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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经典版序言 

格林兄弟

就童话故事收集者这个身份而言，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俩的姓还真是个合适的姓氏。跟意大利的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法国的夏尔·佩罗、俄罗斯的阿法纳西耶夫这些现代童话经典的其他杰出贡献者比起来，格林兄弟这个出彩的姓氏简洁地捕捉到了他俩于1812年和1815年分两卷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黑暗一面。在格林兄弟发起的、直到1961年第三十二卷的出版才最终完工的《德语词典》中，同“grimm”相关联的“恼怒”“狂怒”“怒火”和“惊骇”的引述和解释部分占了将近十二页的篇幅。两百年后，美国广播公司出品的一部犯罪题材电视剧——受一系列童话主题的变幻情景启发——其剧名就叫《格林》，非常直白。跟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传播的许多童话故事的衍生作品相同，该剧通过挖掘和吸收格林童话的原始能量，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些来自过去的故事的核心处，有着某些黑暗且难解的内容。

“那不过是神话。”“这不过是童话。”“那纯属民间传说。”这些带有侮辱意味的流行话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这提醒我们，我们讲述的这些象征故事（不管它们多大程度上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导航）是如何被人们忽略和轻视的，如何被认为是不值一提和胡编乱造的。但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足挂齿的闲话，事实上可以传递更真的真理，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故事所隐藏的，与这些故事所揭露的不相上下。而这要求我们剖析推动其故事情节发展的那些智慧。如果不是，那又如何解释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位格林兄弟学生时代还在世的德国哲学家，为何会声称他在小时候听到的童话故事要比他后来学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拥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呢？

据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孩子聪明，那就给他们读童话故事；如果你想要孩子更聪明，那就给他们读更多的童话故事。爱因斯坦深刻明白：这些故事是如何让我们更频繁、更深入地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如何在现实世界的各种困境和可能性中穿梭的问题。童话故事展现了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让我们直面“最坏情况来临时该怎么办”的恐怖。《小红帽》着手处理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逐渐演变成一则关于天真和诱惑的故事。《蓝胡子》提醒我们，婚姻这个最为亲密、最为温柔、最充满爱的结合，是如何笼罩在谋杀的危险之中的。至于《白雪公主》，如果这则故事讲述的不是天真、善良、迷人的美貌，同嫉妒、残酷和情感抛弃之间的碰撞冲突，那它还能讲述什么？

《白雪公主》插图

格林兄弟的这两卷童话故事成了黄金标准：是其他童话集作者渴望达到的，也是其他童话集被评价时会被拿来作为对比的经典。格林兄弟并不愿意在这两卷故事集的书名上加上“德国”二字，尽管他们在给自己的其他选集命名时毫不犹豫地强调了“德国性”，比如《德国神话》，再比如《古代德国森林》。格林兄弟渐渐意识到，这本他们原本打算用来保存“真正的黑森林”童话的故事集，最终并不局限于德国：在对故事的注释中，格林兄弟列举了世界各地——从美洲到远东——存在的故事的各种相关变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到有必要给予格林童话荣誉称号，将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并给出以下题词：“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仅次于马丁·路德版的《圣经》，是全世界范围内第二著名、第二广为流传的德国文化历史书。这些故事是对整个欧洲和东方的童话故事传统的首份系统汇编和首次科学归档。其足迹遍布各大洲，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160多种语言和文化方言的译本。”是否系统？是否科学？很可能并不。但这些故事确实将其他传统（不限于欧洲和“东方”）的各种碎片收集了起来。毫无疑问，这些故事也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迁移到其他文化之中。

格林童话还将一种标准文学版本（或者说是“书本童话”）奉为圭臬。这种标准文学版本使得传统民间故事的各种变种成为对标准的不同偏离。口头讲故事的传统（变幻莫测、转瞬即逝，但往往也粗野又冒犯）被“权威”故事取代，而这些“权威”故事则可以被框起来，成为证明开明社会的价值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财产。我们常常忘了许多灰姑娘故事的非格林叙事化身（或者拿杰克与豆茎的故事举例也行），它们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有着无可否认的独特性；但与此同时，如同一个个不同版本的格林童话，它们也都与古老的故事讲述网络交织关联。此种想法——世界上存在这些故事的原始经典版本——不过是我们对已不复存在的原型的信念所带来的一种虚构和想象。

拿《白雪公主》举例，这则故事已逐渐被视作典型的德国故事、典型的格林童话。然而如果去到希腊，你会听到关于玛露拉的故事：名为玛露拉的女孩被维纳斯厌恶，陷入了毫无知觉的昏迷状态，被她的哥哥们解救。在美国的南部地区，孔雀国王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一口金色棺材，里面躺着一个女孩，女孩的口中有粒种子；孔雀国王将其取出后，女孩便起死回生了。如果你来到瑞士，你可能会听到一则关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小矮人们收留了一个女孩，给她吃，给她住，后来小矮人却惨遭不测，被强盗杀死，只因女孩拒绝给一位老妇提供帮助。萨摩亚人则讲述着一则白化病十姐妹的故事：父母生下了第十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并未患上白化病的美丽女孩，十个患有白化病的姐姐心生嫉妒，试图杀死她。在一则亚美尼亚故事中，努里尔·哈迪格的母亲命丈夫将女儿杀死，因为月亮表明了这女孩将成为“世上最美的人”。而经典格林版本不过是“白雪公主”类故事（在那些天空不会下雪、人们肤色不白的地区，则为“美丽姑娘”类故事）的万花筒中的一个定格画面而已。

今天，进入格林童话殿堂的大门有很多。迪士尼工作室用电影的方式重塑了民俗体裁：通过电影再造了《白雪公主》《睡美人》《美女与野兽》和《小美人鱼》这些故事，注入了新的想象。这家梦之工厂还将众多童话角色放入了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剧《童话镇》。如同电影《怪物史莱克》和百老汇音乐剧《拜访森林》，《童话镇》构筑了一个魔法异想世界，里面充满了兼具文学特质和民俗特点的角色。这些作品往往认可书面记载的权威性，开场时常常是一本打开的书，有个不见其人的声音朗读着书上的内容。伴随着当前对先于华特·迪士尼的童话收集者和童话写作者（不仅仅是对格林兄弟，还有对吉姆巴地斯达·巴西耳、夏尔·佩罗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等人）的兴趣的复苏，今时今日的观众往往能够分辨出改写后的故事究竟来自过去的哪个文本源，他们也具备回溯这些故事从口述传统发展到印刷文本再发展到大众媒体作品的整个路径的能力。

美剧《童话镇》

童话，这个在农耕社会里曾经伴着纺纱、织布、缝衣、做饭、修补等劳作节奏进行的口头讲述，逐渐迁移到了图书里，加入了印刷文化的大军。自此，童话显现出非凡的适应力，成为各大公司实体的商业财产。即便如此，童话在草根层面依然存在大量竞争。看看各种创意改编、滑稽模仿和混搭表演的数量，就能明白童话是如何隶属于集体文化财产的。19世纪，这些故事转移到育儿室，却依然保留跨代的吸引力，各种童话角色、情节结构和比喻引申在你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谁能想象昆汀·塔伦蒂诺在拍《被解救的姜戈》（2012）时，脑子里想的是睡美人？谁又能想象大卫·斯雷德拍《水果硬糖》（2005）的灵感来自《小红帽》？还有，为何白雪公主至今萦绕在我们心头，为何白雪公主仍在各种小说里出现——从海伦·奥耶耶美的《男孩，雪，鸟》（2014）到凯瑟琳·瓦伦特的《六响枪白雪公主》？

在集体聚会中，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从来都无须提什么“要创新”的建议。因为他们本来就一直在创新（虽然“复制、粘贴”故事起来毫不害臊，但也在随时随地临场发挥），以便今晚讲述的故事能跟昨晚的一样顺畅。最为娴熟的故事讲述者是反传统的，是叛逆者。正是因为他们始终试图对故事进行拆解和爆破，才使这些故事得以保存并始终活力满满。

童话故事似乎内嵌刷新按钮，每次来到新的故事讲述场景，总能在新的媒介中如鱼得水，鼓励我们对它们进行改编，赋予它们新的使命。在20世纪40年代，蓝胡子的故事在好莱坞迎来了短暂但猛烈的复兴，其中最为知名的电影有乔治·库克和弗里茨·朗弗里茨·朗的《门后的秘密》。通过特大号的房门钥匙、禁室和笼罩在谋杀威胁之下的婚姻，编剧们微妙地暗示了蓝胡子乃电影的民俗原型。

如今我们要如何创新？成功的童话改编有什么秘诀？突如其来的淘气念头常常潜入童话领域，带给改编作品极佳的创意。在尼尔·盖曼写的《白雪，水晶，苹果》这则故事中，白雪公主在棺材里纵情享乐，是个吸血食尸鬼；在安妮·莱斯的睡美人小说四部曲中，睡美人成了心甘情愿的性奴；在约翰·卡岑巴赫的悬疑小说《分析师》中，皱巴巴高跷垫皮打算大开杀戒。

我们的成人娱乐要求小说要有传奇色彩，要反常再反常；而童话故事情节和比喻修辞的推进，是通过给故事注入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波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20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所说的“高怪异系数”来实现的——“高怪异系数”利于故事引人入胜。汉塞尔与格莱特被迫离开家，遇到恶魔并降服她，这恶魔一开始表现出温暖友善、殷勤好客的特质（给孩子们提供给人安慰的食物和柔软的床铺），但后来暴露出其残忍凶煞、敌意满满的面目（把孩子们喂胖不过是想饱餐一顿）。美女被交到野兽的手中，故事测试了在面对极其丑陋的庞然大物时，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究竟能施展到何种程度。通过将文明开化与野蛮自然碰撞，《美女与野兽》还帮我们成功处理了敌意和好客这对矛盾，吸收了我们对“他者”的恐惧及我们面对“他者性”时的反应。荆棘玫瑰诱使我们进行没有风险的窥视行为，那些场景满足了我们想要获得荆棘玫瑰那种免于死亡和腐烂的能力的欲望。在这些故事中恒常不变的，与其说是角色，不如说是抽象概念。而它又随着一代代故事讲述者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洗牌，注入新的活力。

童话故事传递的不仅仅有“美的冲击”（麦克斯·卢斯用语），还有惊恐带来的震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并充好电，正如前文提到过的，要求我们去更多、更努力地思考故事里暴露出来的残酷现实。这类体裁激发我们对身边世界的好奇；也为我们提供了社会、文化和智力方面的资本，以驾驭世界上存有的重重危险。出于这个原因，童话故事被认为具备反叛和解放的潜能，这与童话不过是无聊的消遣这样的普遍看法格格不入。杰克·齐普斯告诉我们童话故事里“贯穿了人类的行动倾向（改变世界，使之更适应人类的需求），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试图改变自己，使自身更适应这个世界”。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所言，童话故事给出了乌托邦允诺：有“某个更美好的事物”；或者在彩虹之后，在日之东月之西，在“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有“某个更为五彩缤纷、舒适安逸的地方”。

尽管童话在诞生的时候并不起眼也无野心，但这些故事是有其意义深远和非凡重大之处的。在《讲故事的人：关于尼古拉·列斯科夫》（尼古拉·列斯科夫，俄国作家、伟大的故事讲述者）作品的思考中，瓦尔特·本雅明告诉我们，历史是被编进了过去时代讲述的故事之中，他还告诉我们，民间故事通过层层文化记忆的稳定累积获得了美。正如从前的工匠，也正如大自然本身，讲故事的人理解创造过程中“耐心”的价值。对曾经代代相传的美丽人工制品所需的漫长的层层积累过程，本雅明这样描述：“精心制作、完美无瑕的微型画和象牙雕刻品，打磨至臻、雕刻至美的石头，层层轻薄透明的漆器和画作，所有这些需要漫长付出的产物正消逝，所有那些不计时间、恒长悠久的时代已成过往。”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哀叹当代“短篇故事”脱离了与口述传统的关联，悲痛一代代故事讲述者不断重述同一则故事所产生的那种层层堆砌效果不复存在。最精彩的故事是在集体生产中显露出来的，讲述者甲加了一点，讲述者乙又添了一些，层次积累到足够的程度，故事的质感和深度就出来了。

本雅明道出了当代评论家所说的“复写本式记忆”，一个充满活力的构建和拆除过程，自始至终，每一场新的讲述都留有先前讲述的印记。故事一直在被重写。新版本构建时，旧版本的印记有些被抹去了，有些则被保留了下来，有些被摧毁了，有些则被修复了。那么最后产生的，不就是有着同则故事的不同讲述来源印记的具备复写本特色的叙述吗？

这一点很快便清楚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复写本这个隐喻（以大锅、挂毯、纱线、罗网等其他隐喻所不能的方式）如何表达出了民间叙事的“历时维度”——民间叙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和发展并始终保有其历史痕迹的。相比之下，“共时轴”则能够使我们聚焦于民间故事对五花八门构成要素的使用，这些组成元素有我们口中的比喻修辞、神话元素、原型、主旨或迷因——反正最重要的是独立、自足的微粒。克洛德·列维斯特认为神话的这些元素是近似万花筒玻璃碎片的东西，是作为构建更大的图案、结构和设计的组成部分。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名字，共时性这个概念和对共时性本身的确认，在帮助我们认识到故事里的元素如何迁移进新的版本，如何被赋予新的使命，从而使故事重新焕发文化能量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格林版本的灰姑娘丢了一只鞋，大约两百年后，这样的元素以电视剧《欲望都市》某一集里女主人公凯莉·布拉德肖丢了双细高跟鞋的形式再次出现。

格林兄弟记录的民间故事保存了过往时光里旧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这些故事在不断迭代中开始某种强迫性重复，这种强迫性重复不断变形，总是在产生新的东西，正如埃兹拉·庞德在另一个场景中所说的。“似乎神话世界搭建起来后，要迎接的结局却是再次被摧毁成碎片，而新的世界则是用这些碎片再次搭建起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在他那篇著名的《神话的结构研究》开头，使用了弗朗兹·博厄斯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德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上述这些话。格林兄弟努力想要编出“最为公正的”童话故事集，诗人们、哲学家们则继续想通过发挥自己的创意、挖掘自己的智力，来与童话领域内迄今名号最为响亮的这对德国兄弟一决高下。

本文节选自《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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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嘘！格林童话，门后的秘密》一书中“普林斯顿经典版序言”部分，感谢南大社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左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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