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费尔南多-阿梅斯托如何理解20万年人类思想史？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经济，

 世界找到合适的路径了吗？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文

人们先普遍相信人是善的，之后才相信人拥有自由，认为人被解放后可以展现其天生的善良品质。如果人是天生善良的，那么最好放任他们自由。还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天生的邪恶中拯救他们？在18世纪，事实证明，人们很难在政治领域就自由的价值达成共识。在经济领域则比较容易。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如何理解财富是恰当的呢？

西班牙道德主义者托马斯·德·梅尔卡多于1569年提出：“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幸福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富。”

从人类了解的历史来看，该理论不无道理。几个世纪以来，至少自从普林尼在公元一世纪进行了第一次相关的计算以来，欧洲经济体一直在与中国、印度和近东的国际收支逆差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在古罗马，这已经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它驱动了中世纪晚期的探险家穿越海洋，寻找新的金银来源。到了16世纪，当相对大量的欧洲旅行者开始带着羡慕的目光看向东方的财富时，收支逆差在西方引起了两种执着的观念：一是金银是财富的基础；二是若要致富，经济体必须表现得像企业，出售的商品要多于购买的商品。

梅尔卡多认为，“破坏……富足并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是货币出口”。所有欧洲政府都开始相信这一点。因此，他们采用各种手段缓解贫困，比如囤积金条、套取现金、限制进口、调节价格、违反供求规律，还有创造帝国以建立可控的市场等。后果非常严重。海外投资，除了用于帝国探险或转售，都下落不明。贸易保护助长了效率低下。大量资源都不得不浪费在治安上。受到保护的市场引发的竞争导致战争，并因此造成浪费。现金无法流通。

来自重商主义时代的两大困扰依然存在。首先是收支平衡，即一个经济体从其他经济体获得的收益与支付给外部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的支出之间的平衡，很少有经济学家将其视为一个绝对可靠的表示经济正常的指标。其次是“健全货币”，不再与金银货币绑定，也不再与印在本票上的承诺绑定，而是与对财政负责的政府中经济的整体表现挂钩。我们仍然草率地高估黄金的价值—黄金实际上是一种毫无用处的物质，在包括货币在内的其他一切商品仍被普遍视为商品的情况下，不应享有作为商品的特权地位。但很难说这是重商主义的遗物，还是黄金作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物质而享有的古老神奇声誉留下的影响。

即使重商主义盛行，一些思想家还是主张用商品而不是实体硬币来理解财富。价格是一种货币供应函数，这一观念来源于16世纪中期被称为萨拉曼卡学派的神学家。多明戈·德·索托和马丁·德·阿斯皮利奎塔·纳瓦罗对我们现在所谓的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特别关注。在研究商业方法时，他们注意到来自新大陆的金银流动与西班牙物价上涨之间的联系。

纳瓦罗观察到，“在西班牙，与货币稀缺的时代相比，提供大量金银财富的西印度群岛被发现之后，可供出售的商品和劳力的价格要高得多。其原因在于，无论何时何地，货币在稀缺的时候总是比充裕的时候价值更高”。1568年，让·博丹在法国也做出了同样的观察：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人，但萨拉曼卡学派理论家其实比他早了数年。

对于他们观察到的现象，目前有三种解释：价值是纯粹的精神建构，反映了市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会对本质上等同的产品做出不合理的不同评估；价格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关系，而不是货币；“公平”的价值是天生固定的，而价格波动是贪婪的结果。

萨拉曼卡学派思想家认为，货币就像其他商品一样。如纳瓦罗所说，货币可以用于交易，以获取适度的利润，无须带有任何愧疚。纳瓦罗写道：“所有商品在需求旺盛和供不应求时都会变得更贵，而……货币……是商品，因此也会变得更贵。”同时，这一理论强化了关于金钱的古老道德偏见：人可能会拥有过多的金钱；钱是罪恶之源；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于生产的商品，而不是囤积的现金。如今，人们对服务业取代制造业、金融诈骗让工厂和矿山破产的方式感到不安，正是这种观念的回响。

16世纪，批评者严厉谴责帝国，不仅因为其对美洲原住民的不公正待遇，还因为大量货币涌入西班牙，使西班牙陷入贫困。这一时期最敏锐的经济学家之一，马丁·冈萨雷斯·德·塞洛里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

西班牙之所以没有金钱、黄金和白银，是因为西班牙这些东西太多了，而西班牙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太富有……财富一直扶摇风中，以纸张和合同的形式存在……黄金白银，而不是商品……凭借其附加价值吸引国外的财富，从而让我们可以在国内维持人民的生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史学家现在不信任萨拉曼卡学派的观点，并怀疑16世纪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需求增长，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无论其基础是否牢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果认识不到货币受供求规律的制约，就很难想象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

18世纪末，该学说取代重商主义，成为经济理论家的主要共同假设，部分原因来自萨拉曼卡学派对苏格兰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的影响，自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亚当·斯密的名字就一直与实现经济自由联系在一起。

 亚当·斯密的预言是正确的吗？

亚当·斯密把供求关系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供求关系并非只对市场有影响。“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状况而做出的自然努力”是所有政治、经济和道德体系的基础。税收或多或少是一种罪恶：首先，它是对自由的侵犯；其次，它是市场扭曲的根源。“一个政府了解另一个政府，最快的方法莫过于看它是怎么从人民口袋里捞钱的。”如果个人利益是为了共同利益服务，则自利是可以容忍的。斯密说：“我们的晚餐指望的不是屠夫、酿酒人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尽管他们天生也是自私和贪婪的。”斯密宣称，富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分配，并尽量平均，如同地球的土地被均分给所有居民一样”。

从长远来看，这种预期被证明是错误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知识经济已经在阶级和国家之间拉开了明显的财富差距。以前人们有可能相信，市场可以纠正财富差距，就像其可以根据需求调整供给一样，因为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贫富差距都在缩小；老板们似乎意识到，让工人富裕符合企业的最大利益，或者他们意识到，只有公平，才能避免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然而，资本家似乎不具备长期约束的能力：是战争，而不是市场，导致了倾向于公平回报的短暂趋势，而且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财富差距再次扩大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未曾达到的水平。

当然，在他那个时代，亚当·斯密的预言是不可推翻的。正如弗朗西斯·赫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于当时的仰慕者来说，亚当·斯密“走出道德教授的象牙塔……坐到了诸侯的议会厅里”。他的话“被反对者宣传，被政治家称颂，并印在一千部法规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斯密的观念似乎只是有一点夸张：例如，工业化时代的富人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以刺激需求；有那么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们认真地希望消除贫困，就像医学研究人员希望消除疾病一样。

《国富论》原版封面

《国富论》诞生于美国发表《独立宣言》之年，应被视为美国的建国文献之一。这本书鼓励了美国独立战争，因为斯密在书中指出，政府限制殖民地从事制造业或贸易自由的规定“明显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故乡，也是证明自由放任政策可行的仅有轻微污点的例子。与此同时，无论是计划经济、政府监管还是指令性经济，但凡违背斯密理论，寻求经济进步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从目前已有的证据来看，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经济体系，除了其他所有经济体系。

是这样吗？在大多数方面，斯密的影响是温和的。而另一方面，将利己主义表现为开明，就好像将贪婪说成善良一样。

斯密的经济学中没有利他主义的位置。他认为商人和高利贷者服务他人的方式就是贱买贵卖。这是他思想的一个缺陷。另一个错误是，他认为在市场上，人们可以预测自己的最大利益。在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和冲动的，这样的行为远远比理性或一致的行为频繁。市场更像是一个赌博圈，而不是一个魔术圈。它的不可预测性滋生了混乱、崩溃、不安全和恐惧。严格解释的话，斯密原则甚至认为教育、宗教、医学、基础设施和环境都应该由市场支配。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美国，这已经成为现实。导师们已经成为企业家，所谓的大学现在类似于企业，保护自然环境成本高昂，高速公路是“赞助的”，即使在明确定义健康是一种人权的体系里，人们甚至也可以用钱来买健康。

世界仍在寻找不受监管和过度监管的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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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观念的跃升：20万年人类思想史》，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1。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 |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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