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火车头”：作为基层传播媒介的冬学运动及其对妇女翻身的影响——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

作者简介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基层传播、影视文化与新闻社会史。

摘要

冬学是一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的季节性学校。在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时期,冬学被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广泛开展识字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活动。本文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总结和分析冬学运动的组织机构、动员工作、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其作用与意义。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如何内嵌于乡土社会,成为妇女教育、妇女参加生产教育、妇女革命意识教育的中介,是一种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并完成社会改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教育模式。1944年延安新教育方针发表,对冬学运动的教育模式、组织方法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与生产、时事教育相结合的“新冬学”,使得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冬学变成一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媒介,在妇女翻身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偏远农村地区还广泛采用冬学模式进行社会教育工作,显示了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新中国的延续关系。

冬学是一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的季节性学校。在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时期,冬学被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根据地的社会史和教育史中有一些关于冬学的研究,把冬学作为北方地区群众教育的方式,研究其组织方式、师资、教学内容等。本文主要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总结和分析冬学运动的组织机构、动员工作、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其作用与意义。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如何内嵌于乡土社会,成为妇女教育、妇女参加生产教育、妇女革命意识教育的中介,亦是一种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并完成社会改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教育模式。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农村开展识字、现代化教育是民国以来不同政治力量尝试的工作,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抗战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展的国防教育,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与之有哪些相似和区别,以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的社会教育会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偏远农村地区还广泛采用冬学模式进行针对妇女等人群的社会教育工作,显示了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新中国的延续关系。

一

流动的根据地与冬学:去空间化与再空间化/基层化

冬学是一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的季节性学校。我国在古代就有“冬学”的说法,如南宋陆游《冬日郊居》(其七):“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对于“冬学”“村书”的含义,陆游的解释是“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冬学是农家十月进行的一种古代私塾教育[1](PP35-40)。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冬学作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根据地的社会史和教育史中有一些关于冬学的研究,把冬学作为北方地区群众教育的方式,研究其组织方式、师资、教学内容等。

目前对根据地时期的冬学运动研究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农村发展研究等不同的学科和领域(1),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教育史,强调冬学在识字、扫盲等方面的作用(2);二是社会史,分析冬学的组织机制、教学模式、教师来源、费用等(3);三是性别史,从妇女教育、妇女解放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4)。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活动来展开扫盲、政治动员。只是这些研究往往把根据地作为一种静态化、固态化的空间,把不同时期的根据地作为一种固定化、空间化的政治或行政区划,政治、经济和社会都是静态化的权力秩序,无法凸显根据地的特殊性和独特性。1927年成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根据地长期处于弱势状态,是一种高度流动的、边界不稳定的弹性空间。抗战时期的敌后根据地(以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为代表)更是一种叠加/折叠空间,在日伪(敌伪)统治下“寄生”出根据地政权。

笔者尝试从另外两个角度阐释冬学运动的社会功能。一是流动的根据地的视角,根据地是一种带有流动性的、弹性的空间,是像水又像网一样的空间。每一片根据地都是去空间化的、流动的空间,与这种流动性相伴随的是深入基层的社会建设和群众运动,使得根据地变成弹性的、像水一样可以流动、收缩、扩张的网络。二是基层传播的视角。基层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走向根据地之后逐渐构造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与社区相似但又不同。社区主要是城市、公民参与、生活居住、消费的空间,而基层主要是农村,以贫穷落后的农民为主,是生产与生活一体的复合型空间。

基层传播是一种在基层进行的传播活动,是用新闻传播来参与基层政治、社会建设。这涉及两个最简单、最基础的问题:基层的媒介有哪些,或者说现代大众媒介如何下沉到基层;谁在基层从事传播活动,谁是使用这些基层媒介的主体。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是对新闻领域的改造,改变党报党刊的都市属性,使其成为宣传党的政策与反映群众生产、生活的媒介平台,确立党性和人民性是党报党刊的基本属性。在新闻生产上,不仅强调记者经常下基层,而且建立基层通讯员的网络,让群众成为写稿的主体。正是通过干部写稿、群众写稿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理念改变了大众媒介的单向度传播,使报纸这一传统媒体具有了平台性和互动性。二是对文学/文艺等现代文化媒介的改造,使得文学、文艺变成具有宣传功能的平台,让文艺创作从为大都市的市民读者服务变成为根据地的工农兵群众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解放日报》改版和延安“讲话”是基层传播的理论来源,通过对媒介/技术和知识分子/主体的双重改造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基层传播模式和方法[2](PP15-26)。为了让文学、文艺在妇女群体中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太行区在原有刊物《抗战生活》和《太行文化》的基础上增加发行了《华北文化》和《华北妇女》[3]。一方面,《华北妇女》期刊如同阵地一般,团结了一批进步女性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如黄君珏(原名黄惟祐,于1942年不幸牺牲);另一方面,《华北妇女》聚焦妇女运动,刊载了许多革命妇女的先进事迹,如刘秀梅(原甘肃省纪委常委)在抗战时期团结和带领广大妇女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事迹。

在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两种基层传播的模式。一是把报纸、书籍等都市印刷媒介下沉到乡村,涉及对大众媒介的媒介改造和对使用大众媒介的传播主体的改造(记者、文艺工作者等)。媒介改造是指建立能够在乡村生产、发行报纸、书籍制度,如基层读报小组(从个体“看”报纸变成集体“读”报纸)或者把报纸上的内容转载到黑板报上,实现信息传播到基层;主体改造是指下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状态。二是用非大众媒介的方式实现信息的传播。由于农村是非都市、非现代的空间,缺乏现代大众媒介(印刷、广播、电影等),这需要发明一些基层化的媒介,如黑板报、墙报、屋顶广播等,以及把农村剧团、民歌等文艺活动变成传播媒介,包括各种形式的会议(群众大会、婆媳会、家庭会、贫雇农会议等)、文艺演出等群众活动都承担着政治宣传的职能。《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送郎参军》等歌曲传唱度极高,“就是极偏远的地方的妇女儿童,每人都会五六首抗日救亡歌曲。每一个集会,互相挑战唱歌成了不可缺少的项目”[4](P18)。这种面对面、口头的人际交流成为一种最重要也是更有效的基层传播手段。

冬学作为冬季农闲时节在北方农村展开的教育活动,是根据地时期出现的一种群众性的社会教育运动,从其教育形式看是一种非正规化、非职业化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起源于德国,晚清民初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工人教育等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1927年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启了在农村根据地进行游击战、土地革命、社会生产、文化建设等实践,其中教育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根据地始终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威胁,其边界、空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开展正规化学校教育(如中小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等)的同时,还开展了民校、冬学等社会教育。由于男丁多在外参战,所以民校、冬学吸纳了许多妇女与儿童。这种在根据地展开的群众教育、大众教育采用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一些教学形式和方法,但也与其有所区别:强调革命、阶级等政治内容,对都市化的现代化知识有所反思;群众在社会教育中占据主体位置,赋予其民主和个人权利;将冬学等教育活动与土地革命、生产建设等政治、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本文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所具有的多重政治和社会功能,冬学教育本身成为一种传播媒介,使得农村社会化和公共化。这种以行政组织和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冬学运动,让基层空间变成流动性的弹性空间,借此完成生产、征兵、基层管理等多重职能,也帮助遭受压迫的妇女突破封建的枷锁,改变观念,移风易俗,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因此,冬学被认为是基层治理的“火车头”。

二

曲折中调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冬学”

1938年5月,八路军第129师在徐向前的率领下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北,正太、石德路以南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四个区的晋冀鲁豫根据地。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截至1948年6月14日停刊,共出版746期,此后与《晋察冀日报》合并,成为华北根据地和党中央的机关报。1946-1948年的作为根据地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一般被称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本文研究内容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冬学报道为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发布积极开展对战时失学民众进行补习教育的和普及教育的运动,主要包括“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战地文化服务处、战时普及教育运动、社会教育工作团及它所主办的难民补习学校等等的运动”,其中普及教育运动,“包括成人补习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普及士兵政治教育,扩大通俗文化运动,推行难民特种教育,协助各地下乡青年从事此项普教工作,协同各地教育机关办理各种师资训练以及编印各种普教小册子等工作”[5]。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也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社会教育。从1937年底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到1942年3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教育方面晋冀鲁豫根据地取得了较大发展,“太北太岳区小学校总数各3754个。学生总数148445人,中学师范7,财政及职业学校各1,抗院1,学生总数1200人。民革室约1502个,民众学校1356个,入冬学农民有151251人。冀南1940年统计中学2所,高小90所,初小8100所,总计学生人数399800人(社会教育无统计)。冀鲁豫区1941年前统计中学三所,小学1882所。据10县冬学总计881个,学生万余人”[6]。1940年,晋冀豫区的冬学运动普及到每个乡村[7]。抗战前,文盲约占晋冀豫地区的95%-97%,到1941年冀西地区有冬学460个,入学24201人,入学人数与已统计的文盲百分比是55%;相对差一些的是漳北地区冬学141个,入学5099人,入学人数与已统计的文盲百分比是9.9%;比较差的是晋冀豫区。1941年晋冀豫边区的冬学是2223个/151158人、民众学校(识字班、青年妇女)是1807个/73824人[8],受教育人数仅占华北总人口的2%。1945年3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子和在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太行区会议报告《太行区3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中指出:“老根据地6个专区,38个县,差不多每个行政村总有一个冬学。根据地临城等23个县32年(1943年)冬学不完全统计,共有1900所,上冬学的共有男女17万学员。”[9]从数据中能够看出,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敌后已经尽可能地广泛开展正规教育和民校、冬学等非正规社会教育活动。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开展冬学等民众教育,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甚至“教学时要站岗放哨,并随时准备转移地区”[10]。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局的指示是“党必须在党内党外,强调反对那些认为在战争中不能坚持冬学、在游击区不能开展冬学的取消主义的观点”[8]。

1942年太行地区的大规模冬学运动,以减租减息法令的颁布为主题,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办冬学无论对干部对群众都成了包袱”“群众把冬学当成支差了”[11]。问题在于“形式主义的作风仍占主要地位;入学大部是强制的,形式的制定课程表,机械地分班分组。组织妇女学习,也多不顾其家庭条件个人需要。选拔义务教员,多是找那些会写会算的,而这些人又多是缺乏改造的在乡知识分子,甚至有些是旧封建统治人物或地主家的子弟。村干部对冬学不大管,教育内容与群众需要相距甚远,有时各系统各强调其中心工作,冬学即陷于停顿”[12]。“有些地方没有经过群众同意,就有少数人包办民办小学,引起群众不满;有些地方强迫学龄儿童上小学,办冬学也有强迫的,使冬学有名无实”[13]。冬学中的形式主义还体现在“冬学不注意教学内容,只注意上学的人数及形式上的完备;不注意典型,只注意一般情况的概括叙说;单纯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11]。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的根据地,冬学运动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教学的形式,如果用正规教育的方式来动员群众,那么群众会因为固定数学时间和空间而影响学习效果;二是教学的内容,如果内容与群众的生活、生产没有内在关系,那么群众很难建立对学习的积极性。

1944年延安新教育方针发表,晋冀鲁豫根据地反思了“旧冬学”的问题,积极按照新教育方针来实施“新冬学”。1944年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名为《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的社论,认为1939年老解放区普通教育过分追求正规系统化的偏差,要对普通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群众做什么就学什么,与社会上的一切实践紧密结合起来”[14]。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对“新教育”进行了定位,“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5](P1083),这与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致的[16](P708)。因此,新教育方针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实施的教育路线,“新教育”的目的是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后,又要求在文化上翻身的具体表现”[17]。在新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对冬学运动的教育模式、组织方法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与生产、时事教育相结合的“新冬学”,使得“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5),冬学变成一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媒介。

1946年1月,晁哲甫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提出《本边区教育改革的初步意见》,指出结合实际办教育的新教育方针,学校是劳动人民及子弟、干部学习的场所,“教育只有与实际结合,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晁哲甫积极推动“在做中学,在做中讲,在做中教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这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所提倡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是相似的。1946年6月26日,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区第一次教育会议上,晁哲甫认为“冲破旧的一套教育制度,明确与树立革命教育思想,建设为人民服务的新教育”,新教育方针的内容就是“教育结合了社会和家庭。在教学内容上是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做什么就学什么,不局限于死的课本范围内。在教学方法上,启发自学实行了分组教学的小先生制及互助互学制。在管理上,发扬民主自觉,通过群众来教育群众”[18]。

从“旧冬学”变成“新冬学”,重新改造了冬学教育的形式,使其成为深入基层社会内部的社会教育。这体现为三点。其一,在冬学教育的空间上,冬学不仅是识字的场所,更是群众“换脑筋”的场所,让群众在经济上翻身之后,实现文化上的翻身。例如,过去在阳城岩山行政村,“人民生活的另一面与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粘合在一起”,解放后束缚人们的一切都被打碎,“村里的小学也办起来,有五十多个娃娃念了书,秋后男人女人都去冬学,也睁开眼睛认字了”[19],参加冬学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改变,见识也相应提升了,于是“全村又在前年办了个剧团,人民也不再听那些封建的戏文,自己演自己的事情自己看”[17]。高而公在其《记解放区的一个细胞》中记录了翻身农民的生活,在其中一节“站在大禹身边的陈先水”中,50岁的老汉年年参加冬学认字,亦告诫同行小孩好好学习,表示“现在的国家(指民主政府)真的可算把咱们当个人看了,不好好干那可不行哪”[20]。从这声感慨中可以感受到翻身后的农民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尊严。而这种尊严是冬学带来的。其二,在教学方法上,改变“先生讲学生听”的“填鸭”式灌输教育方法,采取“想学啥就教啥,作啥教啥,谁会谁教,学会教人,互相学习办法”[21],变成以群众开会、以群众性反省讨论为主,发扬民主自觉,使群众成为学校的主人,群众也能成为老师,出现了“模范小先生”“百字先生”等“民教民”的互帮互助学习方式。这种讨论是根据地时期经常采用的群众动员手段,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工作坊式的会议模式。与此同时,冬学中的平等式交流还能打开人们的心扉,“在会上倒出了几年来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没有倒出的苦水”[22],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了这些遗留问题的解决,“从冬学中诉苦找穷根入手,群众觉悟提高,首先对顽固地主王洪飞展开说理斗争,群众将其历年来压诈的事实一一讲出,王在群众面前理屈力薄,遂低头认错,以土地四十二亩、房二十五间及一部现款赔偿群众”[23],群众的斗争胜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群众得到了更广泛的动员,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其三,在教学内容上,尽量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按照邢台水门模范义教赵景元的说法,“办冬学没啥巧法,群众要啥就给他啥,这就是很朴素的群众路线的作法。水门在春耕时,互助组因计工发生困难,他在报上看到武乡工票法很好,就在冬学讲工票好处和用法,很受群众欢迎,许多互助组都采用了工票”[10],冬学成为农业技术、互助技术交流、推广的场所,实际解决了群众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新冬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做了改革,从群众被迫参加、不愿意学习变成自愿参与,实行了新教育方针。这其实是一种民主化的体现,一是在教学内容上满足群众需要,二是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群众来教育群众,这既节约了成本,又形成了互助互学的群众组织。

为了更深入地教育妇女群众,“新冬学”呈现出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与调整的活力,各地组织教员进行座谈,总结优秀经验并进行推广,发现不足并进行改正。例如,肥乡城东13个村的冬学教员集合座谈,发现“东马坡妇女开始上冬学时,很感兴趣;但因冬学教员本身存有封建思想,不赞成妇女解放事业,每天只教几个生字应付过去,妇女们感到冬学不能满足自己要求有热情便冷落下来”[24]。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村干部在广泛听取妇女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检讨,并做出整改,“搜集妇女劳动、生产和提高妇女地位等材料,配合时事进行教育,妇女们的学习情绪转趋高涨”[22]。涉县一区神头联合学区开会总结宣传土地法大纲的经验与办法时,发现了“不向中农、妇女宣传土地法的偏向”[25]。通过集体讨论,教员们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偏向,并认为需要克服以上两种偏向。

如果说基层传播是传播链条上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是围绕在基层如何开展新闻、宣传工作,解决报纸如何让不识字的群众读得懂以及新闻、消息如何传递给基层群众的问题,出现了黑板报、宣传栏等基层化的媒介,也出现了读报小组、群众会议、联欢晚会等基层传播形式,那么冬学就是解决教育“最后一公里”的方式,在小学、中学等正规教育之外,对普通群众展开识字、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教育,把教育深入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三

“火车头”:冬学运动、妇女翻身与基层治理

冬学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形式。“运动”本意之一是指人的体育锻炼、体力活动,是身体按照一定节奏进行的肢体活动;本意之二是人或物体在物理上的运动轨迹,是与静止、停止相对立的词汇。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运动在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代表的政党政治中变成一种政治活动,群众运动、工人运动等成为政治动员的手段和中介。冬学也是一种群众运动,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进行的政治运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头重脚轻或上动下不动的现象”,也就是在华北地区的村政权还没有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的改造,农村封建势力、封建观念严重,妇女未能被完全纳入民主政治中,“还未能把全部政治机构形成一套上下一致的灵活机器”[26],因此,《新华日报》1940年6月19日专门发表名为《彻底改造村政权》的社论,要在华北村庄落实民主政治的实践,这成为改造村庄政权结构和政治生态的重要环节,冬学运动扮演着把民主理念向群众普及的任务。把政治工作比喻为“火车头”,是一种修辞隐喻,这种带有工业想象的隐喻与两个传统有关:一是火车是工业、现代文明的象征,火车、铁轨意味着工业技术的进步,火车头是火车的动力和方向,代表着一种不受个人意志转移的必然性;二是火车工人是操作、运营火车的主体,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因此,用“火车头”来隐喻政治工作意味着先进技术和阶级基础的双重性。“火车头”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词汇,这与共产党早期开展铁路工人的工人运动有关(6)。

1946年11月2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四篇与冬学有关的报道,分别介绍了晋冀鲁豫根据地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地区开展冬学运动的准备情况。临近冬季,太行根据地开始部署1946年冬学运动的安排,在这篇名为《太行冬学运动回顾》的报道中,反思了1942年以来太行地区克服形式主义作风对冬学的诸多危害,从冬学的形式、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调整冬学的做法,极大地提升了群众参与冬学的积极性,其中特别提到“掌握群众自愿与需要的原则”“与实际工作结合的问题”“教法和组织形式上需掌握自愿需要的基本原则”等。这些措施的核心是改变“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形式,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冬学领导上的群众路线问题”[10],这种群众路线的做法,又具体化为“群众要啥就给他啥”,从而激发群众的创造性。这篇报道中特别提到树辛村的经验,“大家要学习生产技术,就在冬学请劳动英雄讲;要组织运输,就在冬学动员组织;全村群众都热爱冬学,认为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火车头”[10]。用“火车头”来形容冬学运动的重要性,让冬学运动成为群众运动的形式和中介,可以实现组织生产、读书、识字等多重功能。冬学也不只是群众接受教育,“村干部也随群众的冬学,受了相当教育”[7]。冬学运动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火车头”,而不是行政化的政治机构。这篇报道中特别提到“必须注意冬学不是村公所,他主要是启发群众觉悟、推动配合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思想教育,混淆起来就会降低了它的教育意义”[10]。也就是说,村公所是处理村庄事务的常设机构,承担着生产、组织、征兵、征粮等一系列常态化的事务,而冬学这种临时的、弹性的组织事务不能取代村公所,这再次强调冬学是一种群众自愿、自组织的活动。

这种“火车头”作用在1946年平顺二区韩家村的冬学运动中体现得比较充分。1944年韩家村开始举办冬学,1946年有学员187名,约占全村540人的1/3。韩家村的冬学有以下几重任务:一是在冬学中开展诉苦运动和讲解土地改革政策,让群众在面对面的“冬学”课堂中讨论地主剥削、组织生产等事务;二是组织劳动生产,“在冬学里组织起十二个互助组,订立全村送粪计划,阴历二十五日前要全部送完”[27];三是文化教育,把不识字的村民组成小组上课;四是讨论劳军、优抗、拥干等问题,采用群众开讨论会的方式,完成捐款、优待抗日家属和军队干部家属的任务。而在宁南东汪镇,基于“以前学校是给地主们办的,穷人上不起,咱们都成了睁眼的瞎子;这时咱们当了家,也要设立学校,提高咱们的能力”[28]的认识,该村农民把农会、妇会、民兵编组,教员由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学习内容分为十个模块,包括识别特务、拥军优抗、实行民主、积极生产、保卫胜利果实等,学习方式采用民主讨论后教员作结论的形式,群众参加冬学的热情高,不认识字的妇女也通过冬学能够认写自己的姓名、村名。这些都表明,冬学运动不是用行政的手段进行政治动员,而是一种群众讨论和思想动员工作。这种思想交流的目的是借助冬学,让群众成为自愿、自主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群众路线具体化为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或者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既不是放任自流,让群众完全民主,也不是包办代替,群众不只是政策的被动执行者,而是强调干部与群众充分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再根据群众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实行新教育方针的“新冬学”教育就属于这种群众路线的方式,群众路线是冬学成功的关键。1944年太岳行署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中,指出“今年冬学运动的方针,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使冬学成为广大群众的一个学习运动。过去个别地方那种强迫命令,不照顾群众利益的做法,应当彻底改正”[29]。把冬学运动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主要有五种方式:“冬学教育必须和群众利益相结合”;“群众自愿的原则”;“冬学与群众的经验习惯相结合”;“教育方式上多启发群众自己讨论和研究,不要生硬的注入”;教育形式“更多的采用多种多样的为群众喜见乐闻的教育形式,如秧歌、小调、大鼓、快板等,与农村的文化娱乐、群众习惯情绪相结合起来”[27]。

第一,从强制入学变成自愿入学。这涉及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在冬学动员中,有的村庄采用强制、行政命令和体罚的方法,如太岳根据地的张马村在1944年冬学中采用了惩罚的方式,“一天不来罚煤一担,一连两天不来罚戴高帽子、扮花脸,自己敲锣游街出丑;一连三天不到,就要戴着高帽扮着花脸,给全村打扫街道”[30],这种方式并没有使群众真正明白为什么上冬学,所以群众积极性不高。与之相反,石堂村的冬学义务教员通过实例教育群众:李姓母子因为不识字吃了亏,把50块钱一张的钱当成了10块钱一张花。以这个实际案例为典型,结果全村60个青壮年妇女都来参加冬学学习算术和识字。这就是用说服和说理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动员效果。自愿原则成为开展新冬学的群众基础,如冀鲁豫边区冠县的大花元头村实行新教育方针,把教育与“家庭结合、与生产结合、与社会结合,故群众入学是自愿的”,冬学按照自愿原则划分小组,“有的按原有冬季组织成一组,有的根据生产需要为一组,有的自由结合,识字多的成一基本组,全村成年人共成立了十三个组,男六组,四十三人,女七组,五十三人,小组以上为两个大队,每大队设队长一人”[31]。太岳区总结了几种冬学动员的经验:借助熟人网络,先动员自家人参与,再带动其他村民;个别谈话、个别动员;通过群团组织发动会员参与[28]。群众是否愿意参与冬学的关键是能否让群众了解冬学的意义。

第二,群众民主的过程还体现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1944年,太岳区高家岭村一开始按照“新冬学”之前的方式,把五个村庄编在一起上课,教员按照县里发的教材讲课,“三五天以后,连积极分子也不想去听了,闹得教员只顾说群众落后却没有办法”[28]。后来召集群众开会,了解群众的意见,“一是跑路多耽搁时间;二是一家男女都来上学,家里连个照料的人也没有;三是张三想学打算盘,算合理负担,李四想学开路条,遇事不求人,教员教的又是另外一套,大家都不感兴趣”[28]。这种与群众沟通、征询意见的工作方法被总结为是“摸心思”。这种“摸心思”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与群众耐心沟通。林县任村采取了妇女团拢妇女、男子团拢男子的方式“摸心思”,在“摸心思”的同时注意自己的说服方式与工作方法,“一妇女积极分子还提出一个口号:‘动员妇女大的好比俺娘,小的好比俺姊妹,耐心说服动员,绝不起态度!’”[32],最后“二街六个妇女积极分子,七天团拢了四十八个贫苦妇女”[33]。大柳庄则以串联说服的方式把青年妇女组织到冬学里来。

第三,冬学的教学形式不固定,一般很少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多采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小先生制”。“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平民教育的理念,根据地时期的冬学、民校等也借鉴“小先生制”的方式,一方面节约师资,鼓励小学生、青年人教家里人识字,另一方面形成相互学习、互帮互助的自助学习的方式。第二种是利用戏曲、音乐、壁报、墙报等艺术和基层媒介开展教学。戏曲和音乐都以演唱为主,摆脱了纸媒所带来的阅读障碍,更适合不识字的群众通过听、唱来学习文化;壁报、墙报是深入村庄的基层传播的“自媒体”,使得群众可以在家门口学习,也便于结合村庄具体的事务展开文化教育。第三种是小组讨论的开会方式[33](PP113-127),如“思想运动想要搞起来,必须强调小组讨论,只有小组讨论,才能暴露群众的真实思想”[34];“白天在生产中进行酝酿,黑夜在冬学里开会解决问题”[35];“群众以小组讨论该填什么,填多少,先由各人提出,小组通过,写出名单交给评议会”[36]。通过开座谈会、漫谈会、讨论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谈话、讨论、聊天为主,“这种座谈、漫谈的形式,最适合于老人与妇女。为集思广益,组织力量,解决问题,采用讨论会的方式时较多”[28]。“营村在冬学里讲解了民主精神,经小组酝酿,展开民主讨论。建立了联合代表委员会,解决了宗派矛盾,顺利的完成了查减。”[37]

第四,打破机械划分班级的模式,发展小冬学。“小冬学一般有这几种:一种是村大街长或分散山庄,晚上入学不便,在统一计划下按街按地区分,一村可分四五个不等。一种是按生产组织和习惯分,如按运输组,妇女纺织组等组织学习,左权、榆社等地不少互助队自成一小冬学。再一种是按个人需要自愿结合,如一伙青年愿多学文化或生产技术,在全体总的学习外,自成小冬学自找先生学习。”[10]也有的针对青年妇女和老壮年妇女对生产学习需要的不同,“按年龄分街分片来开会,从组织生产来建立妇女组织”[38]。还有的实行“一揽子的冬学形式,最为群众所欢迎”。在教学时间上,也根据群众需要进行安排。“如吴旗县去年有几处冬学,除编为早班、午班、晚班、半日班按时实行分班教学外,还辅以随到随教方式,既不耽误生产,又能进行教育。又如志丹吴旗两县去冬还创立了巡回冬学,分地编组,教员轮教,便利于群众,值得取法和大大推广。”[39]

第五,教材采用自编自学、互教互学的方式编写。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部门[40],维系着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教材的编辑,主要内容为时事问题,工作中心,生产常识等,所编写的材料,是根据本村情况,适合广大群众要求,亦极通俗易学,如生产常识材料,妇女生产单元中编的课有‘刘淑香真可夸,一表天纺了五两花’。男子生产单元中编的课有‘出猪圈,掘灰坑,草粪性长小麦子,灰土大粪上花生’等。”[29]

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其目的是启发群众的觉悟、配合实际工作进行思想教育,在教学方式上采用群众互助互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有助于帮助妇女翻身,也有利于完成基层的各项任务。冬学是依靠基层社会展开的基层教育,是深入基层内部的教育。1945年以太行地区为代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冬学转为民众学校(简称“民校”),也成为经常性的群众思想教育场所和中心工作的“火车头”。

四

“妇女能顶半边天”:内嵌于生产的冬学教育

在关于冬学的报道中,比较强调冬学对推动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提出“教育与生产结合”的经验。“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基层治理中经常使用的词汇,把两类不同或彼此对立的领域“结合”“融合”起来,实现辩证统一的效果。《冀鲁豫前线各部队,贯彻群众路线》中提到“领导思想与群众思想结合”“政治工作与战斗指挥结合”“战术研究与实际战斗结合”以及“把战斗动员与练兵、勇敢与技术、思想动员与组织工作相结合”[41]。这种“结合”思想与矛盾论、“一分为二”、辩证法等哲学观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治理中整合不同矛盾的中介功能有关。

生产和对生产的组织是根据地时期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通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等阶级革命的方式来改变农民与地主的生产关系;二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发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包括军事、机关、教育等活动与生产结合起来,实现自给自足;三是农民作为生产者、劳动者从受压迫者变成生产的主体,这本身是阶级解放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党刊也围绕着生产活动展开大量的“生产宣传”工作,生产宣传以动员社会生产、提高物质产量为目标,以呈现劳动生产经营活动和生产关系新事物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形式,这是一种独特的新闻介入生产领域的宣传传统[42](PP5-15)。教育与生产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和部门,华北农村地区进行的冬学运动,用群众教育的方式来推动农业生产。

冬学教育与农业生产的结合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培养新的社会主体。在传统社会,男性是生产、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妇女、老人是附属性的存在。在根据地时期的土地革命和社会建设中,妇女、老人成为新的社会主体,参与生产和社会建设。在冬学教育活动中,其中一项内容是妇女解放,使得妇女在与婆婆、丈夫的家庭关系中获得个人权利,实现男女平等以及获得参与村庄政治、社会事务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获得又是通过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变成挣工分的劳动者以及通过参加妇救会的行政事务变成妇女干部的方式完成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黎城黄须村女房东徐爱夏通过上冬学获得“妇女受压迫”和“男女都一样”的意识:“大前年我们妇女上冬学,婆婆也去啦,在这里我才渐渐明白了妇女是受压迫的人,八路军要我们妇女们站起来,摆脱旧社会的束绑,和男人一样平等,一样的工作。从前我可后悔自己不该长成女人!现在这种想法谁也没有了,解放区的妇女都站起来,都自由了,有了很多的权利。”[43]在冬学中,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妇女的生产主体性亦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黎城,妇女们“为了提倡土货、克服染料困难”[44],在冬学上集体研究土染方法,最终提出了能够染出黑色、灰色、黄色、褐色四色的染色方法。同时,冬学通过集会教育的方式,提升了妇女的思想觉悟,亦释放了妇女的劳动热情。例如,“大名杨末城村妇会在‘想想会’后,掀起劳军运动,九十二名妇会员,七天中做好三十双棉鞋”[45]。在原曲、固新两村,为了缓解缺乏劳力的状况,民校提出发动妇女参加互助。在冬学中经过动员后,各街刚翻了身的妇女,都积极地串通起来参加了互助组。“经过妇女锄麦运动,都认识了自己‘没男人也能种上地’,全村就在‘男人前方打老蒋,妇女在家刨坡下种锄麦秧’的口号下,把全村三千三百亩麦子地,光妇女就锄了两千五百亩。”[46]

二是推广农业技术和理念,开设种子发芽实验、种棉、种谷、种菜等课程。晋冀鲁豫太岳地区五岭村是新解放区,“五岭村群众在冬学里听了生产课以后,全村便积极进行积肥的工作”[28],还有精耕细作、种棉、种谷、种子发芽实验、种菜等,包括“怎么种棉花、怎样养蚕、怎样熬盐”[28]。农业技术推广和扩散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议题,在以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者的观点中,通过大众媒介、现代化技术的传播有助于落后地区实现现代化,是一种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不同的现代化路径。通过冬学来传播农业技术,既符合这种单向度地从城市(发达)到乡村(欠发达)的发展扩散的理论,又有着内在的差异。差异体现在:一方面根据地的农业技术推广以不同时期的土地革命为前提,改变了地主与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47](PP114-117);另一方面通过冬学来推广农业技术,在熟人社区进行技术扩散,再加上合作、互助发展的理念,传播效率更高。

三是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推动成立农业生产的合作组织,如成立纺织合作社等农业互助发展组织,确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今年冬学除识字扫除文盲外,应着重时事、翻身、生产等教育,而以时事教育为主,结合不同地区群众自己的经历与实际生活,启发其认识今天及今后的政治形势与斗争方向”;“应以政治教育——群众的翻身教育和时事教育为主”[48][49]。促进生产合作和生产技术的推广,如1945年平顺羊井底发展小型合作社,“其他能担的担能运的运,组内妇女并团结组外妇女进行纺毛。就这样干了一个月,做了个总结,在冬学里一讲,全村就都起来了,依据同样办法发展到六个小型合作社,参加群众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业务发展到开店、卖饭、开油坊等六种”[19]。在合作互助中,支差也就是劳役的记录非常重要,支差分配是否合理,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太岳地区长治沁源县下兴居村,群众因为支差不公、不安心学习,冬学教员给群众讲支差条例,然后带领大家讨论支差分配的办法,最终“他们议定:(一)闾长不支差;(二)义务教员上课时期不支差;(三)财粮仓库委员支三天以下的短差;(四)其余的一律写起名字,轮到谁,谁就支,不在了补支;(五)民兵打仗去了,应当是还工不顶差,顶差不还工”[28]。用冬学这种教育方式帮助群众参与到乡村生产和治理中。冬学是农业技术推广和互助合作教育的“场所”,群众在讨论中完成对这些新理念的接受和学习,冬学运动有助于这种互助合作的新生产关系的形成。同时,参与到劳动中的妇女也成立了互助组,并形成了先进的互助经验。例如,被称为“阳城劳动妇女旗帜”[50]的白如赛妇女互助队,解决了妇女参加土地劳动中面临的思想问题、家庭分红问题和同院变工问题,最终组织起了全庄上的140个男女全半劳力。

这些围绕着农业技术、生产组织和社会主体的推广、改造和培育,正是借助冬学运动来完成的。这种“群众路线”的方式使得冬学从一种外在的、外部的社会教育变成融入农村生产、生活的形式,把冬学内嵌于社会生产之中,改变了群众认为上冬学是出公差、耽误生产的顾虑。冬学成为群众自愿参与、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也释放了妇女作为“半边天”的生产热情,从而实现了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的效果。

五

作为基层传播媒介的冬学运动

基层传播是一种服务于基层群众的文化宣传方式,是把基层空间基层化的媒介。在根据地的农村地区,面临着现代大众媒介的匮乏,使得基层传播的媒介更多地依靠冬学等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这种对现代媒介技术的低依赖性,却培育了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性。这既依赖于行政化的动员和组织,更依赖于群众路线所赋予基层群众的参与感,如果没有后者,冬学运动无法顺畅进行,群众运动也无法顺畅运转。正是以冬学运动为中介的群众运动形式,使得半组织或自组织化的基层群众成为基层政治的参与者和主体。

正如1940年晋东南妇女救国会名誉主任康克清所指出的:“华北妇女运动广泛展开的最初姿态,就曾是以妇女的参战运动表现出来的。”[51]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北妇女运动的繁荣,亦离不开基层传播的动员。因为在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才德观引导下,当时社会普遍排斥女性的文化知识教育,官办、民办的各类教育机构均将女性拒之门外。在这种教育下,女性受“教育”越多,反而更依赖男性生活,失去了作为一名社会独立个体的基本属性,世世代代固守在家庭中,依附于男性生活[52]。只有受到新的进步思想教育,妇女才能觉醒。

冬学的基础性工作是扫盲,而扫盲不仅帮助妇女识字,更培育了妇女参与基层政治的自信与底气。自1942年以来,“在识字方面,有好多县区,大多数文盲入了冬学。左权、黎城、平东3县和榆社四区入学文盲占全文盲80%以上。平东沿庄、测鱼、朱会3个村妇女入学占全部妇女文盲99%以上,文盲上冬学认字最多的到300字。左权平均识字到100字”[7]。宁南东汪三镇妇女翻身后,展开了学习竞赛,形成了妇女冬学识字运动的独特经验:“(一)以反省不识字的害处打通思想。(二)恰当的提出口号,‘活一天,明白一天。’‘识了字才是个完全人。’‘好会员要天天上冬学。’‘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作到老,学到老,一样不会不算巧。’把这些口号在群众间普遍酝酿,变成实际行动。(三)定期测验。三镇识字竞赛后,又规定每月十号为竞赛期,以防学习中途松懈。”[53]

冬学运动与民国时期其他的社会教育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冬学运动是以阶级为视角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革命,在生产关系上改变了农村“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其二,冬学运动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群众运动。冬学运动与群众路线结合,让群众动起来,发挥群众的能动性,群众自愿,满足群众需求,“冬学是农民联合会自己办自己上的学校,无论教学内容、时间、编制,都应从农民的需求出发”[54]。“办一个群众所喜爱的冬学,必需是自愿入学,按群众需要组织学习,联系群众思想提高群众觉悟。教条主义的填鸭方法,必须坚决抛弃”[9]。“冬学应密切结合群众运动,从群众切身利益上进行启发教育,使其真正感觉到冬学的好处,指出群众正在翻身,冬学应给群众解决翻身运动中的思想问题”[48]。群众路线的体现是民主讨论。冬学的教学形式把教与学变成群众主动参与的活动,让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让“向来不吭气的贫农马小土,和从来没说话的妇女渠凤英等今天也变成了翻身斗争的先锋”[55]。冬学使得根据地空间变成社会化、公共化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冬学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为了帮助解放区各地更好地开展冬学,有关部门会派出辅导组进入基层进行普遍检查与个别指导。例如,在太行各地冬学开始之时,行署教育处分三组到各地进行辅导,辅导组的基本工作要求是“表扬模范、汇集经验、及时交流、克服已往只注意大村、不注意小山庄,只辅导好的、不辅导坏的不良倾向”[56],并且特别提出“在辅导中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发现问题,根据群众需要自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使冬学真正成为中心工作的火车头”[52]。向各地派驻辅导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知识分子向基层逆向流动的机制,是现代信息、社会经验与基层群众产生密切互动的过程。

冬学教育和基层传播都是用说服、柔性治理的方式,实现政策与群众的沟通,最终落脚点在于实现更精准、更有效的基层治理。冬学中的讨论会也是对群众民主意识的赋权和培育。通过与农村实际工作相结合,把冬学镶嵌到群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使得冬学不仅是社会教育的空间,也成为生产、文娱活动的场所,承担读书识字、时事政治教育、推动劳动生产等多重基层传播的功能。冬学是建立文化领导权的空间,让农民、妇女、老人成为讨论、开会的主体,实现时事政策的传播与群众思想的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开展冬学运动也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社会教育模式,冬学的经费不由政府供给,而是通过发动群众来自主解决。冬学教育与妇女解放、识字运动、翻身清算、民主教育、农业生产发展和民兵作战训练等结合起来,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和群众动员的中介。冬学成为基层传播的媒介,以社会教育的方式深入基层,让农村空间基层化,基层不再是静止化的、固态的空间,而是变成运“动”的、能“动”的空间。

本文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2期，参考文献和注释略。感谢公众号“妇女研究论丛”和张慧瑜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苏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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