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前言
我还清楚地记得马克完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终稿的那几个月。我们离开伦敦到萨福克郡生活，那是一个对他来说很特别的地方，满溢着他童年假日的快乐记忆。搬家带来的喘息空间使马克能够专心地、不受干扰地完成这本书。一到萨福克，他就告诉我他文思泉涌，并为即将完成这个项目而感到兴奋。一天，当我们去伍德布里奇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本书要是能卖出去500本我就真的很满意了。”
在那个时期，马克也忙着寻找讲课的工作和发展他的自由写作事业——他在《导线》(The Wire)短暂地干过一阵临时客座编辑的活，但他和他的读者主要还是在他的博客接线碰头。无可否认，那些年不容易，因为马克在为争取到长聘教职而努力，但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一段快乐而又乐观的时光。马克很享受他在伦敦忙碌的日子和他在萨福克的时光形成的鲜明对照。在萨福克，他要应付的要求没那么多，这使他能够集中精力做其他像《关于消失的土地》(On Vanishing Land)那样的项目。到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举行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几天后，我们发现我怀上了我们的儿子乔治，一切仿佛步上了正轨。我记得，那天晚上，马克在给他灵感和激励的人的陪伴下，十分快乐。
【英】马克·费舍（Mark Fisher，1968—2017) 我知道《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功确实让马克感到惊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克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讲课——之余，还能有时间继续写作，应邀到各地讲课，并进行各种演讲活动。甚至在2010年我们的儿子乔治出生后，马克都还能够继续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是真正的马克式做派。他从没想过拒绝到某个地方演讲、为某个刊物撰稿的邀请，因为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从来不像是工作。观察马克讲课或在某个活动上发言就能看到他的本色：他和与他交流的听众一样，为此而感到兴奋和满足。同样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他不需要再时刻警惕自己的抑郁症了。尽管我知道那些无价值感和怀疑感绝不会凭空消失，但我还是为它们不再显露而感到欣慰，我希望马克能够控制住它们。马克经常被具体的人感动，这些人觉得能和马克分享自己的心理健康经历，马克在自己的挣扎上一如既往的坦率和开放也让他们深感激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版也起到了鼓励其他人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的催化作用。 原作名: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自那时起，失去马克的悲伤和痛苦就再也没有减轻过，但乔治和我必须学会怎样围绕它建立新的生活——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最难的事。马克依然是乔治人生的基准点，他依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家里做的决定或发生的事件中在场。乔治也不再是马克去世时那个6岁大的男孩，处在青春期的他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来思考自己的父亲。在乔治探索自己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我看到，马克对他的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不愧是马克的儿子；他的举止和表情，他的好奇心，他的奉献精神，他对在争论场合最后发言的坚持，他对漫威、足球和在费利克斯托生活的热爱都与马克如出一辙。过去几年来，乔治开始更多地了解到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马克对他的朋友、同事和关注者来说是怎样一个人。他会在YouTube上看马克讲课，在网上搜他写的东西，了解其他人对他的看法。 我没法理解在地铁或在机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父亲写的书会是怎样一种感觉，但我的确知道，这件事情让乔治感到自豪；也让他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对许多人来说都很重要的人。乔治和我都知道，失去马克，需要面对马克留下的无法填补的空间的，不只有我们。 我又想起在伍德布里奇的那次谈话，马克希望《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能卖500本，这样就会让他觉得自己成功了，而如今，我惊叹于他取得的成就之大和他影响到的人的数量之多。他的思想依然有价值，依然有人谈论他。这个事实不会把马克带回来，但也无须如此。他将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先辈们形成对照的是，今天，英国学生看起来脱离了政治。法国学生还会上街抗议新自由主义，英国学生——相比之下，他们的处境糟糕得无以复加——则似乎打算听天由命。但我想说，这种听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无能(reflexive impotence)。 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但那个“知道”，那个反身性，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事态的被动观察。它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反身性无能可以说是存在于英国年轻人里的一种心照不宣的世界观，它与各种广泛的病态相关。我工作时接触到的许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问题或学习障碍。抑郁症流行。它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治疗得最多的状况，其患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患有某种阅读障碍的学生的数量也很惊人。不夸张地说，如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英国，但凡是青少年，都可能患有某种病。这种病态化已经排除了一切政治化的可能。通过把这些问题私人化——把它们当作只是由个体神经系统的化学失衡和/或其家庭背景引发的疾病来治疗——一切关于社会系统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被排除了。 我遇到的许多青少年学生看起来处于一种我所谓的“抑郁的快乐”(depressive hedonia)状态。抑郁通常被归为一种快乐缺失状态，但我所说的状况，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 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会觉得“缺了什么”——但不理解这个神秘、缺失的乐子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学生的结构位置不明确造成的后果，他们搁浅在作为“规训制度的主体”的旧角色和作为“服务的消费者”的新身份之间。德勒兹在其至关重要的文章《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中区分了福柯描述的规训社会和新的控制社会。规训社会是围绕工厂、学校和监狱的封闭空间组织起来的，而在控制社会中，所有制度都内嵌于一个分散的公司。
德勒兹正确地指出卡夫卡是控制社会独有的权力的先知，这种权力是分散的、控制论式的。在《审判》中，卡夫卡区分了被告可获得的两类无罪开释。彻底宣判无罪如果在过去尚可能（“我们只有在关于古代案件的传奇描述中找到无罪释放的例子。”），如今也不再可能了。因此，剩下的两个选项是：1.“诡称宣判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都被宣判无罪，但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面临全部指控；2.“无限期延缓”，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参与（他们希望是无限）延长的法律争辩过程，这样，可怕的最终判决就不太可能到来。德勒兹说，卡夫卡描述的、福柯和巴勒斯也描述过的控制社会正是通过无限期延缓来运作：教育是一种终身学习……你只要还在工作就得继续接受的培训……你带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以工作为家。这种“无限”模式的权力带来的后果，是内部的管辖接替了外部的监控。只有在你与之共谋的情况下，控制才起作用。 因此也就有了巴勒斯笔下的“控制成瘾者”的形象：沉迷于控制，同时不可避免地被控制接管、附身的人。 走进我任教的学院的几乎任何一间课堂，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你处在一个后规训框架之中。福柯花了很大力气来列举权力通过强迫人们摆出严格的身体姿势来建立规训的方式。但在我们学院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学生趴在桌子上，几乎一刻也不停地说话，不断地吃零食（有时甚至还会吃正餐）。以往对时间的规训性切分正在失效。控制的技术及其永恒消费、持续发展的系统侵蚀了监狱式的规训制度。 学院的资金来源系统意味着，它确实不能开除学生，就算它想。学院能拿到多少资源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成绩（考试结果）、出勤率和学生留存率方面的指标。这种市场规则和官僚系统定义的“目标”的结合，是如今管制公共服务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方案的典型特征。有效规训系统的缺乏，没有得到最起码的补偿——学生的自觉性并没有提高。学生意识到，就算他们连续缺席好几个星期，并且/或者不完成任何功课，他们也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处罚。面对这样的自由，他们通常不会有别的追求，而只会陷入快乐（或缺乏快乐）的倦怠：迷迷糊糊，在电子游戏、通宵达旦的电视和大麻带来的舒适中忘记忧愁。 要求学生阅读一两句话以上的内容，很多人——我要提醒你，这些可都是达到中等教育高级水平(A-level)的学生——就会抗议说他们做不到。教师最经常听到的抱怨是太无聊了。这里，被认为“无聊”的，与其说是书面材料的内容，不如说是阅读活动本身。这里，我们面对的不只是由来已久的懒散，更是后读写时代“太过迷醉以至于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新肉体”和正在衰亡的规训系统的限制、集中注意力的逻辑之间的不匹配。无聊仅仅意味着脱离了短信、YouTube和快餐的交际感官刺激矩阵；被短暂地剥夺了源源不断的、对需求的甜蜜满足。一些学生想要理解尼采，就像想吃汉堡一样；他们不能理解——而消费者系统又鼓励了这种误解——的是，难啃的、晦涩的正是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 举个例子：我曾质问一名学生为什么总在课堂上戴耳机。他回答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又没有播放音乐。在另一节课上，他没戴耳机，但耳机里小声地播放着音乐。在我让他关掉的时候，他回答说为什么要关呢，他甚至都听不到。为什么戴着耳机又不播放音乐，不戴耳机又要播放音乐呢？因为耳机在耳边或知道音乐在播放（就算听不到）确保了矩阵还在那里，触手可及。而且，作为交互被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只要音乐还在放，就算他听不到，播放器也能继续代表他享受音乐。在这里，戴耳机很重要。流行音乐带给人的体验，不是作为某种能够影响公共空间的东西，而是一种向私人的“俄狄播斯”(OedIpod，恋播放器)的消费者极乐的退却，一种对“社会”的筑墙抵御。 被吸进娱乐矩阵的后果，是焦躁不安的交互被动性，一种在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专注上的无能。 学生不能把当前的缺乏专注和未来的失败关联起来，不能把时间综合为任何连贯的叙事——这个症状反映的不只是消极怠工。事实上，它怪异地让人想起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分析。詹姆逊说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论为理解在新兴娱乐产业复合体面前主体性的支离破碎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美学模型”。詹姆逊总结说：“随着意指链的瓦解，拉康式的精神分裂被化约为一种对纯粹物质能指——或者换句话说，一系列纯粹而无关联的时间中的当下——的体验。”詹姆逊在20世纪80年代写下这些话，我的大多数学生就出生在那个时代。如今，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在非历史、反记忆的瞬变文化(blip culture)中长大的一代，对他们来说，时间永远是已经切好的数字切片。如果说被规训的形象是工人-犯人，那么被控制的形象就是负债者-上瘾者。赛博资本通过使用户上瘾来运作。在《神经漫游者》中，威廉·吉布森让凯斯和其他赛博牛仔在脱离矩阵时产生皮肤下有虫子蠕动的恍惚感。（显然，凯斯嗑药的习惯就是对一种更加抽象的瘾的替代。）如果说像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样的状况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它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病态：是被连接进超媒体消费者文化的娱乐-控制回路中的后果。类似地，在许多场合下，所谓的阅读障碍实际上是一种后-阅读(post-lexia)。青少年无须阅读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资本的图像密集数据——要浏览网络-手机-杂志的信息平台，会看标语就够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论证说：“写作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电子语言不需要语音或文字；数据处理也不靠说或写。”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的生意人有阅读障碍。（但他们后阅读的效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还是后果？） 如今，教师承担着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要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者的后读写主体性和规训制度的要求（诸如通过考试等要求）之间斡旋。在这个层面上，教育绝非高居安然隔绝于“真实世界”的象牙塔，相反，它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场域的各种矛盾，再生产社会现实的引擎室。教师被困于诱导者招待者(facilitator-entertainers)和规训者权威(disciplinarian-authoritarians)这两个身份之间。教师想帮学生通过考试；他们则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人物，让我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被学生当作权威人物来召唤的教师加剧了“无聊”，因为权威位置发布的一切都先验地无聊。讽刺的是，在规训结构于制度中瓦解之时，人们比以往更严格要求教育者来扮演规训者的角色。随着家庭被要求父母双方都出去工作的资本主义压垮，如今，教师越来越需要扮演代理家长的角色，向学生灌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给在某些情况下只在最低限度上社会化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情感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对我教的每一个学生来说，并没有任何法律逼他们来上学。他们想走就可以走。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再加上英国政府见利忘义的鼓励，学院看起来是更容易也更安全的选项。德勒兹说控制社会基于债而非封闭；但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教育系统既让学生负债又把学生关了起来。这个逻辑坚决要求你为针对你自己的剥削付钱——负债读书，然后你就能找到你16岁时辍学就能找到的低薪又无前途的工作…… 詹姆逊说：“时间性的崩溃，突然把时间的‘当下’从一切可以使它聚焦、把它变成实践空间的活动和意向中释放出来。”但怀念旧的实践运作的语境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学生最终并不构成一个能够取代英国式反身性无能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会嘲笑法国反对资本主义，这并不出奇，但它对法国的“止动”(immobilization)的挖苦确有道理。“诚然，最近抗议的学生看起来认为他们是在重演其父辈对夏尔·戴高乐发起的1968年5月事件”，在2006年3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中，《经济学人》写道： 他们借用了它的口号（“鹅卵石下是海滩！”）并劫持了它的符号（索邦大学）。在这个层面上，这次反抗看起来是［2005年］促使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郊区骚乱的自然延续。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底层少数族群反抗排除他们的系统。然而，最近的抗议运动的显著特点却是，这一次，反抗的势力站在保守主义那边。和郊区的骚乱青年不一样，学生和公共部门工会的目标是阻止变革，让法国保持原样。 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止动者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另一个以“68”继承人自居的群体相反。这个群体由像乔治·索罗斯和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构成，他们把贪婪的逐利和充满生态关怀、社会责任的花言巧语结合到一起。除关心社会，他们还相信，应该按照“聪明”(being smart)概念，把工作实践（后）现代化。就像齐泽克解释的那样： 聪明意味着动态和游牧，反对集中化的官僚制；相信对话和合作，反对权威；相信灵活性，反对例程；相信文化和知识，反对工业生产；相信自发的互动和自生，反对固定的等级结构。 综上所述，止动者及其含蓄的让步（资本主义只能抵抗，没法克服）和比尔·盖茨一派（他们坚持必须用慈善来弥补资本主义不道德的过度）说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怎样限制当前的政治可能性的。止动者保持了“68”风格的抗议形式却以抵抗变革的名义，而比尔·盖茨一派则积极拥抱“新”。齐泽克正确地指出，比尔·盖茨一派并非对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进展的纠正，相反，它构成了如今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正是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中管理的特征。但问题在于，一切对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对，都有自我挫败的风险，因为要求非灵活性和集中化的呼声，至少可以说，不是那么地振奋人心。 无论如何，左翼没法也不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新”。资本在怎样分化劳动力上花了很大心思；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充分思考如何应对以下问题：在后福特主义状况下，可以用什么战略来对抗资本；可以引入什么新语言来应对那些状况等。就资本主义对“新”的挪用提出异议很重要，但我们不可能通过适应我们所处的状况来夺回“新”。就适应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太好了；“成功适应”正是管理主义善用的经典策略。 巴迪欧和大卫·哈维都喜欢持续地把新自由主义和“复辟”这个术语联想到一起。这个联想很重要，它有利于纠正资本和“新”之间的联想。对哈维和巴迪欧来说，新自由主义政治与“新”无关，与阶级权力和特权的回归有关。巴迪欧说：“在法国，‘复辟’指1815年在大革命和流放拿破仑之后国王归来的那个时期。我们就处在这样的时期。今天，我们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政治系统——议会制——看作唯一自然的、可接受的方案。”哈维认为，最好把新自由主义设想为一个“为资本的积累重新构建条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政治计划”。哈维揭示了,在通常被描述为“后政治”的年代，阶级战争还在进行，但发动进攻的只有一方：富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政策贯彻之后”，哈维说： 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到20世纪末……达到1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 01 %的人的国民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2%，跃升至1999年的6%以上，同时工人薪酬中位数与CEO薪水之比从1970年的不到1∶30上升到2000年的1∶500……在这方面，美国并非孤例：英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国民收入占比自1982年以来也翻了一番，从 65 %涨到了13%。 就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以智库为智识先锋队，通过智库创造出让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大行其道的意识形态气候。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大卫·哈维是纽约市立大学（CUNY）研究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国际前沿社会理论家。 止动模型——它相当于是在要求社会保留福特主义/规训机制——在英国或其他新自由主义已经站稳脚跟的国家行不通。在英国，福特主义的崩溃已成定局，随之一同崩溃的还有旧政治的组织中心。在那篇关于政治的论文的结尾，德勒兹思索了反控制的政治可能采取的新形式：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将涉及工会的无能：它们习惯了反规训的或者封闭空间内的斗争，囿于这整个斗争史，能否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还是说，它们将让位于抵抗控制社会之新形式？我们能否把握，能够对营销的快乐构成威胁的未来抵抗形式的轮廓？许多年轻人奇怪地吹嘘自己“有进取心”，他们重新要求学徒制和没完没了的培训。就像他们的长辈发现规训的目的——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他们也得靠自己去发现他们正在被诱导着为什么目的服务。 必须找出一条跳出积极进取与消极怠工之二元对立的出路，对控制程序的不认同，才可能表现为颓丧的冷漠之外的别的什么。一种策略是改变政治地形——摆脱工会传统上对工资的关注，转而聚焦于后福特主义特有的不满的各种形式。在进一步分析这点之前，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什么。 在匪帮说唱和艾尔罗伊那里，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以一种对无情掠夺的资本的超级认同的形式出现，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并没有预先排除某种反资本主义。毕竟，就像齐泽克挑衅地指出的那样，反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广泛流传。一次又一次地，好莱坞电影中的反派被证实是“邪恶的公司”。与削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相反，实际上，这个姿态上的反资本主义反而强化了它。 以迪士尼/皮克斯的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为例。电影展示了一个被掠夺一空以至于不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球。毫无疑问，消费资本主义和公司——或更确切地说，一家特大公司，BNL(Buy N Large)——要为此掠夺负责；而在终于看到在地外流亡的人类时，我们发现，他们如婴儿般痴肥，通过屏幕界面互动，坐在大型电动椅上，从杯子里喝着不知道是什么的污水。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种和让·鲍德里亚理解的类似的控制与交流观：征服不再以让人从属某个外部景观的形式出现，相反，它邀请我们互动参与。看起来，电影观众本身就是这个讽刺的对象，这也使得一些右翼评论者做出厌恶的反应，谴责迪士尼/皮克斯攻击自己的受众。但这种反讽与其说挑战了，不如说滋养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像《机器人总动员》那样的电影是罗伯特·法勒(Robert Pfaller)所说的“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的一个例子：电影为我们表演了我们的反资本主义，使我们能够继续泰然自若地消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以宣传的方式明确地为某个东西正名，而是隐藏这一事实，即资本的运作不依赖任何主观的信念。不搞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但资本主义不需要有人来为它正名就可以完美地运行，在某些方面还会运行得更好。在这里，齐泽克的忠告依然很有价值。“如果我们依然秉持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假象位于知识之中的话”，他说： 那么看起来，今天的社会必然是后意识形态的了：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犬儒主义，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真理，他们不把意识形态命题当回事。然而，在基本的层面上，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掩饰真实事态的假象，而是一种构成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的（无意识的）幻想。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当然离后意识形态社会还很远。犬儒地保持距离只是一种方式……是使我们对意识形态幻想的结构性力量视而不见的方式，它令我们一叶障目：即便我们不把它们当回事，即便我们保持反讽的距离，我们还是在做那些 事情。 齐泽克坚持，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在于，过度重视内在主观态度上的信念，而忽视了我们在行为中展示和外化的信念。 只要我们（在心里）相信资本主义不好，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参与资本主义的交换了。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资本主义通常仰赖的，就是这个否认的结构。我们相信金钱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无意义的价值符号，但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得它好像有神圣的价值。而且，这种行为恰恰取决于先前的否认——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自己的行动中把金钱拜为神物，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头脑里对金钱保持了一个反讽的距离。 如果公司的反资本主义和真正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有区别，那它也就不重要了。然而，看起来，甚至在其势头被“9·11”对世贸中心的袭击阻滞之前，所谓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就已经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做出了太多的让步。由于它不能提出一个自洽的政治经济模型来替代资本主义，于是人们也就有了这样的怀疑，认为它的实际目标不是取代资本主义，而是缓解后者最严重的过度；又因为它的活动形式往往不是成立政治组织，而是举行抗议活动，故而也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让人觉得反资本主义运动就是提出一系列歇斯底里的要求，而它也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来说，抗议形成了一种狂欢节式的背景噪音。反资本主义抗议和现场八方(Live 8)[1] 那样的超级公司活动极为相似，后者离谱地要求政客立法消除贫困。 现场八方是一场奇怪的抗议；一场所有人都会同意的抗议：谁会真的想要贫困呢？这倒不是说，现场八方是一种“退化”形式的抗议。相反，在这场活动中，抗议的逻辑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展露无遗。20世纪60年代的抗议冲动假定了一个恶毒的父亲，他预示着一个（据说）残忍专横地剥夺了整体享受之“权利”的现实原则。这位父亲能动用无限资源，他却自私——且愚蠢——地把资源都囤积起来。资本主义并不需要这位父亲的形象，但抗议本身需要；而当前全球精英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避免被当作那个囤积资源的父亲，哪怕他们给年轻人强加的“现实”在实质上比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抗议的状况更苛刻。 当然了，组织现场八方活动的，也的确是以理查德·柯蒂斯和波诺等艺人的形象现身的全球精英。 夺回真正的政治能动性意味着，首先要接受在欲望的层面上，我们已经嵌入了资本这台无情的绞肉机。通过把恶和无知贱斥(abjection)到幻想的他者头上，被否认的，是我们在全球压迫网络中的共谋。需要同时牢记以下两点，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级抽象的非个人结构，以及没有我们的合作，它就什么也不是。对资本最哥特式的描述也是最准确的。资本是抽象的寄生虫，是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和丧尸制造者；我们鲜活的肉体被它转化为死的劳动力，我们是它制造的丧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精英确实是我们的仆人；他们向我们提供的可悲服务是清洗我们的性欲，讨好地为我们再现我们的被否认的欲望，就好像它们与我们无关一样。 自1985年最初的拯救生命(Live Aid)音乐会起，这种意识形态勒索就已经出现了。它坚持，无须任何政治方案或系统重组，“有爱心的个体”就可以直接结束饥荒。我们被告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必须以道义的紧迫性的名义悬置政治。波诺的红色产品计划(Product Red)[2] 甚至想要摆脱慈善中介。波诺宣称：“慈善像是嬉皮士音乐，手牵手。红这个品牌更像是朋克摇滚、嘻哈，这应该给人硬商业的感觉。”要点不在于提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相反，红色产品计划的“朋克摇滚”或“嘻哈”属性就在于它“务实地”接受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不，目标只是确保特定交易的一些收益用于好的事业。人们幻想着，西方的消费主义与系统性的全球平等没有本质关联，它本身就能解决那些不平等。我们要做的是，买对的产品。
注释
[1] 20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天灾人祸，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无数人挣扎在死亡边缘。1985年7月13日，由英国歌手吉尔道夫发起，世界上最知名的一百多位摇滚明星和乐队成员聚在一起，为拯救濒于死亡的非洲灾民，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和费城约翰·肯尼迪体育场分别举行了盛大的义演活动——Live 8。这场演出，被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20世纪最后的神迹”。——编者注
[2] 一个注册的公益项目品牌。由著名乐队U2主唱波诺和关怀非洲的慈善团体DATA主席鲍比·施莱弗于2006年共同发起成立，以“无艾滋病世代”为目标。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品牌推广，也不为任何一个企业所有，参与红色产品计划的企业只能根据授权，进行贴牌生产并销售红色产品。产品利润的一部分将捐给旨在帮助非洲防治艾滋病的全球基金。——编者注