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 戴锦华谈电影:重访戈达尔、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
记一场人满为患的讲座
撰稿|庞雅文
2023年12月2日,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之邀,于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作了“重访戈达尔、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讲座。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在开场致辞中说:“这场讲座代表着京派和海派的深度合流,也代表着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深厚情谊。”主持人毛尖教授说戴锦华几乎就是电影的同义词,“她是中国电影研究的首席学者。她开出的电影研究地平线,今天还是我们的地平线,她开出的天花板,今天也还是我们的天花板。高度,对她而言是衣服很难买,对我们而言,是很难企及。”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
这是一场席卷人心的讲座,千人剧场座无虚席,走廊也被读者坐满。戴老师不仅带我们回访戈达尔、塔科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还带着我们重访了电影史,重访了群星璀璨的大师时代,并用电影的初心凝视了今天的影像变革。
01
戈达尔是世界电影史的“任意门”
讲座开始,戴锦华教授首先分享了一个有关戈达尔的小故事。在一次戈达尔新片的聚会上,有观众为了重现电影中经常使用的桥段,拿起最大的蛋糕甩在了戈达尔的脸上,戈达尔非但没有生气,而是一脸高兴地将脸上的奶油抹去。但是,正是这位拥有青春灵魂的二十世纪电影艺术领军人物,却在2022年未患重疾的91岁高龄选择了安乐死,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感到疲倦了。戴老师说:“戈达尔的死对我来说是一种创痛,同时也是一种提示。这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家的死,也是一个世纪的终结。戈达尔标识着一个变革、梦想、反叛的电影世纪。”戈达尔的死是一条坏消息,但同时也是一条好消息,因为戈达尔“虽然精疲力尽,依旧随心所欲”的态度提醒我们,即使面对死亡,人依然可以做出人之为人的选择。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工业大发明使电影艺术的诞生成为可能,但电影艺术又必须面对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二十世纪作为工业革命的时代、石油文明的时代,电影艺术在基本物质媒介的层面上,具有二十世纪的特征。影院空间的出现完善了现代城市,成为今天所理解的都市,电影艺术成为了都市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的二十世纪性极度鲜明。
戴老师认为,戈达尔正是在这样一幅世纪图景中扮演了“任意门”的角色,在多重意义上改变了电影艺术的既定认知和格局,也改变了电影艺术的行走方向。《精疲力尽》这部电影并非戈达尔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但代表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启,也是世界电影史的又一次断代。戈达尔在拍摄这部电影时没有钱租影棚,也没钱铺摄影轨道,为了维持摄影机的平滑运动,只能把摄影师放在轮椅上。如此环境下却原创性地捕捉了青春独有的韵律,以及不堪负荷的痛楚感。也正因此,他开启了一个人们相信电影艺术家是电影灵魂人物的时代,人们开始相信电影导演才是具有电影署名权的角色。
戴老师强调,虽然热爱电影的人都听说过“自格里菲斯后电影语言没有真正的创造”,但这句话被戈达尔的出现打破了。他再一次创造了新的电影形态和电影语言,成为电影史的断代人物。有人狭隘地认为戈达尔在电影中创造了此前不存在的电影叙事方法,例如跳切或对于电影轴线颠覆性的应用。戴老师认为远不止此,戈达尔的断代性不仅在于贡献新的电影修辞方式和电影语言形态,更重要的是对过往的电影模式和成规惯例宣战。同时,戈达尔又并非以破坏性战斗姿态为后人留下废墟,他的电影成了全球电影工业的实验室和发动机,使电影艺术不断拥有源头活水。这不仅是尝试性实验,更来自对理想世界的执着,甚至用自己生命实践新的可能性,并期望能够把人类带往更人性的世界。
直到生命结束前戈达尔一直关注着新的技术和手段,他的晚年影片甚至用了3D数码,他是永远的影像实验先驱。我们能看到晚年拿着雪茄的戈达尔,也能看到仍然保持前卫性的戈达尔,他的青春活力贯穿整个人生,这在世界电影史上无人望其项背。
戴老师认为,当我们强调戈达尔在人类艺术史的重要地位时,不能忘记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化生产者,都同时是社会激变的参与者。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兴起时,正值戛纳电影节开幕。戈达尔和朋友特吕弗召开了紧急会议,特吕弗从主持人手中拿过话筒说:“当我们的同志们在街头浴血的时候,我们有何面目在这里举行电影节聚会?”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人一致同意,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便在开幕时刻落幕。出席的人们多数汇入反抗人流,戈达尔甚至被警察逮捕。这不是隔岸观火式的记录者制作,而是以一己之力投身变革社会的实践,和反叛者站在一起分摊命运。戈达尔和朋友们完全违背电影这个媒介的基本特征,开始制作纪实电影报道《电影传单》。这是二十世纪的电影,它开启了“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戈达尔们既是影像制造者,也是影像记录下来的反抗者。而今天,数码媒介的每一个数据点都是可变的,当我们真正进入人类影像大数据时代,也真正进入了一个“有图无真相”的时代。
由此,戴锦华教授强调说:“当我们讨论戈达尔的断代意义时,不能忘记,没有任何人可以自外于历史的脉络而存在。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飞翔。”
02
电影诗人塔可夫斯基
戴锦华教授认为,塔可夫斯基和戈达尔都是伟大的电影创作者,但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历史鸿沟。冷战把世界一分为二,人类也被一隔为二。今天回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冷战这条线的两端,天才艺术家们共同创造了世界电影史最辉煌的年代,而其中一边是塔可夫斯基。如今人们约定俗成地把他称为“电影诗人”,但绝大多数人经由“诗人”这个身份理解他的时候,只是追寻“诗人”这个能指所具有的约定俗成的定义,由此反过来考察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诗意表达和诗性创造。戴老师认为,我们将他命名为电影诗人,远不止因为他把诗歌融入电影,而是他的原创电影语言使他的视听、对人类和超越人类力量的表述,成为只能用“诗”作为修辞来描述的原创性形态。
戴老师分享了她第一次看塔可夫斯基的首部电影《伊万的童年》时的情景:“我初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震惊于电影叙事语言、镜头的转换、奇特的留白,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小英雄的故事。”塔可夫斯基在叙事的成规惯例下成就原创性表达,让一个小英雄的故事成就生与死的新语法。面对他的电影时,人们无法质询电影能否表达玄学和哲思,能否表达人类对超越性命题的执拗追问,因为从塔可夫斯基开始,出现了极端原创的电影哲学表达和超越性思考。
《伊万的童年》
塔可夫斯基借助科幻电影成就了塔可夫斯基式的语言修辞,被无数后人致敬,以至于今天再看时可能不会再有初次相遇的惊喜和震撼。但这种震撼本身不来自修辞,而来自整体的结构形态。就像塔可夫斯基惊悚片中的惊悚,不仅来源于情境自身的惊悚,更来自故事背后,主人公始终处于被监视被俯瞰的状态,始终有巨大的眼睛驱动着摄影机,且不可溃破。
戴老师还介绍了塔可夫斯基的另外一部奇迹般的电影——《镜子》。这部电影存在极度的自我书写,为所有想用电影进行自我阐释的创作者提供范例。戴老师认为这部电影说出了她想对年轻电影人所说的一切:我们当然可以讲述自我的故事,但请倾诉,而非独白。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话题是自恋,自恋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社会的内在构成和人类社会自我发展的力量。但在艺术中,永远不可能饱含自恋地表达自恋,自恋必须被对象化。个人生命的故事可以成为艺术的源泉,但艺术的意义在于,发生的真实经历因自我的表达而被赋予能够使他人产生共鸣的力量,这是最低要求。而塔可夫斯基用《乡愁》向我们展示了最高的可能性。
03
重塑时空者安哲罗普洛斯
戴锦华教授认为,安哲罗普洛斯不仅是伟大的希腊导演,也是毕生的政治斗士,这是二十世纪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特质。他的最大贡献是打破了人们的固有思维,让时间和空间成为电影最重要的主题和被叙述的对象。人们原本以为时空是约定俗成的,是胶片自然携带的电影主题,但安哲罗普洛斯形成了只有在自己电影中才能实现的对时空、旅途、乡愁、批判等欧洲思想基本思想要素的原创性表达。
戴老师介绍了安哲罗普洛斯的成名作《雾中风景》,这个电影片名也是戴老师自己的一本名著的书名。电影一开始便直接使用了最古老的叙事主题——旅行。这是神学意义上的旅程,也是抵达不存在的雾中风景的旅程。人们可以看到被直升机从海中悬吊起来的古希腊雕像巨手,这只巨手作为空间形象,携带着时间感,在摄影机极端丰富的运动中完成时间的穿越和空间的重组。这在连续时空中达成的蒙太奇效果,构成了安哲罗普洛斯最擅长捕捉的对欧洲历史的体认和反思。
《雾中风景》
戴锦华:《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戴老师在讲解安哲罗普洛斯的另一部主题先行式的电影《尤里西斯的凝视》时表示,正是这部电影向我们提示了元电影的可能和警示。“meta”这个词本身就包含“反身”的意思。当我们触碰历史影像的时候,于严酷环境中追寻影像意义和位置的时候,或许能够成就一部具有元电影价值的电影。安哲罗普洛斯在经由电影媒介重塑电影时空,质询历史创伤的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启示。他勇敢直面历史,不规避历史困境。戴老师认为,他表达着某种真正的左翼性,他始终和失败者站在一起,勇于分担失败者的历史命运。在电影中表达对二十世纪历史暴力受害者的认同是一种勇气,而这种勇气不亚于面对暴力挺身而出。
戴锦华教授总结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回访,其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历史,更在于重新打开一扇门、推倒一面墙,让我们直面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电影、新浪潮、电影大师时代的专题讲座,更希望能够叩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历史段落,回顾电影人集体出演的最辉煌时刻。
活动最后,主持人毛尖总结道,往后每当我们想起这场讲座,一定会使用百年孤独的那句经典句式:“多年以后,当我们听到戈达尔、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这几个名字,一定会回想起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聆听戴锦华老师讲座的那个遥远的初冬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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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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