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

女性主义是轰动的

成为问题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当你把某事某物称为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你就是在使那件事物变得更加具体可感，从而更容易向他人传达。但是，对于那些对你正在谈论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无感无知的人而言，提出它们，就是捏造它们。

当你揭露问题，你就是在制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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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们可能会认为，只要你停止谈论这个问题，或者置之不理，问题就会消失。女性主义者很快就被人扣上了“耸人听闻”的帽子：当她谈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时，她的故事听起来就是耸人听闻的，仿佛她为了哗众取宠而夸大其词。女性主义扫兴鬼一开始就是个耸人听闻者的形象。仿佛她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为了制造麻烦，就是为了妨碍他人的幸福，因为她自己不幸福。我会在第二章着手讨论幸福与不幸福的问题。但请注意，女性主义扫兴鬼是如何以一个反女性主义者的形象诞生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现在对她进行一番改造。

就让我借女性主义扫兴鬼的形象来重述我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故事吧。我想从一张餐桌开始展开这个故事。餐桌四周，围坐着一家人。我们的座位一直都是固定的：我父亲坐在一头，我坐在另一头，我的两个姐姐坐在一边，我母亲坐在另一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坐的，仿佛我们要确立下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座位。我们客套地交谈，只能提及一些特定的事情。有人说了一些你认为有问题的话。起初你尽量不说什么。但他们一直说个不停。于是，你也许会回应，多半是小心翼翼地回应。你说了为什么你认为他们说的话有问题。你可能轻声细语地在说话，但你开始感到气恼，并挫败地认识到，你被正在惹你生气的人搞得气恼。女性主义扫兴鬼就此出现：她一开口说话，看起来就很气恼。我就此出现。这就是我的“气恼”的历史。

无论她如何开口说话，作为女性主义者说话的她通常都会被当作争论的肇因。她打断了原本顺畅的交流。交流变得紧张起来。她让事情变得紧张起来。我们可以开始目睹这种互动状态中所固有的东西了。问题不单单在于她正说出口的内容。她正在做的不仅是说错话，她还正在妨碍某种东西——家庭、某个我们或其他什么东西的完善、美满，而这种完善、美满是由不被说出的东西所造就的。为了维护那个我们，有太多东西你不该说、不该做、不该是。然而，即便她不该有这样的反应，她的这一反应在另一层面上也仍是他人所乐见的。她终归被正在惹她生气的人搞得气恼了。一家人目睹她的气恼，目睹她的慌乱，家庭得以维系。瞧啊，瞧她气得团团转！拿她来充当紧张的肇因，就是在用另一种方式维护一种假象——一种如果没有她，家庭就会文明恭敬的假象。我想，我们这些在家庭餐桌上做过扫兴鬼的人大概都懂得这一点；作为不文明和不和谐的容器，我们的用处可太大了。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开口说话，似乎就会遭人白眼，那些翻起的白眼仿佛在说：好吧，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从这些经历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公式：

翻白眼=女性主义教育学。

无论你去到哪里，无论你说些什么，你似乎都会遭人白眼。事实上，你甚至什么都不用说，那些白眼就开始翻了起来。那些白眼仿佛就是在表达一种对你这个女性主义者的集体愤慨。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往往意味着会被卡在一个天然的因为之中。因为她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她会那样说；或者讲得更苛刻些——因为她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她只会那样说。在“导论”中，我描述了实践女性主义何以关乎我们的女性主义倾向的发展（成为那种愿意就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发表意见的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是如何仅被当作一种个人倾向而遭到驳斥或摒弃的，仿佛她之所以不待见某些东西，是因为她就是个不招人待见的人；仿佛她之所以反对某些东西，是因为她就是个好唱反调的人。女性主义者由此被判定为不能自已的人，仿佛成为女性主义者就等于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女性主义被人当作脱离世界，而非参与其中。而我们在此谈论的是，女性主义者如何因其参与的性质而被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女性主义的表述如何被人当作对真实情况的夸大而遭人弃置。

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到，把我们引向女性主义的那些感觉，何以往往也同样是成为女性主义者之后的那些感觉。经由女性主义，你搞清楚了过错的含义；你认识到你并不是在犯错。但当你说某事某物是错误的，你到头来又会重新陷入犯错的境地。因此，被错待的感觉到头来又会被放大：仅仅因为你指出某事某物是错误的，人们便会认为你是在犯错，这让你感到被错待。这真令人挫败！你的挫败随即就会被人当作你受挫的明证：你这样说话，说这说那，就是因为你受挫了。人们听说你是个受挫的人，这本身就令你挫败；人们听说你是个愤怒的人，这本身就令你愤怒。抑或，如果你对某事某物感到愤怒，而在别人听来你又是个愤怒的人（一个愤怒的黑人女性主义者或一个愤怒的有色人种女性），那么你原本愤怒的对象就会消失不见，而这会令你更加愤怒。如果女性主义使得我们能够将情绪重新指向不同的对象，那么我们的情绪本身就会成为情绪的对象。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被置之不理，这本身就足以令你情绪激动。

当然，我们所反对的对象随即就会被重申为不恰当的批判或抱怨对象。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家庭餐桌上谈论《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这部电影。我记得自己对剧中那位母亲被妖魔化的方式提出了质疑。我提出了那个观点，那个相当明显的女性主义的观点——你一旦有了女性主义的倾向，就很难不把它提出来。我随即得到了回应：胡说八道！“啊，你就不能让我们好好欣赏下这部可爱甜美的电影吗？”“啊，你难道看不出这对父子之间的关系有多特别，而她有多残忍吗？”“啊，你总是在挑刺！”诸如此类。女性主义者意味着挑刺。仿佛只要你不指出这些问题，它们就不存在；仿佛指出这些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

当我们描述问题，我们就成了问题。

有一次（我的家庭餐桌上的那些扫兴时刻过去挺久之后），我正跟我姐姐和她（当时的）伴侣共进晚餐。他开始谈论一些关于原住民的事情，谈到他们如何抱怨军队移动了一块石头，就因为那是块石头是原住民的“圣石”。他对此深感不快。我做出了回应。也许我用了种族主义这个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用了那个词，但它的确出现在了我脑海中。种族歧视出现在了我脑海中，因为种族歧视就在这房间里。且不管我说了什么，反正他当时变得非常愤怒，但那是一种以沉默和盯视的形式展现的愤怒。在余下的晚餐时间里，他板着脸坐在那里，再也不碰他的食物。服务员们紧张地走来走去。我们在他旁边礼貌地交谈着。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母亲打来电话，她听说我弄得他没能好好吃饭。“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我听得到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他真可怜

你真刻薄

在餐桌上做扫兴鬼的一段段记忆涌上心头，我感受到皮肤上的灼烧感；我回想起自己是一个弄得他人没法好好吃饭的人。你察觉到，指出一次不公之后又出现了一次不公。又一顿晚餐被搞砸了。那么多顿晚餐都被搞砸了。那些记忆涌动着：事情发生了。事情还会发生。感知到不对劲，犯错；被错待。如果是感觉把我们带向了女性主义，那么成为女性主义者就是要肇生一种感觉。

-END-

本文节选自《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萨拉·艾哈迈德 著；范语晨 译）。感谢出版社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关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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