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与银幕之梦

在 20 世纪的文化图景中，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理论，无疑是对人文科学及种种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理论之一。可以说，精神分析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文科学的思考脉络，渗透了艺术家的创作意识，提供了理论与批评的特殊面向。而精神分析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盛于“后60年代”的后结构、后现代主义及在这一背景和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当代电影理论的某种原点或曰十字路口。许多重要的理论联系着弗洛伊德所开启的精神分析学说而获得展开。第二电影符号学（亦称精神分析符号学）、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的一支，便建立在弗洛伊德、拉康理论的基础之上。
在戴锦华教授的《电影理论与批评》一书中，通过对电影《香草天空》的文本分析，为我们详细解说了精神分析及相关女性主义理论在电影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我们从中截取部分文字与大家分享。

《香草天空》包含着一个古老的男性主题：成长故事（及其反题）。影片始终潜在地指涉着俄底浦斯情结，关于一个男孩、男人的成长叙事。故事涉及父亲的阴影和无父之子的主题，讲述主人公所面临的成长与拒绝成长的命题。
这一成长主题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大卫的事业，他所继承的庞大的出版帝国之董事长的角色。在所谓事业层面上，大卫始终面临着创业者光焰的笼罩，只能是这光焰阴影中的不成器的花花公子。这间或是大卫恐高症的心理成因之一。
在现实视野中，父亲或曰父权的对应物，则是父辈的董事会成员，他们不断以不信任的目光无奈地注视着这位“扶不起来的阿斗”。对此，大卫的一句表白是：“他们老以为我只有11岁。”在董事们的眼中，大卫只能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怨憎不平的幸运儿——父母在车祸中不幸身亡，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帝国不胜任的继承人。

这一主题，事实上也是现代世界的财富与地位的主旋律，却如同大部分情节剧一样，仅仅是影片隐约可见的底色，而并非影片故事的主部。在影片中负载、呈现着成长主题的，并非父亲的光焰与阴影下的男性故事，而凸现了无父之子的彷徨、心理症及其治愈。成长年代失父丧母的创痛，成为对大卫频繁转换性爱对象、拒绝承担责任的心理症候的阐释和赦免。

《香草天空》对这一心理症候的有趣呈现，便是让大卫为自己创造了一位“代父”——精神分析医师麦考伯的形象。这一形象在开篇伊始，便进入了叙事。然而，在第一时刻，他便被大卫讥刺为满口陈词滥调、毫无见地的腐儒。事实上，在整部影片中，这位将以其判断决定大卫生死的精神分析医师，无疑极不胜任。他在影片的情节结构，准确地说，是在大卫的心理结构、潜意识需求中，扮演的并非一位权威的医师，而仅仅是一位平凡的父亲。……
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不能为大卫驱散迷雾（“公平”地说，他本人便诞生于这团迷雾之中）、指点迷津，但他是一位倾听者，一位充满同情的理解者，他只能如茱莉（当然没有她的怨毒，相反充满关怀）般询问大卫：“幸福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卫也只愿意在他面前最终认罪。当麦考伯承认，他无力挽回大卫的命运时，他同时告知大卫：“你就像我的家人。”影片的尾声，在艾德蒙所提供的权威释梦中，一部老片中格里高利·派克所出演的一个父子情深的场景，点出了麦考伯形象的“出处”。
在影片中，真正出演了近似于父亲的权威形象的，是生命延续公司的技术专家艾德蒙。在影片潜在的成长主题中，只有他占据了权威/父亲的空位。是他，接替了那位无能的父亲/那个充满爱心却力不胜任的精神分析医师；是他，充当了一位全能的分析者；也是他，在最后时刻显影为全能的掌控者、无所不在的关照者，成就其美梦、并终止其噩梦的形象。此前，他曾三度出现：在整容手术室的中央控制台上，在噩梦降临之前及其后的餐馆之中，甚至亲自出马告知大卫：他自己执掌自己命运之门、幸福之门的钥匙。

也只有他，能在尾声中以权威而客观的口吻告知大卫：“这是决定性的时刻，你必须回答：幸福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这一问题的第四次出现。第一次，大卫因拒绝茱莉的提问，而最后助推了茱莉强迫他一同殉情的决定，因此，对于大卫，这一质询本身充满了侵犯和暴力的意味；而在大卫已深陷噩梦之时，变换着金发与黑发形象的索菲娅/茱莉第二次发问：“幸福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幸福就是和你在一起。”

第三次，则是麦考伯重申了这一问题，但画面立刻切换为闪回：茱莉在疾驶的车中发出此问时扭曲的笑容，狱中的大卫因此再次拒绝回答：“换个问题吧。”在影片的尾声，生命延续公司的天台上，艾德蒙第四次发问时，他的权威与客观，他的诚挚与真实消解了这质询本身所包含的创伤和侵犯。艾德蒙继而说道：“即使在未来，不遍尝苦涩，便无法收获甜蜜。”天台上，艾德蒙对大卫的明晰之梦的有效阐释，事实上也成了对大卫的全部心理症候的揭示；他的释梦展示并消解了大卫生命中的创痛和威胁，揭示出他遭受的创伤与折磨所包含的正面真理。
我们看到，也正是在这真正的权威/父亲形象出现的时刻，天台上方的天空再度布满了香草色的辉光与云朵——一个成长、拒绝成长的男人在终于得回了父亲的威慑与指点的时刻，他也会因此而在记忆中找回母亲的温馨与关爱。在这一时刻，大卫才有勇气面对索菲娅的幻象说出：“我失去了你，在登上茱莉轿车的那一刻，我已经失去了你。”

至此，一部心理戏剧被充分添加上了好莱坞电影所必需的说教色彩，成了一部道德伦理剧。不再是一个遭受着心理症折磨的无父之子的心理悲剧历程，而是一个报应不爽的伦理教化剧：大卫在获取真爱之后居然不忠（上了茱莉的轿车），因此遭到了残酷的报应。尽管在影片、尤其是原作《睁开你的双眼》的剧情逻辑中，索菲娅是不是大卫生命中的“真爱”，原本是一个大可质疑的问题。
因茱莉的偏执与疯狂永远地终结了大卫频繁转换性爱对象的可能，因此他以延迟享乐的逻辑而欲擒故纵的索菲娅，便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情人，她也因此成了大卫心中的真爱；相反，如果他可以无尽延长他的风流之旅，那么，索菲娅无疑将是众多无名女郎中的一个，尽管或许是特殊的一个。
但艾德蒙作为技术专家的身份，则成功地洗去了说教的意味，赋予其客观真理的面目。于是，在艾德蒙的循循善诱下，大卫平生第一次获得了面对真实、直视创伤、背负起责任的勇气，他放弃了完美的“明晰之梦”，选择了或许荆棘丛生、不如人意的真实人生。他背对幻影，从高层建筑的顶楼平台上纵身跃下，他的心理症的症候之一：恐高症，也是父亲光焰投下的浓重阴影，由此而获得治愈。

不同于其西班牙文的原作，在这一时刻——大卫从梦境中的高空跃下的过程中，切入了一组快速剪辑的蒙太奇镜头段落：那是童年的记忆（卡通片与老电影），其中母亲的形象终于浮现；少年时代生命的片段与历史的时刻：甲壳虫乐队演奏的场景，马丁·路德·金瞬间闪现的侧影，在这些被潜抑的记忆浮现之时，不断插入索菲娅的场景——诸多场景出自明晰之梦。显而易见，在这一获救的时刻，大卫重新整合了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生命，当他终于直面着真实，他同时珍藏起梦境。一段经过放大的下落过程，成为大卫的自我觉醒之旅、自我救赎之旅。

此间，存在着一个有趣的症候点——并非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心理症候，而是影片分析视野中的社会症候点：关于一部叙事性文本中权威者、全能拯救者形象的设置和选取。在所谓后工业时代、“他人引导”的时代中，人们已很难如传统社会及传统叙事那样，获得不容置疑的权威形象，诸如父亲/长者，政治、宗教领袖或社群精英。
于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孤独的人群”说来，精神分析医师一度成了替代性的权威者与拯救者，社会层面的心理健康与精神病、心理症代替物欲/利益冲突，成了大众文化的主要被述对象。于是，在诸多影片中，最终扭转大局、放逐邪恶、惩恶扬善的角色，由精神分析医师来出演；精神分析医师所在的空间、建筑，也在大仰拍镜头中被赋予了昔日高耸入云的教堂的视觉位置。
然而，一方面，无疑是由于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显然并非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现代社会拯救众生的万灵方，所谓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仍然面临着诸多日渐深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全能的精神分析医师的角色渐次为要求不断更换趣味的大众文化所厌倦。于是，精神分析医师的角色出现了变奏，渐次成为某种可疑的、甚至邪恶的形象，他们间或是精神分析医师，同时是极端危险的、反社会的精神病患者；他们间或提供某种拯救的力量，同时携带着更大的威胁。其中著名而典型的例证，是奥斯卡获奖影片《沉默的羔羊》。
影片《香草天空》的新颖之处，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全能拯救者的形象——一个超然的技术专家形象，一个现代人生命的执掌者，同时是人生智慧的启迪者。有趣的是，正是这一新的权威形象，准确地对应着“跨国公司—技术专家联合统治的时代”，对应着高科技时代的莅临。在影片的叙事语境中，我们甚至有充分理由怀疑艾德蒙这一形象本身便是高科技制造的幻影，否则，无法在剧情逻辑的层面上，解释他何以跨越百年时空而“长生不老”。
如前所述，同样作为其社会症候呈现，影片最大程度地简约了其剧情逻辑内部的资本/财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正如多数成功的主流、商业的叙事性作品，其必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意识形态腹语术”——并不借助谎话，而是通过对事实的选择、组合以创造谎言效果。

用笔者惯用的说法，便是“通篇谎言，不着一句谎话”。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茱莉和索菲娅同是徘徊在纽约娱乐圈边缘寻找等待着机遇的美貌少女，当茱莉第一次在大卫家中过夜，她激动不已地打电话告知友人这一天大的喜讯，轻松地放弃了对她说来无疑十分宝贵的“试镜”机会，因为她相信自己已遭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幸运：得到了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垂青。
于是，大卫对她一夕贪欢之后，便弃若敝履的行为，对她所造成的幻灭，远不仅是情感与自尊的伤害，那是一个巨大的美梦、男权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可能获取的最大成功的幻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车中，茱莉向大卫出示了她刚刚灌制的音乐CD。显然她也试图将自己的生命再度转移到“事业”的奋斗之中。而大卫的致命错误之一，在于他刻薄地嘲弄了茱莉的演唱和她的CD，于是他已经在拒绝回答“幸福对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为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
同样，在看似清纯的索菲娅对大卫的一见钟情中，同样包含着诸多并非爱情的“夹杂物”。从她出现在大卫的生日派对的第一时刻起，她丝毫也不曾掩饰自己对大卫所拥有的财富的好奇与觊觎。她为大卫画的漫画像，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花花公子倚着他的昂贵跑车，脚下堆满了鼓鼓的钱袋。

唯一不同的是，索菲娅以某种“纯洁的率真”、某种“自知的幽默”，率先与大卫建立起一组令其颇感新鲜的游戏关系。事实上，也就是在大卫表现出对她的兴趣与关注之时，她立刻毫无顾忌地抛弃了领她前来的布莱恩——显然是她默许的追求者，也是她同阶级的、处于前景不明中的未来式作家。
于是，布莱恩便自然地与另一伤心人茱莉结为暂时的盟友，在心碎中背叛了“神圣的”兄弟之情。从另一角度上看，作为大卫唯一密友的布莱恩，始终只是百万富翁门下的一个丑角或弄臣。
影片“诚实”地呈现出这些真实的社会学要素，而后又成功地在叙事过程中将其掩盖起来。对这一真实表述的遮蔽与转移，首先通过大卫一旦毁容、索菲娅同时离他而去来表现；而在好莱坞版的道德逻辑中，这一行为首先意味索菲娅无法原谅大卫的背叛：他怎能在两人温情款款、其乐融融的一夜情之后，一步登上了茱莉诱惑的轿车。
于是，大卫的魅力似乎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他的财富与财富所建筑的“崇高”地位，而仅仅在于他的英俊潇洒。作为好莱坞版的另一处修订，是在艾德蒙的叙述中，添加了布莱恩在大卫身后为他举行的追思会，而索菲娅也第二次来到了大卫的寓所，满怀哀思地追忆着这死于华年的友人。于是，温情与道德的逻辑，取代了资本与财富的逻辑，成就了这个浪漫—惊悚故事。
然而，围绕着《香草天空》的一组花边新闻，间或从另一角度显露了这一被迷人爱情故事所遮掩的金钱故事。这则给娱乐新闻界带来惊喜，同时为影片的映前宣传攻势推波助澜的新闻，是关于在《香草天空》的拍摄过程中，大卫的扮演者、也是影片的制片人、亿万富翁汤姆·克鲁斯移情别恋于来自西班牙的黑发美女佩内洛普·克鲁兹，进而抛弃了他的妻子、金发美女妮可·基德曼。

如果这不过是好莱坞/电影娱乐工业司空见惯的婚变史，那么，为好莱坞娱乐新闻同样津津乐道的，是类似的婚变故事同时意味着一组令人趣味盎然的金钱故事、一个因巨额的离婚赔偿而形成的“财富再分配”。在这一视野中，清纯的黑发美女佩内洛普·克鲁兹，便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来自发达世界边缘地带（西班牙）的女冒险家与幸运儿。于是，在银幕外迷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传媒迸出了汤姆·克鲁斯对佩内洛普·克鲁兹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抱怨之声。
如果说，围绕着《香草天空》的花边新闻暴露了影片成功遮蔽的资本主义逻辑，那么，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银幕外的故事，同时颠覆或曰取消了影片刻意添加、强化的道德说教。一个以精神分析的逻辑巧妙结构起来的故事，但它不仅在其文本内部形成了对精神分析的逆反，而且以其电影的事实，告知何以精神分析并非全能的拯救力所在。
内容摘自《电影理论与批评》

主题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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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理论与批评》戴锦华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END

感谢出版社及戴锦华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关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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