小说和电影都有浓厚的兴趣。后来慢慢发现，前辈学者中爱好科幻的不乏其人，只是并没有将这种爱好发展为研究方向的契机，而一旦进入“三体纪元”，大环境变了，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参与进来。

 2016年海南大学“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研讨会。

年末，再次聆听戴老师论科幻，这回是在“乌托邦和科幻研究国际会议”上。2016年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五百周年，堪称世界性的人文盛事。在人类文明史上，无问西东，一部经典著作在诞生五百年后仍然拥有丰沛的生命力，能够启发人们对善的思考和探求，都是值得学人一再研读的；对于科幻研究来说，《乌托邦》所承接和开创的思想和文学传统更是文类前史的核心部分，构成了开展学术工作的一条基本进路。因此，以《乌托邦》这部与科幻文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明经典诞生五百周年为抓手，组织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从事乌托邦研究和科幻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之间的高水平交流，并进而推动国内这两个领域的发展，是我策划会议时的核心构想，并得到吴岩老师和姚建彬老师的支持，早在2015年年中就启动了筹备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大会迟至2016年12月才得以举行，在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纪念性学术会议当中差不多是最晚的一场——当然，由中国来收官，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场大会是在北京的江苏大厦举办的。除了预算方面的考虑之外，隆冬时节北京厚重的雾霾也让组委会倾向于减少户外活动，将所有事项安排在会场内进行。戴老师和著名科幻作家金·斯坦利·罗宾逊分别以“科·幻的魔方”和“乌托邦的未来”为题，做了精彩的主旨演讲。筹划的时候还考虑过邀请苏恩文和詹姆逊这两位科幻和乌托邦研究大家，但因为他们年事已高而作罢。整体而论，唱主角的是年轻人，尤其是国内的青年学者，大家对于科幻、乌托邦、未来这些与想象、探索和创造密切相关的话题满怀热情。印象最深的是王洪喆关于智利的控制论互联网革命的论述。在会议报告的末尾，洪喆写道，“在‘全球60年代’燃尽之前，在冷战所开启和封闭的短暂时空中，在由工程师、革命者、工人、艺术家和电子机器所组成的事业里，我们匆匆瞥见了一条来自乌有乡的消息”——听到这段兼具修辞美感和思想力量的结语，因为高密度的学术研讨而有些疲惫的学者们，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属于科幻和乌托邦的、画龙点睛的高光时刻。

为了张罗这场会议，吴岩老师和他的研究团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甚至自掏腰包。好在吴老师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姜振宇、肖汉等几位博士生和这时回到北师大做博后的贾立元在会务工作中挑起了大梁，确保了大会的顺利举行。作为“中国首位科幻博士”，姜振宇不仅好学深思、屡有建树，并有较强的组织能力，2019年毕业后来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工作，成为新创立的中国科幻研究院的骨干。中国科幻研究院是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科幻学会、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研究机构，其诞生既呼应了科幻研究水涨船高的态势，也体现了“科幻之都”的底蕴。同年，肖汉入职北师大，承继了吴老师所开创的科幻研究传统。大会后才入学的两位博士生同样大有作为：张凡在重庆移通学院先后创立的钓鱼城科幻中心和科幻学院，都是极富想象力和前瞻性的大手笔；意大利姑娘彩云将韩松置入中国和世界幻想文学传统中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视野开阔，论述细腻，水准甚高。

吴门四博士

2017年，乌托邦会议举办后不久，吴岩老师南下深圳，在南方科技大学开始了新的学术旅程。欣欣向荣的科幻方向博士培养不得不中辍，而以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为依托的科幻教育、科幻艺术和科幻产业研究和实践扬帆起航，不禁让人想起艾青的名句，“一个盼望出发，一个盼望到达。”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代表了相关知识生产和运用的发展态势：走出中文学科，走出学术重镇，走出中心城市，走向以各种各样生机盎然的文化形式存在的科幻，在保持批判距离和张力的前提下，与之共同成长。2015年《三体》获得雨果奖，2016年AlphaGo在“人机大战”中战胜李世石，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诞生，2019年《流浪地球》风靡大江南北……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科幻，探究这个文类所包蕴着的未来之萌芽。在对科幻小说、电影乃至游戏的研讨中，哲学家洞悉了生命的深度，人类学家思考着“后人类”的定义，法学家围绕面向未来的立法伦理唇枪舌剑……从此，科幻研究在中国也真正成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并因汇聚了多个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学术激情而更具活力。

然而，仍有一些基础性工作亟待完成，如科幻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科幻文学乃至文艺史的梳理、考辨和陈述。2016年，在盛夏的山城，编纂《中国科幻文学大系》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大系》的设想源自我的一篇论文，但在我最初的思考中，这是一项中远期的工作，要在各个阶段的科幻文学史研究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后才能启动。不过正如对于当代科幻文学和科技人文的探讨并不会因为中国科幻史述的薄弱而逡巡不前，《大系》这项学术工程也终于以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史料爬梳相对彻底的晚清为突破口，踏上了千里之行。在卫纯等友人以及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协助下，我为《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构建了一个精干的编纂团队，其中既有林健群、张治、贾立元、任冬梅等资深晚清科幻研究者，又包括季剑青、张春田、黄湘金、林分份、袁一丹等擅长清末民初文学文化研究的才俊。

《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编纂团队。2016年摄于重庆大学出版社。

饶是如此，读着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为代表的各种“大系”成长起来的我们，在自己着手编“大系”的时候，方深切感受到躬行不易。历经多位学者增删、复由健群审定的《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编年目录（1851-1919）》为《大系》的编纂提供了基本线索，但在按图索骥的时候，我们却屡屡陷入“骥”之难寻甚至“骥”之不存的困境。事实上，二十年来近代文献数字化工作的进展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否则很难想像一群面临巨大的发表压力、手头资源相当有限的青年学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汇集大量已经进入“古籍”行列的晚清期刊和图书文献。然而，毕竟《大系·晚清卷》拟收录的所有篇目都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文本，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再版，或虽有再版乃至晚近整理本，仍需尽量觅得晚清时的初版，按照古籍整理的学术标准，复原史籍的原貌，因此这里所说的“大量”仍不能满足《大系》的需求，编委们还是得多次亲赴或托人到各大图书馆的古籍库、特藏室查询没有公开的馆藏文献，再设法影印或现场阅览每次调阅有篇幅限制的善本。有幸掌握文本后，还要仔细处理各种普遍或特殊的文献问题。春田在一次整理工作会议中指出，“近代文献的整理跟纯粹的古籍整理或者现代文献校勘都不一样，古籍整理已经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规范，而现代文献的辑佚和校勘也慢慢形成了一些原则，但是近代文献应该怎么选择和整理，如何考辨和校对，甚至如何标点（是用新式标点，还是尽量尊重当初的混杂状态），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固定的规范或者共识。……这套书（大系）或许可以提出一种示范或者引发更深入的讨论。”晚清科幻本是光怪陆离、天马行空的创作，被这些“古早”想象所吸引的学者，亦多为其特有的惊异感和时代情怀动容而投身于斯，并由此进入古今中西之间的若干宏大议题，可是《大系·晚清卷》的编纂要求的却是朴学功夫。此间张力，对每一位编委的学人心性都是一番砥砺。

一个盼望到达，一个盼望出发

经过漫长的打磨，完善了诸多细节，尽可能地消除错讹之后，《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的第一辑终于在去年付梓。这时，距离这部丛书编纂工作启动已经过去了四年，而它的最终竣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个“加速时代”，进展如此缓慢的学术工程实在令人汗颜。聊可自慰的，除了在项目和评奖上获得的肯定，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另外就是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努力，如《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侯大伟、杨枫，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吴岩、姜振宇，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又如吴岩团队历十年辛苦而著成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这体现了一种共识，即在“科幻热”中涌现的若干高论是根基虚浮、风流易散的，对“中国性”问题尤难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而对百年中国科幻史的细致清理和考述可以弥补空言之弊，为后来者提供足资登攀的阶梯。

借乘风破浪的《三体》之势，中国科幻走过了一个辉煌的十年，但比起科幻创作和科幻产业举目皆是的繁盛，要等到这个十年的末尾，在人间节律的驱动下“却顾所来径”的时候，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地感受到科幻研究的进步。《地火行天》所收录的从数千篇论文中遴选出的精华，不乏耕耘科幻多年者的收获，更多的是近年来感于时势而投身其中的学人贡献的心得。在后一类作者中，既有学界名宿，也有相继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放眼学界，在科幻这个热点上偶一驻足而匆匆离去者为数甚多，然而总有那么一些学者，并不以弄潮浪尖为意，而选择沉潜涵泳于科幻之海，从而真正地壮大了科幻研究的队伍。未来则更值得期待。今年夏天的首届高校青年教师/研究生科幻学术研习营上，数十位青年研究者的热忱给所有讲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置身当代中国，这既是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在现象级著作引领下的扶摇直上，更是敢于相信和想象未来的中国在文化领域的投影。

近年来，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历史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类似的提法可谓知识界甚至大众文化中的老生常谈，但此时此刻，由于高技术对全球人类日常生活的加速渗透，新时代的体验异常真切、迫近，科幻与现实的界限日渐模糊。特别是，得益于生物工程技术的进展，人类个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深度甚至是根本性的改造，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构造方式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革，既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势必因应时势再次出发。在这样一个时代，科幻文学的研究者无须纠结这个文类的一时起伏，需要思考的是自己能否透过作为文艺现象的科幻，洞察技术社会的精神走向，能否藉由作为思想表达的科幻，诠解人类未来的观念萌芽，进而以知识人的方式击水中流，有力地、有意义地介入世界体系的运动变化。

而在时间的永恒流动中找寻自我，则是每一个脱离了麻木恣睢生活、有向上之追求者的命运。从想象中的未来回首现实中的过往，不禁有些感慨。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那些曾经谋面或未谋面，曾经促膝长谈、畅想未来，曾经为着科幻和科幻研究而唇枪舌剑或同声相应的人当中，有的消失在人海，有的甚至已经作古，沉淀在终于以科幻为志业的一代学人的记忆中。感谢他们，也感谢上文提到的一路相携走来的同道，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尤其是协助我编选这部文集的张泰旗、程玉婷、王馨培、樊卓、尉龙飞、童博轩、翟颖，感谢成长于新世纪的众多以科幻为“缺省配置”的一代青年，我通过你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加深入、更为恰切的理解，得以坦然地走向中国科幻和我个人的下一个十年。

李广益

2021年10月5日于文字斋

本文系重庆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地火行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2011-2020）》一书编后记。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四十二史”，感谢公号“四十二史”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公众号为非营利性平台，刊发文章仅作为学术研讨使用。

本期编辑：伍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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