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戎女 胡彬彬 | 论雷蒙·威廉斯的悲剧观念：社会秩序、革命行动与社会主义

一、 审美现代性之外的悲剧

1961年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悲剧之死》（The Death of Tragedy）一书中提出：“在17世纪的进程中，随着理性新世界的图景霸占了古老传统的位置，英国戏剧进入了它漫长的衰落期。

然而不仅是英国悲剧，斯坦纳认为，在拉辛之后，原来只表现高贵人物命运的悲剧概念，逐渐演变为“近似悲剧”“非悲剧”，不再是他所认可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悲剧死了”的论调因而彰显。

次年，英国剑桥大学戏剧讲席教授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即发文反对斯坦纳关于悲剧死亡的观点，而后在1966年他根据课程讲义写就《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一书，阐述了较为完整的悲剧观。在威廉斯看来，由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存在差异，悲剧也有不同的对应历史的定义与范畴，“这不仅仅是关于悲剧贴近日常生活的一般认识。本世纪，后自由主义悲剧的大多数作品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而写成的”，而同时“因为由此产生的悲剧本质是一种秩序感，即一种生命秩序，它不但比人更加强大，而且具体地、有意识地作用于人”。威廉斯认为现代悲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秩序或失序之中，“悲剧秩序的理念必须与这一秩序的实际丧失共同存在”，而非像斯坦纳所言，因为崇高的贵族、英雄等陨落，悲剧便消亡了。

《现代悲剧》

[英] 雷蒙·威廉斯著；丁尔苏译

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在《现代悲剧》第一部分“悲剧观念”中，威廉斯特地用“悲剧与传统”一节梳理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悲剧观念的变迁作为悲剧经验的积累。古希腊悲剧把神话再现为正在发生的具体戏剧行动。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悲剧属于理性主义文化，也是世俗悲剧的初始阶段，新古典主义以贵族的思维方式将悲剧的理论兴趣转移为追求诗学正义准则，而启蒙时期的莱辛直斥其为虚假的古典主义，他看到的是古希腊和伊丽莎白时期悲剧的同一性或传统。正如丁尔苏指出，这些不同的悲剧观，与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性的情感结构等因素有关，是一种“历史与社会视野”。从黑格尔开始，形而上的悲剧观（核心是伦理实质的冲突）取代了其他观念，标志着现代悲剧观念的主要来源。之后马克思、叔本华、尼采以及仪式学派等的悲剧论述，威廉斯也做了梳理。总体来讲，对于当代思想中的悲剧观念，威廉斯既不同意保守主义（如斯坦纳）以静态观念看待悲剧、悲剧秩序，以为悲剧已死的论点，也批评自由主义对悲剧个体、对死亡的推崇。而后在该书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威廉斯对现代悲剧文学做了大致分类，概括为自由主义悲剧、私人悲剧、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涉及悲剧性的困境与僵局、妥协与牺牲、绝望与反抗。

威廉斯选取的现代悲剧文学，乍一看与德国现代戏剧理论家斯丛狄（Peter Szondi）极为类似。斯丛狄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1880-1950]）于1965年问世时，同样选取了易卜生、契诃夫、布莱希特等人的样例用于分析戏剧的现代性问题。受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斯丛狄极为看重戏剧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并以戏剧中人物“对白”作为戏剧的核心：“对白也是戏剧的载体。戏剧的可能性取决于对白的可能性。”斯丛狄由此认为，戏剧形式与内容的不协调、戏剧人物间对白的失败导向现代戏剧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斯丛狄其实看到了现代戏剧形式崩溃的背后，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失范与人的失落、孤独与迷惘，但斯丛狄着重考察的是戏剧如何反映出这样的危机，故他的分析仍是取道戏剧艺术、戏剧美学。

威廉斯也关注类似的问题，但他对悲剧的研究更多采取了一种英国左翼的现实姿态，这是他的问题意识与斯丛狄代表的欧陆戏剧研究路径的分野所在。威廉斯要考察的，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现实悲剧，是悲剧观念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现实现代社会的影响。《现代悲剧》中，威廉斯之所以对悲剧大书特书，并非出于专门研究作为戏剧艺术的悲剧之故（尽管不能否认戏剧讲席教授偏爱“悲剧”）。否则，威廉斯不会在该书第一部分第三节，不惜花费足足22页（英文版全书共256页）、近全书1/10的篇幅，说明“悲剧与革命”（tragedy and revolution）的关系。“革命”（revolution）一词是《现代悲剧》的关键词之一，它除了被专置一节外，在书中出现了188次左右。威廉斯认为，悲剧是对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状况的一种反映，但同时社会失序也就导致社会现实本身成为一种悲剧。要想解决社会失序的危机，则需要“把革命看作人的整体行动”。自由主义悲剧一方面虽然强调了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它与此前的悲剧相比，的确具有革命的现代性特征，但另一方面却又已然过时，因为秩序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因而，新的社会秩序需要通过不断的、新的现实革命再建构，达到一种总体的动态平衡效果。于是，威廉斯在分析了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悲剧后，提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说，并喊出“社会主义与革命”的口号，将继续革命的行动寄望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真实而积极地继承了形式各异的人的解放冲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威廉斯要在《现代悲剧》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中分析各类现代以降的悲剧文学——他是要剖析其背后的动态革命行动与社会秩序状况。所以，《现代悲剧》中的不少例子并非仅限于戏剧文本，而是选用具有悲剧特征的文学，例如威廉斯着墨颇多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再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等。具体探讨这些悲剧文学文本时，威廉斯事实上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揭示不同历史段落中人们的不同情感结构与面对不同社会失序状态时的革命行动。

奥马尔·沙里夫饰演的日瓦戈医生（1965）

由此，我们可以洞悉威廉斯的良苦用心：悲剧、现代悲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以悲剧为载体来革新现实的现代社会。而且，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强调，说明其悲剧观念是一种情感性的政治悲剧，或一种“情感性的政治生活”（affective life of politics）。就此而言，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念并非像斯丛狄那样出于对现代悲剧美学的纯粹追求，他更多地是要在审美现代性之外，依靠现代悲剧观念去处理革命与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威廉斯对悲剧的阐释，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悲剧研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中直接肯定“威廉斯正确地认识到，争吵的焦点并不真正是苦难的种类，而是传统悲剧理论对现代性和普通生活官僚式的轻蔑”，并秉持着同样的左翼立场在书中剖析了大量不同的戏剧性文本。伊格尔顿直言自己在做的是“悲剧的政治研究”，这无疑是对威廉斯悲剧观念的延续。

二、革命作为“行动”

既然威廉斯的现代悲剧更多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相挂钩，与“革命”高度相关，那么“悲剧”与“革命”的关系究竟为何？威廉斯指出，由于革命充满苦难，因而把革命“看作悲剧是很自然的”，只不过有些革命获得了成功，因而被嵌上“史诗”外壳。而《现代悲剧》的表述，往往将“革命”与“行动”二词高频度黏合在一起，“行动”一词的出现是威廉斯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古典戏剧传统的学习与继承。《现代悲剧》中，威廉斯梳理悲剧的概念史，并关注现代悲剧的日常生活化时说：

在跨越二十世纪中叶的平凡人生中，我认识了我所理解的若干种悲剧。它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我有责任努力去理解这种经验……此后，我更加广泛地看到了这种悲剧。我看到人际联系的丧失内在于工厂和城市之中……我还看到一个悲剧性的行动正在构造这些世界，同时也将它们打破。这听上去似是而非，却是一个苦涩的事实。这一行动就是战争和社会革命……这一行动还没有完结。

沿用威廉斯“关键词”的形式，这段具有定义性质的话中最常出现的词，除开“悲剧”（tragedy）外，就是“行动”（action）。当然，“革命”一词也出现了。根据计算机的统计，在《现代悲剧》正文中，威廉斯使用了“悲剧”一词475次左右，而在论述“悲剧”时，竟至少用过308次“行动”一词，甚至有时二者是连作短语“悲剧性的行动”（tragic action）使用。看来，“行动”在威廉斯的悲剧观念中有重要意义。而“悲剧”“行动”二词的组合，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中对悲剧的经典定义：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πράξεως）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亚里士多德早在2000年前将悲剧定义为对“行动”的摹仿。威廉斯谈及悲剧时的“行动”说，是创造性吸收亚里士多德话语的结果，这有足够多和确定的证据。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行动”（πρᾶξις/pracsis），英译《诗学》中往往被译作action，而威廉斯所使用的“行动”也是action，这并非出于巧合。威廉斯除了在《现代悲剧》中提到亚里士多德，在他另一本同样谈到革命、戏剧的书《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他甚至数次大段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漫长的革命》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所开启的工作的“一个延续”（a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它接续了《文化与社会》，透过文化文本处理英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漫长的革命》初版于1961年，比1966年的《现代悲剧》早5年。《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已开始论述革命问题，也谈及革命与戏剧的关系。《现代悲剧》中的一些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谈及“创造性”活动时，还不吝大篇幅引用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摹仿说与诗人论等段落。而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分析现代悲剧文学时所用的“怜悯和恐惧”一词，极有可能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效果论。威廉斯对于“行动”和创造性活动的观念构成，无疑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深刻影响。

《漫长的革命》

[英] 雷蒙·威廉斯著；倪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威廉斯为何要特意强调悲剧的“行动”特征？以“行动”或情节为核心的古希腊戏剧与城邦政治现实高度相关，作为一种对行动的摹仿，希腊悲剧是可以影响现实的城邦技艺。威廉斯或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才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行动”，创造性利用其意义结构，旨在改造当时的英国现实。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行动”（πρᾶξις）指的是悲剧文本中的行动，是悲剧的摹仿对象，几乎等同于悲剧情节，此“行动”并非舞台上演员的动作（κίνησις/kinesis），而扮演（δράω/dran）则是悲剧的摹仿方式。在威廉斯的悲剧观念中，“行动”不一定需要用戏剧舞台的方式展开，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实践。而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及其“行动”的看法深刻影响着威廉斯，威廉斯又尤其强调“情感结构”的重要性，其间的联系，正在于现代悲剧行动让英国民众在现实中体验到悲剧的卡塔西斯效果，这种效果聚合起来，就形成共同体的情感结构，从而塑造新的社会秩序。威廉斯用“行动”而不用“动作”“扮演”的微言大义，或许正在于此。而威廉斯所言的“革命悲剧”（the tragedy of revolution）被解读为“一种能够表现新的失序经验的悲剧形式即革命悲剧来取代自由主义悲剧”，这本身也是一种要将当下的现代悲剧观念再革新的“行动”，因为，威廉斯觉得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已处于新的失序状态。

威廉斯对亚里士多德“行动”的重新阐发，使得他传承并超越了古典传统，其中融合了他的英国左翼立场。或许可以说，威廉斯正是将“革命”视作悲剧的“行动”，由此强调通过“革命行动”反抗社会的失序并建构适应社会现实的新悲剧、新的情感结构与共同体，这便是现代悲剧走向未来的革命行动内涵。顺着“革命行动”与“社会秩序”的思路，再回读《现代悲剧》的第二部分“现代悲剧文学”，便不难发现，威廉斯其实“采取历史的态度”作为“唯一有效的方法”，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勾勒现代悲剧文学作品中社会失序的流变，以期展望革命悲剧/革命行动进一步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在威廉斯看来，以易卜生及其作品《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悲剧”初期阶段的核心在于个人在努力爬出自己的局部世界时遭到毁灭，这种个人性质的革命行动对社会失序的反抗转向（包含对个人内心、欲望等的强调）已经不同于前自由主义悲剧。而阿瑟·米勒则在此基础上，将革命行动“几乎（也只能说几乎）转变为社会主义”，并认为个人悲剧并非不可改变。以斯特林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悲剧作家则将“私人悲剧”的着笔重点放在家庭中，以此取代国家叙事，于是社会的失序和失衡不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拉扯，而是被转移为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朱丽小姐》即为例证，社会阶级的现实问题变为了家庭问题。而后，威廉斯对比了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与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观察人如何被权力和饥荒毁灭以及男女在个人亲密关系中受苦难的“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这是另一种社会失序状况，“死亡被小说的整体行动赋予了意义”。以契诃夫为代表的“悲剧性困境与僵局”已经将个人与社会作为整体或一体看待，而其之所以是“困境”或“僵局”，是因为“在困境中，人虽然还在努力奋斗，但他没有胜利的可能……在僵局中，不存在任何行动的可能性，甚至连行动的企图也没有”，新的情感结构应运而生。再到下一阶段，艾略特的悲剧性牺牲，作为一种“单一的行动”，也“已经不能拯救世界，或者将新的生命注入荒原”，事实上这是一种妥协。与此相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革命被看作“为生命而牺牲生命；它不是为了建立新的秩序而简单杀人，而是为了创造新的生命而失去生命”，这样的整体行动虽然也是牺牲，却是一种对社会失序积极的能动反抗；悲剧与社会失序到了这一阶段，便形成了加缪式绝望的人道主义悲剧，他的反抗绝望作为行动，区别于革命。萨特则与加缪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认为“要取得任何个人的绝对真实性，就必须接受革命……推行政治现实主义……采取暴力手段”。最后，威廉斯在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看到一种“综合认识方法”，而且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情感”作为指导新的革命行动去推动新社会秩序被建构起来的可能。这便是威廉斯对动态的现代悲剧、革命行动与社会秩序流变的解读。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英国代表人物，威廉斯承接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进而在“悲剧”中告知读者他对“行动”的理解，也躬身“行动”，参加了书本之外的现实实践（如示威等）。他的思想化为一种面对动态社会秩序的动态革命行动。

三、回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现实悲剧

威廉斯写作《漫长的革命》（当然，同时也是写作其前身《文化与社会》）之意图，是要“简要地评估这一漫长的革命在英国的发展，并预想它的下一阶段……对自身处境的认识”。这其实也是《现代悲剧》的意图，只不过《现代悲剧》用悲剧形式将革命包装了起来——《现代悲剧》对革命行动与社会秩序的集中阐述，以及《漫长的革命》中第二部分第六节的标题“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都较显白（至少是半显白）地使威廉斯的思想和意图得以展示，认识英国的自身处境。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第三部分专门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他如此描述展开此研究的原因：

我将试图在此意义上描述当代英国的状况……这种语言是我们继承下来的现实教给我们的，而且也正是通过这种语言，新的现实才得以形成并达成协商。我赖以展开这番描述的背景，就是我称之为漫长的革命的那个历史过程。

这是威廉斯在回望过去种种现代悲剧经验后，掉头面对自己时代的社会现实，呼唤构建新的革命行动改造当代社会失序的时刻，一个现代悲剧的概念将被更新和形构的时刻。威廉斯主要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状况、阶级与文化等方面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的失序状态或悲剧形式（这些都导致了民主的失序状态），这一切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必须终结了”，而转向社会主义制度是威廉斯认为行之有效的革命行动。

具体而言，第一是经济悲剧。威廉斯认为由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的优势性等因素，英国社会面对60年代“英国经济前景的常见的乐观主义”是一种“自鸣得意”。威廉斯认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虽然会“否认它对人的控制，但它的确是顽固僵化的”。这时英国的经济秩序已经混乱，悲剧已经形成，但人们却被意识形态话语操纵，从而信服了这种表面稳定的经济秩序。威廉斯指出“消费者”如何被共同体内的特定资本主义阶层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控制，从而刺激了普通消费者事实上作为共同体一部分的消费行为，由此，特定阶层获得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却导致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悲剧。在这方面，威廉斯给出的革命行动图景是社会主义式经济的“总体规划”（general planning），由此能够“控制经济生活大方向”，促进民主发展。

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曼彻斯特

摄影：Shirley Baker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是在政治悲剧层面，威廉斯探讨了英国内阁的失序状况。虽然民主制度看上去是一个有历史性的举措，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政府本身却严厉地限制着活跃的民主”（尤其是内阁），这是60年代政治的失序。公众投票参与民主变得遥不可及，内阁两党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却日益扩大、难以约束，政治民主变得“形式化”。威廉斯给出的革命行动举措有：缩短选举时间——至少是缩短下议院的选举时间以保障民主健康，扩大人事管理范围，发展一些民主性的组织集团以与内阁抗衡，确定各种周期性选举日期。

第三是阶级状况的悲剧性失序。阶级问题潜藏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背后，虽然隐蔽，其失序和紊乱却日益严重。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界限日益模糊，但需要被区分，并且驳斥了“去无产阶级”的说法，他认为需要建构新的包容性共同体。但是由于等级意识、社会分层的存在，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所有人感知。为了对阶级差异进行祛魅，威廉斯提出的革命行动是社会产品“为全社会所拥有或掌握”，而非是一部分人拥有生产资料，而大多数人受其雇佣，即支撑阶级区分的经济内核需要被消除。因为在威廉斯看来，阶级差异只是一种“差异”，不是区分高低。这是一种经济性社会主义的举措，但似乎很难在资本主义的英国实现。在《漫长的革命》之前的《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文化过去指一种状况、习惯，体现在头脑或进行智性与道德活动的身体中，现在更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Where culture mean testate or habit of the mind，or the body of intellectual and moral activities，it means now，also，a whole way of life）。而正是通过共享整体的生活方式，同时代、同社会的人才得以拥有共同的情感结构，从而形成坚固的共同体（community）。威廉斯关注底层阶级的态度，意味着他要使英国社会共同体尽可能吸纳和关怀各类阶级群体。

第四是文化状况的失序，威廉斯同样将其置于经济、政治背景下讨论。威廉斯提出，60年代的英国的文化状况需要从两方面看待：一方面，要鼓励好的、积极性的文化创作与实践；另一方面，在生产此类好作品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讨论与批评。威廉斯尤其指出，大众文化不一定便是不好的，而且其内部结构中，不少部分实质上来自资本的操纵，资本在培养大众文化的趣味。威廉斯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模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什么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

是国家管控。

这是在讨论文化失序时，威廉斯给出的革命行动。这同时展现了威廉斯对英国社会秩序的整体性革命行动的解决方案，即社会主义。在威廉斯眼中，社会主义不仅指在文化上由国家管控，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而且，它渗透到一个国家的制度以及其他方方面面。

为什么威廉斯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既然威廉斯用悲剧的形式讲述英国20世纪60年代的现实，那么其实答案可以返回到《现代悲剧》之中——在讨论“革命悲剧”这一颇为重要的概念之前，威廉斯做的铺垫便是“社会主义与革命”一节。威廉斯之所以推崇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真实而积极地继承了先前曾经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的解放冲动”（Socialism，I believe，is the true and active inherit or of the impulse to human liberation which has previously taken so many different forms）。这几乎就是威廉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或者说是他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回答。威廉斯不认为如果希望避免苦难，那就必须避免革命，而是把革命看成是深层的悲剧性无序状况必不可少的运动。他批判性地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认同马克思对“革命”与“造反”的区分，认同“把政治的革命”变成“普遍的人的革命”。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在前革命时期或革命完成的标准，是“吸收新人群”，即追求一个接纳各类少数边缘群体的、人人平等的共同体。总体而言，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解放冲动/革命行动，共同体的成员不会因为经济、政治、阶级、文化等内部差异产生内战，而是既有差异，也有平等。

以上四方面的回顾，是威廉斯对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悲剧与失序状况的简要概括。而这种冷峻地解剖现实的姿态，以及威廉斯在《现代悲剧》数次提到现代悲剧“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和他引用“他们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身上的幽灵”的句子，不免使人想到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也描写了王子悲剧、幽灵论述以及对现实的关注，由此与《现代悲剧》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因而可以说，威廉斯亲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如此令人不满的社会失序后，尝试提供作为解决方案的革命行动，尝试召唤布莱希特。我们同样可以引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在结语部分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之引用：“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Thou art a scholar；speak to it，Horatio.）”

威廉斯在《现代悲剧》的“现代悲剧文学”结尾部分，为何以布莱希特作为一种积极性结尾，也便不难理解——这极可能是因为威廉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寻找到了合适的革命“行动”以破解现实社会的失序状况：“对，由于这些原因，当下的现实是这样；但这一行动仍在不断被重演，它可以不是这样。”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布莱希特，其戏剧中的悲剧性因素、革命行动即是如此。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到底应该视大胆妈妈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还是一个被鄙夷的人物？在威廉斯看来，这个问题可以被悬置。威廉斯在意的是大胆妈妈的勇气作为行动——这是受悲剧性意识而启发的行动，如何“表达了尚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开阔视野”。在与布莱希特的另一部戏《伽利略》的互文中，除了认为《伽利略》中“意识本身就是行动”外，威廉斯提醒我们，悲剧是一种“综合认识”与“高度综合的情感”——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在不确定、勇气、新的革命行动中可以诞生，那有可能让社会失序状况被改变。布莱希特具有勇气的社会主义式革命行动，与威廉斯的设想高度吻合。斯丛狄在《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中同样提到了布莱希特，认为布莱希特“在理论和实践上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即叙事剧，与‘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相对立”。他从戏剧艺术内部的叙事、形式入手，分析布莱希特如何“用叙事性的主客体对立来代替戏剧性的主客体转化”，仍然关注的是戏剧人物的对白与交流问题。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以威廉斯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对现代悲剧寄托的改造社会现实的希望，与斯丛狄为代表的欧陆现代戏剧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何其不同。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剧照，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的这一版本由著名希腊裔戏剧导演提奥多罗斯·特佐普罗斯（Theodoros Terzopoulos）执导

悲剧并非一个稳定不变的概念，革命行动与秩序亦然。布莱希特悲剧的革命行动在威廉斯看来也许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而威廉斯将其视作一种辩证法式的否定之否定。他对“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思考，他给出的革命行动答案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但在此后数十年历史结构、情感结构的变迁中，已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但对当代悲剧思想和社会仍有建构性意义。21世纪的当代社会需要新的悲剧、新的情感结构与新的共同体以塑造全球化语境下更好的社会秩序。然而，从来不要期待悲剧、革命行动与社会秩序会有一个绝对稳定的状况，它一定是在动态变化中方可能向更好的趋势发展。

四、结语

雷蒙·威廉斯在《现代悲剧》《漫长的革命》以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强调了“现代悲剧”并非束之高阁的文本，而是当下日常生活的社会失序，它从未衰落或“死亡”，威廉斯以英国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姿态提出，革命作为一种“行动”，可拯救失序于社会秩序、情感结构与共同体之中。尽管威廉斯“寄望于主体认识上的革命，具有相当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然而行动正是依靠认识才被触发，实践需要好的认识论来指导，尤其在革命行动上，更是如此。威廉斯现代日常生活悲剧化的观念，及其对动态社会失序需要动态革命行动的强调，难能可贵且意义重大。在威廉斯后续的思想著作序列中（如1973年的《乡村与城市》等），我们仍然能看到“行动”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系。即使威廉斯的政治悲剧设想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英国社会，他的思想所呼唤的动能也许正是情感结构、动态社会秩序与革命行动得以可能的量变条件。

END

作者简介

/陈戎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语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辑刊《当代比较文学》主编。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有：西方古典文学研究、跨文化戏剧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

/胡彬彬，男，1998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

本文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2年第10期，载于公众号“斯文在线”，感谢公众号“斯文在线”和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徐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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