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在原子弹的阴影下：奥本海默、贝特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封面图片：新墨西哥沙漠上空“三位一体”核试验蘑菇云。

来源：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

在原子弹的阴影下：奥本海默、贝特

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In the Shadow of the Bomb: Oppenheimer, 

Bethe,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ientist

作者：希尔文·萨缪尔·施韦伯（Silvan Samuel Schweber，1928-2017，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战后曾在康奈尔大学追随汉斯·贝特做博士后）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导论

只有强大的人格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弱者会被历史消灭。

——尼采

1945年7月16日，星期一，凌晨5时29分45秒，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负责这项被称作“三位一体”（Trinity）核试验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家肯尼思·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说了一句尖刻的话：“好吧，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sons of bitches）。”

在肯尼思·班布里奇眼里，“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意义显而易见。但是，对于在场的许多其他物理学家来说，核试验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并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直接。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Metallurgical Laboratory）的物理学家们仔细评估了掌握核能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并在1945年6月11日的《弗兰克报告》（Franck Report）中有力地阐述了这一问题。

这份文件是临时委员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小组委员会”（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起草的备忘录，该委员会于1945年5月在冶金实验室成立，负责审议原子能的影响。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和他的同事们在估算了使用原子弹将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后，得出结论认为：

使用核弹对日本进行早期突击并不可取。如果美国率先向人类释放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新毁灭手段，就会……引发军备竞赛，影响在未来控制这种武器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性。如果首先在谨慎选择的无人区进行演示，向全世界展示核弹，就能为最终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创造有利得多的条件。

但这份文件并没有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科学家中传阅。

虽然他们在战争期间就意识到自己对盟军胜利的独特贡献，但直到敌对行动停止后，美国物理学家才充分认识到轰炸柏林、德累斯顿、东京等地，破坏广岛和长崎以及科学家在这些里程碑事件中发挥的作用。

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1945年秋天辞去洛斯阿拉莫斯项目负责人一职，随后发表了一份重要讲话，与《弗兰克报告》相呼应：

原子武器由科学家制造，……由通常致力于探索相当复杂的事物的科学家制造。发展的速度、科学工作者对发展的积极和重要参与，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面临危机的认识，甚至增强了我们对解决危机的责任感。

我这本书讲述了奥本海默口中的危机。战后，美国物理学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致力于培养这种洞察力、知识和力量，他们致力于学习和传授这种知识和力量，但已经变得太危险，不好谈论了。”

这本书试图勾勒出美国物理学家在“冷战”初期的自我意识和转变——这一时期跨越了柏林封锁、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Joe-1，1949年8月29日试爆）、朝鲜战争和“相互保证毁灭机制”（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展示他们对亲手帮着创造的新世界中扮演的新角色的一些反思。

他们的行为反映出他们的自我认知。在战争时，他们很明显正在创造新的生存环境。由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网络，战争这一长久以来主要的军事行为也逐渐成为了规模浩大的民间行为。

随着“冷战”的来临，许多人意识到与这种军民融合的关系无法切断。广岛和长崎后，他们明白不能再将战争的恶果仅仅留给士兵。他们在战时的伟大发明——雷达、近距离引信和原子弹、乃至战后的创新，都使科学界与政界之间的隔阂变得模糊。

因此，芝加哥和汉福德核反应堆的主要设计者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在1946年秋天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两百周年校庆的“核科学会议”上发言指出，直到最近，大多数科学家都没有参与公共生活，即使参与，“他们这些科学家也没有为公众服务”。但很明显，“身为科学家，现在必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面对社会责任和人类问题”。

在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以及其他战时实验室的工作经历，让美国物理学家对自己在政府事务中的角色以及在与军方合作中的地位产生了错觉。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被罗斯福赋予了广泛的权力，由他们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将研发陆军和海军使用的武器责任和控制权交到了民间手中，这些职能和权力在战前一直由武装部队负责。

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工作时，就明确了民间科学家应采取的道德立场。1942 年秋天，当斯塔格球场（Stagg Field，芝加哥大学的体育场）地下的核反应堆成功运行时，西拉德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事原子弹项目的物理学家必须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其一，接受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和军方希望强加给项目的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和区域划分（compartmentalization）。这将解除他们对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的任何责任，因为他们将成为接受上级命令的特权雇佣者。其二，他们可以承诺自己的立场，“在上帝和世界面前，那些开始研究这种可怕武器的人和那些为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有责任确保它在合适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投入使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学家选择了第二种行动方案。尽管他们要确保原子弹“在合适的时间”使用，但到了1945年春天，他们对使用原子弹的“正确方式”显然已无话可说。

战后，科学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因武装部队努力重新控制新武器系统的规划和部署而形成。但是，美国物理学家的姿态仍然反映了他们战时经历的基础假设——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总体政策由广大公民选出的文官制定；他们是武官的同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物理学家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们在帮助解决新武器带来的问题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因此，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物理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学）在他们身为实践者的生活中曾一直是一种目的（end），而现在正在转变为国家的一种手段（mean）。

奥本海默电影片段

1946年1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召开，为期一天的会议就“科学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科学发现的目的？”这一议题进行了投票，这说明科学界对新责任有了广泛的关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那次会议在波士顿举行，研讨会的组织者邀请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兼科学哲学家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他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非常合适。

多年来，珀西·布里奇曼一直强烈反对让科学成为国家的仆人。他坚信，任何限制、任何外部强加的议程，都会侵蚀科学事业的纯洁，他一直在激烈地捍卫这一立场。布里奇曼的演讲后来被命名为“科学家与社会责任”（Scientis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他在演讲中挑战了任何要求科学家个人对其创造物的使用或失误的后果负责的社会哲学。

珀西·布里奇曼不相信有科学方法本身，“而只相信自由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智慧”，因此他将研讨会的主题解释为“如何以最智慧的方式处理科学发现的用途？”他的任务是回答如下问题：“科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受到控制？”“科学家对自己的发现‘应该’持什么态度？”

布里奇曼知道1945年春天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讨论。他还知道奥本海默于1945年11月2日在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Los Alamos Scientists）上发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劝告他的科学家同事们为自己工作的后果承担责任。布里奇曼在与曾在冶金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其他战时设施工作过的哈佛大学同事讨论后得出结论，科学界的大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以及大部分公众都认为，科学家要对科学发现的用途负责。他将此解释为“每一位科学家都有道德义务确保社会对科学发现的使用是有益的”。如果一个科学家不符合这一要求，社会就会认为他有罪，他就有理由受到处分，失去科学自由。但布里奇曼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他认为，这种观点源于人们没有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更大、更长远的影响。

对于布里奇曼这位有着清教徒血统的完美个人主义者来说，个人才是为社会提供保障的实体： “社会由你我组成。社会没有自己的个性，而是与你我有关的东西的总和”。科学家个人责任的论断意味着“对专业化和分工的一般理想的否定，也否定了‘各尽所能’的理想”。只有当“科学家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有资格预见社会将如何利用他们的发现，并指导和控制这些利用”这一假设成立时，这种否定才是合理的，而布里奇曼并不接受这一假设。他也不认为社会有权要求“特殊能力提供不对等的服务”。

此外，布里奇曼认为，社会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科学发现所带来的问题，而不是强迫科学家去做他们并不适合的、“不愉快”的事情。显然，他认为“只要社会废除战争，百分之九十九的科学发现便会失去它们的控制权”。他指出，由于“科学发现的应用很少由科学家自己完成……所以应该控制的是制造和销售，而不是发明行为本身”。

此外，可以通过手头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修改专利法或禁止国会资助那些后果明显有害的科学项目。布里奇曼在讲座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尤其是禁止有害技术的建议，后来在讨论氢弹制造的相关问题时被其他人进一步放大。

布里奇曼的立场——科学家个人只对自己负责——可能会被打上狂妄自大的烙印，但他在透露自己的忧虑时，指出了已经出现的代际冲突：

众所周知，最关心原子弹的社会问题的科学家都很年轻。正在形成的哲学也反映了这一点。它是一种年轻的哲学，热情洋溢，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渴望自我牺牲。它以接受科学对社会的责任为荣，拒绝接受科学家对自身利益的任何关注，即使可以证明这些利益也是每个人的利益。

对于布里奇曼来说，他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教育中找到答案。他宣称，科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普通公民认识到并感受到：“智识生活不仅对那些积极追求智力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有益的，因为智识生活应该让那些有能力的人成为可能，而且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珍视和奖励”。

他在演讲的最后指出，解决科学发现带来的困境的最明智方法是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对他来说，那个社会是科学界（scientific community）的“放大版”：

这个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认识到，社会职能的唯一合理基础在于它与组成它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社会中，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将具有正直的品格，不会做出他作为个人所不允许的行为；一个广泛包容的社会，一个承认智识成就是人类主要荣耀之一的社会；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社会，一个能够看到了解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的高度冒险精神的社会，一个认为害怕自己的智识是可耻行为的社会。

他对“适当”社会的愿景要求容忍社会、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大多数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都支持这一立场，尽管有些人可能只是要求行为要合理，而不是理性。他们意识到，科学界要求的个人自由使这些集体成为所有自治社会的典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代美国物理学家的哲学观深受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unders Peirce）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的影响。对皮尔斯和詹姆斯来说，科学界是一种特权，甚至是所有民主社会的典范。

这些物理学家通过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认识了实用主义。因此，爱德华·康顿（Edward Condon）和菲利普·莫尔斯（Philip Morse）在1931年出版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中大量提到了杜威，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量子力学教科书，也是一本被广泛研究的教科书。1939年，在一次庆祝杜威八十寿辰的会议上，杜威发表了一次演讲，精辟地阐述了他对民主这一道德理想的看法。在杜威看来，民主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恪守的一种个人生活方式：

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民主是一种唯一的生活方式，它全心全意地相信经验（experience）的过程是目的，也是手段；它能够产生科学，而科学是指导进一步经验的唯一可靠权威，它释放情感、需求和欲望，从而使过去不存在的事物成为现实。因为每一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都会限制接触、交流、沟通和互动，而经验正是在这种接触、交流、沟通和互动中得到稳定，同时得到扩展和丰富。……民主的任务永远是创造一种更自由、更人性化的体验，让所有人都能分享这种体验，并为之做出贡献。

杜威设想的民主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在整个社会中可能难以实现，但科学界为成员提供了适合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进行公开的交流，并“适时”采取行动。20世纪30年代，美国理论物理学界也是杜威理想的追求者。

同样，在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让1918年后的一代人认识到，科学虽然不再是通往确定性的道路，也不再是世界意义的来源，但它为那些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人提供了某种自治社会机构的成员资格，使他们有可能在人际关系中“满足时代的要求”，并有可能履行他们的道德责任。

布里奇曼敦促科学家们采取激进的个人主义立场，但很少得到其他物理学家的赞同。没有足够的支持来建造必要的设备和购买战争期间完善的许多仪器，实验物理学家就能独自完成重要而富有想象力的工作——布里奇曼自己认识到，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越来越多的社团依赖大型昂贵的设备（回旋加速器、贝塔射线、范·德·格拉夫起电机、低温恒温器、核反应堆）来开展研究，而这些设备都是政府愿意慷慨资助的。再者，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冷战”的寒意已经开始显现，物理学家是否能够或应该在象牙塔中与世隔绝，追求自己的利益，制定自己的议程，这一点并不清楚。

布里奇曼在美国科学院院士大会演讲中提到的时代气息在普林斯顿大学两百周年校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简单引述一些演讲的节选，并记录一些随后的评论，以说明科学界的气氛。伊西多尔·拉比（Isidor Rabi）在发言中对用于支持研究的巨额资金表示担忧，因为：

大笔资金的分配使分配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大学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它们改变工作方法，证明其活动的合理性，并使政策与其他广泛的国家和政府活动保持一致。……如果想要控制大学和大学研究，没有比现在这种方式更好的办法了。

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美国物理化学家，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拉比演讲后的评论中提出，可以通过以下策略避免政府凭借巨额资金而完全占据支配地位：

只要我们不统一军种，只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是分开的，只要这两个军种之间保持传统的敌意，我们就有可能通过相互竞争来摆脱这种统治。如果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两个军种之间建立竞争关系，也许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我们的独立性。

尤里的发言让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说道：“在我看来，危险并不在于政府向高校提供大笔资金，而在于许多科学家急于接受这笔钱，牺牲自己的自由，接受指定的研究计划。”

论文发表后的讨论表明，许多与会者试图通过划清纯粹的、基础的、自主的重新探索，研究与应用的、工具性的、功利性的研究之间的界限来解决责任问题。

范内瓦·布什在1945年7月发表的《科学：无尽的疆域》（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中将其描述为“不考虑实际目的的研究”，进而与应用性、工具性、功利性的研究划清了界限，布什认为后者的目的是“为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答案”。这些讨论还表明，与会者对维格纳所说的“科学家的工作和科学家本人对社会施加或应当施加的影响”问题深表关注。

与会的物理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核武器的问世要求他们解决普遍性问题，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正如奥本海默1945年秋天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和美国哲学学会（APS）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原子弹“以其新颖性、恐怖性、及其奇怪的无神论性质，对地球上的所有人构成了巨大的新威胁，而且是一种新威胁”。

物理学家之所以有责任解决这些普遍性问题，是因为他们制造了这种武器，而他们这样做的权力来自于他们的技术专长。普林斯顿大学天文学家亨利·诺里斯-拉塞尔（Henry Norris Russell）是美国天文学家的领军人物，他在一次对公众开放的特别会议上发表了演讲，阐述了这一专业知识引发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与布里奇曼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相似，但他的回答与布里奇曼的回答截然不同。他问道：

科学研究者是否应该率先担保自己，自由地就任何课题和任何他个人认为合适的程度进行实验，并在他个人认为明智的时候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还是应该在某些领域实行某种控制？如果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

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将矛头指向了医学界。既然医生手中掌握着如此大的生杀大权，将这一权力交由他们个人判断既不正确，也不安全。因此，早在遥远的古代，他们就对自己立下了“不伤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由于物理学家现在同样掌握着人类的生杀大权，罗素呼吁“为物理学家和所有与核能打交道的人制定新的希波克拉底法典”。

他的呼吁无人回应，但所有与核能有关的人都在思考他提出的问题。某些人不再从事任何类型的武器研究，包括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维克多·魏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战争期间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许多人加入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的行列，要求通过立法将原子能的控制权交到国家手中，并对原子武器进行有效的国际控制，以防止军备竞赛。

鉴于物理学家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技术贡献，他们在这些努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1939年，特别是1940年6月法国沦陷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拯救西方文明”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结果，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辐射实验室，在芝加哥建造了核反应堆，并最终建立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战后，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要从自己发明的武器中拯救人类。

科学家要解决影响全人类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尤其在“冷战”初期和麦卡锡时代，科学家承担了哪些道德和政治责任？科学家又是如何回应这些要求的？

我试图通过研究两位极具天赋和影响力的人在“二战”后如何面对他们身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两位物理学家是汉斯·贝特（Hans Bethe）和罗伯特·奥本海默，他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战时活动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使彼此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本书简要记述了他们如何在超级大国对立的新世界中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科学家和值得信赖的公民，那时，每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用核武器消灭对方。

将这两位的生平相互比较，可以更明白地认识到性格、文化、制度背景和偶然事件如何影响他们的观点。贝特和奥本海默是同一代人，对科学有着深厚的兴趣，洛斯阿拉莫斯的战时经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战后，他们看到物理学从一个专业领域转变为广泛的应用，而这种转变在冷战期间尤为明显。

他们还看到了战后物理学的两大革命性创新（晶体管和激光）几乎立刻被应用于军事技术，这进一步淡化了物理学的“纯粹性”。他们深入参与了国家安全事务，并努力找到方法降低美苏两国不断增长的核威胁。这些相似的经历，包括他们的家庭为了他们的职业和成功付出的代价，都使得对比他们的生平变得尤为有价值。

两人都出生于20世纪头十年，奥本海默生于1904年，贝特生于1906年。两人都在世俗家庭中长大，并在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设想的“教化”（Bildung）文化产生共鸣的教育制度中接受教育。

对他们两人来说，犹太血统都具有重要意义。两人都在新量子力学问世后开始攻读研究生，并乘着新量子力学的东风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出生时，物理学已在各门科学中占据优越地位。

20世纪初，人们已经认识到物理科学在功利目的方面的重要性。德国成立了奈恩斯特物理化学研究所（Nernst Institute for Physical Chemistry）和威廉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等机构，发起了索尔维（Solvay）大会，并设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物理学以普遍原理为基础，被视为比其他物理科学更具“基础性”。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经证实，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这充分证明了物理学具有的超凡脱俗的特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洛伦茨（Hendrik Lorentz）和玻尔（Niels Bohr）赋予了理论物理学在各门科学中无与伦比的地位。

洛伦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出席索尔维大会

贝特和奥本海默开始研究生学习时，成为物理学家往往是一种天职，理论物理学是一门仅限于少数人选择的学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理论家们通过大量的数学工具和技术将自己与实验同行区分开来，而且他们的专业知识通常涵盖所有物理学领域。

对他们来说，微观世界当然不是“无趣的”，因为随着量子力学的出现，理论物理学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规律性。对索默费尔德（Sommerfeld）和他的学生贝特而言，这意味着在微观层面进一步验证了“物理学与数学之间预先建立的和谐”。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理论物理学世界的意义：“在魏玛共和国衰落的年代，我在德国开始了我的科学工作。从我记事起，我就只想做一件事——与思想为伍，弄清楚世界如何组合在一起。”当时的理论物理是一种游戏形式。

游戏，就与工作和休闲相反，它是在严格但任意界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有章可循的自愿活动。它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的，是无功利的，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设想或意图。作为纯科学和游戏的理论物理学是一种没有伦理的审美形式，但纯粹性需要创造和保护。就科学而言，它是对知识秩序的憧憬，是对社会秩序的憧憬。但是，纯粹性只是一种理想的形式。

尽管理论物理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把它恰当地描绘成了一种“需要信仰的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它也有自己的“先知、使徒团和整个民族的心血”。此外，一些教派还具有“神恩之人”。

在伯克利和洛斯阿拉莫斯，把奥本海默说成是“神恩之人”，说他具有“非凡的品质”，这确实很恰当，因为他“与普通人不同，被视为具有……特别出众的品质”。这种非凡表现在他强烈地表现出某些重要的、关键性的品质——他博学的广度和深度，他思维的敏捷，他几乎能够立即掌握呈现在他面前的任何材料。

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的学生和战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认为他具有“非凡魅力”（charismatic）。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认可是由于狂热、绝望和希望而产生的全心全意的奉献，奥本海默完全满足。在洛斯阿拉莫斯，绝望源于战争的起因——纳粹、希特勒、穆索里尼，以及德国可能比盟国更早研制出原子弹的可能性（因为德国比英国和美国早两年启动了原子弹计划）。但人们也希望奥本海默制造的原子弹能结束战争，迎来持久的和平。

韦伯的表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魅力情境中的不正常现象（the abnormal），但事实并非如此。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融合魅力群体的纽带具有独特性，是魅力的极端表现形式和常规表现形式的共同核心要素：

他人眼中的个人魅力，……在于人们认为他与……人类生存及其所处宇宙的某些核心特征之间的联系。这种“中心性”（centrality）辅以强度使其非同寻常。……中心性在它启动、创造、管理……维护……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时构成。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以及1925年后量子力学所揭示的理论物理学与宇宙核心特征之间的联系，使理论物理学与众不同，也使这些理论的提出成为至关重要的事件。

正如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的那样，在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世界中，对超验价值的信仰及其在个人和机构中的体现正被驱赶到越来越受限制的领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5年之后的理论物理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人们可以用“心和魂”（heart and soul）将秩序（order）和一致性（coherence）强加给整个物理世界。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务实的方法来追求知识，并保持沉思的完整性。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是一名教师、一名创新者和表象的创造者，这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使物理现象具有一致性，并为人们提供了对物理现象的理解。他的学生们对这些特质充满了虔诚和热爱。教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使徒”队伍，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学院“传福音”。

年轻时期的奥本海默

在20世纪30年代，贝特和奥本海默的研究活动大多涉及基础问题，与潜在应用相去甚远。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科学（当然，是他们的科学）是纯粹的，他们就可以不对科学成果的用途承担责任。

他们认为，只有在应用科学知识时才会涉及伦理问题，这种说法假定可以在基础的、纯粹的知识与应用的、工具性的知识之间划定界限。他们假定，“基本的”、抽象的、“客观的”知识可以获得保证，因为“获得知识”本身就是目的，它有乐趣、它美，所以值得研究。他们认为，这种知识趋于真理，尽管也许不是最终的真理。他们认为，不能在物质世界中寻找伦理基础。人类是如何使用科学的决定者，伦理维度需要介入社会世界。贝特曾在不同场合指出：

我们自己创造了道德和审美价值。无论有多么强大的逻辑迫使我们接受某些道德价值，它们都不是自然界中的道德价值。对于这些人类价值，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科学都无话可说，也无贡献可言。科学也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确立这些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理论物理学家能在战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贝特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有能力将自己对微观世界（原子核、电子、原子和分子的世界）的知识掌握转化为对材料宏观特性的理解，并转化为宏观工具的设计，这使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服务十分有价值。

原子弹的历史凸显了理论物理学家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发挥的特殊作用。1938年，奥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发现了核裂变，此后不久，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和莉斯·迈特纳（Lise Meitner）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随后的实验证明，在裂变过程中释放的中子不止一个。理论家鲁道夫·佩尔斯（Rudolf Peierls）和弗里希提出了“快中子铀弹”的初步构想，并粗略估计了这种装置所需的铀-235的临界质量。

随后，罗伯特·瑟伯尔（Robert Serber）、汉斯·贝特、理查德·费曼和爱德华·泰勒等理论家在伯克利和洛斯阿拉莫斯对该设计进行了改进。但铀弹在用于日本之前从未进行过试验，这与钚弹复杂的内爆和点燃机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钚弹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洛斯阿拉莫斯理论部门进行的大量建模和计算。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在这里弥合了。

战后，当物理学家们回到各自的大学时，他们试图重新创造弥漫在战时实验室，尤其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合作、承诺和整体精神。康奈尔大学的纽曼核研究实验室就是贝特的一次尝试，尽管该实验室只进行亚核（subnuclear）高能物理的“纯粹”科学研究。希尔斯在他关于“魅力”的文章中指出：

大多数人由于禀赋较差或缺乏发展相关能力的机会，无法达到魅力领袖拥有的强度。但是，虽然大多数自己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的人，至少会间歇性地对他人的言行和产品所表现出的这种境界做出反应。他们有能力进行这种欣赏，偶尔也会感到需要这种欣赏。通过他们获得的文化，通过他们与那些与宇宙和社会中心更“紧密相连”的人的互动和感知，他们自身较弱的反应能力得到了加强和提高。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对奥本海默的领导产生的反应无疑部分取决于此。但如希尔斯所述，这种“魅力连接”不仅体现在个人的特质、言辞、行为和成果中，也体现在机构的文化和价值观中。这种特质、规范和信仰被机构成员期待和接受。贝特成功地将这些价值观融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纽曼实验室，这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独特性，也表明了他对这些价值观的坚定承诺。

纽曼实验室的成员身份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个社群的深入理念定义，他们都是这个社群的核心部分。实验室塑造了一个杜威式的交流社群模型，这样的社群鼓励“更加自由、更有人情味的体验”。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共同的目标分享和贡献，他们在互助、信任和真实性的基础上工作，自由地设定目标和议程，深知其与人类利益的联系。这样的社群确保了人们一个崇高愿望的实现，那就是“作为自由社会中的成员，而非无政府状态”。

在战后，物理学家们试图在纯粹研究与应用研究、纯粹知识与技术知识之间划定界限，这种努力是他们从战时经验中吸取的教训。人们认为，纯粹的知识总是好的，但根据研究的目标和用途，应用研究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因此，在1945年秋天，奥本海默明确指出了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实用性，他说：“在洛斯阿拉莫斯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以及那里开发的技术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础性发现，也没有对物理世界本质的新的深刻认识。”

如何将他们的道德责任感与 “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善”的信念协调起来，即使这种知识可能带来巨大的恶，这成为物理学家在战后必须不断面对的一个问题。奥本海默在1945年秋天这样说道：

我们制造了一种东西，一种最可怕的武器，它突然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本质。我们制造了一种东西，按照我们成长的世界的所有标准，它是一种邪恶的东西。通过这样做，通过我们的参与使其成为可能，我们再次提出了科学对人类是否有益的问题，即了解世界、试图理解世界、试图控制世界、帮助人类世界提高洞察力和力量是否有益的问题。

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明确表示了他对培根（Bacon）科学观的承诺：“因为我们是科学家，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说‘是’，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承诺，这一点很少被明确提出，更少受到质疑——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好东西，知识就是力量。”尔后，他断言：

归根结底，我们之所以能完成这项工作（制造原子弹），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机的需要（an organic necessity）。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就不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就会相信，弄清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是件好事；弄清现实是什么是件好事；把控制世界的最大可能的权力交给全人类，并根据其光明和价值来处理世界是件好事。……除非你认为学习是一件好事……除非你认为与所有感兴趣的人分享你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除非你相信世界的知识和知识带来的力量对人类具有内在价值，除非你利用知识帮助知识的传播并愿意承担后果，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

此外，1945年11月2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发表演讲时宣称：“保密撼动了科学的根本和目的。”爱德华·特勒是建造“超级氢弹”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好的。和奥克海默一样，他也认为，这些知识必须公开，因为保密与科学的发展背道而驰。事实上，1955 年，泰勒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超级氢弹”发展史的文章，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了一段与奥本海默的说法并无太大不同的话：

如果我们回避对人类成就极限的探索，那将是对西方文明传统的不忠。探索和解释是我们科学家的特殊职责。除此之外，我们的责任不会比我们民主社会的任何其他公民更大。……我相信，无论科学家们能够揭示或发明什么，人民都会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来控制它，最终造福于每个人。

1994年，泰勒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氢弹之争，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无知比知识重要，尤其是当知识非常可怕的时候。”

但是，费曼清楚地表达了奥本海默、泰勒和其他许多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的科学家的观点。1955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举行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秋季会议上，费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阐述了自己的立场，1963年，在华盛顿大学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费曼再次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费曼的观点与奥本海默如出一辙：

我认为，做某事的权力是有价值的。结果是好是坏取决于如何使用，但权力是一种价值。有一次，我在夏威夷被带去参观一座佛教寺庙。在寺庙里，一个人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你永远不会忘记的事。”然后他说：“每个人都有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同样的钥匙也能打开地狱之门。”科学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把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同样的钥匙也能打开地狱之门。我们是应该扔掉钥匙，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天堂之门呢？或者，我们应该纠结于哪种方式才是使用钥匙的最佳方式？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的价值。

这则寓言确实令人难忘，但它是否适用于个人行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费曼所说的科学这一集体活动，这一点并不清楚。费曼所指的“我们”是谁？决定是扔掉钥匙还是奋斗的“我们”又是谁？

贝特、费曼、奥本海默和特勒都认为，科学知识是一种可以行善或作恶的力量。他们都同意尼古拉·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在《被禁止的知识》（Forbidden Knowledge）一书中所做的评估——有些事情我们很可能不应该知道。可能存在着“一些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安全的信息，不是因为抽象地拥有这些信息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些信息是我们人类不适合处理的信息”。

但是，对于“拥有信息本身是否也有道德限制，是否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出于道德原因不应该知道的？”雷舍尔给出了答案：“在这里，不适宜只在于获取的方式或滥用的前景。对于信息而言，拥有本身独立于获取和使用的问题，它不能引起道德上的不恰当性。”

“纯科学”不会引起道德上的不适当。尽管在 1945 年之后，要在纯科学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之间划清界限，并使“纯粹的”基础科学免受后果和社会支持要求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奥本海默在1947年仍然试图根据动机来进行区分，就像范内瓦·布什早些时候在《科学：无尽的疆域》中谈到的那样。

但是，奥本海默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可以渗透。当然，他认识到科学欠技术的债，技术往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当然，他也意识到科学可能会催生毁灭工具。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依然表示，虽然他并不反对科学家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承担责任，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大家都必须清楚，这种责任的承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过去是多么的无效，将来也一定会是多么的无效。”对他来说，“科学家的真正责任.……是对科学的完整性和活力负责”。

在有关氢弹研发的争论中，科学家对知识的责任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也许战时条件和希特勒纳粹极权国家的明显罪恶证明了研制原子弹的正当性。然而，鉴于美国拥有核武器，鉴于氢弹将造成的巨大破坏，人们是否应该参与制造这种原子弹？“冷战”的现实和斯大林极权体制的本质是否盖过了这些道德顾忌？

1949年秋，奥本海默担心获取某些形式的技术知识会带来危险，尽管他赞成探索聚变核弹的可行性，但他反对制造氢弹，并在此后谋求禁止制造此类武器的技术。

奥本海默对某些技术知识的危险性担忧一直存在。事实上，这种担忧已经变得更加尖锐，因为利用现代强大的高速计算和先进的图形技术进行的模拟和“虚拟”测试几乎消除了“真实”测试的必要性。是否应该禁止某些知识？如果是，理由是什么？如何界定可能被禁止的知识类型？是否应该禁止某些技术？这些问题对我们人类的进化尤为重要，因为随着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的进步，我们正在获得直接塑造自身进化的能力。

提出“是否应该禁止某些知识”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此外，正如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等人强调，我们必须牢记，技术驱动并塑造伦理的论断与马克斯·韦伯关于伦理驱动技术的论断一样真实，一样令人信服。

有趣的是，贝特一直坚持区分纯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相反，他的坚持源于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三个领域的持续参与，也源于他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将这些活动区分开来。

纯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在核领域与原子弹的联系，在“二战”后的公众心目中当然已经模糊不清。事实上，公众对原子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意识到原子弹对战争技术的革命性影响，也没有意识到避免任何大规模战争的迫切需要。

鉴于他们的活动和专业知识，物理学家（无论是从事“纯”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开始被视为需要良知的人。奥本海默接受了这一要求，并在194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他在演讲中指出，纳粹德国的威胁使物理学家“不情愿地意识到他们依赖于科学之外的东西”。此外，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具有远见卓识：

物理学家对建议、支持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原子武器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武器在实际使用中无情地展示了现代战争的非人性和邪恶。在某种庸俗、幽默和夸张都无法完全消除的粗浅意义上，物理学家们已经知道了罪恶。这是他们不能失去的知识。

他的发言总结了这个时代新的道德和政治困境。正如唐·普赖斯（Don Price）在为奥本海默所作的悼词中所说：

科学构想和工程技术带来的新力量摧毁了科学家的纯真和自由感。从此以后，科学家再也不能声称自己对社会的命运缺乏责任感；然而，每当他响应号召采取政治行动时，他就不得不处理远远超越专业知识的问题。

尽管如此，正如布里奇曼强调，科学家有责任教育公民，使他们能够理解他们生活的新世界，并能够对这个世界的未来做出明智的决定。奥本海默和贝特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承担起了这些新的责任。他们深深地卷入了政府内部和公众面前的政治活动。

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国务院和部队的官方顾问，直到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撤销了他的许可。他一直是影响美国核能和核武器政策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官之一。1946年，原子能委员会成立后，他成为该委员会的总咨询委员会（GAC）主席，这一点尤为突出。他是一位炙手可热的公共演讲家，他利用这些场合提醒全国人民需要对核能进行大胆而有新意的思考。

贝特在政治上也开始活跃起来。他参与了战后原子科学家联合会，为确保民用原子能的控制而做出努力。他成为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的特许成员，常常在国会委员会作证，并经常就原子能的危险和希望发表公开演讲。但直到1957年他成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的成员，他在康奈尔大学之外的主要活动都是为洛斯阿拉莫斯和寻求发展核能的工业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时至这时，贝特仍然相信，和平利用原子能所带来的好处将证明取消核能是正确的。

对于“科学家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贝特和奥本海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一致认为，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科学家凭借技术专长可以做出特殊贡献，并有义务参与政治进程。

奥本海默选择扮演内部人的角色，作为政府内部备受推崇的顾问，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给了他巨大的权力，但也带来了妥协。贝特则采取了更为独立的立场。他成为政府信任的技术顾问，与洛斯阿拉莫斯保持密切联系。但当他认为，道德顾忌或技术考量要求采取与“官方”主张不同的立场时，他就会采取局外人的批判立场。

贝特和奥本海默在政治舞台上的对比，也类似地体现在物理学界。奥本海默不仅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科学家—政治家的新角色，成为国家公众人物，而且在1947年接受高级研究所所长职务后，成为美国物理学界的高级别政治家之一。

此后，奥本海默不再从事任何原创性的物理学研究，而主要关注于综合评估。他开始相信，如果高层的几位智者有正确的想法，他们就能带来变革。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物理学上，他都是精英，也许他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一段时间，他可能真的相信，只有他在核政策问题上有相关的见解和适当的观点，只有他的参与才能带来一个安全的核世界。也许，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扮演的特殊角色让他觉得自己肩负着独特的责任，必须为核能和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威胁找到解决方案。

相比之下，贝特则更为谦虚。他一直以工匠自居，总是全神贯注于掌握所有细节，总是亲自处理他所参与的任何技术问题的所有细枝末节。他坚信，行使责任的最有效方式是成为一名积极而富有成效的科学家。他认识到，通过向政府提供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他也获得了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他利用这一机会直接影响政策（比如，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任职）。在他不同意政府立场的情况下（比如在氢弹决策中），他在其他地方批评这些政策——由于他积极参与技术研究过程而获得的知识，他的批评具有影响力。

精通物理学一直是贝特的精神支柱。他之所以能成为科学界和政界的元老，是因为物理学界和国家对他的尊重和敬意，而不是因为他想担任这一角色。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贝特六十岁生日之际写给他的信中总结了他成为国家瑰宝的原因：

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国家多次需要您的帮助，您都无私地给予了回应。您在原子能、军备控制和军事技术领域做出了深远的贡献。你们是科学和大学界为整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源泉。我们的国家深深地感谢您。

也许，贝特和奥本海默给自己造成的不同命运可以归因于尼采所说的普遍规律：

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富饶。如果它不能吸引自己，或者过于自私而在别人的视野中迷失了自己，它就会无疾而终。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乐观、良知、对未来的信念、令人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是否有一条线将可见的、清晰的事物与模糊的、朦胧的事物区分开来。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忘记，什么时候该记住，并且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历史感，什么时候不需要历史感。

贝特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奥本海默也明白这一点，却非常困难。

尽管奥本海默和贝特在物理学和政治学的风格和方法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启蒙运动的遗产。他们都相信物理世界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都相信理性，都相信知识是好的，科学知识是好的，是非政治性的，它应该开放和共享，它将带来进步。

因此，1953 年，奥本海默呼应法国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话，并断言，由于科学的存在，“这是一个偏爱相信进步的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安排个人生活的方式、我们的政治形式，都指向未来，不仅仅指向变化、衰败和改变，而是充满希望地指向我们的进步，这是必然。”

但请注意，这只是对启蒙运动理想的一种有节制的拥护。奥本海默是克制的： “这是一个偏爱相信进步的时代”，他希望“进步是必然”。孔多塞的预言“太阳只照耀那些除理性的自由人”已经失去了一些光彩。早在1939年，杜威在注意到，德国和苏联出现极权主义国家后就写道“再也不可能坚持启蒙运动的简单信念，即科学的进步将通过消除无知和迷信而产生自由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奥本海默同样放弃了这种“简单的信念”，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

贝特和奥本海默意识到，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化的特征在于知识的广度和所提问题的性质。由于人类的有限性，对所提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认识到，科学、道德和美学已被划分为不同的独立领域。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启示宗教和形而上学的统一世界观演变而来的问题已被重新塑造为验证问题——什么是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美？随着次序的重新排列，这些问题变成了认识论、道德和正义以及品味方面的问题。

汉斯·贝特

关于知识、道德和法则的论述，以及关于艺术创作和批评的问题，已成为制度化的文化专业关注的问题，并由专门的专家处理。在这个宗教和形而上学已经失去权威的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他们都面临着如何为道德行为和社会纽带提供基础的问题。

贝特和奥本海默努力弥合分歧。他们都认为，知识的优势有助于人类的福祉，因为知识可以让人们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增强他们的自由。因此，知识的增长本身就是好事。两人都在康德理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能让人找到如何生活以及在道德、社会、政治和实践等各个领域应该做些什么的答案。尽管他们认为理性提供的答案在相同的条件下对所理性之人都有效，但他们也认识到，要想得到什么是“理性”的普遍结论是很困难的。

但科学中的“理性”似乎并不明确。对他们来说，科学成了一种由国际社团实践的信仰，这种信仰从根本上说是把一切都寄托在理性的力量上，理性使世界变得可以理解，并使世界符合人类的目的。他们承认，“科学并不是理性的全部”，但他们有信心，回顾过去的历史也使他们倍受鼓舞，“科学成为理性的一种形式，将滋养理性的所有形式”。

然而，“二战”结束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理性似乎取得了胜利，但理性却成了非理性的挡箭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比克瑙集中营、达豪集中营，数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民族惨遭杀害，这使历史进步的观念荡然无存。同样，原子和原子核结构的解体也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军事力量的升级非但没有增强安全感，反而增加了新的危险，一个通过恐怖平衡来避免毁灭的世界。苏维埃俄国的政治环境让他们开始思考，容忍和妥协是否是与那些接受极权主义观点的人打交道的正确之道。

“越战”期间，双方的对抗达到了一个临界点。1969年3月4日，维克多·魏斯科普夫在麻省理工学院静坐示威，他简洁而动人地阐述了贝特、奥本海默和他自己的行动信念：

我们科学家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理性的思考和规划将能够纠正技术带来的弊端。我们相信，科学的应用最终会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科学不仅影响我们的物质环境，也创造我们的精神环境。它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观念，它是我们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我们现代文化最具创造性和最成功的活动。因此，即使在危机四伏的今天，我们也决不能忽视我们对科学本身的责任，对继续探索物质世界的真理和意义的责任，对进一步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的责任。正是这种探索使各个国家和大陆走到了一起，正是这种探索的思想和理想超越了国家和政治的边界。它是人类的追求，因为它是全人类的事业。无论你持何种观点，了解更多信息都是有好处的。

这本书可以被解读为贝特和奥本海默各自应对启蒙理想不足的方式。“二战”前，伯克利和康奈尔大学（战时则是洛斯阿拉莫斯）给予贝特和奥本海默团结一致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属于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紧密团结的社群成员。战后，他们把这种同侪情谊和与人类同胞的团结视为生活中更加重要的方面。因此，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指出：

面对我们深深珍视，甚至美国人愿意为之奋斗牺牲的价值观和信仰，如民主，我们意识到还有些东西更为根本，那就是与全球各地的人们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联系最坚固、最深沉，它们把我们与全世界的同胞紧紧联结在一起。

贝特和奥本海默都认为，友谊和共同目标感是人类最深刻、最有共鸣的两种价值观。伴随这种交流而来的亲密和爱的救赎品质成为一种珍贵和值得珍惜的美好事物。但是，奥本海默喜欢从个人的角度看待救赎（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和高等研究所的性质），贝特则从群体的角度寻求救赎。他帮助康奈尔大学建立了一个非凡的知识和社会团体，这个团体给了他养分、毅力和爱心。

这本书探讨了贝特和奥本海默的道德观念如何形成。第一章我从康德的角度，结合福柯的解读，回顾了“启蒙运动”的内涵，因为理性和启蒙对贝特和奥本海默都至关重要。第二章重点描述了年轻的奥本海默，以及他与菲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和伦理文化运动（ethical cultural movement的关系。

尽管奥本海默曾犯过大错，但我认为他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他在洛斯阿拉莫斯事件后的某些行为，比如1946年前往杜鲁门总统那里称“我手沾满鲜血”，这可以理解为他的悔过和自责。他深知原罪，并坦言：“在无法用任何粗俗、幽默或夸张的方式来掩饰的程度上，物理学家是知道‘罪’的。”奥本海默的道德观部分是由于他在道德文化学校的教育背景，第二章对这部分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三章简述了贝特的生平和他与奥本海默的交往。第四章回顾了两人在麦卡锡时代的经历，第五章则分析了他们在核武器议题上的态度。在第六章，我探讨了他们关于科学、社会以及个体与集体间关系的观点。结论部分我尝试将这些不同的主题整合在一起。

图源网络

本文来源于《在原子弹的阴影下：奥本海默、贝特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谢出版社和公众号“陈荣钢”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陈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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